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 |
楊民 |
這麽大的經濟總量，這麽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這在世界現代史上是罕見的，公認為“中國奇跡”。這一奇跡和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生死攸關。創造中國奇跡的秘訣不在於與世界求異，而在於與世界求同； 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價值，要害在於它否定了改革開放的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對普世價值的貢獻  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邀請訪問美國（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
創造中國奇跡的秘訣不在於與世界求異，而在於與世界求同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中國奇跡”得益於中國走了一條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的道路，在於“不照搬”，在於“中國特色”。有些國外投資者和投機者還“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上述說法也並非全無道理，從特殊性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不一樣的，這就注定中國現代化建設必然帶有中國特色。況且有些中國特色東西確實是中國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舉國體製等等。但是，光有這些“特色”，這些“不一樣”、“不照搬”是不夠的，因為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堅持黨的領導，一直是舉國體製。如果隻靠這些“中國特色”，這些與其他國家的“不同”，就能創造“中國奇跡”，中國經濟就不至於在改革開放前到了崩潰的邊緣，就不會出現大躍進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可見，我們尋找“中國奇跡”的秘密，不僅要從中國與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從中國現在與過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難發現，真正創造“中國奇跡”的，恰恰是開放改革，是引進了市場經濟、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30年來，我們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與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踐密不可分。當然，你也可以說，“改革開放”也是“中國特色”，那這種特色是什麽呢？這種特色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發達國家的人類文明。因此，“中國崛起”實際上是通過“一樣”的東西得來的，是“拿來主義”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在中國的開花結果。 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在於引進了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其要義就是給予人民經濟自由 回顧這30年，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從開放開始，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從經濟到社會，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參照了先進國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國的一場大災難。但否定了文革又該向何處去呢？世紀偉人鄧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徑：對外開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出訪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個觀察團，探求發達國家快速發展的秘密。很快，全黨形成了共識：西方國家比我們發達，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文明，閉關鎖國死路一條，中國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把國門打開，也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與國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價值觀上封閉對抗的壁壘，轉而以平等理性的視角、包容學習的心態去對待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進了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就明確地指出：“說市場經濟隻限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這些話表達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那就是市場經濟具有普世價值。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又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後，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至此，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水落石出。 雖然意識形態上關於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論一直不斷，但實踐中，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堅定不移地展開了。 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自由。享有“經濟學良心”美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的經驗資料基礎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發展就是擴展自由；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進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詳見阿馬蒂亞·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譯本《以自由看待發展》，實應譯為《發展就是自由》）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森氏理論最好的注解。 在計劃經濟年代，管製是我們唯一的“法寶”，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正可謂“管天管地管空氣，管吃管拉管思想”，什麽都要管、什麽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說了，八億人民隻有一個腦袋，還要“早請示，晚匯報”，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都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經濟上也一樣，不要說工廠生產什麽要上邊說了算，就是農民地裏種什麽自己也做不了主。還胡說什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樣的管製下，人們哪有什麽生產的積極性，餓死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改革開放之初絕大多數國人還不懂什麽市場經濟，但放鬆管製，逐步擴大農民和企業生產的自由，成了人們自覺的選擇。於是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初最經常出現的詞就是“放權”，“讓利”，“鬆綁”，“搞活”。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場”的內容嗎？ 以廣東為例。上世紀90年代以前，廣東改革發展之所以能獨具風騷，引領全國，關鍵就在於市場化改革領先一步，自由領先一步。用20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話說就是：“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廣東是全國最早開始市場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開放初，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走一步”，這是全國其他地方所沒有的。中央給廣東“放權”，廣東又通過“三個更加”，向地方放權，向企業放權，向社會放權，從而使得廣東的體製在較長時期內較其他省市更為靈活自由。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把廣東這塊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變成了一個相對更為自由的經濟體，於是資本來了，人才來了，被扼殺的創造活力湧現了。自然，發展也就起來了。對此，鄧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這裏鄧小平點出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秘訣”，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嗎？ 反觀全國的改革開放，哪裏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裏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創造財富。改革開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產到戶”，給農民生產的自主權，並向全國推廣，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給了人們經商的自主和自由，於是有了萬元戶，有了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1992年以後，政府給了資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於是那些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以及劉永好、任正非們，紛紛茁壯成長，成為巨人。新舊世紀之交，當政府還不知互聯網為何物時，這一最開始被政府“遺忘”的角落，自生自發地孕育出了新浪、阿裏巴巴等世界級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對網絡嚴格“規範”、“關愛有加”，那麽新浪、阿裏巴巴可能早就被“規範”掉了，或者被國有資本死死地綁起來了。讓自己國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資的自由，發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場上犯錯的自由，這才是發展的要訣。正是自由這一普世價值，創造了“中國奇跡”，造就了當代的中國企業家，而中國的企業家能否進一步走向世界，中國能否進一步發展，很大程度又取決於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當然，自由並不是可以毫無約束為所欲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當下的中國，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給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麽人世奇跡都會創造出來！ 這裏還可以做一個比較。有些人經常拿印度和中國作比較，證明資本主義不如社會主義，證明普世價值如何不靈。真的是這樣嗎？中國和印度確實不一樣，不一樣在哪裏？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政治上是社會主義，經濟上是曾經被認為姓“資”的市場經濟。而印度恰恰相反，他們長期在政治上是“資本主義”（在反普世價值的人眼裏，民主政治姓“資”），經濟上卻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二戰”以後，印度的領袖出於反帝國主義，連帶反起了市場化，他們和當時的我們一樣，“愛”上了蘇式的中央計劃經濟，也有一係列的五年計劃，有相當嚴格的經濟管製。直到1991年，他們才同計劃經濟“離婚”。而我們比他們早“離”了10多年，正是這一“早離”，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當然，和計劃經濟“離婚”後，印度馬上和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結了“婚”，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從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經濟增長。由此看來，印度經濟一度落後於中國，不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別，而在於是否融入普世價值之別。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正視。1989年，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列出了“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內容，它們是：有紀律的財政、減少純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擴大稅基並降低邊際稅率、利率自由化、有競爭力的匯率、貿易自由化及外資投資自由化、私有化、放鬆政府管製、保護產權。盡管人們對華盛頓共識存在各種爭論，但可以看到，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之路，雖然在具體路徑上不是嚴格依此共識，但在目標上很多方麵不正是朝著它們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嗎？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證明以自由和市場為核心指向的“華盛頓共識”雖非萬能，卻也並非不能。 目前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的錯誤，而在於與經濟體製相配套的政治體製改革的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麵，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真正落實 今天的中國，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跡，社會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存在嚴重的問題：環境汙染、資源枯竭、腐敗泛濫、信仰危機、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社會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話就是：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的時代。總之，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許多人都在思考，這個時代的問題出在哪裏，未來的路徑又在哪裏？細觀可知，當下中國，非痛於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而痛於市場化之不足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製改革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麵，痛於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能真正落實。對此，眾多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全麵而深刻的論述，此不贅述，僅以現實和曆史兩個事例作比照，以為警醒。 以現實比照，中國改革勿要成為中國足球。中國足球改革是中國整體改革的標本。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體育最早向國外學習，進行市場化、職業化改革的領域，卻不無諷刺地成為了全民“娛樂”的對象。有人據此說，這都是市場化惹的禍。真的是這樣嗎？了解中國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就已經停止了，近年來更是在狹隘既得利益的主導下，大踏步後退了。中國足球並不是市場足球、職業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績足球；足球領域不是市場說了算，不是俱樂部、球員、球迷這一足球的主體說了算，而是政府說了算，政府官員說了算。也就是說，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實際上是半截子市場化、職業化，或者說是偽市場化、偽職業化。於是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的足球和某些領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開始，通過市場化改革，俱樂部產生了，足球市場活了，球員富了，足協也富了。但後來人們發現，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意誌無處不在，行政主管部門的權力蠻橫和居高臨下無處不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無處不在，於是有了聯賽的混亂，有了假球黑哨的橫行，有了各種亂象的頻出；足球場沒有成為運動場、市場，反而成了權力和金錢的角鬥場。於是，當我們用偽市場化、偽職業化的足球去和國外真正市場化、職業化的足球對抗時，輸得是何其慘。 再反思一下某些領域的改革，不也是這樣一種處境嗎？我們通過市場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來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來了。但是我們發現，某些領域的市場化，和足球一樣，也是一種缺乏法治、民主、人權的半截子的市場化。以改革起，以市場興，以沉淪落，這是中國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驚醒的是，當資本與權力的調情期和蜜月期過後，麵對惡劣而無奈的市場環境，在足球領域，資本一方接連上演了“逼宮”、“造反”、“革命”等“義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領域的權力坐擁者不勇於以球為鑒，不勇於放下權力的傲慢，不勇於自我革命、還權於民，而是任由市場“偽”向更深處，任由權力肆虐，乃至重拾計劃體製和集權體製的大棒，誰又能保證不會有更多領域的資本走向與權力決裂的道路呢？ 以曆史比照，改革開放勿要成為又一個“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敗於全麵向西方學習的“明治維新”，其事實幾為人所共知，其教訓多有評述。不過，如果洋務運動不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停止，也許我們能讀到這樣的“高論”：洋務自強，同治中興，盛世中華，風光獨好——1860年代以後，大清經濟持續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鐵廠、煤礦、鐵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繼建成，江南製造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以及學堂、新軍蓬勃發展，尤其是以北洋海軍為代表的現代國防，實力亞洲第一，世界前列；這些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了“中華特色”封建製度的無比優越，充分證明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大清模式”的無比正確。然而，甲午一戰，貌似強大的大清海軍全軍覆沒。自此之後，大清軍隊屢戰屢敗，直至帝國滅亡，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並非船不堅、炮不利、士卒無決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國早已千瘡百孔、腐敗叢生的體製。縱有像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這樣的所謂中興之臣，也是獨木難支，難挽大廈於既倒。由此可見，一時之興不等於長久之興，製度才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比照當下，如果我們沒有長遠的曆史眼光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不繼續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勇於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閉，以中國特色之名，行抵人類文明之實，孤芳自賞，拿著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誰又能保證不出現“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悲劇呢？ 曆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上層建築保證。當下的中國，在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係的同時，必須加快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應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經過30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基礎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政治體製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那一套，這樣必然導致今天這種畸形的權貴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真正的市場經濟就無法建立起來，社會就談不上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已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正如小平同誌指出的那樣：“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專製曆史的國家建立一個現代民主的政治體製並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們等待了。 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價值，要害在於它否定了改革開放的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對普世價值的貢獻 推進改革開放，深化政治體製改革，也需要像經濟體製改革那樣，吸收、借鑒民主、法治、人權等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參照係是世界的，隻有承認中國之外還存在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製度文明，改革開放才有合理性、正當性、合法性。否則，我們何必對外開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論調，那就是否定“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普適價值、共同價值、普遍價值大體上是同義的）。在這些人眼裏，民主、自由、人權，甚至市場經濟，都是有階級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麽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都是資本主義辯護士用來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價值觀及社會製度的一種策略”。看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還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全然不顧當今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時代，全然不顧當今世界處於和平和發展的時期，全然不顧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的現實，全然不顧當下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 我們並不否認，市場經濟、自由、民主、人權的概念誕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確實不是中國的特產，但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價值。例如市場經濟，不管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隻要是市場經濟，必然是大同小異，形式和枝節上可能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靠市場配置資源。否則，小同大異，對市場經濟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計劃經濟都說成是市場經濟，那不亂了套，那還有什麽意義？ 我們並不否認，出自利益、偏見或敵意，西方確實有些敵對勢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來說事，來宣傳他們的價值觀，對此，我們確實要清醒。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畢竟都是人類，這就決定了我們總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會發展規律；人權理念、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根源於此。我們不應忘記“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時代，那種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維，那種“凡是敵人讚成的我們都要反對”的觀念明顯是不合時宜了。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們也不否認，世界上確實沒有人人都認同的價值觀，但這並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絕大多數人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普世價值，例如《世界人權宣言》，就是不同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開會達成的共識，也是世界和平、社會和諧的思想基礎。普世價值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特殊包含普遍、個性包含共性、個別包含一般，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基本的常識。用個性否定共性，用個別否定一般，用具體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點辯證唯物主義的影子。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就可以得出“白馬非馬”、“司馬北不是人”的荒唐結論。其實，這些人並非無知，隻是別有用心而已，他們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 我們還認為，目前世界上出現的一些現象乃至亂象確實影響到了人們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看法，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諸如，其一，不能把發展經濟當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灣經濟的惡化證明民主之過。實際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其次是自我糾錯，而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一定時期，民主與經濟績效沒有必然聯係，經濟增長自有其變量，不能認為經濟落後、放緩、惡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製度的“錯”。如我們不能因香港回歸後經濟一度不如從前，就怪罪於“一國兩製”。從長遠看，民主自由對於經濟繁榮、政治清廉、社會穩定，起著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過程中的“亂”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國“民主”的混亂證明民主在亞洲應該緩行。實際上，泰國並不是一個已經“民主”了的國家，其王室、軍隊、文官三權共治的局麵幾十年未有徹底改觀，尤其是軍人幹政的頑疾未除，因而是一個“準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國家。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隨著混亂、動蕩，但不民主的代價更大。其三，不能張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惡”當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惡”。有人以美國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侵略他國、幹涉他國內政的錯誤行徑，證明民主自由的“惡劣”。依此邏輯，是否因為法西斯國家用坦克大炮屠殺世界人民，正義的人們就要拒絕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長矛去鬥爭呢？其四，不能“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有的人眼裏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絲不足，一旦實行民主自由的地區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認為民主自由“不過爾爾”。實際上，民主不是最好的製度，但卻是最不壞的製度。麵對民主自由的“出錯”，我們不是要汙蔑它、拒絕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認識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導致的危險，從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中國共產黨承認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周恩來等撰寫的一係列關於自由、民主、和平、人權的宏文至今依然散發著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國共產黨也因此贏得了民心，推翻了專製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國政府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表明了我們認同了國際上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普世價值。2003年，胡錦濤訪問澳大利亞時指出：“民主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這一勝利，挽救了人類文明，避免了曆史倒退，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價值。”2008年5月，胡錦濤訪日的“暖春之旅”結束的時候，中日發表“關於全麵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聲明說：“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這個聲明可不是一般的聲明，而是國策聲明。去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更為詳細具體地強調：“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十七大報告也采納了很多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包括市場經濟、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權，過去這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都納入到社會主義價值體係中去了。等等論述，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宣示，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經驗的一種總結。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一個吸取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過程，一個融入普世價值的過程。 應該強調的是，中華民族、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也向人類的普世價值做出了重要貢獻。過去，我們常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不是普世價值又是什麽？馬克思主義倡導的自由、公平、正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改革開放”，“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等等，都具有普適性，都是普世價值；中華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價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宣傳弘揚這些普世價值，因為普世價值是所有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因而必然是社會主義價值體係的基石；拋棄了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價值體係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責任編輯 吳 思）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經濟，3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9.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比1978年增長40倍和30倍，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這麽大的經濟總量，這麽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這在世界現代史上是罕見的，公認為“中國奇跡”。這一奇跡和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生死攸關。 |
| 來源：炎黃春秋 來源日期：2008-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