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把東方介紹給西方——《馬可波羅遊記》的學術和文化價值 文/張西平 來源：文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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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對元蒙帝國做了前所未有的詳盡介紹。
在馬可波羅時代對元蒙帝國介紹最詳細的是鄂多立克的遊記，但如果將《馬可波羅遊記》的遊記和他的遊記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鄂多立克的遊記都無法和《馬可波羅遊記》相比。如對大都城及大汗的介紹，鄂多立克僅用了五頁紙，而馬可用了十四章，四十三頁。從下麵幾個方麵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元代的詳細記載。
元代的政治鬥爭
元代是有兩次重大的內部政治鬥爭，一次是乃顏的叛亂，一次是阿合馬事件。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對這兩次事件都做了較為詳細的報道。他描繪了平叛乃顏的戰鬥及將乃顏處死的過程，而他所講的阿合馬事件和《元史》的記載基本相符。2[2、參閱《元史》卷158許衡傳。]
元代的軍事體製
在成吉思汗時代就確定了蒙古的軍事製度“千戶製”，如馬可所說，“他們每十名士兵設一名十戶，百名設百戶，千名設千戶，萬名設萬戶。”這一軍事製度保證了蒙古軍隊的向外擴張。
元代的政治製度
行省製，驛站製和漕運製是元代政治製度的主要內容，馬可在遊記中對這三種製度都做了詳細的介紹。《馬可波羅遊記》明確指出當時元朝共有十二個行中書省，“全國有驛站一萬多個，有驛馬二十多萬匹，有陳設豪華的驛站係統宮殿一萬多座。”他對瓜洲在元朝漕運係統中的地位給於了明確的說明“朝廷中必須之穀，乃自此地用船由川湖運輸，不由大海。”馬可對元朝時的驛傳製度極為讚歎，認為“大汗的這一切事物的管理方麵，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為出類拔萃。”而這點並不是誇張，因元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它當時建立世界上最早，最完備的“站赤”製度。
元朝的經濟
《馬可波羅遊記》中專有一章介紹了元朝的的紙幣，紙幣成為元代人們經濟生活中的必須，“凡州郡國土及君主所轄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雖高，不敢拒絕使用，蓋拒用者罪之死也。”根據《元史·食貨誌》記載，公元1260年元朝開始發行紙幣，有以文計算和以貫計算的兩大類近十種不同麵值的紙幣。
元大都及大汗的生活
在講到汗廷的宮殿時，他說：
君等應知此宮之大，向所未見。宮上無樓，建於平地。唯台基高出地麵十掌。宮頂甚高，宮牆及房壁塗滿金銀，並繪龍、獸、鳥、騎士形象及其他數物於其上。屋頂之天花板，亦除金銀及繪畫外別無他物。
大殿寬廣，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餘，房屋之多，可謂奇觀。此宮壯麗富贍，世人布置之良，誠無逾於此者。頂上之瓦，皆紅黃綠藍及其他諸色。上塗以釉，光澤燦爛，猶如水晶，致使遠處亦見此宮光輝。
馬可對大汗每年的節日慶典的介紹非常具體，不是親身參加者，不可能如此記述。研究遊記的專家沙海昂認為馬可的記述“與當時中國著述所記相符”。甚至連大汗的私生活他也了如指掌，僅此，便可知他對宮廷了解之深入。
元朝的民眾的生活
不僅是皇宮，對當時大都的貧民生活介紹的也很細致，如不許在城內殯葬，所有死人都要運到城外安葬；妓女隻住在城外，妓女竟有二萬人之多；大都的經濟生活也十分活躍，“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
到目前為止，《馬可波羅遊記》是外文文獻中對元蒙帝國記載最為詳盡的曆史文獻，雖然，有不少地方有誇大之詞，記載有不實之處，但他的絕大多數的記載都可在中國曆史文獻中得到證實。遊記不僅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研究元蒙史的一手文獻，也為當時的歐洲展現了蒙古帝國的真實畫卷。
第二、對整個中國及周邊國家做了較為全麵的報道。
對中國眾多城市的介紹
馬可在中國居住了十七年，足跡幾乎踏遍中國，他到過：哈密州、肅州、甘州城、諑州、太原、關中、成都、建州、雲南麗江府、金齒州、敘州、新州、臨州、淮安、高郵、泰州、揚州、瓜州、鎮江、蘇州、福州、泉州等地，這樣他對中國的報道在內容上已經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時空，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文明和文化的一種報道，這種廣度是同時代人所沒有的，如鄂多立克也曾介紹了中國江南的富人的生活，但十分有限，根本無法和馬可波羅相比。他講到西安城時說：“城甚壯麗，為京兆府國之都會。昔為一國，甚富強，有大王數人，富而英武。”在講到杭州南宋的宮殿時，他說這“是為世界最大之宮，周圍廣有十哩，環以具有雉堞之高牆，內有世界最美麗而最堪娛樂之園囿，世界良果充滿其中，並有噴泉及湖沼，湖中充滿魚類。中央有最壯麗之宮室，計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會食。全飾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無他色，燦爛華麗至堪娛目。”
對中國宗教信仰的介紹
作為基督徒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始終比較關注，他對在蒙古帝國還大量存在的景教徒的活動和事跡十分關心。他記載在可失哈爾昔，在欣斤塔刺思州，在沙州，在天德都有景教徒的存在，特別是對鎮江的基督教的記載十分詳細和具體。對馬可的這些記載不能都將其看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解讀，雖然他有這樣的傾向，他的記載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還是提供了重要的曆史事實。無論是法國的伯希和還是中國的陳垣，他們在研究元代的基督教時都將《馬可波羅遊記》作為基本的材料加以利用和辨析。
此外，他還介紹了中國的回教的情況。當然，作為一個商人，他關心的是他所熟悉的教派和物質性生活，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麽沒有講到儒家。
對中國科學技術的介紹
在介紹中國的物質生活時，馬可無意中介紹了許多中國生活中的細節，而正是這些細節，使我們看到當時中國的科技成果。一位西方的自然科學家從《馬可波羅遊記》中摘錄了當時中國的科技成果。
對中國風俗文化的介紹
作為一個商人，他對中國的民俗十分感興趣。他說韃靼人用十二生肖記年，顯然，這實際上說的漢人的一種風俗；還提到利用屬相來算命，這種風俗在中國早有之；在遊記中多次提到漢人的喪葬禮俗，“人死焚其屍。若有死者，其親友服大喪，衣麻，攜數種樂器性於屍後，在偶象前做喪歌，乃至焚屍之所，取紙製之馬匹甲胄金錦等物並共焚之。”在遊記中他還多次介紹中國各地的飲食，從蒙古的馬乳，駱駝奶，到南方的米甜酒，藥酒，葡萄酒各類飲料他都提到；他既參加過宮廷的國宴，也參加過在民間的“船宴”，上至王宮貴族的飲食，下到民間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都做了描寫。他的這些描寫都已經突破了元代的時空，展現了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當然，在他讚揚中國人的孝道時，他“從未提及孔子、老子、莊子、孫子、墨子、孟子的名字，甚至也未曾提起朱熹的名字，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對漢語一竅不通，但同時，他對哲學思想又是何等的無動於衷，……”。
《馬可波羅遊記》無疑是西方東方學中最重要的曆史文獻，它是中世紀西方對中國認識的頂峰，西方人在對中國的認識上翻過這座山峰是在四百年後。但它對西方的影響絕不能僅僅從一種知識論的角度來看，還要從西方本身的文化演進來看。因為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是在其文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在本質上，它是西方知識體係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進展中的一個環節。
如果有了這個角度，我們必須使用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學理論。比較文學的形象學是“對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異國形象的研究”。而這種形象的確立並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衝動，它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言說，我們隻有在一種言說者的母體文化的廣闊背景中才能揭示出它所創造出的形象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發現“他者”的形象如何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
馬可波羅的時代正是歐洲文藝複興的前夜，而《馬可波羅遊記》正是在文藝複興中才大放異彩的。意大利是歐洲近代文化的長子，它所倡導的文藝複興在本質上是對世界的發現和對人的發現。《馬可波羅遊記》的傳播和接受，它的影響史正是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社會集體想象物”。我們從以下三個方麵說明這一點。
首先，《馬可波羅遊記》拓寬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念。
在中世紀時“意大利人已經擺脫了在歐洲其他地方阻礙發展的許多束縛，達到了高度的個人發展，並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於是他們的思想就轉向外部世界的發現，並表達之語言和形式中”。當時關於東方的遊記基本上都是意大利人所寫的，馬可波羅這個威尼斯的富商的東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陸的最東端，它遙遠而又神秘。這樣歐洲的時空就大大擴展了，大汗的宮廷，行在的湖水，揚州的石橋都進入了他們的想象之中。歐洲以往那種地中海的世界觀念就被突破，羅馬再不是世界的中心。它“打碎了歐洲便是世界的神話，把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呈現在歐洲人麵前，令他們無比驚奇，以致不敢相信”。在十四世紀“歐洲某些思想活躍的人開始按這位威尼斯旅行家提供的知識塑造其世界觀；早在地理大發現以前，歐洲從前以歐洲和地中海為界的視域展寬了，它包容了世界上大片新的地區。1375年的加泰羅尼亞的世界地圖就是馬可·波羅的地理學的一個體現，它擺脫了中世紀地圖學的幻象，構成了歐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裏程碑”。
其次，《馬可波羅遊記》激發了歐洲的世俗觀念。
文藝複興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這種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時也就是構成它偉大的一種條件，那就是極端個人主義”。對世俗生活的渴望，對財富的迷戀，對愛情的追求，這種愛情大部分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而《馬可波羅遊記》滿足了意大利人所有這些衝動，大汗有數不盡的金銀財寶，契旦的每座城市都遠比威尼斯富饒。東方的女人美麗動人，奇異的風俗可以使你在契旦永遠享受少女的歡樂。“契旦的出現了，它立即就成了西方文化表現被壓抑的社會無意識的一種象征或符號。他們不厭其煩地描繪契旦的財富。無外乎是在這種表現中置換地實現自己文化中被壓抑的潛意識欲望。表麵上看他們在談論一個異在的民族與土地，實質上他們是在談論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望世界。中世紀晚期出現的契旦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種解放力量……”。《馬可波羅遊記》成為一種意大利所夢幻新生活的象征，成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國。
最後，《馬可波羅遊記》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發現。
全球化的序幕開啟於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第一個駕著三桅帆船駛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倫布。而這位意大利的水師提督正是《馬可波羅遊記》的最熱心讀者，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塞爾維市的哥倫布圖書館還存放著他當年所讀過的《馬可波羅遊記》。他對契旦的向往使他和對契旦財富渴望的西班牙國王一拍即合，帶著西班牙國王卡斯蒂利斯（Castilian）的致大汗書，帶著《馬可波羅遊記》給他的夢想，他將出航去尋找契旦，尋找那香料堆積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其實，當時迷戀著契旦的絕不僅僅是哥倫布，意大利的地理學家托斯加內裏（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也是一位著迷契旦的人。他自己畫了一張海圖，認為從裏斯本出發越過二千五百五十海裏就可以到達刺桐港。他在給哥倫布的信中詳細描繪了富饒的契旦，他說：“蓋諸地商賈，販運貨物之巨，雖合世界之數，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在胡椒至刺桐。其載運別種香料之船舶，尚未計及也。其國人口殷庶，富厚無比。邦國、省區、城邑之多不可以數計。皆臣屬大汗（Great Kan），拉丁語大皇帝也。都城在契旦省”。哥倫布在漫漫的航海途中，麵對重重困難，但他堅信托斯加內裏的判斷，可以說《馬可波羅遊記》成為他戰勝全部苦難的動力。當大西洋上的海風把他的船隊吹到美洲的小島時，他還認為自己發現的契旦，他要“去行在城，把陛下的親筆信件交給大可汗，向他索取回信帶給國王陛下”。
實際上哥倫布至死仍堅信他所發現的國家就是亞洲的東海岸，就是契旦。“這種信念在哥倫布死後二十餘年仍未銷聲匿跡”。3[3、［英］H. 裕爾撰，［法］H. 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東域記程錄叢》第143頁，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甚至在後一個世紀中，當中國已經確定是契旦後，仍有西方的航海家們不死心，如英國的許多探險家，他們仍然將契旦作為尋找的目標。《馬可波羅遊記》對西方人的影響真是太大了。正如拉雷在《英國十六世紀航海史》一書所說：“探尋契旦確是冒險家這首長詩的主旨，是數百年航海業的意誌，靈魂。”
1603年耶穌會士鄂本篤第一次證實了“契旦”就是“中國”。死後他的墓誌銘是“探尋契旦卻發現了天堂”。對哥倫布來說是“尋找契旦卻發現了美洲”，實際上發現了新世界。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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