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階段(1860—1894年)，傳教士在西方經濟學說和理論的傳播過程中起著主體作用。他們通過譯著書刊、興辦學堂、開設經濟學課程教育，將一些資產階級的近代經濟理論傳播到中國，衝擊著“重農抑商”、“貴義賤利”的傳統封建經濟理念，促進了中國經濟思想的早期近代化。20世紀初，隨著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傳教士喪失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群體構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化開始進入到後期並最終形成的階段。
[關鍵詞]傳教士；晚清；經濟思想；早期近代化
[中圖分類號]K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22x(2008)02-0092-07
[收稿日期]2008-02-11
西方傳教士來華的過程，就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16世紀40年代(即明末清初)，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的天主教開始進入中國。文化傳教和知識傳教“激發和推動了‘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高潮，”①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對中西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刻的曆史影響。以利瑪竇為主的耶穌會傳教士，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傳播了大量的西方科學知識，大大拓寬了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眼界，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因而這一時期的“西學東漸”運動，是“中西文化大規模碰撞與融合的一場序幕和預演，外來的文化與宗教切人了中國文化係統”。②
但是在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穌會士向中國傳入的西方文化知識多限於自然科學，如算術、天文曆法、地理等，而對西方的人文科學，尤其是西方社會經濟思想方麵的介紹與傳播甚是缺少，“於當時後世經濟思想影響尚小。”③造成這種傳播知識麵差異的原因，依筆者看來，主要是傳教士為了傳教的方便。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不是向中國人傳播最新的知識，而在於用它來敲開中國士大夫的靈魂，以傳播天主教的福音”。④考慮到兩種不同文化間差異性所帶來的不便，在當時中國較為封閉的世界認知環境中，傳教士傳播一些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不相衝突、讓中國士人感到好奇的自然科學，更易於得到中國人的認同和交流。傳教士們以“介紹數學、地理、天文曆法等方麵的知識以引起人們的好奇，然後取得機會結交朋友，轉而論證天主教教義，引人入教”。⑤
到18世紀初，由於“禮儀之爭”，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清政府開始實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和對外交往的“閉關”政策，禁止國人私通傳教士、學習西方文化，第一次“西學東漸”運動結束，東西文化交流因此堵塞了一百多年。清政府實行的嚴厲“禁教”政策，使西方傳教士大多轉入地下，通過秘密傳教活動繼續擴大其在華的宗教影響，增強其實力，為以後傳教士大規模地進人中國奠定了必要的宗教基礎。至此，西方在華傳教活動開始進入以英美新教傳教士為主的傳教時期，開始了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大規模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
一、新教傳教士與晚清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先聲
18世紀中期，資本主義製度已在英國得到確立並繼續發展，同時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促使英國經濟開始向近代經濟轉型，英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擴張。為適應海外擴張的需要，英國基督教新教也“掀起了一場全球性的宣教運動，各宗派紛紛組織傳教差會，派遣傳教士向海外進行傳教”。⑥19世紀初，英國新教傳教會開始了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規劃，新教開始了與中國的接觸並逐漸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主體。1807年第一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到達廣州，標誌著新教傳教士活動在中國的開始。⑦第二次“西學東漸”活動由此拉開帷幕。
由於工業革命產生的巨大政治、經濟後果，西方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科技、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方麵產生了一係列的新興思潮，各種各樣的學說和觀點此起彼伏。在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方麵，大量的經濟著作問世，出現了各種經濟學流派，西方近代經濟思想開始興起和發展。1776年，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巨著。該著作總結了曆史上的各種經濟觀點，創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使政治經濟學理論成為了一門獨立的科學，標誌著資產階級近代經濟思想體係開始形成。由於“新教與耶穌會士帶來的天主教有著本質意義上的區別，它不僅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而且本身也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⑧因而在第二次“西學東漸”活動中，新教傳教士不僅為中國傳播了先進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傳播了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人文社會思潮，從更深層次為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內涵。
從1807年到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鑒於當時的中國“禁教”政策，許多新教傳教士活躍在南洋和中國南方沿海一帶，通過創辦報刊、譯著立說傳播宗教，向中國介紹西方文化。在這一時期一些新教傳教士開始向中國零碎的傳播一些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經濟製度。1839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在新加坡出版了《製國之用大略》一書。該書論述了治國的一些根本法則，介紹了西方的民需、貨幣、稅收、教育、財源等經濟政策，是一本簡明的政治經濟學讀物，第一次向中國傳播了不同於以往的經濟知識，開始了西方經濟學說向中國的介入。1840年，郭實臘又出版了《貿易通誌》一書。書中介紹了許多在西方普遍流行的貨幣、紙幣、銀行兌換及保險製度等政策；特別是書中還特意對蒸汽機作了介紹，向中國介紹了當時西方國家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貿易通誌》是鴉片戰爭前介紹西方商業製度和貿易情況最為詳盡的一本書，也是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了解世界的主要的參考資料。後來魏源編撰《海國圖誌》一書對許多國家貿易商業的介紹，也主要來源於此書。
明末以來直到鴉片戰爭前的中西文化交流運動，來華傳教士向中國輸入的西方文化知識雖然多限於自然科學，但亦開始了西方經濟知識與政策的傳播；盡管這些傳播尚是膚淺的、零碎的，並沒有涉及到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一些“內核”，且對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和傳統的經濟思想沒有起到根本的觸動作用。但應當肯定的是，這一階段的來華傳教士為鴉片戰爭後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大規模引入做了重要的鋪墊，其作用堪稱晚清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先聲。
二、新教傳教士與晚清西方經濟思想在華的早期傳播
兩次鴉片戰爭，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大門逐漸被打開，“閉關鎖國”的對外體製越來越趨向於瓦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由沿海的五口通商口岸進一步深入到中國的內地，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深刻的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麵對這“數千年來未有之奇變”，以奕新、曾國藩和李鴻章為首的一些清政府的上層士大夫階層，驚醒地認識到要“製夷”，就必須“師夷”。“自強”成了朝野普遍的呼聲，向西方學習的主張被越來越多有清醒意識的士大夫所接受。近代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場向西方學習以達到“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
當時的中國，已不僅僅滿足於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知識，更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法律、政治、經濟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在經濟領域，以王韜、鄭觀應和薛福成等為代表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了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在他們看來，“中國要富強，必先發展經濟以富國，建立起強國的經濟基礎”。⑨這種對西方文化學習的迫切要求，就必然要求大量通曉西方經濟知識的人才和大量西方經濟著作的傳入。然而自18世紀初期開始的“禁教”與“閉關”政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已中斷一百多年，造成了國內通曉西文人才的短缺。《南京條約》，特別是《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被迫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實行“馳禁”政策，外國傳教士開始大量湧人中國沿海及內地。據有關資料統計，到1860年，基督教傳教士自1844年31人增加到100餘人；到19世紀末，增至1500人，其中英國新教傳教士占50％，美國傳教士占40％。英美新教傳教士已成來華傳教士的主體。⑩新教傳教士的來華，其目的雖主要是傳播宗教，為西方獲取在華政治經濟利益服務，但客觀上也充當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起到了重要的橋頭堡作用，促進了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高潮的到來。中國也迎來了學習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學習西方近代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的過程，就是西方經濟學傳人中國的過程。這個過程具有一個曆史分期性。由於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有初步傳播和廣泛傳播兩個時期，相應的，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化也有兩個時期，即早期的近代化和後期的近代化。從186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前，是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階段，經濟思想的中心是“振興商務”；從1894年至1911年，為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後期並最終形成的階段，經濟思想的中心是“振興實業”。
在西方經濟學的初步傳播過程中，新教傳教士發揮了主體作用，他們“用以西洋政策學術之工具，大抵可分為報紙雜誌及書籍學校三項：報紙雜誌所以記載時事，發揮議論，介紹常識；而書籍所以介紹專門知識，學校直接教育中國也”。⑾當時國人主要通過兩個渠道獲取西方近代經濟知識，一是傳教士的譯著活動，二是學堂開設的經濟學課程。其中對西方經濟學著作的翻譯貫穿了西方經濟思想在華早期傳播的整個過程，起著重要的傳播作用。
(一)西方經濟學著作的翻譯
早期西方經濟學說的傳人，丁韙良、艾約瑟、傅蘭雅及李提摩太等新教傳教士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他們對西方經濟學的譯著，西方的近代經濟理論開始在中國得到引入與傳播。特別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作為向“中國介紹西方經濟理論的第一人”，⑿在其中起了開拓者的作用。
1、丁韙良與《富國策》
丁韙良(1827—1916)，為美國基督教新教長老會派傳教士。1850年他來到中國，開始了其在中國長達60多年的不平凡的傳教經曆。他的傳教經曆幾乎貫穿了整個晚清時代，見證了整個晚清社會的變遷。作為一名傳教士，丁韙良的使命本是傳播基督教，但是劇烈變動的晚清社會使他不可避免的卷入到當時社會變革之中，參與了一係列與其身份不相符的社會活動，成為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一方麵，他積極參與了帝國主義的侵華活動。如1858年作為美國駐華公使的翻譯，他參與起草《天津條約》；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他參與對北京城的搶劫，並主張列強劃分在華勢力範圍、“以華製華”和由美國割據海南島等，以加強奴役中國。在中國人看來，他是一個地道的侵華分子。另一方麵，他多年從事在華的翻譯、教育等實際工作，長期擔任中國著名教育機構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負責人，在晚清的“西學東漸”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6年12月，丁韙良在北京逝世。在一生的傳教活動中，丁韙良留下了大量的文獻著作，其中“英文著作有《花甲記憶》、《北京被圍日記》、《中國的覺醒》和《震旦叢書》等”。⒀中文著作有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部法學著作《萬國公法》、第一部經濟學著作《富國策》。而《富國策》一書作為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經濟理論著作，對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化影響深遠。
1869年，在海關稅務司赫德的大力推薦下，丁韙良辭去美國長老會的教職工作，出任北京同文館的總教習一直到1894年，開始了其在華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正如有些學者指出：“丁韙良在將西學介紹給中國最有作為的時期就是他在同文館工作的30年(1865—1894)，尤其是在他任同文館總教習的25年間(1869—1894)”。⒁在同文館工作期間，丁韙良“翻譯和鑒定的書籍共11種，另著作其它中文著作16種”。⒂同文館開設時，也相應的開設了“富國策”即經濟學的課程。由於該課程是在中國首次開設，沒有現成的教材可用；為了滿足課程的需要，丁韙良與同文館卒業生汪鳳藻共同合作，將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法思德所撰的《政治經濟學提要》澤成中文，以《富國策》作為書名，呈請總理衙門批準後，“於光緒六年(1880)首次出版”。⒃
《政治經濟學提要》是法思德在1876年發表的經濟學著作，是反映當時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一本政治經濟學理論著作，在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譯著時，丁韙良對原著做了一些修改和個人的闡述，將原書四卷改為三卷，卷一論生財，卷二論用財，卷三論交易，“對當時英國經濟學理論所包含的生產、交換、分配等觀點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係統地介紹了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⒄同時，《富國策》還向中國介紹了當時西方國家一些經濟思想家的理論，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衛·李嘉圖的分配理論等。尤其可貴的是，該書還首次向中國介紹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尤其重要。
《富國策》第一次向中國係統介紹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雖然由於翻譯上的問題，該書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它對於打破傳統“重農輕商”、“貴義賤利”的中國封建經濟思想觀念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對以後的維新派影響尤其大。後來梁啟超把它作為商政之書列入《西學書目》中。
2、其它西方經濟學著作的譯刊
受《富國策》的影響，一批其它反映西方經濟理論的經濟學著作也開始在中國傳播。西方的經濟思想開始隨著經濟學著作的譯刊輸入中國，中國的經濟思想便開始了早期的近代化。除《富國策》外，這一時期譯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著作還有以下一些：
(1)《富國養民策》。這是繼《富國策》之後第二本比較重要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它是由英國傳教士艾約瑟將英國經濟學家、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和數量經濟學派的創始者之一傑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入門》一書翻譯而來的，1886年經海關總稅務司署以《富國養民策》的中譯名出版。書中將經濟學譯為“富國養民”。1888年，《富國養民策》亦被編入《西學啟蒙》一書中。
(2)《佐治芻言》。1885年，江南書局編譯館出版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的《佐治芻言》一書。該書譯自英國錢伯斯教育叢書中的《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ance》，係統介紹了西方社會主張自由、平等、以民為本等立國之理和處世之道。其中，第十四至三十一章是經濟學的內容。《佐治芻言》對戊戌變法以前中國政治思想界產生了深刻影響。1896年梁啟超將其列人《西學目錄表》一文中。
(3)《生利分利之別》。李提摩太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浸禮宗來華傳教士。在華期間，他堅持文化傳教的方式，主持廣學會20多年，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並且積極參與了中國的維新變法運動，鼓吹變革，著力影響中國士人與官紳，對晚清一代開啟民智、睜眼看世界有重要影響。1893年，李提摩太寫成《生利分利之別》一文，連載於《萬國公報》。生利是指創造財富，分利是指產品分配；該書是一部討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的經濟學著作，1894年由蔡爾康翻譯並正式出版。
當時一些傳教士還利用自己創辦或參與的報刊雜誌傳播和翻譯了一些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有關的經濟理論，其成果如下表所示：⒅
從1860到1894年期間，雖然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學說在中國的傳播隻是初步的，數量也隻有以上幾種；雖然在西書的傳播過程中，有些傳教士出於侵華的需要，對西方的一些經濟理論作了一定的歪曲述作，但作為當時西學傳人中國的主要渠道，譯書與傳教士的貢獻減如丁韙良所言：“這些書籍就像是一個杠杆，有了這麽一個支點，肯定能撬動某些東西。假如說科學的創造者是鑿了一口自流井的話，那麽翻譯家不就是在安裝輸入灌溉的管道嗎?”⒆顯然，這類譯書對中國士人思想的震動是空前的。正如一些學者指出：“有關西國各書之翻譯，而是時西國傳教士對於西洋政事學術之介紹，於中國士大夫之思想影響尤大。”⒇
(二)教會學校與經濟學課程的設置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開展洋務活動的需要，開始創設了少數幾所與洋務有關、而與中國傳統教育有別的新式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目的是通過這種新式的學堂教學培養一批精通西方知識的人才。近代新式學堂參照西方的學製開設了一些與西方知識相關的近代課程，如法學、醫學等，當然也包括經濟學。同時，新式學堂還聘請了一些西方傳教士如丁韙良、艾約瑟、傅蘭雅等任教習，負責新式學堂的教學。1867年，同文館聘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富國策”(即經濟學)教習，該課程在學生入學的第八年開課。經濟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入學校的課程規劃中。受此影響，其餘的一些近代新式學堂也相繼開設了以“富國策”命名的經濟學課程，直接學習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培養專門的經濟人才。但由於傳統教育體製的根深蒂固、頑固勢力的竭力攻擊嚴重影響著學校教學的正常運行，近代新式學堂從一開始就麵臨極大的阻力。與傳教士開辦的教會學校相比，清政府的這些新式學堂在西學的傳播方麵要遜色許多。
在華傳播基督教的過程中，一些傳教士認為教會學校的教育是傳播宗教的一大有益工具。通過教會學校培養一批中國本土的傳教人才對基督教在華的傳播是大有裨益的，能在思想上達到控製中國的目的。丁韙良就認為“要發展美國基督教在華勢力，必須從教育入手。”[21]伴隨傳教士的東來，一些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得以發展。到1860年後，由於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教會學校的數量開始大量增加並出現了一些知名的教會學校，如上海中西書院、登州文會館等。盡管在教會學校傳教士所授的課程內容大多是與宗教知識相關的，但也有一些內容是西方的先進文化。在一些教會學校，經濟學等西方經濟理論知識的課程也陸續開設。據《文會館誌》所載登州文會館西學正齋課程表可知，在學生入學第六年，學校將開設“富國策”課程，傳授西方的經濟學知識。[22]從培養人才而言，教會學校在培養中國第一批經濟學人才、促進經濟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上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學者評價道：“(教會學校)雖尚多宗教之意味及色彩，然其輸入西學之功，固已甚偉，其促成國人講求富強之績，實亦不可埋沒也。”[23]
三、新教傳教士對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影響
綜觀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第一階段，傳教士與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嬗變有著深刻的關聯。反映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傳教士發揮著一個獨特的群體作用性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現象，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近代早期的“西學東漸”運動，傳教士們在向中國傳播西方先進文化知識中的主體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盡管他們這種活動是在不自覺被動情況下發生的。
傳教士促成中國士人經濟思想觀念轉變，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影響最為直接的一個案例。使流傳兩千餘年的“崇本抑末”、“貴義賤利”的傳統經濟思想開始逐漸瓦解。雖然這時期傳教士向中國傳人的西方經濟學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與洋務有關，是為了洋務運動的需要而傳人的；甚至有些經濟理論，還經過了傳教士刻意的歪曲篡改；但這畢竟是兩千多年來沒有根本性質變化的中國封閉、固定的經濟思想體係第一次受到外來經濟思想有係統的衝擊。從這個層麵而言，傳教士的作用是開拓性的。在對中國經濟思想人才的培養過程中，傳教士在樹立中國青年的“富強”觀方麵也起到了預想不到的作用。在接受傳教士經濟學的課程教授中，青年學生們接觸並認識到了西方各國的富強與中國的衰落。“西方的社會從15世紀以來已經從封建社會逐步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有許多東西是比中國先進，使得一部分有愛國心的青年不能不引起深思考，燃起了富國強民的思想。”[24]從此，以求“富強”為目的的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變革，貫穿了整個晚清時代的經濟發展過程。
以王韜、鄭觀應等為代表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淵源於西方。“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之所以能形成新經濟觀點的重要思想要素。”[25]通過對國內一些傳教士經濟理論譯著的閱讀或自身對西方各國的遊曆，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西方的社會發展有了直觀的了解並形成了自己的個人見解，希望中國也能走上與西方一樣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鑒於中國的貧窮、落後，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使中國富強起來，籍以抵製外國經濟入侵。”[26]因此，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經濟思想上圍繞對外通商，發展民族經濟來展開，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商傾向。”[27]王韜闡述了商富是國富之源的思想，認為中國自強求富，必先要富商，治國也要依靠富商。馬建忠幾乎吸收了西方重商主義的一切主要論點，在《富民說》一書中，他重點闡述了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出口的重商主義思想，認為對外貿易是一國的“求富之本。”薛福成則把發展商品生產看作立國之本。在他看來，對外貿易是“富國要徑，”卻不是國家的“求富之本。”隻有大力發展工業生產，提高商品的質量，才能發展國家的對外貿易。這比起馬建忠的貿易富國論進了一步。鄭觀應則以“商戰”為其經濟思想的核心，提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的口號，以求用經濟的競爭來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並認為要振興國家的商務，就必須發展國家的工業，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對外貿易，用對外貿易的競爭方式作為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的主要手段。可以說，鄭觀應的經濟思想集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之大成。
從186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了解還是表麵的、膚淺的，他們所具有的主要是有關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與工商業的實際知識，有些雖已開始接觸到一點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但也是相當粗淺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主要集中在對重本抑末、閉關自守、反對言利等封建主義經濟和傳統經濟觀念的批判，主張以商立國，振興商務，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雖然其經濟思想體係還不太成熟，但這些經濟思想的提出已說明“中國士人中的先進分子群體已經從觀念上完成了從傳統的‘重農抑商’向近代‘重商主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基本形成。”[28]
四、結語
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和1901年《辛醜條約》的簽訂，造成了中國士人更大的驚醒，全麵向西方學習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學東漸”運動進入了更深的內涵：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器物”，更要全麵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經濟和法製等內容。這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20世紀初，隨著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傳教士逐步喪失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而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的活動中逐步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主體作用。在經濟理論領域，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內涵，並以此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提出經濟改革的主張，促進了經濟思想由“振興商務”向“振興實業”的轉變。另一方麵，日本逐漸成為中國學習西方經濟理論的“橋梁”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中國經濟思想體係步人了近代化的最終形成階段。而傳教士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退出，越來越扮演著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反動者。盡管如此，他們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所起的進步作用和意義卻是無法抹殺的。沒有傳教士對西方經濟理論的初步傳播，就沒有後來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最終形成。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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