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發現以後，很多西方的探險家、傳教士，甚至一些“騎士”都曾在其信件、日記、劄記以及旅行記中對中國有過記載和論述。但對門多薩頗具影響的，首先是葡萄牙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中國誌》（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
克魯斯 1548年從歐洲來到果阿，開始了他的東方傳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訪中國。雖然在廣州一帶他隻盤桓月餘，但他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搜集了西方殖民者寫下的有關中國的一些資料。例如，葡萄牙人加萊奧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於1539至1547年間曾在中國沿海從事走私貿易，後為明廷拘捕並在獄中關押一年。開釋後，他從福州經桂林、梧州出境。在他的書信裏有很多關於中國的資料，克魯斯對此曾加以利用。但《中國誌》最重要的材料卻來自中國的地方誌以及其他著作的譯文，這正是其著述價值之所在。
克魯斯這部著作十之八九論及的是中國問題，這和在他之前諸如費爾納依奧·洛佩斯·德·卡斯坦赫達（Fernao Lopezde Castanheda）、若奧·德·巴洛斯（Joāo de Barros）等僅部分論及中國的著作有著很大不同。在《中國誌》中，他提到中國的長城、茶、用魚鷹捕魚、人工孵雞、印刷術、以及婦女纏足陋習等內容，這些都是馬可·波羅遊記中所未有記載的。（也正因為如此，學術界不斷有人著文，對馬可·波羅中國之行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僅從這一點來看，《中國誌》在內容的廣泛性和真實性方麵較馬可· 波羅遊記又有所前進。在論及中國科學技術水平，尤其是在農業和航海業方麵，他認為是超過了歐洲。同時他對中國人的生活和勞動方式都表示了讚許。遺憾的是，當克魯斯1569年返回葡萄牙時，正逢瘟疫流行，《中國誌》1570年2月出版時，他本人已因染病而亡。人們既處於瘟疫的恐怖侵襲之下，《中國誌》又是用葡萄牙文寫成，在歐洲懂這種文字的人不多，因而該書沒有在當時的歐洲受到應有的重視。門多薩充分認識到該書的價值，在自己的著述中不僅利用了該書的資料，而且在對待中國文化的評價上也頗受克魯斯的啟發和影響。
然而對門多薩幫助最大的應是西班牙奧斯定會修道士馬丁·德·拉達的名著《中國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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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德·拉達1533年7月20日出生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納，早年曾受過完整的教育。他不僅是位具有苦行精神的傳教士，而且是位傑出的科學家。1565年他隨萊古斯比遠征菲律賓，從此他開始把中國的基督教化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1574 年明朝把總王望高追剿“海盜”林鳳至菲島，並與西班牙殖民者達成協議：如西班牙當局將被圍困在邦阿西南的林鳳等捕獲，則應將他們交給明廷處理；而王望高則應允回國時帶領西班牙使節回福建商議傳教及通商事宜。就這樣，西班牙奧斯定會修道士馬丁·德·拉達和赫羅尼莫·馬林帶領兩名士兵米格爾·德·洛爾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羅·薩米恩托（Pedro Sarmiento）於 1575年 6月 12日搭乘王望高的戰艦前往中國。
拉達一行從 1575年 7月 3日至 9日 14日在福建滯留了兩個月零九天。拉達的福建之行，使他有機會對中國進行實地的考察，返回菲島後，就其所聞所見，寫了一部《菲律賓群島奧斯定修道會神甫馬丁·德·拉達與其同伴赫羅尼莫·馬林以及與他們隨行的士兵在中國觀察與體驗到的事物》（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A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 y su companero Fr. Jeronimo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英文譯本將書名簡化為 The Relation of Fr.Martin de Rada，即《馬丁·德·拉達劄記》，本文中所謂的《中國劄記》就是該書的習用簡稱）。該書第一部分記敘了拉達一行訪問福建的始末；第二部分是關於中國國情的報道。這部著作的價值和影響主要體現在第二部分。該書第二部分共分12章，是對中國地理、曆史、文化、政治、軍事、經濟以及社會民情、民俗乃至宗教信仰的百科全書式的介紹。拉達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水平，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比克魯斯又有所進步。
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人對於馬可·波羅遊記中盛讚的“契丹”或“震旦”（Cathay）與“中國” （China）是否為同一國家，眾說紛紜。克魯斯隻闡明，“中國”（China）的正式名字是“大明”（Tame）。而拉達則科學地確證，“契丹”就是中國，按朝代，稱“明”。由於這一曆史懸案的解決，“奠定了一個新的地理時代”。①曆史上，很多人是通過1615年出版的《利瑪竇中國劄記》才得知此一結論的，所以人們往往將確證“契丹”就是中國這一功勞歸於了利瑪竇。
克魯斯在其著作中僅簡單提到明王朝實行兩京、13布政使司（俗稱13 省）的行政區劃，而拉達則根據大量的中國文獻經過綜合比較，不但詳盡介紹了明朝府州縣三級或四級行政區的建製，還具體統計出明王朝共設置155府、235 州和1155縣。在這一基礎上，拉達又統計出中國各省人口戶數和納稅人的數目，並對軍隊的編製、數量、武器裝備以及中國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分配等等，都進行了數量分析。從馬可·波羅以來，西方一直流傳中國是個具有神話般財富的國家，到了拉達，歐洲人才第一次對中國國情有了具體、明確和較為科學的量化認識。可以說，在對中國的認識方麵，拉達又深入了一步。
門多薩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主要得力於馬丁·德·拉達的《中國劄記》。特別是拉達出訪福建時，曾購買百餘種中國圖書典籍，並將其帶回菲島，交由寓居在當地的華人將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譯成西班牙文。拉達在寫作《中國劄記》時曾利用過這些資料。拉達故世後，上述資料輾轉運回西班牙，又成為門多薩的資料寶庫。這些圖書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門多薩在《中華大帝國史》第17章中，將上述圖書內容共歸納為28類，主要涉及到：（1）中國疆域及 15個省的設置；（2）貢賦與稅收以及行政體製；（3）中國曆史及帝王世係；（4）宗教與禮儀；（5）法律與教育；（6）民族與外交關係；（7）音樂與藝術；（8）自然科學的成就。門多薩告訴讀者，他本人就收藏有一部中文書。①門多薩對中國的認識還得助於赫羅尼莫·馬林與米格爾·洛爾加。他們都曾與拉達前往福建。1580年菲利浦二世向中國派出使團時，馬林作為使團的成員曾與門多薩同船前往墨西哥，並在那裏滯留了10個月。他們朝夕相處，門多薩有機會向馬林請教中國問題。洛爾加後來把他的在華見聞寫入《信史》（ Verdadera Relacion）一書中，這又給門多薩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
再有，西班牙方濟各會修道士彼得羅·德·阿爾法羅（Pe－dro de Alfaro）和其他三名同一教宗的修道士1579年遊曆廣東省後，曾寫有遊記。1581年至1584年方濟各會修道士馬丁·伊格納亞奧·羅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從塞維利亞出發，途經中國，做了一次環球旅行之後，也曾寫有劄記。此兩書中有關中國的記載給門多薩留下深刻印象，他把這兩部旅行劄記附錄在《中華大帝國史》的第二部分中。
綜上所述，由於門多薩廣泛閱讀和接觸到16世紀有關中國的各類記載，因而他的《中華大帝國史》與其他同時代的同類著作相媲較，內容更豐富、更充實，也更全麵。特別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國典籍的譯文，使他的著作更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他沒有親自造訪中國的遺憾。為了表明這些中國資料對於他完成《中華大帝國史》的重要意義，門多薩如實地將他的這部名著命名為《依據中國典籍以及造訪過中國的傳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記敘而寫成的關於中華大帝國最負盛名的情事、禮儀和習俗的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 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中華大帝國史》不過是此書名的簡稱。
再有，門多薩其人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傳教士，事實上他更是一位學者和政治家。他與西班牙政界上層人士直至國王，甚至教皇，都有直接聯係。因此，他較之一般的傳教士和探險家觀察問題有更高的審視能力。他自青年時代起又一直對東方問題深感興趣，對中國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的《中華大帝國史》不僅在資料上具有優勢，而且體現出他極強的綜合能力和分析能力。對於中國曆史和文明的特點，他做了許多客觀、恰當的分析，而不是從種族主義的偏見出發任意曲解，因而在極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麵性和狹隘性。我們還想指出一點，即門多薩的文學才華使《中華大帝國史》具有極高的可讀性，他本人也被譽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駕馭語言的大師。就其文體的優雅和用辭的規範程度來看，人們常把《中華大帝國史》與西班牙古典文學中最膾炙人口的名著《祈禱與沉思錄》（Tratado de la Oracion y Meditacion）和《堂吉訶德》相媲美。①
上述所有這些因素都使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一經發表不僅立即引起轟動，而且具有雋永的魅力。
三 《中華大帝國史》的結構和內容
該書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中國國情的綜述。該部分，共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重點介紹了中國疆域、地理概貌、氣候、土壤分類、省的建製、城鎮區劃等概觀。第2卷下列10章，主要講過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對超自然力的崇尚。第3卷下列24章，這裏主要涉及到中國古代帝王的世係、宮闈秘聞、貢賦、差役、軍隊、戰爭、行政管理、司法、科舉以及自然科學等概況。該書第二部分是由三篇旅行記構成。即分別記述了1575年拉達等的福建之行；1579— 1580年阿爾法羅等的廣州之行和1581年伊格納西奧從塞維利亞到中國的環球旅行。 ＊
16 世紀末的歐洲人主要是通過《中華大帝國史》的第一部分來認識中國的。在門多薩的筆下：（1）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中國人自稱“大明人”。全國劃分 15個省（明朝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內為南、北二直隸，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稱15省——筆者），“每省都要比我們所熟知的歐洲國家為大”。50000476_0082_1①（2）中國境內有完好的道路網，使城鎮相連。路麵平整、寬闊，“官道”可容15人騎馬並行。路旁商店林立，兩側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有水道相連，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②（3）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建築用材舉世無雙，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隻有用鋤才能將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莊園。中國最雄偉的建築就是長城，長達500裏格（每裏格約合 5572米），是為防禦韃靼人而修建的。築造中1/3或2/5的勞工付出了生命。①（4）中國物產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適度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豔亮，質量超過西班牙格拉納達的產品。“天鵝絨、絲綢和布匹價格如此之低，提及此點會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紡織品價格的人大吃一驚。”中國人普遍穿著絲綢服裝。中國農田管理得很好。沒有一塊荒棄的土地。一塊塊耕田錯落有致，有如花園。礦產也很豐富。 “這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②（5）中國出產的手工藝品極為精致。1582年西班牙國王喜獲中國床單，織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驚歎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來觀賞、借鑒。瓷器很便宜，歐洲人原來以為瓷器是用粉碎的貝殼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貢品，薄如玻璃。③（6）中國商業發達，買賣興盛。每條大街往往隻經營一種行業。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這一條街是賣什麽商品的。中國匠人的手藝都是祖輩相傳。中國貨幣種類繁多，金、銀憑重量使用，而沒有一定式樣的金幣或銀幣。④（7）中國軍隊有步兵，也有騎兵。中國也有戰艦，4天內可征集600艘。中國士兵在數量上多於歐洲，在器械上處於均勢地位， “這些士兵如果在膽識和勇氣上能和歐洲各國士兵一樣，他們可以征服整個世界。”①（8）中國皇帝具有統治國家的全權。各級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權力。他們是通過科舉產生的。中國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貴族出門要坐橋，而婦女則從不在外從事社交活動。中國飲宴豪奢。中國人有自己的樂器。②（9）中國曆史悠久。有獨特的教育體係。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③（10）中國人在科學技木方麵有很高的成就。歐洲人一向以印刷術的應用而自豪，“然而中國人早在德國人穀騰堡（Joan Gutenbergo）發明印刷術500年前已經用印刷術印製圖書了。”門多薩認為印刷術是經俄羅斯莫斯科大公國傳入德國的。但他也不否認另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圖書經海路（紅海）傳到歐洲，從而啟發了穀騰堡。④門多薩特別提出，在中國人所有的發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驚的是中國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歐洲人之前已經使用火炮了。但對中國火炮的效能，歐洲人認識極不相同。拉達認為中國火炮陳舊，製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長阿爾蒂埃達（Artieda）在致西班牙國王書中卻寫道：“……中國人使用著與我們同樣的武器。他們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們鑄造的更精致，更堅固。”因為門多薩未到過中國，所以他沒有對上述歧義做出自己的判斷，但他還引用了後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國城牆堅固，外麵圍以深壕（情況緊急時可放滿河水），城門上架著大炮，中國人認為這是最好的防禦工事。城牆上，長官率士兵日夜守衛。如不得到城市最高當局的批準，任何外國人是無法靠近該城的。”⑤門多薩摘引這一大段有關中國城市設防的論述，絕不是無目的的。這實際上表明，他傾向於中國火炮是有威力的。此外，門多薩對於中國造船、造紙以及其他工藝都有所介紹，並一一指出優於歐洲的方麵。
在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評價上，16世紀的西方人抱著兩種明顯的對立觀點。克魯斯在《中國誌》中曾盛讚中國的科技成果；而馬丁·德·拉達則認為除了用中草藥治病外，中國人對物質世界很少有什麽認識。門多薩顯然傾向於克魯斯的觀點，而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做了更全麵的介紹，其評價也更高。像中國的造船水平，克魯斯著重介紹了中國船隊的龐大規模，甚至比喻說，中國皇帝能夠用船在中國與馬六甲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並對中國船隻的類型以及龍骨水車的應用做了說明。而門多薩除上述內容外還進一步闡述了中國造船的艌縫技術，由於填縫使用的添加劑十分合理，不但防水還可防蟲，使中國船隻使用壽命比歐洲長兩倍。在論及中國印刷術時，克魯斯隻提及中國已經有900年使用印刷的曆史。而門多薩如前所述，則闡明了中國使用印刷術的來龍去脈，以及印刷術西傳的路線。在中國火器的應用方麵，門多薩也傳達給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學技術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綜合國力的重要指示器。門多薩對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客觀評價無疑對於西方人了解、認識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過上麵對《中華大帝國史》內容的概述，我們可以看到門多薩基本上把16世紀中國的形象較為客觀、較為真實地介紹給了歐洲。而當時的歐洲國家也確確實實是以此為出發點來製定他們的對華政策的。即，它們麵對的是一個具有悠久文明和曆史的強大帝國。它豐富的物產，發達的經濟，完善的國家體製和強大的國防力量使西方國家隻能把中國當作貿易的夥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對象。門多薩所得出的中國處於和歐洲國家平等發展階段，甚至在物質財富生產的某些方麵仍優於歐洲的結論，實際上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勢頭起到一定的遏製作用。
當年《馬可·波羅遊記》發表後，立即在歐洲引起轟動。但人們讀後，很多人對馬可·波羅所讚譽不迭的東方帝國是否如他所述的那樣富饒、昌盛，難免表示懷疑。所以在馬可·波羅臨終前，有人讓他坦白承認遊記中的內容純屬偽造。馬可·波羅痛苦地表示，他有關中國富有程度的敘述，還不到中國實際富有程度的一半。《中華大帝國史》的發表終於使人們相信《馬可·波羅遊記》並非是編造的神話。門多薩在致讀者的前言中明確表示他寫這部書的目的也是為了讓人們對馬可·波羅不再抱懷疑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