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製造”何去何從？

巨一鞋業(Juyi Shoes)就是那種幫助中國從貧窮的農業國轉變為全球製造業強國的創業型公司之一。1988年，李愛蓮從親戚手裏借錢開辦了一家工廠，用皮革下腳料作為材料製鞋。如今，這家公司由她的兒子打理，目前有3800名員工，每年為包括西班牙Zara在內的客戶生產1000萬雙鞋。

李愛蓮的許多鄰裏也有著類似的故事。巨一總部位於上海以南250公裏處的溫州市，活躍的當地企業家已經把這裏變成了中國私營經濟的領頭羊。有人估計，溫州擁有30萬家小型企業。

不過關於巨一，有一點與溫州粗俗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名聲並不相符。該公司辦公樓有整整一層全部被用作頌揚中國共產黨，並且在為共產黨員準備的房間中，有一間掛著6幅威嚴的畫像，依次是：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寧(Lenin)、斯大林(Stalin)、毛澤東、鄧小平。

慶祝改革開放30年

近來，中國舉行了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的活動。30年前，鄧小平放鬆了對經濟的管製，由此帶來了長時間的高增長，使得數千萬中國人脫離了貧困。音樂會、研討會和演講是此次慶祝活動的主要內容。

然而，此次周年紀念活動正值中國反思之際，人們正在思考，引人矚目的經濟增長能否持續，而中國式的資本主義能否在深層矛盾中生存下來。短期來看，溫州是全球經濟健康與否及消費者需求強弱的一個有效的風向標。溫州等出口中心的不景氣，反映出其它地方消費者的沮喪。除此之外，溫州企業家的命運，將是對中國能否從低成本製造過渡到更複雜經濟結構的重大檢驗。

最直接的威脅來自於全球經濟放緩——中國11月份出口下降的消息，昭示著前路的艱難。但疲軟的經濟也重新點燃了一場爭論：仍然存在的政府對經濟的控製，是否會扼殺企業家精神這一中國成功之根本。在30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金融體係仍然被政黨權力所主宰，這意味著融資往往是憑借著政治關係，而非商業頭腦。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表示：“中國的金融體係還沒有充分放開。大型私營公司越來越依賴政府，而規模較小的公司則因無力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而受到影響。”

溫州證明了鄧小平主政後資本主義是如何白手起家的。溫州在國外幾乎無人知曉，而在國內則是一個傳奇——這可以從許多對它成功的解釋中得到證明。有人說，三麵環山的溫州與世隔絕，溫州企業在中國政府還不讚成資本主義的時候就開始發展了。

也有人說，毛澤東不同意把重要的國企放在這個地區，因為與台灣隔海相對的地理位置使它容易被攻擊，這意味著溫州隻能創建自己的經濟基礎。溫州的地平線上點綴著帶有紅十字標誌的教堂，似乎在暗示著溫州商業文化起源於新教個人主義形式的理論。

溫州人創業

不管原因是什麽，溫州的工廠已成為全球輕工業中的一支生力軍。對於任何使用打火機的人來說，有70%的打火機是溫州製造的。電燈開關、拉鏈，甚至成人玩具的情況也差不多。溫州附近的城鎮都是門樞、插頭、胸罩、襪子和領帶的主要生產地。

精明企業家的故事還有很多。南存輝以前是修鞋的，直到他和幾個朋友開始在晚上用零件製造電燈開關。從那開始，他逐步建立了中國最大的電力設備公司正泰(Chint)，年銷售額23億美元。（早期和他一起創業的一位朋友離開後，創立了自己的公司德力西(Delixi)，該公司現在是中國第二大電力設備公司。）

溫州大學城市學院(Wenzhou University's City College)的教授謝健表示：“有趣的是，正泰及其它公司的企業家都是農民出身，並且全憑自己的努力有了現在的成就。”他辯稱，製造業的成功往往不是中國政府的功勞。“企業總是要先於政府一步。”

溫州私營部門也植根於當地的民間銀行網絡之中。許多工廠的起步都用的是親戚和家裏的朋友從地下錢莊籌集到的錢，這種地下錢莊存在於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它被默許存在，但沒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批準。這種輕工業和大家庭小額金融的結合物，在中國其它地方也可以找到規模較小的版本，不過它通常被稱之為“溫州模式”。然而，這種模式目前正麵臨壓力。隨著出口逐漸下降，低成本製造業公司尤其感到手頭拮據。

經濟危機衝擊波

要想準確描述溫州產業目前發生的情況十分困難——有關企業或地下錢莊破產的報道非常少，這與位於中國南部廣東省出口中心的情況有所不同。但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表示，溫州大約20%的中小企業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而今年的出口下滑了15%。

正泰副總裁林可夫表示：“我們今年的業績實際上很好，但危機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溫州雙嶼鎮狹窄的街道上，曾經充斥著小製鞋作坊發出的嘈雜聲，而如今，經濟放緩的跡象清晰可見——一些廠房關了門，另一些則有著大量的存貨。Dilun Shoes的老板葉詠林（音譯）表示，大多數工廠已經不得不減產。他說：“如果你是一家小公司，並且與客戶沒有定期合同，或者在質量、品牌方麵沒有一些優勢，此刻你會損失慘重。”

不過，品牌建設和技術投資需要錢，這也是溫州製造業不景氣，與圍繞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這一最大論戰之間的交點。

民間融資的難題

盡管民間融資的溫州模式對於初創企業很管用，但在把公司推向下一個階段時並不奏效。非正規市場不僅貸款規模往往較小，同時利率也很高——借款者一年可能會支付高達40%至50%的利息。

中國的正規金融由國家主宰。大部分信貸由國內主要商業銀行提供，主要麵向的是其它國有企業。因此，隨著私營企業發展壯大，需要更多的資金或土地時，一些企業覺得有必要向各種各樣的共產黨權力分支靠攏。

過去10年，溫州已因此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獻媚行為”：企業尋找官方的“靠山”，而擔心出現新權力基礎的共產黨則尋求滲入私營部門。對共產黨的效忠和巨一鞋業掛著的斯大林就是例子，而正泰則自誇是第一家建立黨支部的溫州企業，盡管其創始人南存輝尚未入黨。去年，中國官方媒體報道稱，溫州企業已建立了3400個黨支部。

與政府結成親密關係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樁好買賣——美國企業高管房間內擺放的與現任總統握手的合影就是明證。但對於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黃亞生(Yasheng Huang)來說，這是政黨權力抑製企業家本能這一廣泛趨勢的組成部分。他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本新書的作者。他表示，問題不在於與高層領導人的合影，而在於企業家要想得到政治庇護，就必須要參與的那些幕後交易。

企業家精神

黃亞生表示，過去30年，中國還沒有從政府控製逐步過渡到資本主義。相反，企業家精神的真正繁榮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對農村地區的控製有所放鬆。但自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重新主張對新生的私營部門加強控製，同時更多地側重於政府主導下的城市投資。他指出，私營企業融資困難可能會導致生產率下降，進而損害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他表示：“溫州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於這些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現代化改造。今天的中國就像是寡頭版的政府主導型資本主義，可能變成建立在係統性腐敗和純粹的政治權力基礎上的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

黃亞生的理論不乏批評者，他們指出，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政策，大大鼓舞了私營部門。但這本書問世之時，正值中國國內激辯金融業自由化的問題——其中包括將地下錢莊合法化的試探性建議。

該建議遭到了一些大型國有銀行的反對，它們擔心這會加劇競爭；同時一些官員也表示反對，他們擔心這可能導致新銀行貸款的急劇膨脹。同時，在政府讓出更多金融控製權方麵，也存在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的反對意見。但支持者表示，通過向經營良好的小型企業提供更多、更廉價的信貸，可以在關鍵時刻為經濟注入強心劑。

周德文表示：“政府能做的有利於經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讓地下錢莊合法化。”

近來，中國領導者恰當地誇耀了過去30年所取得的經濟成果。不過，如果他們打算維持這種增長紀錄，將麵臨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他們還希望繼續控製多少個經濟“製高點”？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傑夫•代爾(Geoff Dyer) 2008-12-30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