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論：中國式的漸進改革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 2008-12-19

毛澤東真是太正確了，鄧小平是個“走資派”。30年前的12月18日，在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從忠於毛澤東的保守派手中奪取了權力，將中國帶上了市場改革之路。

當然，曆史從來不會如此簡單。在毛澤東逝世後的兩年內，共產黨內部鬥爭激烈，持續不斷。鄧小平一向認為，教條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過分的國家幹預，將把經濟引向死路。由於“右傾”，鄧小平在文革期間曾被迫在一家拖拉機廠勞動。
不過，現在是總結曆史的好時機。鄧小平的中國一直務實地把資本主義與共產黨對國家的控製相結合，這種做法已持續了30年，比毛澤東的中國多出1年——毛澤東的中國隨著紅軍的勝利於1949年誕生，隨後經曆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瘋狂。那麽，這30年為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什麽？

毫無疑問，這30年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經濟繁榮。到1978年，中國開始從毛澤東晚年造成的粗暴的混亂中恢複。中國憑借其龐大的規模，當時已是全球第10大經濟體。但中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人均年收入仍低得可憐，僅為190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75位。30年接近10%的複合年增長率已使中國的人均收入增至約2500美元，在富裕的東部沿海地區，這一數字還要高出許多。盡管全球排名仍僅為第132位——其它國家也並非停滯不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排名第二。

作為一個貿易國，中國已從第27位躍居第三。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遠遠超出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所取得的成績。當時，一位美國國會議員引人矚目地砸碎了一台東芝盒式錄音機，以此抗議日本不斷增強的經濟威脅。

中國超速的工業革命——借金奇(James Kynge)之言為“發展史的濃縮”，其著作《中國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捕捉了中國崛起的曆史意義——已改變了全球經濟。中國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無疑居世界之首，提供了推動全球泡沫膨脹的流動性。其廉價商品出口使全世界能夠比以往更多地消費。在需求方麵，中國對鋼鐵、鐵礦石、煤、石油、穀類、油籽等商品龐大的渴求，將大宗商品價格推升至令人眩暈的高度，直到今年其經濟突然放緩，才使這些價格再次急速回落。

然而，在發生這些令人驚訝的變化的過程中，偶然和嚐試與偉大的設計同樣重要。鄧小平將他的非意識形態、漸進主義方法比作“摸著石頭過河”。許多所謂的市場改革，無非是給中國具有創業精神的公民開始做的事情留出空間——常常是故意視而不見。在鄧小平掌權前一個月，安徽省東部小崗村18位農民簽署了一份秘密契約，將公社的土地分到農戶個人手中。這種行為是如此大膽，他們甚至做好準備：一旦被捕，就要彼此照顧子女。數年後，大約3億農村家庭實行了分田到戶，往往是自己重新使用祖輩世代擁有的那片土地。

同樣的事情也出現在工業領域，所謂的“紅色資本家”打著國有企業的幌子，創建私人企業。許多人從家族或地下銀行融資。隻要這種自由能創造財富，且不會挑戰共產黨的權威，鄧小平隨時準備迎接百花齊放。

鄧小平和追隨他的領導人的確做出了一些自上而下的決策，幫助釋放中國的經濟潛能。1980年，他建立了深圳等經濟特區，成為從台灣、香港和其它中國竭力效仿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吸引外資和專業技術的磁石。不過，其它改革也犯了錯誤。鄧小平1988年的價格放開引發了高通脹，而這至少是天安門遊行示威的一個直接起因。

即便考慮到時有發生的統計操縱，共產黨似乎也實現了30年異常平穩的增長。但這掩飾了共產黨常常竭力操縱著這樣那樣的工具，以促成其生存最終依賴的經濟發展。在不斷轉變的政策背後，是一個不可妥協的條件：“隻要你們不質疑我們的絕對權力，我們就會給你們不斷增長的繁榮。”然而，在實施毫不妥協的政治控製和試圖釋放企業家的創造力之間，存在著內在矛盾。

這並不意味著上述安排麵臨緊迫威脅，甚至也不意味著麵臨中期的威脅。新加坡和日本都證明了，一黨製即使不使用武力，也可以保持權力的維係。盡管中國取得了引人矚目的經濟增長，但過去30年主要得益於政策上的修修補補和竭力協調矛盾。但問題在於，摸著一塊又一塊滑溜溜的石頭過河，始終有落水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