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真比銀行家更能幹？

我們正看到舊的正統學說和虛榮心被投入熊熊烈火。最近，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承諾拿出數千億美元納稅人的錢，以提振不斷下滑的美國經濟。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執政的英國政府則宣布，將用富人的錢為經濟紓困計劃埋單。

在此期間，布什(Bush)政府幾乎將全球最大的銀行——花旗集團(Citigroup)——國有化。此外，美國政府還拋出了又一個（是的，又一個）8000億美元的救市方案，以化解美國信貸市場的凍結狀態。目光所及之處，凱恩斯(Keynes)的需求監督和調節理論正取代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印製鈔票成了新的審慎之舉，而根據破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
目前正在發生重大的事件。起初作為各國政府和央行的一係列實用主義的特別回應，目前正超越國家與與市場之間的界限。政客們現在正用意識形態來掩蓋自己的權宜之計。政府已不再是一個濫用的術語。


未來幾個月，事態進展速度可能還會更快。通過種種紓困計劃和貸款擔保，美英兩國政府已對各自的銀行業體係實行了國有化——除了銀行的名稱沒變以外。銀行裝作自己仍對股東負責的樣子，但這隻是一種作態。隻有憑借政府明確的金融擔保，它們才能夠繼續存在下去。

然而，市場仍處於凍結狀態，企業急需賴以生存的信貸“氧氣”。除非形勢很快得到改觀，否則政客們幾乎沒有其它選擇，隻能直接控製或擁有銀行（這種可能性很大）。國有化可能是奧巴馬總統任期內的第一項措施。一些人喜歡將他與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相比，而這至少會給這種勉強的類比加入一些實質內容。

不管采用哪種方式，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銀行國有被視為一種嚴肅的選擇——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最近也說過類似的話，人們由此明白，我們已與過去數十年來的自由派學說偏離了多遠。被奉為新金融資本主義的學說，正讓路於過時的政府指導。與此同時，政治客們正收回早些時候使用過的一些語言。對富人征收更高稅賦已不再是禁忌；監管已經恢複；市場可能失靈。

似乎就在昨天，自由資本主義——小政府、財政審慎、放鬆監管、靈活和開放的市場——的英美模式還在大踏步前進，決定了全球經濟的模式和節奏。長時間以來，一些歐洲國家政府一直在防範我一位法國朋友所說的“英式”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的侵襲。但從某種程度而言，它們都進行了調整。

在美國和英國，中間偏左派人士認識到，隻有采納裏根-撒切爾(Reagan-Thatcher)的做法，才能贏得選舉。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為大政府時代奏響了挽歌。

在布朗的幫助和支持下，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把新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的勝利，建立在這樣一個承諾的基礎上：個人抱負與社會公平並重。其證據是，英國政府曾承諾，永遠不會調高撒切爾政府上世紀90年代確定的40%的最高收入所得稅稅率。至於市場，沒有人比布朗更蔑視更多監管的社會市場資本主義的歐洲大陸模式了。
這些都已是昨日黃花。布朗最近表示，他計劃將最高稅率上調至45%。這將成為他與戴維•卡梅隆(David Cameron)領導的保守黨之間的最新分界線。此舉僅會增加少量堵住該國公共財政缺口所需的資金。重要的是此舉在政治上的象征意義：對於布朗而言，現在公平戰勝了抱負。

直到不久前，我們可能還可以說，為金融體係紓困意在拯救、而非葬送自由資本主義。因為在以往的衰退過後，該體係或多或少地能夠安然渡過危機。
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一假設仍然成立。我迄今尚未看到有政治家站上演講台，宣講對銀行實行國有化在意識形態方麵的理由。奧巴馬承諾，將采用羅斯福式的策略，重建美國基礎設施，但他十分謹慎，討論的是積極的政府，而非大政府的問題。
奧巴馬經濟團隊的主要成員都是克林頓執政時期自由市場理論的熱心擁躉。美國人不會同意把資本主義的嬰兒與銀行家的洗澡水一起潑出去。

盡管布朗拋棄了新工黨的象征，但對於暗示政府應在更大程度上控製普通選民的生活方麵，他仍態度謹慎。在大量負麵報道出現後，英國政府現在堅稱，提高富人稅賦是“特別時期采取的特別措施”。

這種謹慎是可以理解的。選民需要的是安全，而非拓荒時期美國西部式的資本主義。他們不願受到政府的壓製。

盡管如此，分界線已經挪動了。衰退總會引發抗議。通常情況下，在隨後的市場上升期，這一切都會被人忘記。但這一次，它不僅僅是一種嚴重的後遺症。在市場最終複蘇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仍將感受到2008年危機的影響。

首先，很長時間內，銀行將處於政府的管理之下——如果不是為政府所有的話。老式的資本主義（我是指到今年以前我們稱之為“新”資本主義的那種）建立在創造無限廉價信貸供應的金融體係之上。要經曆比一次周期性好轉還要長的時間後，政治家們才會再次允許銀行以如此大的規模“製造”貨幣。

這需要對漂浮在信貸海洋上的經濟體，實行深層次結構性調整。美國、英國以及其它由繁榮轉入衰退的經濟體將發現，這個世界不再願意為它們國內的房地產和借款熱潮提供融資。同時，選民將理解這樣一個信息：越來越自由的市場會造就沒有痛苦的繁榮，這不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

風險在於，這種調整可能會走得太遠：改革者和創業者將與投資銀行家一起被市場拋棄；而本國受到約束的市場將伴隨著國外的保護主義。不要忘記，盡管存在明顯缺陷，但自由貿易體係仍讓數億人擺脫了一貧如洗的狀態。

市場已失去了它的魔力，但我們不知道，奧巴馬能否恰當修複政府。因此，新安排的形式還遠未清晰。現在能夠確定的一點是：一切已不可能再回到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