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新布雷頓森林體係-世界經濟兜了一圈之後又回到原地

這場危機發展到現在，雄心勃勃的領導人已在呼籲製定一套“新的布雷頓森林體係”。要嘲笑這種語言很容易。不過也容易看出，為什麽這場危機竟會讓人們從如此宏大的角度思考問題。

首先，世界經濟兜了一圈之後又回到原地，過去就是、如今依然是世界主要金融強國的美國引發了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伴隨著經濟合作的失敗、全球經濟的瓦解和民族主義的複興，並由此加劇了蕭條。但是那場大蕭條也促成了經濟思想的革命。“再也沒有下一次”，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與會代表的目標。身陷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表達出同樣的心聲。

其次，沒有必要等到局勢更為平靜之時再重新思考。布雷頓森林會議是在1944年7月召開的，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遠未結束。如果他們能夠將戰爭和重新設計全球經濟同時並舉，那麽我們也能夠同時應對危機和重新設計全球性機構。

第三，如今的全球金融體係已經機能失常。改革的風險在於如何維持帶來了眾多機遇的開放型世界經濟。同樣岌岌可危的是國家間的持久合作。麵對驚恐、甚至是仇外的國內社會，沒有什麽比隻關注本國事務的國家之間的有效合作更不可能實現。

最後，當前的危機出現在全球宏觀經濟——貨幣、利率和國際收支平衡——與全球金融——資本流、金融脆弱性和傳染性——之間的交界處。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正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10月6日所說的那樣：“我們必須實現多邊主義和市場的現代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
那麽，這該如何實現呢？我們必須從根本的挑戰說起。

第一個挑戰是，我們無法從持久擁有巨額經常賬戶盈餘的國家獲得政策支持。這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擔心的一個主要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的問題是美國的盈餘。今天則是美國和少數其它高收入國家家庭抵消中國、德國、日本和石油輸出國產生的巨額經常賬戶盈餘的能力土崩瓦解。盈餘國家喜歡批評那些將自己希望獲得的貸款都揮霍掉的國家。不過前者很快就會意識到，它們離不開後者的肆意揮霍。

第二個挑戰是，為那些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資金流入可能“突然中止”的國家融資，因為銀行和其它外幣放貸機構會中斷對大範圍貸款者的融資，尤其是在新興國家。許多新興國家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額成本，通過積累外匯儲備來降低國家的脆弱程度（見圖表）。截至今年8月，新興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額已達5.5萬億美元，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可提供的2600億美元相形見絀。然而，自我保險效率不足，而且事實證明其分布過於失衡。

第三個挑戰是提高金融體係的穩定性，最重要的是，降低風險偏好大幅波動——從無論多麽荒謬都提供融資，變成無論多麽有價值也不提供融資——對金融體係的影響。此外，正如匯豐銀行(HSBC)的簡世勳(Stephen King)在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學家專欄中指出的那樣，當前各國政府強迫接受紓困的銀行為國內貸款人提供融資的努力，必將影響到它們向新興國家放貸。

最後一個挑戰是，使全球性機構的框架結構變得比現在更為合理。布雷頓森林會議創建的機構——IMF和世界銀行——都由西方國家占據支配地位：以IMF為例，在2007年5月，美國仍占有17.1%的繳費配額（繳費配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表決權），歐盟占有32.4%。與此同時，中國僅占3.7%，印度1.9%。這完全不正常。同樣不正常的是，由高收入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持續充當世界經濟的協調組織，特別是其中3個國家——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甚至沒有自己獨立的貨幣。11月15日將在華盛頓召開峰會的20國集團(G20)看上去又過於龐大。佐利克建議成立14國集團(G14)，在G7的基礎上增加巴西、中國、印度、墨西哥、俄羅斯、沙特和南非。

有趣之處在於，除了一個例外，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與會者對這個議程會感到多麽熟悉。如果得知世界已經讓自由資本流動的妖怪逃出了瓶子，凱恩斯一定會驚恐萬分。他會指出，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外部融資、為什麽巨大的外匯儲備得以積累、以及為什麽金融危機再次蔓延至全球而不是局限於地方。他會補充道：“唉，一個理智的銀行家不是能夠預見並避開危險的銀行家，而是在身敗名裂時，能以常規正統的方式和他的同仁一起身敗名裂，因此沒有人能夠真正指責他。”這樣的銀行家太多了。他必定又會接著說，這些資本不足、缺乏流動性的機構幾乎就是金融業的定時炸彈（見圖表）。

不過，我們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來戰勝這些挑戰嗎？改變全球格局肯定是可能的，實際上也是必要的，特別是為了應對不斷改變的各國經濟權重。同樣必要的是為IMF提供更多金融資源，以支持其新的短期借貸工具。但是，如果相信IMF有一天能夠為迫近的危機提供可靠預警，那無疑是過於樂觀了。即便IMF做到這一點，那些事關緊要的國家采取行動予以回應的可能性也會更低。

銀行是為國民經濟提供必要服務的乏味公用事業，也是提供巨額押注機會的賭場。對於認為我們能切斷銀行兩個角色間聯係的看法，我並不樂觀。銀行家們已經獲得了用納稅人資金進行賭博的許可。這是個絕妙的行當，也是一項我們似乎無法迫使它就範的業務。

不過我希望我是錯的。我希望，通過建立能夠推出激進有效方案的工作小組，G20峰會能夠為嚴肅改革定下議程。因為現在很可能是有活力的開放世界經濟的最後機會。我們首先必須安度危機，接下來我們必須大幅降低這種災難性金融崩潰出現的可能性。如果我們不做，有誰來做？如果不是此時，更待何時？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200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