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天安門廣場

        今年回北京探親時，曾乘車從天安門廣場東側路過，看見廣場上設了安檢站。安檢人員在檢查遊人，包括機檢和手檢。幾日後，走著去那兒，安檢依舊。安檢站是由白色帳篷搭成。環視廣場四周，能看見好幾頂白色帳篷。廣場設了安檢早就在網上看到了。奧運時安檢升級，到共產黨60建國日安檢再升級。網上看安檢，與身臨其境看感覺不一樣。北京變了，也許百姓變得不安分了，也許當局變得不自信了。在天安門廣場，我沒看到盛世，沒看到和諧，到處看到的是戒備的眼睛。

        看到天安門廣場，看到廣場上的安檢站，讓我想起童年少年時光或非常年代的天安門廣場。從那時到現在，天安門廣場一直存放在我的記憶內存磁條裏，永不衰退。無論我身居何處，任何廣場的影像、圖片和文字都會觸動我的神經。在洋人印象中，廣場是中國政治是非之地。在我的印象中，廣場是我童年和少年的記憶載體，縈繞著我以後幾十年的夢境，記載著我的頑皮、愚昧和騷動。

        天安門廣場曾是我瘋野的地方。它伴我度過荒唐歲月裏的騷動少年期。那時家離廣場咫尺之遙。從家到廣場走正道不到十分鍾，走歪道如過河（菖蒲河）翻牆也就三四分鍾。平時，除重大活動，廣場遊人不多。夏天的晚上，附近居民喜歡到廣場乘涼。在廣場，有邊扇蒲扇邊拍打蚊子的大爺大媽，有坐著馬紮圍成一圈玩撲克的老少爺們兒，有在燈底下抓蝲蝲蛄的男孩兒，有到處瘋跑嘰嘰喳喳的女孩兒。那時的廣場，除了東西兩側長安街路口安全島上的交警外，很少見穿製服的警察，更沒配警械的警察。便衣警察倒是有的，但不多，北京人叫他們“雷子”，也有叫“條子”的。“雷子”屬中性詞，“條子”是侮辱性稱呼。那時的廣場沒圍欄，人們隨便進出。不像現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外加無處不在的雷子、警車、警犬和電子眼。從幼時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廣場上警力倍增，警察已武裝到牙齒，但那兒的治安好像還不如以前。

        天安門廣場曾是我踢球的地方。那時離家最近的球場是東單體育場，可那場地總被大人占著，輪不到我們這些孩子。我和同齡孩子隻好選幾乎空蕩的天安門廣場作為球場。在廣場踢球費鞋、費球、無水喝，老撿球。趕上豔陽天，一會功夫人就能曬脫層皮。後來我們選擇一街之隔、廣場東側的北京曆史博物館（現在叫中國曆史博物館）前麵的空地。那空地兩邊是小樹林，有水源。踢累了，就到小樹林裏喝水。林子裏水源是澆樹木用的，平時水龍頭的手拔被園林工人摘掉，以防他人用水。我們是聰明的孩子，用自帶工具擰開。沒工具時，用磚頭把龍頭砸開，然後像做俯臥撐那樣趴下對著水管喝水。從小學到初中，無論春夏秋冬，我一直跟同齡的孩子在廣場東側踢球，踢壞了好多雙球鞋和布鞋，踢壞了好多個大家合夥買的足球。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廣場上已不允許踢球了。現在即使允許踢，那也是不能了，因那裏遊客如蟻。

        天安門廣場曾是我放風箏的地方。廣場上空沒障礙物，有風但不大，是玩風箏的好地方。正經玩風箏的人放著的風箏千姿百態，有飛禽狀，有昆蟲狀。我們這些孩子放的是自製的長方形風箏，高不過兩尺，寬一尺多，尾部墜著兩或三條尾巴。這風箏有個不雅名字，叫“屁簾兒”。正經的風箏許多是用“皮宣”糊製的，我們的“屁簾兒”多是用舊報紙或偷來的彩色大字報紙糊的，骨架是用秫秸稈或削薄的竹劈兒製做。竹劈兒取自自家或鄰家擋蚊子用的竹簾子。大人發現被毀的竹簾後，幹壞事的孩子自然要遭一頓臭罵。糊 “屁簾兒”是男孩子的活計，不少男孩都能糊，隻是手藝上的優劣。記得一次在廣場放風箏，我的“屁簾兒”被風刮破了，一頭栽了下來。於是我就把放風箏的線接到小夥伴的“屁簾兒”風箏線上。線長了，“屁簾兒”飛得越來越高，在天上變得越來越小，一直飛到天安門城樓上方。少年不再，那種自己製做、試飛和放飛的成就感，當今的孩子已享受不到了。聽說現在廣場上允許放風箏，但不知有孩子放自己糊的風箏嗎？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廣場上再也見不到舊報紙糊的“屁簾兒”了。

        天安門廣場曾是我參與作秀的地方。我們曾被忽悠為祖國花朵，多次在廣場參加慶祝共產黨節日的組字活動。那時學校就在天安門附近，也許是近水樓台之緣故，每次活動，我和許多同學都被要求去組字。孩子們身穿白襯衫藍褲子，站在有編號的廣場方磚地上，拿著可翻頁大本子或可折疊的紙花，根據指揮信號，翻、舉本子或紙花，組成不同圖案。動作簡單枯燥。正式作秀前，我們要放棄許多上課和課外時間，在指定場地反複練習。趕上大熱天，有些人因中暑而暈倒。訓練時是沒吃的，隻在彩排時才領到點吃的。記得一次領到的麵包和香腸都長了綠黴。天熱時學校會抬來幾桶化學兌的“汽水”給同學們喝。沒“汽水” 時，許多同學就喝自來水。彩排都是在晚上，長安街都戒嚴。除廣場組字外，長安街上也有其它形式彩排，包括工農兵方隊，陸海空方隊，還有彩車方隊。記得節日到來的前一天晚上，我們要到廣場集合，在哪裏坐一夜。一夜下來，很累很傷神。其實，慶祝活動也就兩三小時。當時我們都很認真，生怕組字時翻錯頁數，那可是不得了的政治問題。組字是政治任務，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參加的。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學還不讓參加。有幸的是，我家祖輩幾代從沒機會剝削他人。因此，我從未拉下過一次組字的任務。前不久在電視上看到共產黨慶祝60年國慶。天安門廣場上也有組字。跟同事炫耀，我在那裏也組過字，而且是好幾次，不比這些組字孩子們做得差。

        天安門廣場曾是我目睹荒唐紅衛兵革命運動的地方。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八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的紅衛兵時，我都在廣場附近，但進不到廣場裏，因長安街兩旁的街口都被軍人把守著，隻能隔著軍人身體間的縫隙觀看路過的成千上萬外地來的紅衛兵小將。隻有在活動結束後，我們這些孩子才能進入天安門，進入廣場。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活動結束，廣場上一片狼籍，除了垃圾，到處是丟棄的鞋子、帽子和毛主席語錄小紅書。看到最多的是鞋子，成堆成堆的鞋子，多是布鞋和膠鞋，是紅衛兵的鞋子。許多穿著一隻鞋的紅衛兵圍著鞋堆找自己的另一隻鞋，有的紅衛兵兩隻腳上都沒了鞋。他們的鞋子是被踩掉的。當毛主席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天安門廣場上的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頓時湧向天安門城樓。許多紅衛兵的鞋子就在人們的前呼後擁、高呼萬歲中被踩掉的。聽大人們說，被踩掉鞋是次要的，有不少人被人群擁倒，之後被人踐踏，甚至被人踩傷踩死。

        天安門廣場曾是我學外語的地方。上初中時，趕上尼克鬆訪華和隨之而來的英語熱。學校那時開俄語和英語課。我被分到開英語課的班。這一指定影響了我以後的四十年的生活。從小我就爭強好勝，壞事沒少幹，功課也不甘落後。如成績排第二，我就覺得受了奇恥大辱。那時學校秩序混亂，除學文革式英語外，根本學不到什麽。於是經常找些課外讀物，包括到學校附近的八麵槽外文書店買過期刊物，如英文版的《北京周報》、《中國建設》和《中國文學》。至今，我母親還保留著這些刊物。如果沒記錯，那書店是當時北京唯一一家書架開放的書店。因兜裏沒錢，常站在書店裏蹭書看。除英語外，還自學過日語和法語。學英語，卻沒地方聽英語，家裏沒條件買留聲機和短波收音機。我便跟大點的孩子學裝收音機，裝成的短波收音機可聽到美國之音、蘇聯和台灣的廣播。短波帶來外部信息，也提高了我學外語的速度。那時中國閉塞，但北京還常見到老外的。我有時也到天安門廣場找老外練嘴。記得1972年，在天安門廣場見到兩個外國人，便向他們說hello套近乎，他們回應了我。於是我們開始最簡單的英語交流。老外是來北京玩的丹麥人。幾句話交流後，他們就離開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被一個雷子截住，盤問我為什麽跟外國人說話。我很驚惶，跟他說我就想知道一下我在學校學的英語人家能聽得懂不。雷子記下我姓名和學校後，就放我走了。之後幾天我一直惶恐不已，生怕學校知道這事。好在等了好些日子，沒人向我提及這事。

        幾十年過去了，過去的記憶有些模糊了，有些仍很清晰。我記事時，廣場沒現在大。據父輩說，五十年代廣場經曆一次擴建，東邊的長安左門、西邊的長安右門、南邊的中華門（曾稱大明門和大清門）和中間的千步廊被拆除了。陪我度過童年少年的是那次擴建後的廣場。之後的廣場經曆的修繕和擴建我看到了。毛澤東去世前，廣場南止紀念碑。紀念碑後是通往前門大街的通道，兩邊是樹木和花壇。毛澤東去世後，從紀念碑後麵一直到前門城樓及東西兩側的馬路都被占領了，在上麵建了紀念堂。紀念堂在修建時，東西兩側的樹木被砍得精光，與之相接的兩邊馬路也被劃到廣場內。原來的馬路沒了，車總是要走的，這樣紀念堂東西兩側的一些西洋建築物變成了兩條南北走向的馬路。消失的西洋建築物有天安門郵局、醫科院宿舍、解放軍兵營（七六年民眾抗議時曾被燒毀）、外國使館等。現在天安門廣場旁留下的唯一西洋建築是廣場西南方、西交民巷東口上一座帶鍾樓的羅馬式建築。那是老中國銀行總行。據說那銀行是清末建的，民國時也是銀行，共產黨占領北京後，它仍是銀行。現在那建築物的東家還是中國銀行。記得一九八六年，我到過這家銀行換29美金。那一年，報名參加托福考試，報名費需要用美金，便去那銀行換美金。

        幾十年年間，天安門廣場親曆許多大事件，包括六十年代的瘋狂、七六年的鎮壓、八六年的學潮和八九年的屠城。最為慘烈的是八九年。自那以後，被血洗滌過、被坦克碾過的廣場成了洋人眼中的中國永久地標。自那以後，所有洋人詞典和百科全書裏增加了一慘烈詞條，外加帶血文字和圖片。自那以後，許多國內外的國人像郭沫若一樣繼承了中國傳統美德：為命為名為利，選擇沉默、低頭、奉承、忘卻和自宮。更可怕的是，他們譏諷那些反抗者，冷漠著看著反抗者走進牢房，卻一再為開牢房的人唱讚歌。自那以後，天安門廣場一詞一直觸痛我的神經。有人在我麵前提起它時，會令我眼圈發紅。天安門廣場是我的童年少年記憶載體。一旦原本天真的記憶被轟鳴的坦克、刺耳的槍聲和血腥的空氣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您眼圈會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