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通電話之後

 

 

二月裏的溫哥華，下午四點多，天色已經暗了。屋子裏很靜，我坐在電腦前，有一搭沒一搭地翻看網絡上的新聞。其實什麽也沒看進去，眼皮漸漸發沉。就在這樣的半夢半醒之間，我打了個盹。

手機忽然響起。我愣了一下，才從那陣短暫的睡意裏回過神來。屏幕上跳出一個名字：莉薩，我的一位四十出頭的女同事。

莉薩打來電話，多半還是為了工作的事。幾年前她剛入職，是我帶的。我們做的是青少年服務，麵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孩子，也常常要應對難以預料的突發狀況。培訓結束後，莉薩仍然隔三差五來找我。有時是工作上的問題，有時隻是閑聊，順帶說些同事間的八卦。這些話，她隻在我麵前說。她多次半開玩笑地稱我為她的 mentor。按中文的習慣說法，我是她的師傅。

莉薩有個明顯的弱點：遇事猶豫，一碰到突發情況就容易慌，因此更願意和我搭班。她說，隻要我在場，那些可能失控的瞬間，人就沒那麽緊張。

我問她為什麽。她笑，說很簡單，我的個頭（185公分），站在那裏就能鎮住一些孩子。相比之下，她不到一米六，站在孩子麵前顯得弱小。我笑著說，這大概是動物世界的規則。她卻不以為然，說人也一樣。

我接起電話，還沒來得及開口，莉薩的聲音就急急地傳過來。沒有寒暄，她直接說，不知道該怎麽開口，是關於羅伯特的事。

聽到這個名字，我立刻明白了。我問她，是不是跟辦公室零用錢有關。

她說是。她說羅伯特用那筆錢給自己買吃的，還給汽車加油。

莉薩和我都刻意用了比較中性的措辭，避開了“偷”“濫用”之類更尖銳的字眼。

她停頓了一下，又補充說，辦公室的零用錢總是不夠用，已經影響到同事們日常工作的開銷。

其實，關於羅伯特動用零用錢辦私事的說法，我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傳聞早就有過，管理層也曾過問過，但最後似乎都不了了之。所以這一次再聽莉薩提起，我並不意外。

我們的辦公室有一個裝現金的盒子，平時鎖在櫃子裏，裏麵通常放著一千來塊錢，作為每周的備用額度。類似的“小金庫”，在不少服務機構裏都有。

幹我們這一行，經常會遇到需要立刻花小錢的情況，等上司審批根本不現實。在街頭遇到孩子時，很多時候必須靠食物才能讓他們停下來，願意和我們聊上一會兒。也有孩子會主動開口，說自己肚子餓。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通常會先用食物把人留住，帶他們去餐館吃一頓，漢堡、薯條、飲料或者冰淇淋都很常見，一邊吃，一邊了解他們的情況。

這種“必須當下做決定”的情況並不隻發生在人身上，有時候也會是很具體的現實問題。比如工作車在路上突然沒油了，也必須立刻解決，否則下一步工作無法繼續。事情就是這樣，很多決定都發生在現場，來不及等待審批。

通常都是員工先墊錢。回到辦公室，把收據放進盒子，在賬本上寫明時間、金額和用途，再從盒子裏取回對應的現金，算作報銷。隻要數額不大，一般不會被細究。

從製度上看，這套流程本來就比較寬鬆，留下了不小的操作空間。比如，一個人用自己的錢先買了一份麥當勞套餐，事後憑收據報銷時，可以寫成“為孩子購買餐食”或“與孩子共同用餐”。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帶孩子吃飯時，自己順帶點一份也是很常見的做法。隻要金額不離譜，通常不會有人細究。說到底，這套機製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

我還沒來得及回應，莉薩又補了一句。

“還有……他身上有酒味。我聞到過好幾次。”

我跟莉薩說，這種事我也聽說過，但沒有說的是，我自己其實也見過。他隨身帶著一小瓶有香味的口腔噴霧。有幾次我看到他站在走廊或衛生間門口，抬手往嘴裏噴一下，動作很快，顯然是在掩蓋口中的酒味。

我知道羅伯特離不開煙酒，年輕時就已經嚴重依賴。他的女朋友也是如此。他幾乎天天抽煙喝酒，煙酒成了生活的主要開銷。他的工資大部分用來還房貸，其餘基本都花在煙酒上，有時甚至連吃飯的錢都不夠。缺錢的時候，他也常向同事借錢，我和莉薩都借過他錢。另外，為了省錢，他還會請原住民同事幫忙買煙，因為在保留區購買通常免稅。

我認識羅伯特很多年了。在工作上，他並不是那種讓人頭疼的人。事情交到他手裏，基本都能處理妥當。

我們接觸的那些孩子，有不少都不好相處。他們在街頭待久了，經曆複雜，對成年人帶著防備，說話帶刺，甚至故意把人拒之門外。換作一般人，很容易在幾次碰壁後就失去耐心。但羅伯特不太一樣。他總能找到一種方式，慢慢接近他們。他和孩子們聊天時，很少擺出教育者的姿態，而是順著他們的話頭，用他們習慣的語氣和節奏去交流，有時甚至夾雜幾句粗話髒話。這種方式在旁人看來或許不夠規範，但在那些孩子那裏，卻意外地行得通。

電話那頭的莉薩沉默了一會兒。

我問她：“你想怎麽做？”

“我覺得應該報告。”她說。

停了一下。

“可是沒有人願意。”

我明白她的意思。不是沒人知道，而是沒人願意報告。

我問：“那你呢？”

她輕輕笑了一下。

“我不想當作沒看到。”

又停了一下。

“但我也不覺得應該是我。”

這是實話。

我問：“那你覺得誰適合？”

她幾乎沒想。

“你。”

我笑了，其實早就猜到她會這麽說。也正因為如此，我反倒覺得這件事由我來做更合適，畢竟我是團隊裏資曆最老的。過去這一年，因為健康原因，我一直處在半退休的狀態，一個月隻上四五天班，和團隊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距離。再過不久，我就要正式退休了。

這不算大事，也不難處理，隻是沒人願意碰，一邊是原則，一邊是人情。說到底，這是羅伯特自己的問題，不能因為他的過失，讓其他同事一起陷入被懷疑的處境。

我問莉薩，這是她個人的看法，還是其他幾位同事也這樣想。

她說，這是她和幾位同事的共同看法。至於其他人，她不清楚。她覺得，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這件事該被製止，隻是一直沒有人站出來。

我說，這個“惡人”我可以來做，但有一個條件，她必須和我一起做。畢竟她掌握細節，而我隻是間接聽說。

莉薩答應了。

兩天後，我們一起去見上司。莉薩負責說明情況，我在一旁陪同，算是給她壯膽。會麵安排在一間不大的會議室裏，上司還帶來了一位人事負責人，我也認識。莉薩盡量講得客觀克製，隻陳述她看到的現象，沒有輕易下結論。輪到我時，我隻是簡單補充了幾句，並強調我的信息都是從其他同事那裏聽來的。

上司和人事負責人聽得很仔細，問了不少細節，最後表示會進一步調查。

之後，我又回到半退休的狀態。

莉薩偶爾會通過 WhatsApp 告訴我調查進展：賬本被複印，有人被約談，工會介入。時間一點點往前走，不是幾天，而是幾周。

直到某個下午，莉薩打來電話，說：“羅伯特被解雇了。”

工會曾為他出麵，和管理層反複交涉過。但證據已經很清楚：他多次挪用辦公經費，金額不大，卻再也無法以“工作需要”作為解釋。至於他的酒癮，也在最終決定中被提及。

一周後，我回去上班。莉薩私下問我：

“你覺得我們做對了嗎？”

“我覺得是對的，”我說，“但這不意味著，這個決定會讓人感到舒服。”

她點了點頭。

有些決定在製度與倫理上無可指摘，卻仍然難免牽動人情，影響他人的生活。羅伯特的離開，不隻是同事的離職，更像是一段長期關係的終止。

“我還是會想到他，”莉薩說，“不知道他以後會怎麽樣。”

“那已經不在我們能控製的範圍之內了。”我說。

這並不是一個讓人安心的答案。但有些時候，我們別無選擇。

（初稿於2023年2月，修改於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