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來煙台的時候，東北人真的不多。記得最初被分到一所農村中學。因為是六月份已近期末了，就被臨時安排到教務處打打雜。校長給我介紹了一圈“這是張軍，這是王軍，這是李軍。”弄得我一頭霧水，直發懵。正當我不知所措時，就聽見外麵有人大聲說“來了麽，來了麽，我看看。”隨著這有點尖尖的聲音，如同那王熙鳳“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情形，一陣風似的就進來一個大姐，三十左右歲的模樣，看見了我滿眼驚喜，辟頭就問：“是哪的？真是伊春的？”我像是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趕緊伸出手，兩個人緊緊地就握住了。
“是的，我是美溪的。”“太好了，我是鐵力的。”一切盡在不言中。她說：“我都來三四年了，今天總算來了個真老鄉，以前有遼寧的吉林的，都算，後來有綏化的，佳木斯的就更算了。哈哈，現在，啥也不說了……”快人快語，暖我心窩。下班了我倆就結伴騎自行車往家走。我把剛才的不解向她提出，她聽後，又是一陣大笑，她說校長說的是張主任，王主任，李主任，教務處裏都是主任。我這才恍然大悟。呦，方言也太厲害了，我還以為他們都叫一個名呢。她又告訴我，好笑的事可多了。學生推自行車不說推說“趕車”，同事邀請你去家裏，就說“有空去站站”，她說她剛來時也納悶，怎麽邀請到你家還不讓坐著麽？那可不能去。我倆聊的很投機，笑聲灑了一路。
隨後的日子，她又幫我在城裏臨時租了房子（來時落腳在親戚家），幫我辦了許多小事。我們倆天天一起上下班，中午一起吃飯，形影不離。
從城裏到鄉下上班的老師很多，二三十個吧，每天上班浩浩蕩蕩的，大約有二十幾裏的路程吧。過了幾天，大家都熟悉了，就有男士說，“剛來的小老師，自行車騎得挺溜哇。”我心裏想，這算什麽呀，等冬天讓我在雪地上表演一個給你看看，嚇死你。我甚至還想，我騎自行車時你還趕牛車呢，但我可沒敢說出來，太不禮貌了。可心裏的那種優越感和清高確實存在著。
那時候是很懷念家裏的優越的條件的。在伊春我也工作了四年，哪有男老師還穿手織的毛衣，甚至是紫紅色的，針腳很粗，雞心領還歪歪扭扭的；裏麵還露出綠色的線衣領子，再不就是一套劣質的西服，腳上還穿旅遊鞋。女的還圍那種五十年代人民公社時的黃圍巾（我還是在電影裏見過的）。總之，要多土氣有多土氣。甚至吃飯，中午帶飯，打開飯盒一看，竟然是麵條。天，怎麽個吃法？簡直讓人受不了。可相處的日子久了，我才發現他們那些內在的閃光的東西，是我所學不來的。首先，他們很勤勞。早上天不亮就上山幹活，給果樹授粉，打藥，回來再上班，居然能來得早早的，又抹桌子又掃地的，一時不閑著。第二，他們特別的節儉，一分錢能掰成三半花。我們租住的是一家獨院的小二樓。一下雨，房東老太太就身穿雨衣出來拖水泥地，為了省水。在學校，老師都用油筆，學校發一些筆芯，他們就用稍硬一點的紙卷起筆心，兩頭都能用，又好使又好看。我很羨慕，對桌的周大叔（一個老民辦）就多卷了幾個送給我。女老師很會粗飯細做的。我就天天取經，學了不少的本領，出去買現成的時候就少多了。
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回我們去鄰鄉的學校監考，由於早上走的太早，到了以後就都去小餐廳吃些油條稀飯什麽的。我發現有三個年輕的男老師每人買了自己的一份，自己交了自己的一塊左右的錢，然後又湊在一起吃。我當時十分不理解，都是同事整天在一起的，總共不過三五塊錢，幹嗎分那麽清。還有一次下雨天，我坐工交車，正好遇見一男同事，我就買了兩張票。到了學校他就非要給我兩元錢，我沒要。可到了放學，他在校門口等我呢，然後一塊坐車他又給我買了票才算完事。我真是沒什麽話說，我怪自己多事，害的人家等，也在心裏琢磨，咱東北人的這個習慣究竟好不好？現在我想，山東人有些極端，但東北人也挺能裝的。
那時我愛人也在學校，隻是我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有一天他回來問我說你們學校老師中午都吃什麽，我說是些亂七八糟的，他就說他們學校有一老頭中午帶了一個老大老大的大饅頭還有一小截風幹腸，吃的那個香呀！他說他挺想吃那種腸。可當時也沒有賣的呀。我就回學校問人家那腸是怎麽做的。結果是太複雜，我學不會的。那年冬天，我就請周大叔幫我做了一些，這才吃上以前沒吃過的風幹腸。第二年再也沒人想吃那東西了。
好笑的事還有呢。還是關於吃的。我愛人去鄉裏監考，中午人家管飯，吃包子。回來又開始說那山東大包子如何如何的好吃，說不是肉餡是肉塊兒，包的形狀也不一樣，他說像個耗子。在這之前，我還真沒吃過也沒見過，於是，又回學校取經。結果不得要領，我哪知道那大肉塊兒要先炒熟的，就那麽照葫蘆畫瓢，費了半天的勁兒也沒熟，全扔了。至今我愛人仍無比懷念那鄉裏的山東大包子，說再也吃不到那種味道的了。
再說一件關於吃的，不過笑不出來了，挺悲慘的。那年秋天的一個周日，正逢三六九趕集的日子，我們倆推著自行車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看看有什麽沒見過的好玩的東西。我正蹲那看菊花呢，我愛人在前麵招呼我：“你快來，你快來，這兒有賣土豆的，還掛著黑泥呢”，我一聽，樂了，我最愛吃土豆了，可那時山東的大土豆根本不“麵”，像大蘿卜一樣。我們就往裏擠。那個賣土豆的人還在那吆喝“快來買，快來買，黑龍江的大土豆，又好吃又便宜。”我愛人就問：“黑龍江哪的？”“伊春的。”我又追問：“伊春哪的？”“美溪的。”天呐，竟然能買到我家那塊兒的土豆？再一細看，天呐，那不是原先三中的音樂老師麽？他沒教過我，可和我爸爸他們早就認識的，我叫了一聲“劉老師”，他一看是我，也很高興。一直等到人散了，我們才說上話。他有點手藝，會修理個電器，拉的琴什麽的。他讓我幫看看有沒有招聘的什麽，我答應了下來。可過了一段時間，我姐夫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說是蓬萊交警隊打來的。說有個朋友出了車禍，兜裏有我姐夫的一張名片，這才找到我們讓我們想法通知家屬。姐夫是忙人，根本想不起是誰，就問我們誰是劉林，我說就是賣土豆的那個，這時他才想起來也是在買菜的時候給過劉林一張名片。沒想到的是這張名片起了作用。原來他和妻弟還有連襟三人開著後三輪去蓬萊上貨，早上三四點鍾趕上了大霧，出了車禍，命喪車輪下了。我們趕緊通知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妻兒從美溪趕來了。這個家庭一次就走了三個男人：兒子沒了，女兒成了寡婦。這真是白發人送黑發人的人間悲劇。
家鄉出來的人越來越多了，有的有體麵的工作，有好的社會地位，更多的，是打工者，做小買賣的，大家都很不容易的。可為了生存，又有什麽辦法呢？ 人生，有時真的很無奈。
我在那所學校呆了一年就調到城裏了。也許是因為初來乍到，許多事情記憶猶新。我時常想起那裏的周大叔和一些阿姨們，他們教了我好多東西，包括許多過日子的事，還有我的老鄉，給了我溫暖的——鐵力的馬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