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幾次交往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於學，24歲應蔡元培之聘，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滿天下的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號稱“中國最後一個大儒”。毛澤東與梁漱溟二人同庚，他們初識於1918年，在楊開慧的父親、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家裏，那時毛澤東隻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小職員。

延 安 暢 談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了8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個小時以上，最長時通宵達旦。毛澤東記憶猶新地說：“梁先生，您還記得不？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館職員，讀到您的《究元決疑論》，還蠻佩服您敢於向名人挑戰的精神呢。”

半個世紀後，梁漱溟還能清楚地回憶起同毛澤東交談的情景：“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於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幹次了，卻沒有像毛澤東這一次有這麽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

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梁漱溟說：“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第 一 次 進 中 南 海

新中國建立後，梁漱溟就被選為新政協委員。梁漱溟第一次走進中南海，是在1950年3月12日晚，他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特意從外地趕往北京，共商 國事。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親切地接見了他。

當毛澤東征詢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時，梁漱溟很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接著，梁漱溟又開始分析時局，借古喻今，從治國安邦，到國之興亡、民之昌盛，他滔滔不絕地談，毛澤東饒有興味地聽，不時地點點頭或搖搖頭，以示同意或不同意。最後，梁漱溟真誠地望著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縱觀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殊不易啊！”

毛澤東笑了，他也望著梁漱溟，說：“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又說：“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梁漱溟覺出了毛澤東話語的分量和對他的期盼，重重地點了點頭。這天，毛澤東留梁漱溟在家裏吃了飯。

反 對 朝 鮮 戰 爭

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前夕，毛澤東約見了梁漱溟，征詢他對此事的意見。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心已定，從他的內心來說，是希望得到梁漱溟的支持的。但毛澤東失望了。

梁漱溟對毛澤東的決定不敢苟同。他說：“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卷入朝鮮戰爭，與美國人直接打仗，後果會怎麽樣呢？”他認為出兵援朝絕非上策，希望毛澤東再做考慮。

毛澤東沒想到梁漱溟對這場偉大戰爭會抱如此不積極的態度，他沒有批評梁漱溟，但這次談話不歡而散。

反 對“總 路 線”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請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梁漱溟在會上發了言，大意是說：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裏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雲雲。

針對梁漱溟的觀點，周恩來批評說：梁說工農生活“懸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農民，實際上他是代表地主說話，是挑撥工農聯盟的。對梁的那套主張，不能接受，應該斷然地拒絕。

在周恩來講話時，毛澤東亦不時插入一些分量很重的話：“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杆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毛澤東把目光轉向全場，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毛澤東還說：“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梁漱溟對這一批評不服，便寫信給毛澤東申辯道：“你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未予理睬。

梁漱溟犯上了桀驁不馴的牛脾氣，死活不肯認錯，在9月18日的大會上，再一次朗聲質問毛澤東：“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

結果梁漱溟被會場上一陣陣狂暴的呐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淹沒了。

後有高明人士提出，請主席團表決，看讓梁漱溟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讓他講話的人多，少數服從多數。主席團接受了這個建議。執行主席高崗宣布，關於讓不讓梁講話的問題現在進行表決。毛澤東補充道：這個問題不是政府委員會所列的議程，列席的同誌也可參加。表決讚成梁講話時，毛澤東帶頭舉手，政府委員中的中共委員也舉了手。毛澤東邊舉著手邊說：“梁先生，我們是少數啊。”

高崗接著宣布不讚成梁講下去的舉手，到會的大多數，特別是民主黨派的朋友立即舉起手來。梁還想再說一句話，會場上立刻有人大呼：服從決定，梁漱溟滾下來！梁漱溟被轟下了台。

從此，梁漱溟就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梁漱溟的問題屬於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的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也沒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處分。由於閉門思過，一言不發，他還幸運地躲過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自這場爭論後，梁漱溟與毛澤東不再交往。

與“文化大革命”唱反調

1974年2月24日，81歲高齡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著鼓鼓囊囊的皮包走進政協會議室。他把講稿、參考書、筆記本整齊地放在茶幾上，站起來向大家鞠了個躬，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題目是《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曆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並針對當時所發的中央文件《林彪與孔孟之道》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於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給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孔孟之道的衛道士”。梁漱溟的態度是：“我不再申說，靜聽就是了。”所以他每會必到，到則沉默。

在 韶 山 的 悔 悟

後來有一年，梁漱溟到韶山參觀。一見毛澤東故居地道的農舍房子，想起毛澤東世代為農的家庭背景，這位老人的心情猶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種發自肺腑的內疚第一次衝擊著梁漱溟的心。梁漱溟突然感到自己首先沒有一種讓別人批評的雅量。想到此，梁漱溟主動對陪同人員談起當年和毛澤東爭論的事，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

摘自《黨史文苑》2004年第3期 劉興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