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研院陳院士：毛澤東就像拿破侖，每過10年人們的評價就要翻個個

　 　
1972年2月21日晚，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了美國總統尼克鬆。尼克鬆說：“主席的文章推動了中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則答道：“咱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讚成你這個講法的。他罵我們是共匪。”尼克鬆說：“蔣介石罵主席是匪。那主席怎麽稱蔣介石呢？”周恩來在一旁插話解釋：“一般來說，我們稱他們蔣幫。我們的報紙有時罵他們蔣匪，他們也回罵我們共匪……”　　

“共匪”對“蔣幫”，這正是當年國共雙方在意識形態中“妖魔化”對方的真實術語。在那個時代，毛澤東在台灣的形象隻能是妖魔化的。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開始向學術化轉變。它的標誌性事情是原來的所謂《匪情研究》更名為《中國大陸研究》。　　

說起台灣的“毛澤東研究”，不能不首先說到王振輝這個名字。他從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獲博士學位以後，就選擇了“毛澤東研究”為主攻方向。在當時的台灣，選擇這個主攻方向可以說是十分的“孤立”的。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輝身處這樣一所教會學校——台中靜宜大學，資料並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澤東早年的經曆和思想，寫出詳細的幾卷著作，然後自己籌款印刷發行。　　

這個時候，台灣毛澤東研究的比較學術化的作品也陸續出版，其中更多的是台灣學術界對毛澤東的直言不諱的評價。但真正讓人吃驚的，是台灣的中國思想研究　家韋政通　先生的兩部毛澤東研究著作，即1999年版的《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2001年8月版的《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有意思的是，這兩部書都是用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作書名。　　

據　韋　教授說，這前一本書是試圖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闡釋毛澤東，後一本書則是試圖探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因。對此，作者給出一個相對中性、但又明顯感歎的學術斷語：“‘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看，是無法理解的，他們通常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曆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在20世紀的中國，毛澤東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未來，其影響力勢必仍將持續。”　　

2004年，台灣開始出現“毛澤東語錄”熱。其實早在1974年的文革期間，台灣就暗地裏流傳大陸版的《毛主席語錄》，隻是隻能在極小範圍“內部閱覽”。當時，與此相對應的公開出版物則有王國琛所著《毛澤東語錄的透視》一書，該書相對比較簡約，共計22章，采取邊引證邊“批判”的形式，因而在當時的台灣得以允許出版。　　

但是世易時移，到了20年後的2004年，《毛澤東語錄》公然在台灣各大書店“隆重”登場，台灣的媒體為此喧鬧了好一陣子。說來也很有趣，此書的策劃者和發行人楊一峰，其父親屬於台灣公款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個立場堅定的國民黨員。後來其父把他送到了美國，畢業後堅決地要他回台灣，以“報效黨國”，但作為中學生的楊一峰卻不想回去。經過交鋒和妥協，家裏又送他到日本讀完大學。這樣的經曆使楊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另類”，由於除漢語外，還掌握了英、日兩種語言，可知的世界要大得多。“這樣，我成了一個典型的‘判逆’。”他這樣自我評價道。　　

“那時官方總說毛澤東怎樣怎樣地壞，而我卻在想：既然毛澤東那麽壞，為什麽能打敗老蔣占領大陸呢？”於是有一陣子楊一峰就專門讀台灣的禁書，什麽《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等等書籍都讀，都是英文版，於是楊一峰就逐漸變成了一個“左派”的崇拜者。　　

楊一峰策劃出版的《毛澤東語錄》前麵有台灣《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所寫的“導讀”。扉頁上印著莊重的小字：“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它除了照錄大陸版《毛主席語錄》的全部內容外，還增加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這五篇著作大陸曾經以《毛主席五篇重要著作》為書名結集出版。書後還附錄了“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1967——1969指示”兩部分內容。可見，該書雖然名為《毛澤東語錄》，可實際上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原語錄的內容，比原版的《毛主席語錄》更趨近於毛澤東思想的全貌。　　

楊照的“導讀”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共產黨的最大貢獻，而且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於他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指示。”　　

楊照認為，所謂的“毛澤東路線”是由三大主題所構成的：其一， “承認在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略，必當是持久戰，可是戰術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其二，“承認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就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　　

楊照的意思是說，毛澤東就是靠的這三條，打敗了老蔣，影響了世界。今天與今後要與大陸打交道，要認識、要探觸到毛澤東思想和性格塑造下的中國現實，“我們別無選擇，還是回過頭讀讀《毛語錄》，理解《毛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與權力的策略。”這裏，楊照把為什麽要研究毛澤東的問題說得一清二楚了。同時也應該看到，楊照對“毛澤東路線”所謂“三大主題”的概括和理解不一定準確，卻也並非沒有深度，並非毫無道理。其中，關於“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就簡’”、“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 標準來判定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等論述不是完全沒有其深意的。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永發院士，是專攻中共黨史的頂尖級學者。近年他煌煌數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以翔實的史料和中肯的論述，受到海內外學術同行的認可。談到毛澤東的定位時，他的一句話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說：“無論如何不能否認他的確是個‘人物’”。在嚴謹曆史學家眼中的“人物”，顯然與常人是不盡相同的。　　

當有人問他“為什麽選擇研究中共黨史”時，他簡約地回答說是因為覺得許多既成曆史的基礎成因其實並沒有說清楚，這其中不能排除由於意識形態傾向的裝飾、掩蓋和曲解。比如，為什麽毛澤東竟然可能在短短的20幾年內就聚集了如此強大的力量，最後實現了他自己的目標？無論就國民黨內部的知識教養，還是就共產黨高層的文化教養而言，毛澤東隻是其中眾多的優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為什麽非常耀眼地凸顯出來？這其中必有奧妙！所以這位陳院士把目光聚集到延安時期，探究毛澤東在極其困苦的環境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這就形成了他的那本關於延安政治運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諱言，在此一時期，中國大陸同一專題的研究還沒有涉及到這樣微觀的層次。　　

當問到毛澤東的曆史地位，陳永發曾經平靜地說過，“就像拿破侖一樣，每過10年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就要翻個個兒。”陳院士的意思是說，一個被反複言說的話題的功能就在於：曆史以自己超越個體生命的形式不斷地講述著關於祖先的磨難和教訓。“曆史”之偉岸超越和難以琢磨或許就在這裏。　　

在台灣諸多研究毛澤東的人士的心中，“毛澤東”這三個字，無論是指個人，還是指精神，都在中國和世界的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隨著曆史的推移，這痕跡將會愈來愈分明，愈來愈凸顯，這痕跡是任何人都無法衝淡或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