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天端的家，歡迎來串門。'
不好意思，家裏有點亂
茫茫鹽堿地（下篇）
-----袁家壩學農回憶
（十）
一班回校後，就輪到我們班去了，這時候，已經臨近冬天。我們班住進了我們學校自己的“貧農屋”，男女生各住一間大通間。室內是泥地，沒有天花板，光線幽暗，條件比“富農屋”差了許多，但我無所謂，因為畢竟有上下雙人鋪，比我們學軍時三個人擠兩塊窄門板拚就的床強多了。
我們班同樣是個新集體。因我前一段時間一直和一班的同學混，對自己班的同學反而有點陌生。形影不離的趙萱回學校“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去了，這讓我若有所失。好在我在我們班並非“獨養女兒”，小芳、王麗麗、陳紅等幾個我初中班愛玩愛鬧的“政治局委員”尚在。我們班還多了不少其他班的“精英”，如一班的吳曉梅、二班的王曉紅、五班的陳紅衛、七班的小布，都是年級裏的“名人”，隻不過她們比較“淑女”些罷了。我最高興的是原八班的班長分到了咱們班，成了我們班的班長。
她是我的住校室友。我們早就認識了。我還記得第一次和她認識時的情景。初中時，我和趙萱經常在放學後抄寫“黑板報”，玩得很遲。靜靜的校園裏，有一個胖乎乎，圓臉，梳著兩個“掃把辨”，穿著一件碎花紅棉襖的女孩經常在我們附近轉悠。她遠遠地看著我們，卻一直不好意思走近。我和趙萱覺得奇怪，這個女生為什麽老不回家，一個人待在校園裏呢？
有一天，我和趙萱在學校廁所旁一條小水溝裏捉蝌蚪，這個女孩終於鼓足勇氣走到我們身邊，自我介紹說，她叫諸月娥，早就想和我們認識。她說她看到溝裏有螃蟹，要領我們去看，我高興極了。我們一邊找螃蟹，一邊就聊上了。月娥說，她住在學校，是 “警衛連”的人。
“警衛連”是我們學校護校執勤的一個組織，有點像學校的“保安大隊”。隻有進入“警衛連”的人才能住校。高年級一批最活躍的學生幹部都在裏麵，是個非隨意能進去的“組織”。聽說月娥是我們年級裏唯一一個在“警衛連”的學生，我和趙萱不由心生敬意。
那時我們晚上經常有會，一開就開到半夜，女生回家就成了問題。從求是村到學校的路上，當年兩邊都是茶園。這一帶以前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墳場。我家一個先輩民國時當過浙大校長，就是他，買下了這一大片墳地擴建了校區，因此校園附近有不少墳墓。在我童年的記憶裏，薄荷叢中的點點磷火和油菜花一樣清晰熟悉。茶園裏有好幾座被人掘開的墳墓，去學校的路上，有一堵近90度的陡坡，一個掘開的墳裸露在這個陡坡上，黑黝黝的棺材穴正好齜牙咧嘴地對著馬路。我每天打下麵經過，總感到有點悚然。到了晚上更是把這段路當成“景陽崗”，沒“武鬆”陪不敢單獨過。我倒不是怕虎怕鬼，而是聽人說，洞穴裏有可能會埋伏活人。
我晚上回家經常由“警衛連”的男生護送，一大隊自行車浩浩蕩蕩像“敵後武工隊”。後來，校團委書記，也是管“警衛連”的王寄明老師嫌送來送去麻煩，也來動員我參加“警衛連”。我一直沒有答應，因為“警衛連”早晨要出操，晚上要熄燈，實行軍事化管理，而我是個遲睡懶起之人，不喜歡受紀律約束。我白天課外活動很多，作業通常要到半夜才做。還有我家裏人都喜歡閱讀，不管是飯桌，還是廁所，隨手就可以抓到一本讀物看。我父親嗜書如命，不容許我把書帶出家門，怕我弄丟，因此，如果我住校的話，我怕失去家裏無拘無束的讀書環境。
和月娥認識以後，她經常向我們介紹“警衛連”的諸多趣事，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警衛連”每星期要參加嶽墳派出所的治安聯防，晚上跟著民警到西湖邊巡邏，真刀真槍地抓流氓捉小偷，驚險刺激。學生們周末用派出所發的夜餐費包餃子、下湯團，男生們還打來野雞野鳥會餐。總之，生動活潑、豐富多彩。月娥如此這般一“引誘”，趙萱首先動了心。她一“變節”，我隻好作陪。我們住校住了一段時間後，發現果然好玩，又把林小燕也“忽悠”了進去。還有一個男生叫李恒民，他是校廣播室的管理員。每天早晚要放《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住校不行。我們年級這5個人就成了 “警衛連”的“戰友”。
記得當月娥戰友知道我和她高中分一個班時，抱著我一陣激動，氣得分到一班的趙萱白了白她那雙挺漂亮的鳳眼，一邊歎氣去了。由此，月娥取代趙萱，成了我的新“引擎”，一班班長趙萱則成了咱班競賽的對手。月娥長得胖咕嘟嚕，很結實，一笑起來眼睛就在她那胖墩墩的臉上眯成兩道彎縫。她姓“諸”，性格又大度大方、隨和誠懇，溫和敦厚，頗像“豬老總”，和她在一起，我感覺自己像“貓委員”。
到了分校以後，我和月娥選了“貧民屋”裏最靠裏牆角的一張床，我睡上鋪，她睡下鋪。我和她分別擔任了我們班的正負“生產隊長”，這張床就成了我們的“大隊部”。
（十一）
一搬進“貧農屋”，其它條件也一概“貧民化”，如食堂自己開夥，吃不飽的問題嚴重凸現，時值冬天，江風如割，我們單衣簿被地無法禦寒，真可謂“饑寒交迫”。要命的還有，第一天工宣隊就強調了一條鐵的紀律：隻許使用我們學校自己的廁所！
我能理解領導們的意圖，在鹽堿地上開荒，要把生地變成熟地，肥料實在是太需要了。初中時，為了搞肥料，我們年級進行過一次轟轟烈烈的積肥競賽。校門口挖了一個大坑，老師拿了根杆稱稱學生交來的肥料。每個人的數量用紅箭頭標注在牆上。
學生家裏哪有什麽肥料？淨是些蜂窩煤灰，一天一籃子，拎到學校辛苦不提，老師還頻頻搖頭，說煤灰不能當肥料，份量要打折扣。
我和趙萱更慘，住在學校，連這樣的煤灰也拿不出。幾個星期過去了，我們的“紅汞柱”還在零！同學們都認為我們這回是輸定了。
有一天他們突然發現，我們的箭頭一夜之間像發高燒一樣竄上了天，把他們需拎一個月煤灰的份量全超了。有人以為我們作弊，去問稱肥料的老師，卻看到記錄鐵板釘釘，無懈可擊。不禁目瞪口呆！
原來，是我被逼急了，逼出了一個“訣竅”。我和趙萱到學校食堂借了一輛三輪車，帶上腿有殘疾拎煤灰不方便的周萍同學（周萍寫得一手好字，我們經常一起刻鋼板，抄黑板報），一起到茶園地裏拔了半天的草。茶園裏的草又大又好拔，不費吹灰之力就裝滿了整整一三輪車。老師看到草，眼睛一亮，說這才是好肥料！一籃子帶泥的鮮草比一籃子煤灰要重得多，一車草不知有多少籃。老師懶得學曹衝稱象，隨口就估了個幾百斤。
這個辦法別人很難模仿，因為會騎三輪車的人不多，沒法把這麽多草運來。我們班的積肥成績因此讓別的班級望塵莫及。記得“阿慶嫂”汪老師就是稱肥料的老師之一，她當時是初七班班主任。我想，她後來讓我擔任高一班的“客座班長”有可能就是因為她相中了我這匹拉肥“千裏馬”。有趣的是，直到今天還有同學的家長，已經七、八十歲了的老太提起這事，說她們當年都很吃驚，因為她們那時都在很賣力地幫助自己的孩子收集煤灰，想贏得比賽呢。
想象從杭州這麽遠的路都要把肥料運到袁家壩，現在來了這麽多現成的有機肥“供體”，領導們哪肯放過我們！
問題在於，他們沒有把廁所建好。我們學校的 “廁所”整得像農村的公廁-----一個草棚、一個大缸，一塊木板，至於透氣---沒門！，蒼蠅橫飛，髒臭就不去提了，地理位置選得尤其妙：建在緊靠操場的一個坡上，口子對著操場。男生一站，尚可以背對觀眾，女生一坐，就像坐在主席台上了。
我受不了這樣的“禮遇”，悄悄和同學們密謀，怎樣趁領導不注意，到杭一中那個有南北兩扇門的正規水泥廁所去“串門兒”。我們班有個戴眼鏡的同學是個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好同學，推了推她那副圓框眼鏡，一板一眼地說，“你們這樣做是違反紀律的，我要去告訴領導。”
害得我暗暗叫苦：咱們咋這麽命苦？人家偷東西鬼鬼祟祟，咱們送東西也得偷偷摸摸！
“眼鏡” 同學的這種實誠和勇氣如果用在今天的 “反貪”上，會難能可貴。但用在我們當年的“反汙”上，就犯了“眾怒”。我們不得不想辦法“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裏”。但“眼鏡”在理，我們無以反駁，隻好采取“行為藝術”----當她“老人家”登上“主席台”的時候， 人體“幕布”及時打開。這樣沒幾次，“眼鏡”同學就受不了了。結果，她到杭一中廁所跑“單幫”，比我們還勤了。
後來，領導發現大缸“產量”減少，為我們送來了一隻馬桶，“赤字”才算填平。一開始，我還擔心“倒馬桶”這個活沒人願意幹，準備排個值勤表讓大家輪流，沒想到，同學們個個學雷鋒，爭當“學農積極分子”。最勤勞的是小梅、火珍和小芳，馬桶離她們的床最近，她們總是迫不及待地近水樓台先“送”月。
（十二）
我們的班主任是個年輕女教師，教化學。她的父親也是大學化學老師。我們聽說她是“高材生”，但那時她剛參加教學工作不久，課堂上尚未能“征服”學生。這個老師很注重衣著打扮，她高高的個子、鵝蛋臉，一頭長發在後麵紮成一辨，前額看不到一絲劉海。配上化襯衣，裙子，半長黑襪，臉上施以脂粉，顯得非常古典美麗。不幸，那是個講究“艱苦樸素”的“革命年代”，穿條裙子都會顯得紮眼，更不要說塗脂抹粉了。她被看成了老師中的“另類”，樹不起“師道尊嚴”。上班的路上，一些流裏流氣的男生追在她的身後，拿雪團扔她，罵一些難聽的話。幸虧，這個老師心態極好，她不參與政治，安於“落後”，對一切白眼不理不睬，我行我素。
那年代，做老師不容易，要和學生一起吃苦。有這種定力的老師就不會“自討苦吃”。她把大小事全丟給了我和月娥，還賜了我們“尚方寶劍”，讓我們管女生，也管男生。她自己每天“早朝”時根據我們的匯報例行訓學生一通後，就想幹啥幹啥去了。後來，她連“垂簾聽政”也免了，再後來，人也不見了---她不辭而別。聽她的領導說，她是編了個“父親病危”的理由回杭的，我回國時曾和她笑談此事，她堅稱“不可能”。無圖無真相，留下謎團待解。不過，她“半途開溜”肯定是不爭事實。代替她的是生物老師張美卿。
駐場的男老師就是我們的校團委書記王老師，他和化學老師完全相反，是個比較“激進”的“革命青年”，如果不是戴著一副眼鏡，他一身裝束和農民沒什麽兩樣，誰也看不出他其實是個高幹子弟。我和月娥都是“警衛連”他的手下，和他很熟，熟不拘禮，近不恭敬，是可以“爬到他頭上的人”。冬耕時分，他整天開拖拉機大幹苦幹，沒工夫搭理我們。
工宣隊權威無時不在，人影卻難見，他們像候鳥，經常回杭州。
這樣，我們“二工頭”就“榮升”成了“大工頭”。
在陰暗潮濕的“貧農屋”一住，悲情會不由而生。沒幾天，就有同學“崩潰”了。最先哭起來的是火珍。
火珍是我的同桌，和她坐，倒不是因為她成績不好（高中時已不興以成績排座位），而是因為她個子小，坐第一排，我近視，沒眼鏡，也搶個第一排和她擠擠。高中期間，她幫過我不少忙。比如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課堂筆記基本全靠她抄，她上課一向很認真。我看閑書，坐第一排容易被老師發現，幸虧有她放哨，給我打掩護。不過這都是學農以後的事了。分校時，我們還是剛剛接觸。這丫頭，大概是從來沒有離開過家，來的時候，就和送她的媽媽哭得死去活來的。才分手沒幾天，想娘竟會想得如此厲害！
我哄她，哄了好久哄不好，一回頭，不得了了，她的哭聲已經像傳染病一樣傳遍了整個宿舍，到處啜音四起，涕淚橫流，我讓班幹部王曉紅、吳小梅去哄別人，結果她們自己也被傳染上了，竟陪著人家一起哭。再後來，連睡在我床邊的王麗麗和姚曉紅，我們認為最不可能哭的人，也情緒低落，眼含悲情了。
偌大的房間，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下，最後，隻剩下孤島----我和月娥的“大隊部”沒有“水災”了。
如此大麵積“鬧洪”，哄，肯定哄不過來了。我和月娥分析了一下，覺得主要原因是由同學之間的陌生感引發了遠離父母的孤獨感造成的。我們隻有像“警衛連”那樣，讓大家體驗到集體生活的樂趣，才有可能改變現狀。於是，我們決定當晚在寢室裏開一個“聯歡會”------做傳花擊鼓的遊戲。我準備了一大堆字條，絕大多數是猜謎語、解字謎的題目，外加猜不出題目如何處罰等等。比如“滅火”，打字“一”，“一口咬掉一半多”，打字“名”，如果猜不出，罰唱個歌什麽的。
智力遊戲要動腦筋，同學猜不出會不會更加掃興？覺得沒麵子會不會引發更大的悲傷？我很擔心，就悄悄地準備了幾張“惡作劇”的紙條。月娥很好奇，追著我問是什麽，我故作神秘地說是“定時炸彈”，一心希望抽到紙條的是她。
“聯歡會”一開，小芳、王麗麗、陳紅這幾個我原來初中班的“鬧將”馬上成為主力，她們拿臉盆擊鼓，扔枕頭當花，起哄逼猜不出謎的人認罰，一下把氣氛拱熱烈了。智商很高的王曉紅、吳小梅對猜謎語興趣盎然。特別是王曉紅，別人抽到的紙條她一個不放，追著要我證實她的答案。我一邊心不在焉地應付她，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放紙條的茶杯，盼望“定時炸彈”被人摸到。果然，這些“炸彈”把氣氛推到了高潮。
我現在還能記得的“炸彈”有兩枚。一枚是，“請做一個楊白勞三扁擔打黃世仁的動作。”那時候到處學演樣板戲，有個業餘演員這動作做得特誇張，一直是大家的笑料。我本意是想讓猜不出謎的人揮三下胳膊，讓大家聯想到那個演員發發笑而已。沒想到同學們真來勁了。摸到紙條的是張晶晶，小芳把葉月珍的床單扯來，圍在她的腰上，陳紅拿來毛巾綁在她的頭上，王麗麗找來我們挑土的扁擔塞給她，硬是把張晶晶打扮成了一個十分可笑的“楊白勞”。張晶晶平常就有一副故意裝傻，把人家逗得半死，自己卻能保持鎮靜的喜劇表情，這時就以這種表情做了很滑稽的揮扁擔動作。她還沒做到第三下，全寢室女生已經像黃世仁一樣翻倒在地了。
另一個紙條是，“請做個解手動作。”我的本意是想讓摸到紙條的同學蹲一下而已。而且我估摸人家連這個動作也不會肯做，大概會慘叫一聲，跑過來揍我一頓老拳。我已經備好了一隻枕頭，準備到時候護頭逃竄。沒想到，摸到紙條的是位成績很優秀的同學，她是個特別實誠的人，做事和學習一樣認真。小芳一看這紙條，哪肯饒過她，轉身就從牆角提來了馬桶當道具。在大家的催促聲中，這位老實巴交的同學真的要寬衣解帶了。我一看怕太過分了，在笑得快要斷氣的情況下，我拚盡最後的力氣，叫道“別開蓋子，裝個樣子坐一下就可以了”，說完，就像交待完了“請幫我交黨費”的遺言那樣，再也沒力氣說話了。
那晚，女生寢室裏的爆笑聲把房頂都要掀開了，隔壁的男生不斷有人來門外張望：“發生什麽事了？”這以後的好幾天，大家還是餘興未盡，經常有人莫名其妙地笑出聲。這一來，大家情緒都好了起來，女生寢室出現了一片“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
（十三）
然而，男生那邊卻狀況不斷。我原來以為我們班的男生也會像一班的男生那樣懂事聽話，對“管”他們自信滿滿，結果發現我的想法太天真。他們中間有幾個特別搗蛋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比如，有人冷得受不了。跑到杭二中的倉庫裏偷來棉花墊床。可是“笨賊--賊笨”！他們一路掉棉花，掉到寢室，第二天人家沿著“路標”找來，一下就把他們逮個正著。還有，有人餓得受不了，去偷人家的番薯，偷了不算，還在人家的倉庫裏燒烤，留下“革命火種”，嚇得人家來告狀，生怕倉庫著火。總之，他們偷瓜摸棗的事不斷，“挨克”成為家常便飯。
他們一開始就擰著脖子和老師工宣隊作對，當我和月娥行使“憲兵”職責，要求他們準時熄燈，不準吸煙時，他們就把我們當成領導的“幫凶”，掉轉槍口了。
他們首先和我們的“尊姓大名”過不去，給我們取了一個特標準的“成語”----“一胖一瘦”，與著名成語“一長一短”異曲同工。晚上，當我們走過他們的窗口時，就能聽到裏麵有人在叫，“快點滅煙，一胖一瘦來了！”。當他們被領導批評時，就會在那裏生氣嘀咕，“肯定是一胖一瘦告的狀。”，不管是否冤枉我們。不過，我們聽到這“成語”時，總是想笑，因為確實，月娥很胖，我很瘦。
真正對我們的“報複”，是那次挑土。本來是男生挑土，女生裝土。他們“磨洋工”一去不回。我們隻好換了一下，讓他們裝土，我們挑土。不曾想，給他們創造了報複我們的機會。一開始，他們偷懶，淺淺地往畚箕裏亂鏟幾鏟了事。還美之名曰是為了“照顧”女生，不想讓我們太累。為了激他們，我挑戰說，“你們能裝多少，我們就能挑多少。”這一來，他們來勁了，使勁給我和月娥裝土。
他們欺我人瘦，以為能把我撂倒。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在和一班勞動期間，已經把挑擔練到了“九段”---能挑一百斤了。月娥更是身強體壯，一副鐵肩膀。他們一看裝滿兩畚箕土難不倒我們，急了，用鐵鍬使勁拍土，盡量多裝，黃誌忠還跳到畚箕上，又蹦又跳，把土踩得結結實實。月娥咬牙去試，結果“哢嚓”一聲，扁擔斷了！男生們全傻眼了，有幾個“有良心的中國人” 終於站了出來，說“算了，算了，繞了她們吧！”
（十四）
大田裏的農活非常繁重，很多女生吃不消。身體不好的女生會被照顧在宿舍門口剝棉花。一邊剝棉花，一邊曬太陽聊天，確實比較輕鬆。有些女生就“花花肚腸”起來。記得有個女生一個月裏竟多次用 “老朋友來了”為理由要求照顧，讓我這個派活的“生產隊長”暗暗發笑。不過即使我心知肚明，我也從來沒有拒絕過同學的請求。看到她們弱不禁風的樣子，知道確實是無奈之舉。後來棉花剝完了，我把剝棉花的同學都派到了食堂去幫忙。那年極其寒冷，她們洗菜洗得一手凍瘡，也吃盡苦頭。
派同學去食堂是有特殊使命的。
我們那時燒飯，是把米先放在鋁製飯盒裏再放到一個大蒸籠裏蒸的。鋁製飯盒裝滿是八兩米飯，吃過食堂的人都很熟悉。但我們發現，號稱放入八兩米的飯盒總是淺淺的，大家都吃不飽。給我們燒飯的是當地雇來的一個農民，他聲稱燒的是新米，出飯率不高。
男生們吃不飽，就去地裏偷蘿卜。打過霜的蘿卜雖然好吃，但他們發現吃了以後肚子會更餓。女生們也吃不飽，記得我最餓的時候，給其它班的趙萱、翁真、林小燕等同學寫過信，希望他們行行好，給我們捎點好吃的來。不過，大概是我的訴苦信寫得不夠悲慘，她們泡在“新社會”蜜糖裏的人竟沒人能夠領會。趙萱班的同學傳閱了信，據說很多人流了眼淚，可全是笑出來的。翁真來信諄諄教導我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惟有四班的林小燕給咱送來了“吃”的------她畫了整整一信紙的糖，有“大白兔”，有“米老鼠”……
糧草是我們自己采購的，為什麽會缺斤少兩？我們懷疑食堂師傅有貓膩。那時農民吃不飽飯，監守自盜在所難免。為了得到確鑿證據，我們派小芳領一些同學以幫忙洗菜為理由到食堂臥底。小芳她們在米袋裏做好記號，果然發現了食堂師傅在當“米老鼠”。這下，我們都很生氣，我們的糧票是定量的，米被偷走，買都無法買到。
在證據麵前，食堂師傅無話可說，同意讓我們自己保管米。我們把米袋放在寢室，每天由食堂同學自己稱量裝飯盒，才算放心。雖然新米出飯率不高，還是不滿一飯盒，但這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洗菜也是，我們高度懷疑食堂師傅偷懶跳過了這道程序，因為我們經常吃到蟲。所以，為了大家的生理心理健康，我們隻好派出同學到食堂“自力更生”了。
小芳洗菜非常仔細，總是一瓣葉子一瓣葉子地用手洗。記得有一次她抱怨水太冷，手吃不消。我好心說，那你就別一瓣一瓣地洗了，用水多衝幾遍得了。她說這樣做，蟲洗不掉。我不信，試了一下。她把我洗過的菜葉翻過來，居然真的有條青蟲爬在上麵！這一下，我接受了教訓，以後一輩子都習慣像她那樣洗菜了。美國買來的菜從來沒看到過蟲，我也無法改變那個洗菜習慣。
（十五）
我們的學生去偷別人的東西，我們同樣怕自己的倉庫被人偷。領導們要求我們每天晚上安排人巡邏值班。我和月娥排出了值班表。後半夜最辛苦，起不來不算，外麵寒風刺骨，誰都不願出去。我和月娥不好意思把別人排在那個時間段，隻好自己頂了。但我們兩個人不夠，我們隔壁床的姚小紅、王麗麗同學非常爽氣，欣然加入。還有，我們全班的洗臉熱水，每天早晨6點鍾要用三輪車從食堂運來，熱水桶很大很重。缺了我，別人擺弄不了三輪車，缺了“大力士”月娥，誰也搬不動熱水桶，於是，我們四個人幹脆把這活全包了下來。由此，我們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戲稱自己為“四人幫”。後來，睡王麗麗旁邊的陳堅同學也加入了，我們就改叫“四個半人幫”。
天太冷，我們晚上出去的時候，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全套上，穿得非常古怪。幸好是半夜，除了我們這幾個人，別人看不見。我們談天說地，以玩笑取暖。記得王麗麗套了很多衣服後，把我的一條圍巾綁在腰上，頭上七七八八不知道包了些啥，隻露出眼睛。活像羅馬尼亞電影裏的養蜂老頭，把我們笑得前仰後合。後來，一提“養蜂老頭”，大家就忍俊不禁，王麗麗的那副怪模樣會曆曆在目。栩栩如生。
很多同學在回憶袁家壩生活時，都提到對寒冷刻骨銘心。每每及此，我會想到，其實那時沒有任何同學比“四個半人幫”對寒冷有更深的體會。當同學們每天清晨還在溫暖的被窩裏時，是這幾個同學冒著寒冷為大家準備了熱水。她們快快樂樂地為大家服務，從來沒有怨言，沒想過回報。他們皸裂的臉上始終洋溢著青春樂觀的笑容。嗖嗖寒風裏的笑聲是那麽朗朗爽人！
月娥、姚小紅，陳堅、王麗麗----我親愛的“四個半人幫”同學，今天，我在遙遠的異國，還是想用感恩之心，對你們說聲謝謝！你們的無私付出我記憶猶新，艱苦生活裏結下的友誼我懷念在心，那種溫暖足以融化任何寒冷！
姚小紅是個好睡之人，半夜三更叫醒她常令人心憐。有一次，我和月娥值班回來，正好碰到她在說夢話：“月娥，你為什麽欠我糧票不還？”月娥大吃一驚：“我什麽時候欠過你的糧票？”
“欠了還說沒有？”姚小紅看來不許月娥耍賴。
月娥委屈死了！明明知道她在說夢話，也不甘心無端受冤。兩個人一個說欠，一個說沒欠地爭了起來。一直爭到姚小紅翻了個身，嘟噥了一聲“不跟你說了！”才停止。我在旁邊快笑破肚子，暗暗慶幸，“欠糧票”的不是我。
月娥“憤憤不平”，恨不得把她揪起來辯個明白。可一想姚小紅睡得正香，天不亮又要叫醒她打熱水，睡不了多少時間了，隻好“含冤”放她一馬。
第二天，月娥問姚小紅為什麽要說欠糧票，這回輪到姚小紅“抵賴”了，說她從來沒說過那樣的話。這是當然，夢話，怎麽記得住呢？
月娥拉我當證人。我哈哈大笑。嗬嗬，幸虧大家都是“四人半人幫”成員，不然，“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個“官司”還真不好打。試想，現在有誰會在夢裏惦念什麽糧票呢？
（十六）
我們讒吃的，不曾想到的是，老師們正背著我們惦念“精神糧食”。
班主任老師的床位在我們女生房間，她常常要到半夜12點以後才回來。陳紅對她的床很好奇，趁她不在，撩開蚊帳“搜查”，發現了一盒脂粉。陳紅也是愛美之人，就美滋滋地用上了。那時店裏隻有“百雀羚”雪花膏，蛤蚧油可買，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脂粉。我們很擔心，脂粉用完了，被老師發現了怎麽辦？賠也賠不起。於是，一看到陳紅“化妝”，門口的同學就會叫“老師回來了！”嚇得陳紅雞飛狗跳。嗬嗬，誰叫她敢對老師做“周扒皮”呢。
我後來在老師洗臉的時候注意到，她用脂粉原來確實是皮膚需要。唉，真冤哪！那年代，這樣的需求成了“小資產階級情調”。
我和月娥值班巡邏時還注意到，當所有的燈都熄了以後，隻有駐場老師的那間宿舍燈火不滅，我們猜想班主任老師一定是在他那裏。
隻是我們有點疑惑，夜夜長談，這兩個在外人看來性格完全不同、表現截然相反、在學校時幾乎不相往來的年輕人，難道成了知音不成？不過，好奇歸好奇，老師的事我們也不去“八卦”。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青燈黃卷，這兩位有共同文學愛好的“小資”青年，正在那個房間裏苦讀當時被禁的外國名著呢！在文化貧瘠的年代，在精神枯竭的亂世，“逾隴堆兮渡漠”（楚辭. 疾世），他們把天高皇帝遠的荒攤鹽堿地當作了柏拉圖理想國《簡愛》上了。老師們和我們一樣，是時代的受害者。作為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有比我們更豐富的情感世界，更強烈的精神渴求。盡管他們要求學生不準這樣不準那樣，其實他們私下並不“省油”。
記得我的大姐大周又紅老師那時也在偷偷閱讀這些名著，不過，她比他們仗義，她偷看小說以後會講給我聽。記得有一陣子我天天往她家跑，在她家的地板上，她坐著，我和趙萱躺著，各把她的一條腿當枕頭。周老師用她標準的普通話，像電台裏“孫敬修老爺爺講故事”那樣，繪聲繪色，滔滔不絕，直講到我倆用呼嚕給故事配樂為止。我那時並不知道她講的故事的名字，就覺得內容很新奇，和她在課堂上給我們講的馬列主義政治課完全不一樣。粉碎“四人幫”開放書禁以後，我才知道，她講的原來是雨果的《悲慘世界》。
唉，兩位老師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我們誰都不知道鹽堿地上還有那麽一個“秘密圖書館”，不然，那些“外國名著”的命運，準比老師的脂粉好不到哪裏去！
（十七）
老師玩“地下”，學生更喜歡玩“地下”。那時，對學生吸煙是“零容忍”，幾個“玩火”的就玩起了“地道戰”。領導到他們寢室檢查了幾次，都沒找到“證據”。月娥分析，他們窗台下肯定有戲。於是有一天晚上，我和月娥前去偵查，果然發現了煙屁股。但奇怪那天男生房間裏悄無聲息，沒聽到通常會有的對“一胖一瘦”的罵罵咧咧。他們怎麽會這麽乖，這麽早睡了？我們覺得反常，朝窗子裏一看，裏麵空無一人。直覺告訴我，他們全寢室的人偷偷去田裏捉魚去了。
月娥提議去田裏找找，我倆就打著手電沿著田塍路找去。走了一陣，果然發現一群人影在田溝旁晃動。月娥拽緊我的手，頭一縮，“咯咯”地笑了起來，像猜中了謎語一樣興奮。
這是當地農民的大田，前一屆的學生經常去捉魚，曾幾次把農民的水渠給堵住了，影響了水田的灌溉，引起過學校和農民的矛盾，因此，領導早就明令規定不許學生去捉魚。
“要不要阻止他們？”月娥問我。讓男生恪守規矩是我們“憲兵”的職責。
“別！”我回答。男生們已經很討厭我們婆婆媽媽管他們了，他們玩性正濃，這個時候去阻止他們，無異於“感情自殺”。況且，我自己也是捉魚“超女”，從小就在田溝裏練了一身“雌貓功夫”。就在上一屆隨一班學農時，我還和張宏在這同一地點玩過幾次把式呢。所以，我完全理解男生們的興趣。
“看我的。”我對月娥說。
我們向男生走去。聽到他們一陣緊張，“糟了！一胖一瘦怎麽來了？她們怎麽發現我們的？”走近一看，他們虎視眈眈，明顯敵意一片。
他們的捉魚技術和我用的一模一樣，用泥在田溝截麵堵一個壩，中間挖一個口子，放一隻竹畚箕，人在溝裏走，用腳把魚趕入竹畚箕。數九寒天裏，隻見黃誌忠高挽褲腿，赤腳在冰冷的水裏趟著，衣服褲子全是濕漉漉的，讓人一看就打個冷戰。
我故意裝出很好奇的樣子，仿佛這輩子從沒看到過捉魚似地問這問那，還關切地詢問黃誌忠冷不冷？男生們本來預計我們會興師問罪，準備好了“反抗”，看到我們態度和藹可親，反而不知所措了，欲出口的冷嘲熱諷都憋了回去，張弓拔弩之勢頓時緩解。
黃誌忠趕了一趟魚，守畚箕的同學提起畚箕，一條魚也沒逮著。大家責怪他怎麽這麽笨。黃誌忠很委屈，天太黑，水裏什麽也看不見，他是盲目地亂趟。
我用手電筒一照，看清了水裏的一群魚，而且魚被燈光一照，都停在那裏不動了。我趕緊叫男生過來看。男生一看，喜出望外，頓時對我的手電筒發生了興趣。
“你們想借我的手電筒嗎？能否答應我幾個條件？”我問他們。
他們問我什麽條件。我說一是你們要在熄燈前按時回去，這樣我們才好向領導交賬。二是走的時候必須把泥壩去掉，恢複原狀，省得農民找上門。他們滿口答應。
就這樣，我把手電筒借給了他們。他們利用這個工具很快就捉到了滿滿幾臉盆魚，個個興高采烈。
回家的時候，他們拿了這些魚不知道怎麽辦才好。我說拿食堂燒了唄。
那天晚上，我特意安排食堂的女生為男生們搞來了薑湯水驅寒，把他們著實感動了一把。第二天我又吩咐食堂的女生把魚洗了，做了一餐很好吃的“麵拖魚”。全班同學難得“沾腥惹葷”，都像過節似地喜氣洋洋，連領導們也吃得眉開眼笑。
那晚向領導匯報的時候，我知道次日一燒魚的話，男生違紀捉魚之事必定逃不過領導法眼，就把男生捉魚之動機說成是他們為了改善集體夥食而去，並為了集體的利益不顧寒冷，勇戰冰水。領導們聽了甚為滿意。第二天他們就照著我說的話把男生好好表揚了一番，還特別表揚了黃誌忠。這一來，把從來沒得到過表揚的黃誌忠樂壞了！他象“祥林嫂”似地，逢人就嘮叨：“魚是我抓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這以後，隻要一有人說“一胖一瘦”，馬上就有人出來製止，“別這樣，她們不壞的，借過我們手電筒。” 從此，男生和女生開創了“國共合作的新局麵”。雖然互相不怎麽說話，但班級活動十分合作，各種競賽，如運動會什麽的常常能拿第一。
不過那次，我被食堂的女生們埋怨了一通------為了洗那些“要命的”鯧條魚，她們不幸又多了許多凍瘡。
（十八）
和男生的關係，因為一件意外事件進一步改善。
有一天晚上，甘利群同學突然找到我，吞吞吐吐地說馬自達同學的手被拖拉機皮帶咬進去了。
“取出來了沒有？”
“還沒呢！取不出來。”
“為什麽不把皮帶剪了呢？”
“老師不敢”甘利群說，“怕被工宣隊說成破壞冬耕，擔不起責任。”那時冬耕很緊張，全靠這台拖拉機。班主任老師離開之後，取而代之的張老師比較膽小，對情況也不熟。
“你有辦法嘛？”甘利群問。那年代比較封建，男女生之間很少說話。甘利群之前從來沒有和我說過話，這回他來找我，我感到非常意外，覺得義不容辭了，我趕緊帶上藥箱趕到出事地點。果然，馬自達的手還夾在拖拉機皮帶輪裏，血流得怕人。有同學試圖用工具撬皮帶，想幫他把手取出來，結果皮帶咬得更緊，痛得他大叫。
“快把皮帶剪了！”我果斷地說。“如果要追究責任你們就說是我說的。” 我經曆過汪老師手指被皮帶咬進去的事情，知道這是唯一的辦法。
皮帶斷了可以換，手指斷了超過24小時就無法接活，人和機器孰輕孰重，再淺顯不過了。我想工宣隊不會不懂這個道理。而且，我也計劃好了，天一亮，就派人去鎮上買皮帶，如果買不到的話，附近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去問，或者向勞改農場求援，不信搞不到皮帶。
甘利群等同學立即把皮帶剪斷，馬自達的手被取了出來。我做了包紮。完了必須上公路攔車，送馬自達回杭州醫院。我擔心男生攔不下車來，因為司機怕碰到劫匪，看到男的攔車一般都不會停，尤其是晚上，因此，我特意叫了幾個女生同去。
但是女生也沒用，天太黑，司機根本看不清我們。我們攔了一輛又一輛，都不成功。著急中，我想起了《紅燈記》，趕緊用一隻紅袖章包在手電筒上，站在馬路中間搖晃“紅燈”，終於，接下來的一輛車停了下來，把馬自達送回了杭州。
第二天，男生們湊錢，金翔和方豪到袁家壩鎮買到了皮帶，我才算放心。多年來，我一直以為馬自達是“隻身闖禍”，直到今天，男生們回憶起往事我才知道原來是“團夥作案”，班幹部金翔、伍可都是幹將。
原來，上高一的時候，我們沒有物理教材，用所謂《機電》代之，講得是農村的水泵、交流電之類。在分校時，就拿手扶拖拉機學習機械原理，每人在農田駕駛拖拉機實踐了一把。我也是在那時候學會了開拖拉機。男生餘興未盡，在金翔、伍可帶領下，乘老師不在，又去偷拖拉機“自學”。白天他們創造了一起“無人駕機”事件，秦勇把拖拉機發動起來後，被甩了下來。拖拉機像野馬一樣衝了出去。幸虧大夥兒追趕及時，沒有釀成大禍。晚上他們不甘心，又繼續擺弄。晚上冷，拖拉機發動不起來，秦勇十分內行地“指導”，通過拉皮帶可以發動，大家都沒有懷疑。好幾個人一起去拉。馬自達一馬當先拉在皮帶最前麵。結果當皮帶轉動起來後，他的手首當其衝，先交“學費”了。
秦勇後來當了空軍，金翔成了海軍工程學院高才生，伍可研製夜視武器，想必這一“自學”成果一定都用上了。沒想到吧？鹽堿地上的機械“啟蒙課”，培養出了一代“海陸空鋼鐵長城”。馬自達的手指雖然接上了，但留下了殘疾，幸虧他是足球健將，後來當了足球教授,可以“用腳投票”。
這次事情以後，男生們對“一胖一瘦”言聽計從，不再闖禍。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一胖一瘦”自己也不安分，她們帶著女生出去玩，也差點出狀況。
（十九
人道是“不到長城非好漢”，吾曰之“未探錢江枉潮人”。早就聽說錢江潮要到七堡、八堡看才有意思，我一直在尋找這個機會。有一天，趁老師不在，我帶著女生們出去，半夜2點就出發了。天很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田塍路上，大家都有點害怕。
走了七裏路，走到公路。有一條小路通往袁家壩鎮，葉偉、小布、趙祝明等同學想去鎮上趕早集，和我們分了手。“趕早潮”的人則跟著我沿公路繼續朝八堡方向走，一路問人，問到了一處當地人認為頗佳的觀潮地點停了下來。這裏，公路建在堤壩上，高高的像檢閱台，下麵直接就是江水，不見江灘，駁岸砌石整齊，河道束窄，有一條長長的丁壩橫伸江中。
我們等啊等，終於聽到了遠處傳來轟隆隆的潮聲，江麵風平浪靜，聲音卻越來越響，遠方霧蒙蒙的江麵出現了一道白線。白線越來越近，像雪崩一樣滾滾壓來，到了眼前變成了一堵高高的白牆。運動的白牆，如萬馬奔騰，咆哮而去，這就是所謂的“一線潮”。我並沒有感到特別的新奇，因為“一線潮”我已經在我們駐地附近的江段看過幾次，隻是那裏江麵寬，“白牆”沒有這麽高。
我感到意外的是，當潮水衝到丁壩之後，突然翻卷折回，與後麵洶湧前衝的潮水猛烈對撞，激起衝天巨浪，足有數層樓高，這樣的巨峰一個連一個出現，風馳電掣般地向後回奔，瞬間，形成一排“雪山” ，像揮舞起來的巨大白練，凝成一道正弦波，凸立江麵，蔚為壯觀。耳邊，聲如獅吼，勢若雷霆，磅礴的氣勢讓人熱血沸騰，震撼無比！
這樣的“回頭潮”我之前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愕然眼前，一時興奮不已。
回來我就琢磨，漲潮如此壯觀，退潮又會咋樣？為了解這個謎，我又帶了一些女生去駐地附近的江麵看退潮。
我們來到江邊，大吃一驚，寬闊無垠的江麵竟變成了大片沙灘，河不見了！莫非可以走到對岸？
我們走進河床，一直朝中間走去，驀然，一道深深的“峽穀”凹現眼前，“峽穀”兩岸峭壁陡立。把頭探出直壁，居高臨下一看，腳下泥沙裹水，急速東流，原來青白色的水色完全變成濁紅色，到處是湧浪漩渦，看得讓人頭暈。我想，這掉下去可不得了，這麽湍急的水流，再好的水性也會抵擋不住，即便能遊到岸邊，兩邊都是90度沙牆，毫無攀援之處，根本不可能爬得上來。我提醒大家千萬小心別失足。未幾，聽到幾聲轟響，向兩邊一看，遠處峭岸開始塌方，一塊塊沙牆掉入江中，激起衝天濁浪。一開始，我還覺得很好看，每看到一塊沙牆掉入，就歡呼一陣。突然，我發現離我們很近之處也開始塌方，我大驚失色，意識到不對了，趕緊命令大家，“快，往回跑！”我們一陣狂奔，跑出大約50米開外的樣子，聽到了身後一聲巨響，回頭一看，我的媽呀！我們剛才站的地方已經沒有了！
我腿一軟，癱坐在沙灘上，跑在我前麵的王曉紅回頭拉我，我擺擺手說“別管我，快數人！”我不是像電影裏的英雄那樣，個個臨死都拒絕幫助，而是我知道，隻要我一站起來，內急就會控製不住了。
總算能站起來了。雖然我相信王曉紅數得準確，我還是讓她數了再數，我自己也反反複複數了好幾遍，確信一個人也沒有少，才算放心。回來的路上，大家都覺得後怕，幸虧撤得及時，不然我們怎麽向家長交待啊？
回望我們已經走過的曆史，忽然覺得和錢江大河何等相似，記憶中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一個接一個的“高潮”中度過，什麽“文化大革命高潮”，“批林批孔高潮”，“反擊右傾翻案風高潮”，“上山下鄉高潮”，“農業學大寨高潮” ……等等，次次“高潮”驚濤駭浪，洶湧澎湃。潮退之際，又泥沙俱下，湧浪翻滾，什麽“道德滑坡”，“信念崩潰”隨之而來，似乎和沙牆無甚兩樣。人人是浪花，也是沙粒，無論乘風追潮，還是隨波逐流，無論掀浪還是跌宕，無論漂浮還是沉淪，皆身不由己。隻要人在江湖，都逃不脫潮起潮落的命運。也許，這就是江的脾性？河的鐵律？
出國之後，發現自己已被潮水衝到了一條平靜的河汊，驚奇地發現，沒有“高潮”的地方，人們照樣能一年一年寧靜度日。再聽到一波波“房地產高潮”、“炒股高潮”、“紅歌高潮”之時，我已修煉得心如止水，沒有了趕潮的躁動。甚至癡癡亂想，為什麽我們非要下一代做這種“後浪推前浪”的“潮人”呢？
（二十）
我們班結束之後，我和張宏隨三班又去了一趟袁家壩，此時已是來年春天。這段時間不是很長，因為中間，我打農藥時滑了一跤，滿滿一桶“敵敵畏”把我渾身浸了個通透，第二天又正巧鬧肚子，以為是農藥把咱這倒黴蟲兒給掛了，不得不回杭觀察。我好了之後，張宏又得了急性腎炎，我們便不再回袁家壩了。
高二時，我隨生物老師張美卿又兩次去那裏做5406菌肥試驗。第一次，生物小組的人全去了，男生比較艱苦，為了記錄菌肥溫度，他們睡在菌肥坑旁一個倉庫裏，用稻草垛當床。最可憐的是江農同學，他媽媽有“潔癖”，家裏非常幹淨，別人睡在稻草堆裏尚能忍受，對他來說無疑是個極大的折磨。
張美卿老師非常敬業，夜夜親自去檢查菌肥溫度。從宿舍到草棚路很遠，且都是田塍小道，我擔心張老師一個人夜行摔跤，或碰到壞人，會無人知曉，提出陪她同去。張老師看我睡得香，不忍心叫醒我，仍舊悄悄獨去。於是，我不敢睡死，她一有動靜，我就趕緊起來。她一看不叫醒我，反而害得我睡不踏實，隻好老實“聽話”。月黑風高的夜晚，我和她手挽手地走在田間小道上，互相鼓勵，形同母女。
最後一次，隻有張美卿老師和我兩人同去。臨近畢業，老師不好意思讓學生再耗在“廣闊天地”了，而菌肥試驗又不能半途而廢。我看她一個人孤單，主動陪她前去。為了不拉下功課，我在那裏自學了《三角函數》。回來時已是畢業考試。記得那次數學考試，老師出了道棱模兩可的題，不同的理解會得出不同的答案，我的理解和老師的要求不一樣，老師承認我的理解沒錯，但不想開恩，說大家都按照她上課講過的理解考才公平。這道題一扣就是20分，使我得到了我從小到大唯一的一個“良好”，讓我鬱悶了好久。實際上，自學的東西更容易記住。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時，《量子化學》考試有一道附加題，看著複雜，其實用三角函數一化簡就很簡單，全班就我一個人做完了那道題。記得教授還專門跑來向我祝賀，說我“Save（救）”了他。因為那道題是他費盡心思設計的，頗為得意，批考卷時見沒人做出，心情沮喪，以為會浪費他一番辛苦。有一個美國學生，沒做完那道題，隻是想到了用三角函數，老師也大方地給了他滿分。雖然不太公平，但我沒感到鬱悶。那道附加題也正好是20分，“順差”填補了當年的“逆差”，讓我覺得，鹽堿地上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廿一）
在袁家壩的日子裏，有一個夜晚我記憶特別清晰。
那天，我和張宏晚飯後去耘田，一直幹到晚上9點多鍾。累了，我們並排躺在田頭，頭枕著田埂，望著滿天繁星，“地當床，天當被”地那樣躺著。
那是一個月明星朗的夜晚，清清的江風夾著海水的鹹味吹幹了我們身上的泥水和汗水。白花花的衣服與白花花的鹽堿地混為一體。夜色籠罩下的江灘是那麽安靜神秘、空曠無垠。人聲絕無的田野，蛙鳴蟲叫的天籟之音正在為萬物催眠。我躺在地上，仿佛能夠感覺到大地的心跳和呼吸。遠處的江濤聲空傯傳來，像是教堂的鍾聲，廟宇的鼓聲，抑或是天外傳來的梵音，忽然讓人心生一種宗教般的神聖和安詳。我感到整個身心尤置於大自然的搖籃，在聖樂伴奏之下輕輕搖蕩，真是一個充滿感情，充滿激情，充滿友情，充滿詩情的夜晚！我那時不會寫詩，但在如此奇妙的浪漫夜晚，我突然覺得自己的靈魂好像飛升入天，正在用滿天星辰排列一首無字的詩，我注視著自己的靈魂，情不自禁地問張宏，
“你說，十年以後，我們還能想起今天這個夜晚嗎？”
張宏也在深情地望著深邃的夜空，空氣中傳來了她略帶顫抖的聲音，“我想，應該能記住吧。”
無字的詩行，記錄了那個晚上對未來的想象和對友誼的承諾。
十年！那時，我們心目中的十年是一個多麽遙遠的概念啊。然而，彈指一揮間，當我再見到張宏的時候，三十多年都過去了！真是又感慨，又有點不可思議！那時我們都做好了上山下鄉的思想準備，以為十年以後還會頭枕田埂躺在地上。不曾想，漫長的歲月過去後，我再一次躺在她身邊的時候，是在一張舒適的手術床上。
她當了一家醫院的副院長，正在準備為我做檢查。用了安眠藥之後我昏昏欲睡，張宏的身影就像是在錢塘江的夜霧中那麽縹緲。我問了她一句，“你還記得那個晚上嗎？” ， 空氣中傳來略帶顫抖的聲音“記得，當然記得！我怎麽可能忘記呢！”。朦朧中，聽到小護士們在問，“張院長，你們認識啊？你們是怎麽認識的呀？”沒等聽到張院長“在那高高的草垛上，講那過去的故事”，安眠藥已經催俺“蘇州”去也……
沒有更多的話。三十多年前的回音，是一種心靈的交流，也許多一個字都會顯得多餘！
淚潮如鹽
鹽漬的思念
流淌在心岸
於茫茫的灘塗堰
往事蒸發
回憶結晶著懷念
飽和鹹澀的
溶解深情的留戀
繾綣之心綿連
綿連成田
真誠曬白的沉澱
心在提煉
（詩歌作者：天端、海上雲）
（全文完）
3/16/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