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天端的家，歡迎來串門。'
不好意思，家裏有點亂
茫茫鹽堿地（上篇）
-----袁家壩學農回憶
七十年代中旬，杭州市教育局在七堡附近的錢塘江灘塗上搞了一個學農基地，各個學校在那裏墾荒種地，搞基建，白手起家建起了所謂的“學農分校”。離分校七裏左右有一條大堤，堤上是公路。學農基地在堤外靠江的一麵，堤的另一側有個叫“袁家壩”的鎮，汽車站也叫這個名。 因此，大家都習慣把去學農分校叫作去“袁家壩”。
我先後去過“袁家壩”大約六次，初三暑假和一批學生幹部去過一次，高中和一班、二班、三班各去過一次，最後兩次是跟著生物老師張美卿在那裏做菌肥試驗。我在那片土地上經曆了春夏秋冬。現在，我將分上下兩篇寫下我對那段時期的回憶。
（一）
所謂灘塗地，就是錢塘江和大堤之間的圍堰地帶，袁家壩那一段，大約有10到20裏的寬度，是錢塘江的防洪緩衝地。農民曾經用作曬鹽場。這種地“生”的時候，是地地道道的鹽堿地，像橡膠一樣，踩著挺軟，有彈性，但想捅個洞的話絕非易事。不過，這種地，種上幾年，土質是可以改造過來的，一旦成為“熟”田，種水稻，番薯、棉花、花生、甘蔗、瓜果等各種農作物都不錯，尤其適合種植西瓜。
與學農基地一河之隔有一個很大的農場，這就是杭州著名的勞改農場---喬司農場。我不知道那裏的犯人有沒有被改造成“良民”，但我親眼目睹的是，農場的土地已經被犯人改造成了一望無際的“良田”。在那裏走上一遭，不要說是農民，就是“皇上”也會嘖嘖稱讚---那農作物長得實在是太棒了！
我們學校起步較晚，分到了最靠江邊的一片荒地------據說是最差的一片鹽堿地，太陽一曬，白茫茫一片，鹽晶閃著亮光。我們高一的時候，作為宿舍的房子剛建起。是我們上一屆的學生自己一磚一瓦建造的，質量不能和其它學校比。我們的房子有點像建築工地的簡易房，其它學校的則是挺括的水泥平房，整整齊齊有好幾排，像軍營，還有禮堂、食堂等。如果想找“富農”或 “貧農”的話，不用問，一眼就可以看出。
我第一次去，是初三那年的暑假跟隨我們年級一批學生幹部去的，記得是周又紅老師和王寄明老師帶的隊。那時我們學校的“貧農屋”還沒有造好，我們都住在杭一中的“富農屋”裏。
我們住的是“富農屋”，但種的是不是 “地主地”-- 杭一中的地，則不得而知。記憶中那土顏色較深，看上去比較肥沃，屬“地主地”的可能性大一些。因為我們學校的地當時多數還是“生”的，是沙色的。我們的老師周又紅是個從北大荒回城的女知青，圓臉短發，英姿颯爽，走路甩著胳膊，渾身透著男孩子般的朝氣。她鋤地特別厲害，又快又深，問我要不要和她比試比試。我自忖我是女生裏幹活最有力氣的，心想，誰怕你啊？結果，拚著老命一頓猛刨後，一抬頭，人家已經拐了個彎和咱碰頭了。唉，誰叫咱自不量力，栽了活該，於是，幹脆“拜”她做“大姐大”，成了她的“小尾巴”。
那次學農，最開心的莫過於吃瓜了。我們人不多，又是暑假，學校從喬司農場給我們買來了許多菜瓜和甜瓜，當作“冷飲”。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一臉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甜瓜，圓圓的，比拳頭大一些，青皮綠囊。味道很像“黃金瓜”，但比黃金瓜更甜、更脆、還有一股“鮮”味。吃起來口感清香，雖然聞起來不如黃金瓜香。我到美國後吃過各式各樣的瓜，包括新疆哈密瓜，在我看來，所有的瓜都不如甜瓜。 我很奇怪，為什麽那麽好的瓜以前在杭州市場沒有見過呢？估計甜瓜隻適合種植在灘塗沙地，產量不是很多。我去年回國時，朋友送給了我一些種子，發現那裏麵竟有甜瓜的種子，真是喜出望外！回美後，我先生在我家後院裏種了一些，結出了幾個，但長得不好，隻有雞蛋那麽大。雖然小，味道還是很甜脆，聊解了我三十多年的思念。
甜瓜可以被我當飯吃，然而分得多吃得也多，我總覺得自己分到的不夠，特別惦念周又紅老師的瓜，總想伺機“學雷鋒”。因為老師分到的比我們多，我怕她一個人吃不完。
那時正是唐山大地震過後不久，全國一片恐慌，到處都在瘋傳要地震了，我們在江邊也不例外。這種恐慌其實在我們來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浙大天天在大操場放電影，為得是吸引大家待在室外。各幢房子都有專人輪流值班，一有情況就鳴鑼敲鼓，通知房子裏的人出來。有一天新村15幢的值班人員半夜打撲克打得迷糊，突然聽到警報大響，緊張得抄起臉盆就大敲大喊“地震啦！”，房子裏的人聽到喊聲都衝了出來，奔向附近的田野。等驚魂甫定，大家才發覺不對，再仔細一聽，遠處傳來了《平原遊擊隊》的電影聲。原來是值班人員把電影裏的警報聲誤當成了地震警報聲。明媚的月光下，田野裏無遮無攔，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頓時尷尬得無地自容，恨不得跺個地洞兒鑽進去-----原來很多人來不及穿衣服，赤身裸體地就跑了出來。這些人平時可都是堂堂正正衣著體麵的大學教師啊，此時眾目睽睽之下如此“不修邊幅”，可以想象有多難為情了！
一次次“狼來了”，讓我們積累了經驗。那天周老師開會回來，很嚴肅地告訴我們，接到了勞改農場的通知，今晚極有可能要發生地震，會有海嘯，大家聽到勞改農場的警報聲必須立即朝大堤跑。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衣服要穿好，再就是吃的要帶上。其實，大堤離我們那麽遠，真的有海嘯來了，我們即使長了飛毛腿也跑不到呀。然而，那不是我所關心的，我最關心的就是我的甜瓜了，心想有了甜瓜，就是被壓在廢墟下，或被衝到溝裏，我也能活命。於是，我把甜瓜全部裝到網線袋裏，掛在床頭最容易夠得著的地方，準備到時候什麽也不帶，就背著這個網線袋逃命。睡我斜下鋪的同學對此不以為然，她鄭重宣布，到時候什麽都不帶，就背著書包跑。我看到她認真仔細地把她的“紅寶書”裝進了書包，其它什麽都沒放。那天晚上，我和衣而躺，一直盼著聽到警報聲，好驗證一下，到底哪種“糧食”管用？
令人失望的是，那又是一次“狼來了”。
錢江大潮名聞天下，“海嘯”我則是第一次聽說。唐山大地震後，聽說浙江麻紡廠的工人天天“三班倒”日夜趕製麻袋， 一火車一火車的屍體被運往了大海。錢塘江連通大海，如果有海嘯，海嘯會把那些麻袋卷上岸嗎？江也會有海嘯嗎？我思來想去，心存疑問。很多年以後我“考古”發現，錢塘江確實有過海嘯！20年代初，一次特大的海嘯造成過浙東一帶嚴重洪災，成千上萬的災民流離失所。當時我的曾外祖父是上海商會董事，著名的紹興旅滬七邑同鄉會會長，曾經組織過上海各界規模宏大的賑災活動，募得55萬賑款，購買10萬石玉米和幾萬床棉衣棉被趕赴災區，募捐數量之巨震驚上海灘。同時，他臨危受命，被推舉為總指揮，主持連通錢塘江的曹娥江段的築塘修堤工程，並為此積勞成疾，英年早逝。資料顯示，那次“海嘯”是錢塘江沿海一帶發生的最後一次海嘯。
（二）
菜瓜我在杭州時就吃過，因為不是甜的，我不太喜歡。但喬司農場的菜瓜特別好，又大又脆，水分極多。我們幹活口幹舌燥時，就以菜瓜當水解渴。我的“大姐大”每次去地裏，總會帶上滿滿一臉盆菜瓜。她知道我“有賊心沒賊膽”，慷慨地把她的菜瓜都給了我。不吃白不吃，我放開肚子猛吃，結果吃過了頭，徹底倒胃，從此看到菜瓜碰也不敢碰了。但不知為什麽，我最喜歡的甜瓜她一個也不肯給我。
有一天，王寄明老師帶了一幫男生去勞改農場買瓜，說好晚飯前會回來的，結果等了又等，他們還沒有回來，大家都挺著急。我的甜瓜已經吃完有好幾天了，正口水千丈，等待補給。周老師說去路上接接他們，拉我和趙萱同去。那天，白天幹活幹得累，時值晚飯，我的肚子已經嚴重抗議，想吃了飯再說。周老師說，先去吧，接到他們就有甜瓜吃了，我一聽二話不說，拔腿就走。沒想到，我們走了很遠的路也不見他們的蹤影。我餓得撐不住了，怪周老師沒吃飯就把我忽悠出來，要她“賠”。周老師沒辦法，說，那我們就厚著臉皮去勞改農場討飯吧。於是，我們就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勞改中隊，向解放軍買瓜吃，他們說沒有瓜賣，向他們要飯吃，說食堂關門了。我們隻好滿懷希望地去找另一個中隊，不幸也是如此。我餓得實在走不動了，周老師說，那我們去找瓜田吧，偷它幾個瓜，學解放軍把錢埋在地裏就是了。於是我們強打精神去找瓜田，看到遠處有綠油油的一片地，想一定是瓜瓞綿綿。咬牙走到，結果是一片番薯地，還沒有長出番薯呢！希望和失望之中，我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饑餓，第一次發現饑餓中的絕望原來是那麽難受！夜深了，我們沒有找到任何吃的東西，又累、又餓、又渴，我賴在路邊，死活不願走了，這時，周老師再怎麽勸我“要向上甘嶺英雄學習”也不管用了-----回去有同樣遠的路，走不動；再往前走，不知道買瓜的師生們究竟去了哪裏。
扶不起“阿鬥”，周老師無可奈何。就在這個時候，前方出現了人影。啊，救星來了？鱉（癟）頭立即變成長頸鹿。人影走近，果然是“糧隊”回來了！他們氣喘籲籲地說，為了買到西瓜，去了最遠的勞改中隊！一聽說有西瓜，周老師衝到板車旁，抱起一個，一記老拳砸開，一人一大塊塞給我們，餓著肚子回來的“運糧隊”，一看我們提前吃開了，不甘心，也跟著一起砸。一群人像餓死鬼似地捧著西瓜猛啃，吃得滿臉都是瓜汁瓜籽。那副吃相，可以和《小兵張嘎》裏的胖翻譯媲美。
（三）
浮瓜沉李，“富農”生活過得有滋有味。暑假一過完，我們就進入高中了。我和趙萱分在不同的班，她老大，我老二。四個班輪流去學農分校，“老大”班先去。餘興未盡的我，看到好朋友要先我而去“享福”，哪肯“落後”？就決定和她一起去。那時“勞動”永遠是比“讀書”優先，學校正為有學生想盡辦法逃避學農頭痛，一聽有人主動請纓，求之不得，立馬批準。
於是，背包朝大卡車裏一扔，在一片同學和家長告別的涕淚聲中，我高高興興地又去了“分校”。
這次還是住在“地主莊園”，但換到了最靠近我們學校西首的頭一排房子。不過這次，不知是因為季節已過，還是因為人太多，我們一個瓜也吃不到了。好在吃飯還是在杭一中搭夥，印象裏那段時間夥食沒太大的問題。房前有個水槽，“自來水”是用水泵直接從水塘打上來的，未經任何過濾消毒處理。我們洗臉、刷牙都用這個“自來水”，洗衣服、刷馬桶則直接去水塘。實際上是同一水源，但妙就妙在，水這麽一拐彎，人的腦筋也會跟著急轉彎，心理上確實踏實多了。
學工學農學軍通常要評這評那，這次，我是以“散兵遊勇”身份前來，逃離了“主校”的紀律約束，又不用受“分校”的評比壓力，心裏感到無比輕鬆。趙萱是一班的班長，我們兩人住校時，每天要早起出操，睡不成懶覺。到分校的第一天，看到她和一班的同學規規矩矩地排隊聽班主任汪老師訓話，我心裏充滿了客人的優越感，心想，“哈，這下你被套住了，我將天天睡懶覺，羨慕死你！”
正得意中，突然聽到汪老師向全班宣布，任命我當班長。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點錯將了吧？汪老師調來我們學校不久，沒有教過我，我和她不熟，我想她肯定誤把我當成了她班裏的學生。
沒想到，汪老師聽了我的更正後，仍舊不由分說，“就是你了！你既然在這裏，就是一班的人了。”。汪老師是那種劈啪幹脆的人，大家都管她叫“阿慶嫂”。“阿慶嫂”的話，司令都不敢不從，咱不爽快領命也不行----在這種性格麵前，任何推托都會顯得不是虛偽就是粘乎。
唯一過意不去的是，咱這“客座班長”一當，就“篡”了正式班長趙萱的“權”，會不會礙她的麵子？我想對她表示一下歉意，卻發現她真的很哥們，不僅甘願“讓賢”，還在那裏“壞壞”偷笑。
不謙虛地說，汪老師的這個“任命”是挺有遠見的，因為後來，一個意外，又讓我把她的“權”也生生地“篡”了。
汪老師是個很盡職的老師，點評派活都是她裏裏外外一把抓，不愧為“阿慶嫂”----周全又周詳！咱這“二工頭”也沒什麽事可幹。但既然是“工頭”，就得“以身作則”。所謂 “士為知己者死”嘛，被老師如此“器重”，咱要是不“奮不顧身”也說不過去。況且，那時還在“雙搶”之中，大批秧苗要種下去，人手也確實不夠。記得幹活最緊張的時候，我不幸拉了肚子，還逞能“輕傷不下火線”。關心學生的“阿慶嫂”命我回宿舍休息，還特地派了小慧同學“貼身緊逼”，“重點防守”。小慧是個老成持重、一板一眼的人，加上她本身有點“富態”，看護“傷員”起來，無論是外形還是認真負責、細致關心的態度都像極了“沙奶奶”。“沙奶奶”跟著我寸步不離，讓我不由興起和她“轉戰”起了“沙家浜”。
宿舍旁邊不遠處有個廁所，我去那裏，“沙奶奶”也跟在身後。但她犯了一個小小的“路線錯誤”，沒緊跟到“中央”，而是“靠邊站”“駐守邊疆”。我不知道她在門口到底“蹲守”了多久，反正，當我再遇到她的時候，我已經從田裏插秧回來了。我看到她很沮喪地向老師告狀，完了跑來一臉奇怪地問我是怎麽溜出廁所的？我告訴她，我是大明大方地走出來的，她不信。她說她一直盯在那裏，寸步未離。我也相信她絕對不會“打盹”。
我當然沒有插翅功能。其實，那個廁所有兩扇門，各在南北一端。不知為什麽，同學們上廁所總是習慣走南門，都以為隻有一個門。我為了“打遊擊”，多了一個心眼，注意到了北門。當“沙奶奶”忠實地守在一頭時，我像奶奶穿針一樣，簡單地一頭進，一頭出了。
（四）
老師住在女生宿舍，但最操心的還是男生。和新橋學農時一樣，女生就丟給咱們“婦救會”自己管了。
高中四個班級是由八個初中班打亂組成的，高中一班的學生主要由初中1班、4班、7班的學生組成，趙萱是唯一一個從我們初中3班升到這個班級的“獨養女兒”，班裏一半以上的女生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失去了原來班級一幫愛玩愛鬧的“子弟兵”，這個全新的集體就得重新“磨合”。
好在“玩性”可以傳染，脫穎而出的是張宏。她就像是一顆突然發芽的種子，初中時被“埋沒”在一班的丫頭原來是那麽一個充滿活力、樂於助人、不怕吃苦、聰明伶俐、活潑好逗的“野小子”，我一下子就喜歡上她了。我尤其喜歡的是，她和我一樣，對什麽東西都充滿好奇，且愛“惡作劇”。有一天，我在路上撿到了一隻透明膠狀的生物，放在手心上把玩，其他女生看到或者驚叫著逃開，或者不感興趣，隻有張宏和我好奇地研究了半天：這是不是新鮮海蜇？為什麽會出現在潮水衝不到的沙地上？我想起平常店裏買來的海蜇都是鹽醃過的，心想把這隻小海蜇醃一下也許也能保存起來。我們沒有鹽，就討論是否可以就地取材用鹽堿地上那層白花花的鹽來試試？鹽堿地上的鹽太簿，取不起來，我們就把小海蜇放在鹽地上滾了又滾，權當醃過了。
回到宿舍，小海蜇看上去還是不像買來的海蜇皮的樣子，我猜想可能還需要在太陽下曬幹才行，就隨手拿了個臉盆。不曾想，一位同學大聲叫了起來，說這是她的臉盆，不許碰。我們全宿舍的臉盆都放在靠門口過道的地上，很多臉盆的花色都一樣，大家經常拿錯，從來沒人計較過。咱臉盆的花色和她的也一樣，不仔細看，我確實也認不出哪隻臉盆是自己的。她這一叫，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我一開始也以為她是在開玩笑。但很快發現她是認真的。
怕又拿錯臉盆，我們索性就不用臉盆了。我把海蜇放在門口的水泥地上，夏日正午的太陽酷熱無比，水泥地的溫度更高。
誰知，小海蜇經太陽一曬，竟變成了一坨粘稠稠的“鼻涕”，出門上廁所的許慧同學看到了，大驚小怪地回屋內宣布了我們的“實驗結果”，房間裏一片“噫”的叫聲。奇怪，沒看到“鼻涕”的人咋會比捏“鼻涕”的人還知道惡心呢？幸虧咱沒用臉盆！
自從拿錯臉盆後，同學們開始注意到，那位提抗議的同學悄悄把她的臉盆從“大本營”裏提了出去，放到裏麵的牆角“隔離審查”去了。這個同學可能是有潔癖，但那時我們不懂，都以為她是“小氣”。同學們議論紛紛，覺得不可理喻。張宏是個大方爽氣的人，就想找機會“矯正”她一下。
沒多久，我又捉到了一隻小螃蟹。同學們都很喜歡，把它當小寵物，好幾個同學都爭著想要。我發愁不知給誰才公平，就鄭重宣布，“我們選隻最好的臉盆養起來吧。”
張宏笑嘻嘻地從裏麵的牆角拿來了一隻臉盆，說，“就選這隻吧！” 同學們一看全樂了，因為誰都知道這臉盆是誰的。
張宏真聰明啊，這下主人不會有意見了吧？要知道，我們選的可是“最好的臉盆”！ 而且，還能得到大家都在爭著要的小螃蟹呢。
誰知臉盆主人不領情，她臉色一變，哭將起來。張宏說，“我們鍛煉鍛煉這隻臉盆，別讓它給寵壞了！”我和其他同學也一個勁地誇那個臉盆怎麽怎麽好，以為把“抽壯丁”說成是“光榮入伍”，“革命家屬”怎麽也會感到無比自豪吧？但沒想到，“臉盆家屬” 就像臉盆已經犧牲了似的，越發哭個不停。
嚴肅的“沙奶奶”看不過去了，挺身而出，批評道“你們不應該把自己的歡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沙奶奶”是班幹部，說話不“心長語重”，也分量匪淺。
我常常會玩笑過頭，插科打渾，難免劍走偏鋒，“沙奶奶”，早對我頗有微詞。我想這回她一定是矛頭對我，趕緊“低頭認罪”，向“臉盆 家屬”賠禮道歉。“沙奶奶”說得也沒錯，雖然我們本意沒有想讓人“痛苦”，但結果卻是如此。
張宏卻不幹了，硬要為我分擔“痛苦”，認為“沙奶奶”批評的是她。她氣得丟了一句“不就是一個臉盆嘛，我本來準備一會兒就把這臉盆洗幹淨的，現在我偏就不洗這臉盆了！”把門重重一帶，出去了！
我隻好去把臉盆洗幹淨，擺平了這頭。再看張宏，發現她哭得比“臉盆家屬”還要傷心。“不就是一個玩笑嘛，犯得著上綱上線嗎？”“你也太沒原則了，洗那破臉盆幹什麽？ 我們用別人的臉盆開玩笑時，她笑得比誰都厲害，怎麽一用她的臉盆就不行了呢？”她氣咻咻地哭著，怎麽勸也勸不服。
看她不願回屋，我問她，“喂，要不要找個地方談心去？”
“去哪裏？”
“去勞改農場。”
一聽去勞改農場，張宏破涕為笑。按規定，我們是不能擅自出去玩的，尤其是勞改農場。但我已經有一陣子沒吃到甜瓜了，很不甘心，總想去偵查一下，看看勞改農場的地裏究竟還有沒有瓜了，要有的話，我想建議老師去買一些回來。張宏既然不肯進屋，我索性帶她出去得了！
於是，我們兩人趁別人午休的時候，偷偷溜勞改農場“談心” 去了。
（五）
我們一路西去，經過一個水塘。水塘裏長滿了葦草，一大群白色的鴨子悠哉遊哉地在草間戲水，讓人聯想到廣場上人腳叢間的白鴿。午間的田野非常寂靜，蟬聲悠揚，偶有蛙鳴，一派和平的景象。
突然，鴨子“嘩啦”一聲，像一群被子彈擊中的鳥群，“嘎嘎嘎”地一起往岸上擠。我們看到，一個放鴨人正拿著一根長長的竹竿在趕鴨子。那人光光的腦袋，在太陽底下格外醒目。
是當地農民，還是勞改犯，一看頭就能知道。
孔子有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但不知為什麽，咱們禮儀之邦，孔老師的徒子徒孫們，偏偏愛和“發膚”過不去。不是嗎？古代愛在犯人臉上刺字，想必是為了羞辱犯人，讓人們易辨可避。現代人號稱文明了，不再刺字，卻改成剃光頭了，貌似“反辱（儒）尊發（法）”，殊不知“剃頭”之動機、功能、效果與“刺字”也沒什麽兩樣。或許，剃頭有點進步，犯人刑滿釋放後，“發”可以再生，表示“重新做人”了。但這樣一來，發在某種意義上，就變成了社會地位的象征。由此，婦女被說成“見識短”不必傷心，頭發越長，社會地位越高嘛。至於天生、後生的禿子，最關心的應該也不是什麽虱子看不看得見的問題，而是人在社會上會不會被看扁的問題。
總之，在那個地方，光頭是一個明白無誤的標簽。野塘戲鴨的諧趣，霎那間被這個令人刺眼的標簽破壞得消失殆盡，甚至帶來一種莫名恐懼。
我們小心繞開“光頭”，壓低身體繼續往西走。過了界河就是勞改農場的土地了。四周鬱鬱蔥蔥，棉花高過了膝蓋，玉米成了青紗帳，安靜得有點像“烈士陵園”。我們看不到瓜，也看不到軍人，心裏不由得有點緊張起來了。這裏畢竟是個神秘的專政之地，萬一撞上外逃的犯人怎麽辦？碰到個沒改造好的江洋大盜，咱“丐幫幫主” 身無分文，人家奈何不了。但要是碰上沒改造好的強奸犯，咱兩個“花姑娘”會不會被鬼子遭塌？要是對方是個亡命之徒，那就更不幸了，犧牲了也成不了“革命烈士”，因為畢竟咱倆是“私奔”溜出來的。
這樣想著說著，心裏就像吊桶似的，懸在半空忐忑不安了。求天天告地地，千萬別再碰著光頭！可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偏偏，遠處又出現了兩個光頭，直朝我們走來！我們嚇得趕緊閃到路邊一叢矮樹的後麵躲了起來。
那兩個光頭走到我們旁邊竟然停了下來。啊？難道我們被發現了？我緊張得一動也不敢動，大氣不敢出。
矮樹的另一麵有一塊石頭，他們兩人背對著我們坐了下來，抽起了煙。一邊抽煙，一邊悠悠地聊了起來。我們像偷聽“敵台”那樣尖起耳朵。
一個說他馬上要刑滿釋放了。另一個向他表示祝賀，說為他高興。
“有什麽好高興的。”第一個人說，“說實話，我一點也不想回去。在這裏幹活和在我們農村幹沒什麽兩樣，都是種地。在這裏，我們每個月有36斤定量，比城市居民還多，還能吃到瓜果，不會挨餓，每天有電影看。回到農村呢，我這樣一個正勞力，幹死幹活，最多隻有10個工分，飯都吃不飽，電影就更不要說了，從來就沒放過。……”
我在樹叢後麵聽著，不禁感慨萬千！我父母他們那時每月糧票24斤，我們學生優待，是32斤，沒想到勞改犯有36斤口糧！我們在農村時，親眼看到農民揭不開鍋，這個犯人說的情況普遍存在。裴多菲說，“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多少革命誌士為了“自由”這個崇高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現在烈士們以生命和愛情換回來的現實卻是，一個失去自由的農民，為了生存寧肯選擇沒有自由！
現實是殘酷的，是荒謬的，書本不會給我們任何解釋！
我聽著聽著，也不禁兔死狐悲起來，我們分校的生活怎麽還不如勞改農場呢？那次和周又紅老師去接“糧隊”的時候，我確實看到過犯人們看電影的場景：操場上擺滿了床板，犯人們四到六個人一組圍坐在床板上，一邊乘涼、一邊學“毛選”、一邊看電影，光頭赤背肉壓壓的一片，看上去頗壯觀。江邊蚊子成群，我當時還在想，今晚蚊子們真幸福啊，難得夜宵！沒想到天天如此。盡管電影多是些黑白新聞片---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什麽的，但有電影看，總比我們連廣播報紙也沒有強吧？
兩個犯人抽完煙後，就起身走了，並沒有發現我們。這時候，午休時間也快過去了，我們不敢走遠，趕緊跑了回來。那天雖然沒有找到甜瓜，但我覺得甚有“收獲”。“近距離”和光頭的“接觸”，讓我覺得神秘的“光頭”其實並不是傳說中的妖魔鬼怪，他們隻不過是一群不知道什麽原因被抓進去的普通人而已。
老天爺似乎是想向我證明什麽，後麵的一次更近距離的接觸，讓我被“光頭”震撼得無話可說！
（六）
我們沒報紙、沒廣播、看不到犯人們享受的新聞電影，消息自然閉塞得可以。當然，消息閉塞也不是什麽壞事，就像井底的青蛙，不知道外麵的天地幾何，日子過得也心滿意足。不是嗎？當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時，三分之一人民的“幸福指數”不照樣芝麻開花節節高？同樣，當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被“虛偽民主”折磨得“痛苦不堪”時，三分之一的人民不照樣欣賞“真正民主”安然到了不容置疑的程度？所謂“世外桃源”其實就是一個和外界信息完全隔絕的地方罷了，貓在那樣的地方，不圖個心靜如止水、耳淨如聾魚也不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學農分校若“申遺” “世外桃源”，應當是順理成章、當之無愧的。
“申遺”的理由，隨便舉一個。就在那期間，中國發生了一起驚天動地的大事---- “四人幫” 被粉碎了。如此重大的新聞，我們是從勞改農場“聽說”的！
我有兩件事情因為“改朝換代”而泡湯。一件是我們學校文宣隊有個器樂小合唱節目當時在杭州演出了名，是我們的音樂老師胡錦霓老師自己創作的，把一些鑼鼓樂器的象聲詞最後轉唱成了“大幹快上學大寨”什麽的。我當時正在那個節目裏濫竽充數。聽老師說，那個節目被選中即將參加首都匯演，相當於現時的 “春晚”，從未去過北京的我，多麽翹首以盼。另一件事是，當時搞“教育改革”，中學語文課本要編進學生的文章，初三時，教高中的周尊宇老師找我寫一篇作文參加省裏的選拔。我寫了一篇關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評論文章。這篇作文和我校另一位高中生的文章同時被選上了。由於兩篇文章題材一樣，周尊宇老師讓那位高中生執筆，將兩篇文章合寫成一文。雖然我隻有“半篇”文章入選，但能入選語文課本，不諦是件榮幸之事。聽說課本即將開印，我也心癢期期。
照理說，對這兩件事的期待和遺憾，應該在我的記憶裏有一種情緒起伏的印跡，然而，我們的學農分校實在太 “世外桃源”了！我翻遍我那時所有的記憶，居然沒有摸到絲毫受影響的漣漪，相反，有關我們“缺醫少藥”的回憶卻一幕一幕地清晰湧現。
（七）
我們有一隻小藥箱，裏麵有紅藥水、棉花、紗布等簡單的外用藥，這是我們全部的醫療用品。一開始，這隻小藥箱是開放的，但沒過幾天，“沙奶奶”就向我告急，說紅藥水隻剩下一瓶了！原來，“共產主義”在“世外桃源” 裏行不通，有人把紅藥水當成了“化妝品”。我隻好“管製”這個藥箱，誰要用藥，必須先經得我的同意。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沒有醫生，最近的生產大隊都在10裏開外，找“赤腳醫生”是奢侈。公路太遠，一天隻有一班去杭州的車，萬一有人生病，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這個藥箱可是我們唯一的依靠。
平心而論，咱們缺醫少藥，倒不是因為“鬼子封鎖了蘆葦蕩”，而是由於那年代的人們還沒有“liability（人身責任）”的概念，誰會事先想到那麽多？也是啊，翻一翻文學作品，“世外桃源” 裏有提到過配醫生建醫院的嗎？
有一天晚上，有同學向我報告，說林慧敏同學病了。我一看，她上吐下瀉，在床上翻來滾去，非常痛苦的樣子。我翻遍藥箱，不要說沒有“黃連素”，連任何內用藥都沒有。大晚上的，上哪兒去找“赤腳醫生”？大家束手無策，急得團團轉。
我突然想起我帶了一套針灸針！在宣傳“針灸治好了聾啞病”最熱鬧的那段日子裏，我曾經和我姐姐一起練過針灸。一開始在草紙包或在紅蘿卜上練，我紮進拔出，練得不亦樂乎。後來，我姐姐開始在她自己身上練了，我也學著戰戰驚驚地在自己身上試。一針紮下去，我就跳將起來。我發現我是那麽地害怕針灸酸麻的感覺！我想假如我不幸被俘，尚能挺得過其他“酷刑”的話，那“電刑”這玩意一定會讓我立馬當“叛徒”。試過這一針後，我再也不敢往自己身上紮了，死乞白臉地求姐姐，想在她身上試，她一句“去你的！”讓我滾一邊兒做美夢去了。
沒有在人體上試過，水平臭不臭當然無從“聞”之。
但不知是否天意，我去分校時，偏偏就帶上了這套銀針，還帶了一本圖解穴位的書。現在看到林慧敏那麽痛苦，能救助的，唯有這銀針了。我問她要不要試試？並誠實告訴她我從來沒有在別人身上紮過。我特別告訴她，酸麻的感覺很難受。正在痛苦中的林慧敏，竟然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樣，毫不猶豫地同意讓我試了。
不在自己身上紮針，自然不用怕痛；死馬當活馬醫，亦可膽氣如牛。我照著書本，找到手腕兩指處的“內關”穴，紮了下去。咦，也真神了，一針見效！林慧敏的症狀一下解除了，而且還一個勁兒地說，“真舒服！”
她紮了一針不夠，還要紮。旁邊的郭慧明同學一看針灸見效，又聽說舒服，象搶緊銷品似的，“插隊”來了。試了以後也說真舒服。這一下不得了了，更多的同學爭著來當“小白鼠”，我隻好讓大家排隊，一個一個“開後門”。
第一次親手親眼見證了針灸的神奇，我感到特別高興，同時，也從心眼裏感謝同學們，讓我有機會在她們身上痛快練習了一把。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如此痛恨的酸麻感覺，為什麽她們都說舒服呢？尤其是楊振香，平常一點點痛都會彈得三丈高，現在也說舒服，真讓我百思不解。莫非我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我有點掃興，覺得別人如果想當“赤腳醫生”的話，都不會有什麽困難，而我窩囊得過不了“自身”關。
那是我第一次用針灸治病，也是我的最後一次。我出國的時候，也特意帶了一套銀針，卻從來沒有用過。曾經有個美國鄰居要我幫助找針灸醫生，我住的城市比較小，找不到針灸醫生，同情心一起，也差點自告奮勇，但我馬上忍住了-----這可是美國，沒有執照不能胡來！萬一人家“暈針”，出危險了，再熟悉的人也有可能把咱給告個傾家蕩產！
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國彼一國，這種經曆隻可能“紮”在我們那個時代、我們那疙瘩地方！
（八）
那次針灸成功，也可能是瞎貓抓死老鼠—碰對了。接下來的一起不幸事故，我連銀針也用不上。
那天，汪老師被一位駐場男老師叫去幫忙耕地，讓我帶了一幫同學在水田裏“種秧”。我不說“插秧”說“種秧”，是名副其實的，因為我們種的水田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像橡膠一樣的“生地”，我們管這種地叫“水泥地”。在“水泥地”裏插秧，手指戳爛，也無法把秧插下去。我們硬是用刀把秧一棵一棵地種下去的。我記得即使用刀挖地也不容易，刀一拔出來，洞又合上了，就如同銀針拔出皮膚一樣。放秧手腳稍慢一些，又得重新挖洞。我們幹得非常辛苦。
我幹了一陣，站起來直一下酸痛無比的腰，一眼看到遠處汪老師和那位男老師肩並肩手拉手地走在田塍上。“男女授受不親”，老師也不例外，他們這種近距離的“親密”，讓我疑竇頓起。
我看了又看，發覺他們表情不對，怎麽回事？我很好奇，叫上趙萱，一腳高一腳低地跑出水田，跑到他們身邊探個究竟。一看，頓時驚得腿軟！
我看到男老師舉著汪老師的手，她的手泥血模糊，血正在汩汩地往手臂流。汪老師哭得像個小姑娘。一邊哭一邊責罵那個男老師，男老師則像做錯了事的小男孩，嚇得臉色慘白，一聲也不敢吭。
原來，那個男老師的拖拉機發動不起來了，要汪老師幫忙用手拉皮帶啟動，汪老師認為危險不願拉，男老師給她蓋了個“資產階級嬌氣”之類的帽子激了她一下，她隻好從命去拉。結果，手就被咬進了皮帶輪。
在哭泣的老師麵前，學生和老師的角色居然會像沙漏一樣悄然顛個，我和趙萱變得那麽鎮定而成熟。趙萱接過汪老師的手，老練地掐住手腕動脈血管止血，我則像大人哄小孩一樣安慰老師，並指揮那個嚇得呆若木雞的男老師趕快去找輛三輪車。我們把汪老師帶回宿舍，拿出藥箱。她整個手全是血和泥，不知傷口到底在哪裏，必須要清洗一下才能包紮。藥箱裏沒有雙氧水，宿舍裏也找不到任何水。我這時很清醒，那個讓我們腦筋急轉彎的“自來水”斷斷洗不得傷口。怎麽辦？急中生智，不惜一切代價了，我們把平常舍不得用的最後一瓶紅藥水一骨腦兒倒下，當洗滌劑那樣地洗起了傷口，果然又幹淨又止血！洗了以後，我們才發現，原來是她的小指被壓斷壓爛了。我們趕緊包紮，扶她上三輪車，用最快的速度趕到7裏外的公路，攔了一輛卡車。趙萱的媽媽在省中醫院工作，我讓趙萱直接送老師去她媽媽的醫院救治，我則留下來擔負起了老師的工作。
就這樣，我一不小心“篡”了老師的“權”。幸虧那陣子，同學們都非常懂事，尤其是男生，原來挺頑皮的男孩子，老師在的時候，經常聽到“阿慶嫂”訓他們，我“篡權”後，發現他們個個比“胡司令”還義氣。記得有一個叫袁開學的男生，平常老師叫不動他，我當“老師”時，他每天清晨和錢小平一起，用三輪車從食堂幫大家運洗臉熱水，比誰都勤快。“臉盆家屬”心一熱，衝著錢小平唱起了《青鬆嶺》裏錢廣趕大車的歌，把大家都笑翻了。
汪老師算不幸中之大幸，救治及時。手基本被保住了。但是，另一起嚴重事故的受害者，連這樣的運氣也沒有了。
（九）
事情發生在杭二中。
杭二中的“莊園”就在杭一中的後麵。這個學校的“背靠單位”，也就是工宣隊的派出單位是個大廠，他們的條件比較好。有一天我聽說，他們的工宣隊幫學生借到了一台電視機！那時電視機十分稀罕，更何況是在消息閉塞的江灘荒野，“富農”們的“享受”簡直要把我們“貧下中農”羨慕死了。整個下午，我都在盤算著如何裝成“欒平”，混入“威虎山”去當一回“九爺”；如何幫同學們也弄個“十爺”、“十一爺”當當。可還沒等我搞定放映時間的“密電碼”，天黑時分，一個噩耗傳進了我的耳朵---放電視的工宣隊員觸電死了！
自從我在新橋學農時經曆了房東兒子上吊的事以後，我曾經下決心對死亡不再回避，所以這次我就決定兌現承諾，去那裏看一看，消息是否為真？我拉同學一起去，沒人敢去，我隻好一個人跑去了。
我趕到那裏，果然看到一個人躺在地上，像睡著一樣。他三十多歲的樣子，有一張像人民幣上那種很標準的工人階級的臉。旁邊，一位年輕的食堂師傅正在講述事情的經過。他說他經過食堂門口時，看到食堂裏燈黑著，覺得奇怪，朝裏一看，發現有個人影站在桌子上，火星在人影的手上一閃一閃。他心想，吸煙站得那麽高幹嗎？先愣了一會，打招呼沒反應，才懷疑是不是有人觸電了？趕緊找了根棍子，衝進去把電線打掉。
原來，食堂裏沒有電源插座，那位工宣隊員為了給學生接電視機，把食堂裏唯一的電燈泡取了下來，想利用電燈的電源接電視機。燈泡一卸掉，食堂裏黑燈瞎火的，他一不小心就被電線搭上了。
說話間，一個人大汗淋漓地跑進來，失望地說，找遍了附近生產隊所有的赤腳醫生，都嫌天黑路遠，怕下雨路滑不願來。
我聽了大吃一驚！在當時的宣傳裏，“赤腳醫生”是要“覺悟高”的人才能當得上，他們的水平可能不怎麽樣，但“救死扶傷”的精神據說超好，讓我心生敬慕。我學針灸，多半也是為了上山下鄉當知青時，可朝那個方向努力。沒想到，這些赤腳醫生在如此重大迫切的求救麵前，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伸出援手！霎那間，“赤腳醫生”的形象如牆頹塌，轟然壓粹了我的一種信念。廢墟之下，我感到手腳冰涼，心，仿佛驟停……
跑進來的人說，已經去向勞改農場求救了，現在隻剩這最後一個希望了！
沒等多久，外麵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一個穿黑衣的人跑了進來。我一看，那人剃著光頭，燈光下錚光閃亮。
“光頭”二話不說，放下醫藥背包，指揮周圍的人急救。他手把手地教了一個人如何做胸壓後，自己口對口地做起了人工呼吸。
那是一個十分悶熱的夏夜，外麵即將下雨，室內的空氣讓人透不過氣來。做胸壓的人騎在工宣隊員身上，使出全身力氣，重重地、像揉麵團一樣，一下一下地推壓他的胸部。“光頭”朝空氣深吸一口氣，對著工宣隊員的嘴用力呼進去，再朝空氣吸一口氣，再呼進去，一下一下重複著同樣的動作。旁邊一個人喊著“一、二”、“一、二”，讓他們兩個人保持節奏一致。我幫不上手，找了一把扇子，在旁邊給他們扇風趕蚊子。
這是一場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驚心動魄的急救！做胸壓的人累得不行了，喊號子的人立即換上去，又累得不行了，再換個人。而那位光頭則始終不停地口對口做人工呼吸，他累得滿頭大汗，兩隻手扒著工宣隊員的嘴，顧不得擦汗。我看他臉色蒼白，快透不過氣的樣子。旁邊有人關切地問道，要不要休息一下？他搖搖頭，喘著氣說，你們不會口對口呼吸，我再堅持一下。
我給“光頭”打著扇子，麵對麵的看著他。他矮矮的個子，圓圓的臉，越看越像“雷鋒”！而他一臉的認真、一臉的真誠、一臉的執著遠遠要比圖畫上的雷鋒真實感人得多！燈光下，大汗淋漓的光頭在我的眼前愈加光亮，像他的眼睛一樣光亮，像他的心地一樣光亮。那片光亮，就象是沉沉大海中的一個燈塔，給淪沒而絕望的生命之船帶來了一絲希望的微熹。
他不是勞改農場的醫生，他隻是當過醫生的犯人。當那些以救死扶傷為職責的赤腳醫生們冷漠無情地輕易放棄生命的時候，一個失去自由、失去做人尊嚴的犯人卻在拚死拚活、盡心盡力地奮力搶救生命，我的心被震撼了！被鮮明對比之下的靈魂良知震撼！被剝去標簽的赤裸裸的人性光輝震撼！
耽誤了那麽長時間，那個工宣隊員可能早死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一個赤著身子、伸手可及的死人！但我沒有一點恐懼感，我和所有在場的人一樣，多麽希望奇跡能夠出現！
搶救堅持了大約有兩個小時！回天乏力，躺著的人毫無生命跡象。“光頭”終於累癱了，有人拿來汽水請他喝，他堅持不肯要。那一刻，盡管躺著的人心髒沒有搏動，但，所有站著的人，原來將死的心，被救活了。
目睹“光頭”奮力搶救的人都非常感動，齊聲謝他，他不無遺憾地回了一句，“這是應該做的。可惜太晚了。”大家徹底失望了。有人說，該怎樣告訴工宣隊員的家屬啊？他有兩個女兒，一個5歲，一個3歲。
我也感到很悲哀。唉，學生們如此期待的電視，換來的竟是一條生命的代價！而等待丈夫回家的妻子，等待爸爸回家的孩子，等待兒子回家的母親，他們將等到我眼前這個，天黑前還活生生，現在卻慢慢僵硬的遺體。我不敢去想象他們的悲痛。外麵不知什麽時候下起了雨，聽得出是傾盆大雨……
“光頭”淋著大雨走了，走向關押他的勞改營。他堅決不讓人打傘送他。他是一個人來的，相信他不會趁雨夜逃走。
我現在想起那件事還覺得非常遺憾。那個工宣隊員當時是右手碰到電線，又是站在不導電的桌子上，發現也算及時，如果有醫生，有懂急救的人及時搶救的話，救活的可能性是有的。
美國能救人的人比比皆是。美國中學就有CPR（緊急救護）的課程。我孩子學CPR時，正是我那時候的年齡。孩子問我會不會做人工呼吸，我回答說我會。其實，我唯一的課程，就是那天晚上，看到“光頭”做的示範。此節“課”給我的印象難忘至深！如果碰到需要，我一定不會袖手旁觀。
我想，對於生命，無論是“犯人救人”，還是“人救犯人”，最需要的還是一種不糾葛於“膚發”的觀念，那就是，對於“人”的尊重！那麽，在我們匍匐著的留有生命的土壤上，上天種植下的一種叫做“善良”的植物，無論生地還是熟地，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無論昨天還是今天，無論高貴還是卑賤，無論自由還是不自由，它都會無可抗拒地瘋長！
（上篇完，下篇待續）
3/13/2012
謝謝海上雲光臨！
甜瓜現在國內市場上好像也有了，但不知為什麽美國市場上還沒有。你說的是對的，應該是青皮綠囊。
我把甜瓜全部裝到網線袋裏，掛在床頭最容易夠得著的地方，準備到時候什麽也不帶，就背著這個網線袋逃命。
這段很有意思。
你說的甜瓜，我們那裏也有。叫青皮綠肉瓜。非常甜。我以前唱當早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