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傳第十一章：革命熔爐，苦中得甘（我在幹校的工作和生活）

我在浙江幹校留校工作後，一開始分配到一部五班擔任分隊長，幹了一期（三個月），又調到二部十一班擔任第二組織幹事，即青年幹事，負責班內的青年工作，兼任全班的團支部書記，這個班的班主任張純（朱平）、副主任渠玉九、第一組織幹事王兆茂都是南下幹部，教育幹事何竹銀、行政幹事鮑福元、會計鄭鶴舫是解放後參加工作的。這時已取消分隊長的職務，因為分隊長實際上沒有什麽事情可做。由於班內有兩個組織幹事都姓王，不易區別。王兆茂很胖，班內幹部都稱他“王大胖子”，簡稱“王大”。於是教育幹事何竹銀便給我取了一個綽號“王二碼子”（源自浙江俗語：“不管你是張三、李四還是王二碼子？”），簡稱“王二”。我氣不過，反過來也給他取個綽號“何大炮”，因他性情比較急躁，喜歡搶著發言亂放炮。後來這幾個綽號都傳開了，我到了浙江行政學院教研室，室內教研人員也都叫我“王二”。其實我在家中兄弟二人，排行正好也是老二，稱為“王二”倒也講得過去。

隨後，我又調到四部二十五班。這個班住在“紫竹林”庵堂的齋房。班主任徐濤，組織幹事李子安，行政幹事錢綠卿，我改任教育幹事。不久又調到二部十三班任第二組織幹事。這個班住在下天竺法鏡寺的齋房。班主任鬱林、組織幹事孫允樸、教育幹事黃紫、鄭永年、行政幹事錢綠卿。在那裏一直幹到調入校部教研室，總計在班裏工作先後有三年左右。

在幹校“脫產”後，過起了供給製的生活。首先領到了灰色的軍裝和軍帽。每月還可領取由“半斤豬肉、四兩黃煙”等物品折價而成的舊人民幣幾萬元（合新人民幣幾元）的生活補貼。吃的是班裏的大鍋飯。我們班幹部都是“大灶幹部”。縣團級幹部可吃“中灶”，地廳級幹部可吃“小灶”。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在生活待遇上的差別，主要的便是這一點。那時上下級幹部之間是真正平等的同誌關係。冬天在房間裏點燃一個炭盆，班裏幾個幹部圍在炭盆旁邊烤火，有時匯報情況、研究工作，有時學習文件、展開討論，有時海闊天空、談心扯家常，有時還搞起“撇蘭”的玩意。所渭“撇蘭”，就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幾根線條象征蘭葉，線條下端由一人秘密寫上出錢的數目（一般是舊人民幣５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合新人民幣５角、３角、２角、１角等等），其中有一根線條是“跑腿吃白食”。寫好後遮住線條下端，然後各人分別在線條上簽上自己的大名，最後剩下的一條便歸“謎底”製造者。謎底揭曉後，各人按數掏錢。吃白食者並不輕鬆，他得跑腿采購。好在小店就在班部旁邊，花生米和山核桃當時都是每斤舊人民幣４０００元（合新人民幣四角錢），湊起來的錢可以買到兩大包。炭盆上放搪瓷杯可以燒開水，泡上價格低廉的龍井新茶，邊吃花生米、剝山核桃邊談天，其樂也融融。

那時星期天放假進城逛街，也花不了幾個錢。早晨上城和傍晚回校都有校車免費接送，那是一輛沒有座位的大卡車，可擠站七、八十人。也可走幾裏路到靈隱公交站乘坐公共汽車上銜，票價單程不過舊人民幣１２００元（合新人民幣１角２分）。上街前先向校方領取飯券和洗澡券。一張飯券價值舊人民幣１１００元（合新人民幣１角１分），到指定的飯店可付券再加付舊人民幣２００元（合新人民幣２分）吃一碗陽春麵，便解決了午餐問題。憑洗澡券到指定的澡堂洗澡不用另外付錢。到電影院花舊人民幣２０００元（合新人民幣２角）看場電影，再到書店看書。那時書價很便宜，特別是舊書店出售的舊書。記得曾在一家舊書店看到收有全部四書五經的一本很厚的舊書，標價僅舊人民幣３萬元（合新人民幣３元）。我覺得這些老古董沒用，又嫌價貴，沒有下決心買下來。後來研究理論寫文章需查考四書五經時，方感後悔莫及。直到文革後花了將近４０元，買來一部中華書局影印本《十三經注疏》，才彌補了這個遺憾。

那時浙江幹校的學員對象主要是“留用人員”，也有解放後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學生。要在幾年之內，把全省的“留用人員”，包括留用的教師都輪訓一遍（當然不光是參加浙江幹校的輪訓，各地區幹校的輪訓也包括在內）。輪訓的要求是改造思想、弄清曆史，用學員的話來說，便是“到幹校洗腦筋、放包袱”。“留用人員”一般舊思想較嚴重、顧慮較多，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還有一定的疑慮。通過學習革命理論，提高認識，檢查和批判“三敵思想”（親美、崇美、恐美思想、封建思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等）和資產階級思想，往往取得較大的教育效果。不少學員離校時反映：“幹校三個月，勝讀十年書。”“今後要輕裝上陣，脫胎換骨做人！”如浙江幹校第九期利用１９５２年暑假輪訓了全省中等學校教職人員３８７８名，其中教員３０７０人，職員８０８人。據一份工作總結中說：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學員的思想覺悟普遍提高，領會了黨的政策，消除了懷疑和不滿情緒，願意接受黨的教育改造，明確了新中國前途和人民教師前途的一致性，樹立了主人翁思想，願為人民教育事業而努力。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基礎上，自覺交代了貪汙行為，計貪汙舊人民幣百萬元（合新人民幣百元）以下的７８１人，貪汙舊人民幣百萬至千萬元（合新人民幣百元至千元）的５８人，貪汙舊人民幣千萬元（合新人民幣千元）以上的１人，共８４０人，約占經手過經濟的９２５人中的９０％。在批判“三敵思想”的基礎上自覺交代了政治曆史問題，揭露了危害人民的行為。新坦白政治曆史問題的５００人，占學員總人數的１２．９％；補充坦白政治曆史問題的７９７人，占總人數的２０．６％；新坦白和補充坦白人數合計１２９７人，占總人數的３３．５％。全校學員３８７８人中，已基本弄清政治麵貌與政治曆史情況的３６２９人，占９３．６％（其中７９９人沒有問題，占２０．３％）；未弄清問題的２４９人，占６．４％。我在這期學習的交代曆史階段，看到一個老教師填寫的履曆表中有一段空白，又聽組內的積極分子反映這位老教師近幾天行動失常，思想鬥爭激烈。我便找這位老教師個別談話，動員他打破顧慮，放下思想包袱，並點明要他著重考慮履曆表上那段空白的曆史。他聽了十分緊張，回到組裏便交代那段期間自己在外省當過偽法官，填履曆表時有顧慮，不敢填上。象這類通過個別談話幫助學員交代問題的事例還有不少。我在這段期間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有時態度比較急躁，幫助不夠耐心，思想工作做得不夠細致，甚至與談話對象形成“頂牛”局麵，影響思想問題的及時解決。二是在對學員寫鑒定意見時存在寧“左”毋右、寧嚴勿寬的思想，唯恐漏掉有政治曆史問題拒不交代的人，往往在鑒定意見上掛一條“尾巴”，說某某問題還不夠清楚，需進一步審查。這樣，在該學員回原單位後，便會成為“政治曆史問題沒有完全弄清楚的人”，影響單位對他的信任、使用、提拔和入黨、入團。後來我參加浙江行政學院的審幹工作，在審幹對象的檔案材料中就看到不少這類掛“尾巴”的鑒定意見，大抵是省、地、縣各級幹校或學習班的幹部輕易寫上的。如不經審幹調查弄清問題、消除疑點，怕會影響他的一輩子。當然確有問題隱瞞，在審幹中被查實，或者自己主動交代，這樣的情況也是有的，不過這是極少數。

１９５１年底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進行的“三反”運動中，浙江省級機關各單位曾將不肯坦白交代的重點審查對象送到浙江幹校學習。那時的貪汙分子被群眾稱為“老虎”。貪汙舊人民幣一千萬元以上者為“小老虎”，貪汙舊人民幣五千萬元以上者為“中老虎”，貪汙舊人民幣一億元以上者為“大老虎”。在“三反”運動中，通過群眾檢舉揭發，本人坦白交代，使這些貪汙分子落入法網，便叫做“打老虎”。幫助重點審查對象坦白交代問題的學員被稱為“打虎隊員”。那時我在二部張純那個班裏工作，也接到“打老虎”的任務。班裏分到１０來個重點審查對象。等他們剛到班裏，全班便召開學員大會，由各組的“打虎隊員”當眾將這些“老虎”一一領走。在組內首先“批態度”，打掉“老虎”的“虎威”。接著“追問題”，各組花樣百出。有“擠牙膏”式的，“擠”一點，講一點；有搞“疲勞轟炸”的，不交代問題不準休息；有撳頭皮、站板凳的。不少的組內發生“逼、供、信”甚至變相體罰等違反政策的情況。當時雖然搞出一些貪汙問題，但有些是假的，不久就推翻了。事實證明，用“搞運動”、“打老虎”的辦法來查處貪汙案件，隻能造成一種令貪汙分子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群眾氣氛，卻不能取代細致紮實的查帳審計、調查取證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