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傳第十章：黨員變團員，供給換薪給（我進浙江幹校學習）

      １９４９年９月，餘姚中學暑假後開學不久，浙江省幹部學校第二期有個學習名額分配到校，我想不學習很難教好政治課，便主動爭取，結果奉派前往浙江幹校學習。

      當時浙江幹校辦在杭州靈隱一帶，校舍大都借用解放前供香客住宿的寺廟庵堂的齋房以及街上的客棧。這時剛解放，上靈隱寺和三天竺燒香拜佛的香客驟減，齋房和客棧都空了起來，正好供幹校各部門租用或借用。如校本部設在靈隱寺左邊的一排齋房。一部部委在上天竺法喜寺齋房，二部部委在中天竺法淨寺齋房。我報到的一部八班，住的就是上天竺一家臨街的客棧。樓上的每間客房擺放四、五張雙人木床和二張方桌，便可供一個學習小組住宿和學習。樓下的飯廳，既可供全班人員吃飯，又可在此召開全班大會。同樣負責輪訓中學教員的一部七班和九班，也分別放在附近的兩家客棧中。

      一部八班有十幾個學習小組，約有學員百餘人。全班劃分為三個分隊，分隊下轄三至四個學習小組。班部設班主任、組織幹事、教育幹事等，加上三個分隊長、一個管財務的會計、一個管食堂炊事班子的事務長，共有幹部十餘人。一個班部的級別，相當於部隊的營級或政府的區級。八班的班主任孔成久，解放前打過遊擊，當過團長，很會做動員報告，我對他一針見血的分析能力和引人入勝的講話技巧很佩服。組織幹事王振華是農民出身的南下幹部。教育幹事陳正元、一分隊隊長梁讚英、三分隊隊長王傳琛，都是解放後剛脫產參加革命工作的大學生。

      我編入第一學習小組，全組共１０人，８男２女，分別來自杭州、寧波、紹興、金華等地區。８名男教師睡４張雙層木床，女教師另有女宿舍。。

      學習采取上大課的方式。全校幾千人，都集中在大禮堂“聽大課”。所謂“大禮堂”，其實是一個臨時搭在靈隱寺右邊的大席棚。棚中除了講台和擴音設備以外，平時空無一物。學員上大課時，自己背著可坐雙人的長凳前來聽課。以班為單位排列入坐。上大課前或課間休息時間，各班指揮唱歌的人便會帶領本班學員互相挑戰應戰。先是“××班，唱一個！好不好？好，好，好！要不要？要，要，要！”等這個××班剛唱完，又有個班繼續提出要求：“唱得好來唱得妙！再來一個好不好？好，好，好！再來一個要不要？要，要，要！”如果在第一次被要求唱歌時不肯應戰，便會有其他的班來參加圍攻，如果再不肯唱，便會得到“××班，老油條”之類的貶詞加上噓聲，所以一般都是會應戰唱歌的。有的班的學員全是女的，例如調訓婦聯幹部的婦聯班，往往成為被圍攻的對象，每次上大課總得唱上好幾首歌才能過關。這種唱歌挑應戰的方式，是從解放軍部隊學來的。每逢這一場麵，我總是心潮澎湃，有一種進了“革命大熔爐”的感覺。

      同樣的感覺還發生在班中集體扭秧歌時。那時每個班都成立俱樂部，俱樂部主任由全班學員選舉產生。俱樂部組織班中的鑼鼓隊、歌詠隊、舞蹈隊、腰鼓隊、秧歌隊以及拉胡琴、唱京戲、唱越劇等班子。我參加了鑼鼓隊和秧歌隊。鑼鼓隊我隻能敲銅鑼、打鐃鈸，因為這比較簡易，一學便會。敲鼓要懂鼓點，打板需知板眼，比較複雜，我就不想學。秧歌隊幾乎全班學員都參加，每天早晨在客棧外麵的空地上，百把來人的教師隊伍練起了秧歌舞，隊伍中不僅有象我這樣戴著眼鏡的青年書生，還有白發蒼蒼的老學究，也在場上扭起了屁股。當時班中有一種氣氛，似乎不參加扭秧歌便是放不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不肯向勞動人民學習。為了不當落後分子，所以踴躍參加。

      這一期的課程內容，首先是學習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譚震林的入學動員報告，提高學習自覺，端正學習態度。接著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的論述，懂得“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樹立和加強勞動觀點，檢查和批判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思想。隨後學習社會發展史，弄懂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樹立階級觀點，檢查和批判反動階級思想。。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自覺放下包袱，交代問題，做到輕裝上陣，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我一入學就向分隊長梁讚英和組織幹事王建華匯報了我在廈大參加地下黨和城工城部組織被解散的問題，要求重新入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廈門解放，對我在廈大的表現及撤退離廈等情況，有不少同誌為我寫了證明材料。後來王振華對我說：“你的曆史是清楚的，在廈大和餘姚中學的表現也是好的，但黨籍要等整個城工部問題審查清楚以後才能解決。現在班內正在發展青年團員，你是否先入團，黨籍問題待以後再解決。”於是我由王振華介紹入了團。同時入團的還有同組的青年教師陸維匡和楊清蓮（女）。我們三個團員算是學習小組中的積極分子。學習組長張常惺是寧波市一所私立中學的教員，曾當過反動頭子陳誠的秘書，曆史比較複雜，解放前夕轉入學校教書，原因不明，是組內的重點審查對象。許良鑫和胡葆良解放前當過浙江省教育廳的督學，許還當過師範學校的校長，他們留戀過去，思想比較落後。副組長沈兆彰是紹興稽山中學的總務主任。諸葛文、葉玉福來自常山中學，葉是體育教師。女學員王韻琴是一所教會學校的音樂教師。

      在組內放包袱、交代曆史的階段，強調積極分子要帶頭放下包袱。我沒有什麽政治曆史問題可交代，就交代反動的社會關係 --- 逃到台灣的舅公、反動官僚蔣夢麟，還檢查自己在內心深處同情地主母親，與地主階級劃不清界限等喪失立場的問題。青年團員楊清蓮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交代了解放前她在中學讀書時曾參加三青團的問題。副組長沈兆彰在組內最後交代自己曾參加國民黨的問題，邊交代邊打自己的耳光，連說自己該死，不應隱瞞至今。我們幾個組內的積極分子安慰他說：“一個人的覺悟有早有遲，進步有快有慢，你自覺放下包袱，就是相信共產黨、相信人民政府的表現，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些話幫助他安定了情緒。曾當過省督學的許良鑫和胡葆良檢查、交代了一些問題，他們二人屬於一般的政治曆史問題而且比較清楚，思想檢查也還可以，在組內較快過關。隻有重點對象張常惺政治曆史複雜，疑點不少，檢查態度又不老實，象擠牙膏那樣擠一點、講一點，到學習結束也未弄清問題，最後留校進校部直屬班繼續學習和審查。浙江幹校的直屬班在茅家埠，收容的都是各班中那些政治曆史比較複雜而又未查清問題需繼續留校審查的“留級生”。

      浙江幹校第二期原定學習三個月，後來一再延期，實際學習時間五個多月，在１９５０年３月結業。校方要挑選一批學員留校工作。八班的組織幹事王建華征求我的意見，說希望我“脫產”留校工作。這引起我的一番思想鬥爭。

      我當中學教員後，一直拿薪金。解放前由於物價飛漲，每月薪金發下後，過幾天即形同廢紙，所以靠的是每月三擔米的生活補貼，發的是萬源米廠的米票，可憑票到該廠領米或換錢。解放後，物價的漲風尚未止息，所以對教師發薪改用“折實單位”的辦法。每個“折實單位”包括一斤米、一尺布、一兩油、一兩鹽等等每日生活必需品，每天按市價計算在報上公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我進浙江幹校學習時，我的工資關係從餘姚中學臨時轉到浙江幹校，可向幹校領取。我的工資每月約一百個“折實單位”，當時每個“折實單位”為舊人民幣五千多元，我每月可領取舊人民幣５０多萬元，折合後來的新人民幣為５０多元（舊人民幣一萬元折合新人民幣一元）。這筆錢除了交飯費和零用之外，統統存入銀行，五個多月積有存款２００萬元左右（合新人民幣２００元左右）。這時，同組的許良鑫由於家中孩子多、吃口重，遇有急用，常向我借錢，前後借了５０萬元左右（合新人民幣５０元左右）。他結業離開幹校後，家中經濟條件有所好轉，居然陸續把錢寄還給我。其實我在借錢給他的時候，是並不想他歸還的，就當作送他一樣。他能守信陸續將錢寄還，倒出乎我的意料。

      “脫產”留校工作，就必須放棄薪給製，改為供給製，因為那時幹校的幹部都實行供給製。這事使我為難。我之所以想保留薪給製，是考慮到土地改革後父母的生活來源問題。父親是瘋子，母親無工作能力，土改後沒有田地收入，應該由子女供養。我如果改為供給製，就無力供養父母，要哥哥、嫂嫂獨自負擔，這有點說不過去。後來想到哥哥解放後在上海市紡織局擔任副科長，工資有舊人民幣百萬元左右（合新人民幣百元左右），嫂嫂在中學教書，工資和我差不多，供給父母生活勉強還可以，而且我在參加地下黨時已決心不怕犧牲，獻身革命事業，撒退離廈時也打算參加遊擊隊，那裏拿的也是供給製，為何解放後對薪給製倒留戀起來？這樣一想，頓時下定決心，表示願意脫產留校工作。輪訓教師中同時脫產留校工作的，還有陸維匡、諸葛文、鄭鵬高、舒平、陳烈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