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傳第九章： 回鄉隱蔽，迎接解放（ 我在餘姚中學任教及進行的活動 ）

       我回到家鄉餘姚以後，找了過去的一些同學，經過試探，他們都和地下黨、遊擊區沒有聯係。我想母校餘姚中學可能有地下黨的組織關係可找，於是經堂叔王傳 （餘姚中學數學教員）介紹，於１９４９年３月進餘姚中學任教。因為我讀的是大學法律係，所以教初中低年級各班的公民課，兼教初中一個班級的代數課，每周共計２０課時左右。

      我想在姚中尋找地下黨，但那時姚中其實還沒有建立地下黨組織，隻有一個教員與浙東遊擊隊的姚城地下聯絡站有聯係，那人便是教高中和初中高年級公民課，兼教語文課和曆史課的陳均銓。１９４９年初，陳與姚 城 地下聯絡站的胡挹剛（胡一江）開始建立聯係。胡挹剛原來也是餘姚縣中教員，思想進步，被校方借故辭退。胡要陳設法取得全校教職員工名冊及重要財產目錄等，為推動全校師生“堅持上課，迎接解放”作好準備，

      當時，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剛剛結束，蔣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國共兩黨恢複和談，解放大軍即將渡江南下。學生麵臨複雜多變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欺騙宣傳，頭腦中有不少疑團和問題，每逢公民課就紛紛要求老師講時事、談形勢，於是公民課就變成了“時事課”、“形勢課”。陳均銓在《餘姚文史資料》第七輯《護學校迎解放》一文中說：“教公民課特別是高中的公民課，我時常向學生講述時事，講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進軍形勢，評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專製、獨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官僚、政客貪汙腐敗、魚肉人民的罪惡行徑，很受學生歡迎。”我在初中低年級各班的公民課中也是這樣做的。我講得較多的是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由於我在廈大學生秘密傳閱的進步報刊中獲知許多具體資料，於是便在課堂上具體、生動地進行講解，講國民黨部隊是怎樣被包圍和消滅的，損失多少兵員和武器裝備，哪些將領戰死、被俘、投降或倒戈，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什麽變化等等。還有講得較多的是解放軍是否能夠渡江南下。當時國民黨官方宣傳在海陸空聯防和美、英等國支持下，“長江天險，固若金湯”。針對這個謊言，我對學生分析在現代化戰爭條件下，長江已經不是什麽“天險”，而且從國共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來看，解放軍有足夠的力量渡江南下，國民黨方麵的碉堡、飛機、大炮、軍艦無法阻擋。這些針對當前形勢的講解和分析，很受學生歡迎，也收到較大的教育效果。

      當時我所住的那間教員宿舍，緊鄰初春三班的教室。該班學生常來我的宿舍談心，我就盡力向他們灌輸進步思想。後來，進步學生孫信華、楊鍾英、江元培、黃乃輝等人創辦了《芳杜周刊》。刊名是該班語文教師查冶予所取。屈原的《離騷 . ．九歌》中有句雲：“山中人兮芳杜若。”杜若現名竹葉蓮，是一種芳香的草本植物。《芳杜》就是“芳香的杜若”，也即是“芳草”的意思。這個《芳杜周刊》是用臘紙刻寫油印的四開小報，每周出版一期，內容是學習心得、雜感、評論、學生活動報道以及文藝作品等等。由於我在廈門大學參加過幾個進步的壁報社團，擔任過“壁報聯合會”的總編輯，還主編過一期鉛印小報《廈大學生》，對編輯學生刊物有點經驗，於是每期《芳杜周刊》從思想內容、選題組稿、稿件修改到版麵設計、刻寫油印，遇到困難和問題都來找我指導和幫助。學生刻好臘紙後，還借來油印機在我的宿舍中進行印刷。我的宿舍前麵一幢樓的樓上住著一個姓郭的訓育主任，有時從後窗窺看學生進行油印。後來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的一天深夜，進步教師陳均銓在中共姚城地下聯絡站的指導下，把油印的革命傳單《告餘姚人民書》和《正告蔣管區國民黨軍政人員書》帶到校內，交給陸友鬆老師秘密張貼和散發。此事我和《芳杜周刊》的成員事先都不知情，但後來校方發現傳單派訓育主任進行追查時，我們都可能被列入懷疑對象。《芳杜周刊》的成員由於思想進步，解放後紛紛參加革命工作。我曾為幾個《芳杜周刊》的成員寫過證明材料，證明《芳杜周刊》的創辦經過、活動情況及其進步性質。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２３日解放南京。接著揮師南進，勢如破竹，５月３日解放杭州，５月１９日跨過錢塘江，追擊浙東殘敵，於５月２３日解放餘姚縣城。我在解放前夕積極參加全校師生的護校鬥爭，解放後向餘姚軍管會文教處幹部匯報了我在廈大參加地下黨和撒退離廈回鄉隱蔽等情況。文教處幹部要我先參加姚中接管工作，黨籍問題等廈門解放後再解決。於是我成為姚中接管小組成員，其他成員有胡挹剛、陳均銓等。接管後，陳均銓任姚中代理校長，兼教政治課。我也任姚中政治教員。

      餘姚解放後不久，我收到城工部廈門市委書記王毅林和市委常委許文辛從上海寄給我的信。信中說：城工部已因領導幹部出問題而被解散，城工部廈門地下黨組織也於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０日起，停止一切組織活動。市委領導成員在４月１５日離開廈門到香港，５月由香港到北平，向黨中央申訴福建城工部問題，並匯報廈門城工部情況和停止組織活動的經過。中央組織部答應一定會慎重處理城工部問題，並分配城工部廈門市委的同誌隨解放大軍南下，參加解放福建的工作。我回信匯報我回鄉隱蔽的情況，說明目前正參加姚中接管工作，並要求隨他們一起南下去福建和廈門。他們隨即來信告知，回浙江、江蘇的城工部黨員已經各有工作崗位，不必同去福建，黨籍問題待黨中央對城工部問題作出結論後再行解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廈門解放，隨軍南下的王毅林、許文辛等同誌參加了接管工作，但城工部的組織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城工部黨員除了一部分經個別考察重新入黨之外，都失去了原來的黨籍。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根據中共福建省委對城工部問題的審查報告，黨中央批準為城工部平反昭雪，這問題才得到較好的解決。

      餘姚解放後，我陸續接到嘉定秦浩（秦為鏊）、溫卅陳淮（陳道聖）的來信，獲悉他們回鄉後堅持鬥爭的情況。廈門解放後，我又獲知留校堅持的廈大地下黨員和進入福建、廣東遊擊區的廈大地下黨員的情況。深為他們英勇的鬥爭精神和光輝業跡所鼓舞，而自愧不如。

      １９４９年３月，回到浙南家鄉尋找組織關係的陳道聖、金家泰、王士立、陳求學、朱暢遂、鄭長為、項哲學、潘日舜、林學友、郟奇丙等，在陳道聖帶領下進入浙南遊擊區，因時間匆促，沒有來得及通知遠在江蘇嘉定縣的秦為鏊和浙北餘姚縣的我。陳道聖等進浙南遊擊區後，在中共括蒼中心縣委青訓班學習一段時間後，分配到浙南遊擊縱隊第三支隊和括蒼中心縣委的一些部門工作，配合南下大軍，參加了解放溫州的戰鬥。溫州城解放後，原起義投誠的國民黨新兵團於５月８日突然叛變。金家泰時任接管委員會金融組副組長，於當天深夜隨部隊轉移，途經城西翠微山麓時突然中流彈犧牲。彈頭折斷自來水鋼筆管，進入左胸心髒。他臨終時雙眼園睜，腋下還夾著大疊剛接管來的各家銀行的總帳簿冊。天色微明時在鄰近村莊，由戰友陳道聖、朱暢遂、郟奇丙親手收殮遺體、整理遺物。金家泰烈士犧牲時，年方２２歲。

      秦為鏊回嘉定後，很快通過同學找到了地下黨的關係，以中學教員的身份隱蔽下來進行革命活動。解放後，他擔任嘉定縣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團委書記。

      鄭鴻池、力伯昌和一批廈大地下黨員進入閩南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大（田）漳（平）地區，在中共安溪中心縣委領導下，發動組織農民，開展遊擊戰爭，配合和支援南下大軍勝利解放閩南。鄭鴻池曾任中共永春中心縣分工委書記，力伯昌曾任大田縣工委組委。原城工部黨員陳庚申（林子敏）參加解放安溪的鬥爭。由於敵軍反撲，遊擊隊暫時撒離安溪縣城，他與部隊失去聯係，不幸落入敵保安二團手中，受盡酷刑拷打。他堅貞不屈，押送途中被鐵絲穿過兩個手掌，鮮血淋漓，仍高唱革命歌曲，高呼“共產黨萬歲”口號，毫無懼色。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７日，陳庚申烈士在安溪縣彭圩上鎮被反動派亂槍殺害。還有廈大閩西南係統的黨員應家驥（張青）在南安縣發動群眾，創建南安人民遊擊隊。南安解放後，他任碼頭區副區長，領導群眾踴躍支前，清剿殘匪。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６日的夜間，殘匪糾集一百餘人圍攻碼頭區公所。應家驥在突圍途中不幸被捕，匪徒們殘忍地把他的雙腳綁在馬鞍上，頭朝下倒拖至秋林格，用亂棍活活地打死。應家驥烈士壯烈犧牲時，年僅２２歲。

      廈大地下黨從１９４８年的年底起，分批撒退地下黨員進入遊擊區，留下的地下黨員繼續堅持全校學運。１９４９年４月初，廈大地下黨領導全校師生開展了抗議南京“四一”慘案的鬥爭，罷課三天。城工部廈門地下黨組織在４月１０日停止活動後，廈大閩西南地下黨組織協助一部分原廈大城工部黨員進入遊擊區參加武裝鬥爭，留校的２６名城工部黨員經個別考察，重新入黨，參加閩西南組織係統。當解放大軍渡江南下，進軍福建時，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準備遷移到廈門，占用廈大校舍，電令學校提前放假。校方決定５月１６日舉行學期考試，考完即放假。廈大地下黨發動全校師生進行“罷考護校”的鬥爭，使這次學期考試未能舉行，全校師生員工成立“廈門大學應變委員會”，開展各項護校工作。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１日的深夜，廈門警備司令、特務頭子毛森親率大批憲兵、特務包圍廈大，開列黑名單，逮捕閩西南地下黨員修省、張逢明、陳炎千、陳紹裘、陳公任、楊福生和進步師生員工崔久慧、盧鼐、盧容亮、章懋棣、林文生、安明波等人。９月２日，逮捕了閩西南教師地下黨員楊爾衢。９月２０日，又逮捕閩中係統的學生地下黨員周景茂、林嘉禾。他們大都經受酷刑拷打，遍體鱗傷，鮮血淋漓，以革命者的浩然正氣麵對敵人的殘暴。９月１４日，廈大地下黨員修省、張逢明、陳炎千被槍殺。１０月１６日，廈門解放的前一天，廈大地下黨員陳紹裘、周景茂被絞死。

       我獲悉廈大戰友不幸犧牲的噩耗，不勝哀悼，心中久久不能平靜。金家泰烈士在廈大西齋宿舍與我住在鄰室，又是浙江老鄉，彼此比較熟悉。不料在溫州解放後竟中流彈犧牲，從此不能重逢。應家驥是我的餘姚同鄉，在廈大學運中比較活躍，曾獨自創辦和張貼《應家驥評論報》，公開與反動派進行論戰，受到校方取締。每次全校學生召開聲討、抗議反動派暴行的大會，他都會慷慨激昂地帶頭“開炮”，因此得到“應大炮”的綽號。這尊“大炮”在遊擊戰爭中也是充分發揮火力，名震福建南安，不料在解放後剿匪鬥爭中被殘匪偷襲殺害。張逢明是廈大學生食堂管飯牌的工友，學生每次進食堂吃飯都要和他打交道。想不到他也是地下黨員，並在廈門解放前夕英勇犧牲。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撒退離廈，肯定會名列特務的黑名單，慘遭毛森毒手。進步同學盧鼐不是地下黨員，僅僅因為常在報上發表雜文諷刺反動當局，就名列黑名單而遭逮捕拷問。我在報上發表的雜文以及在學運中擔任的職務和活動遠遠超過盧鼐，豈非更受特務注意。

      餘姚解放後，我開始考慮解決個人的婚姻問題。我後來的終身老伴，是我的嫂子的妹妹，她的母親蔣黛英是蔣夢麟的侄女，與我的父親王浙聲是表兄妹的關係。我的母親因沒有女兒，曾認她為義女。因此，我與她有多重親戚關係，從小青梅竹馬，成為玩伴，後來又是餘姚中學的同學，她比我低一年。我進廈大讀書後，１９４７年春她高中畢業，回老家上虞縣馬家堰擔任小學教員。我與她開始通信，經常把我發表的雜文剪報寄給她。但感情問題我始終未在信中提出，因我在參加地下黨以後，決心獻身革命事業，心想我與她如果確定戀愛關係，一旦我被捕犧牲，將給她帶來終身痛苦。餘姚解放以後，身處和平環境，那年我是２４虛歲，她是２３虛歲，已到男婚女嫁的年齡，於是我在信中表白了對她的感情，她回信表示同意，雙方確定了戀愛關係。這年暑假，我與她訂婚，辦了一桌訂婚酒席，交換了訂婚戒指，合拍了訂婚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