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天端的家，歡迎來串門。'
如果我還在人間，我的情懷就係在天邊；如果我去了天邊，我的微笑就留在人間。
廈門大學新生院在鼓浪嶼小島中心地帶。這是一幢頗有氣派的幾層洋樓，人稱“八卦樓”。院部辦公室和學生上課的教室都在這幢樓裏。男生宿舍在海邊，離院部較遠，學生上課，每天來回步行需幾十分鍾。這裏本來是日本人開辦的博愛醫院，抗戰勝利後醫院停辦，改為廈大新生院的“博愛宿舍”。我們同時報到的四名浙江新生，被安排住入同一間宿舍。我們的宿舍離輪渡碼頭很近。那時鼓浪嶼與廈門本島之間，有渡輪來回載客，票價很便宜。渡客也可以在岸邊雇隻小船渡海到廈門，那價錢就貴得多。我們新生院的學生一般都在休假日乘渡輪到廈門本島，在街上購物，到公園遊玩，或到某處探望同鄉親友。廈門大學校本部在廈門島海濱，著名古刹南普陀寺的旁邊，從廈門輪渡碼頭到廈大校本部，步行要一個多小時，也可坐公共汽車，但班次很少。我住鼓浪嶼一年，到廈大校本部隻去過兩次。一次是帶了一些浙江的土產去廈大教師宿舍探望親戚法律係教授陳文藻。還有一次是與幾個同學一起去遊南普陀寺，順便在廈大校本部轉了一圈，看了“囊螢樓”、“映雪樓”、“群賢樓”、“博學樓”等校舍，還特地去尋訪魯迅當年住過的地方。
廈大新生入學後，第一年在新生院學的是各係共同的公共課，如英語、政治、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課程，學習並不緊張。當時國共兩黨正在和談，邊打邊談，特別在東北戰場打得厲害。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學生們希望國共停止內戰，成立聯合政府，抑製物價上漲。
廈大學生除一部分家境富裕的華僑子弟外，經濟都比較緊張，因此平時生活儉樸。一部分學生享受公費待遇，不但免繳學雜費，每個月還可領取一定的“副食費”。當時的廈大各係，一般都按照入學考試的名次來決定能否享受公費待遇，即百分之三十享受全公費，百分之三十享受半公費，百分之四十完全自費。我所讀的法律係，招收新生三十名，考在前九名的新生享受全公費（我是第二名，故亦在此列），第十名到十八名的新生享受半公費，第十九名到三十名則完全自費。法律係的司法組，另行招收新生三十名，全部享受全公費，因為他們畢業後要充當國家司法人員，故特別優待。文學院的教育係新生，也全部享受全公費。還有保送進大學讀書的複員“青年軍”，由航空幼年學校保送廈大航空係入學的新生，也都享受全公費待遇。
我來廈大時身邊帶有一點現款，進校以後又每月領取“副食費”，原不愁生活問題。但物價不斷上漲，鈔票天天貶值，引起我的恐慌，於是效法其他同學，將身邊的政府法幣兌換成美鈔、港幣或銀元，用以保值。需用時再陸續兌回法幣。當時廈門輪渡碼頭旁邊有不少這類兌換所，兌換很方便，雖然每次兌換要損失百分之幾的進出差價和手續費，但保住了絕大部分老本，還是合算的。
我入學不久，廈門大學反蔣反美的學生運動開始興起。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供應軍火，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駐華美軍在我國領土上屢次發生殺害、毆打、強奸我國同胞的暴行，引起廣大學生的不滿和反感。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發生了駐華美軍強奸北京大學女生的事件，激起了廣大學生的抗暴鬥爭。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集會抗議，罷課遊行，聲討美軍暴行，要求美軍退出中國。廈大校本部學生決定於１９４７年１月７日罷課三天，在全市進行抗暴遊行，新生院也有二百多名新生渡海參加遊行。新生院廣大學生通過這次鬥爭，認識到必須組織起來，成立自己的學生自治會，才能在今後更好地開展鬥爭。於是，經過醞釀串連，廈大新生院開始競選學生自治會，出現了兩個針鋒相對的競選團。一個是以進步同學秦為鏊為首的競選團；另一個競選團則由反動的三青團幕後操縱。雙方經過激烈的辯論和競爭，秦為鏊競選團取勝，成立了以秦為鏊為主席的進步的新生院學生自治會。
我當時是埋頭讀書的中間群眾，沒有去參加遊行，但投了秦為鏊競選團的票。我認為國共兩黨爭權奪利，打內戰雙方都有責任。美帝固然不好，蘇聯使我國失去外蒙，也非好朋友，我們學生的主要任務是認真讀書，社會活動不宜多去參加。第二年我到了廈大校本部，開始選讀法學專業課，如《羅馬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票據法》等等，我又一頭鑽入這些專業課，很少興趣去參加學生活動。引起轉機的是讀魯迅的雜文集和自己學著寫雜文向當地報紙投稿。
那時廈門有幾個書店出售進步書籍，一個是鼓浪嶼的“啟新書店”，一個是廈門本島中山公園旁邊的“新綠書店”，店中都出售魯迅的雜文集。我喜歡讀魯迅的雜文，幾乎是見一本買一本，帶回宿舍反複閱讀。讀了魯迅那些一針見血的雜文，使我茅塞頓開，思想日益左傾。原來我認為國民黨政府是“正統”，蔣介石是“抗日的民族英雄”，讀了魯迅的雜文，才認清了他們反動的真麵目。隨著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全麵開打，國民黨政府加緊征兵征糧，壓製學生運動，屠殺人民群眾，官吏的貪汙腐化日益變本加厲，醜聞百出。我胸中的牢騷越來越多，“物不平則鳴”，終於有一天我也提筆寫起雜文來。 廈門當時有兩份民辦報紙銷量較大。一份是南洋華僑胡文虎出資創辦的《星光日報》；一份是《江聲報》。兩報的文藝副刊每天都要至少發表一篇雜文，往往放在刊頭旁邊，四周用花邊圍起來，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花邊文學”。雜文的作者有不少是廈大學生。比較出名的一個是吳唯杭，筆名“吳濘”。還有一個盧鼐，發表文章常用真名。我知道他們二人是廈大學生後，便想自己也不妨去試一試。於是在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中旬寫了兩篇雜文投寄《江聲報》副刊，署名“姚餘”，是將我的故鄉“餘姚”兩字顛倒一下，便成了我的筆名。想不到過了三天，其中的一篇《禁與捧》便刊登出來。不僅原文照登，而且放在刊頭旁邊，圍上花邊。又過了三天，另一篇雜文《火牛陣》也同樣原文刊登出來，享受花邊待遇，這使我更為驚喜。初戰告捷，我的投稿積極性大增。同年１２月份，我又在《江聲報》副刊發表雜文《老調重彈》、《麵壁成佛》和短篇小說《樊籠》。１９４８年１月份，我在《江聲報》副刊發表雜文六篇。同年２月，我開始向《星光日報》副刊投稿，兩篇雜文《“哭”的效力》和《為誰辛苦為誰忙？》很快刊登。同年３月１２日，《江聲報》刊登了我的雜文《老虎與貪狼》，《星光日報》在同一天發表我的雜文《兩種“幫閑”》。過了三天，我的兩篇文章《無題》和《特等“食客”》，又於該兩報同天見報。於是雜文作者“姚餘”象吳濘、盧鼐一樣，逐漸引起廈大同學的注意，而報社寄來的剪報和稿費單，又使同宿舍的同學很快弄清這個“姚餘”究竟是誰。消息傳開以後，幾個愛好文學和寫作的同學便來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文藝社團。《實踐》和《新生》，是當時廈大兩個最有名氣的進步壁報社，這時被校方取締，勒令停刊。於是《實踐》改名《長夜行》，《新生》改名《向太陽》，兩刊改頭換麵重新開張。我被邀參加《向太陽》壁報社，並以“姚餘”的筆名為壁報寫過幾篇雜文和評論。我還參加了“生活詩社”，是華湜或林祖慰邀請我參加的。我寫過幾首馬凡陀式的諷刺詩，在詩社出的壁報上發表。後來詩社與畫社合並，變成《詩與畫社》，出版壁報時，以詩配畫，或以畫配詩，詩畫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在校內開展反美扶日運動時，我與陳道聖（陳淮）、潘日舜、王士立、黃臻（趙淩）等同學，出過一期《春牛》壁報。反美扶日運動時，校內各個進步的壁報社團聯合起來，成立“壁報聯合會”，簡稱“壁聯”，推舉我為“壁聯”總編輯。“壁聯”舉辦了《反對美帝扶日的筆談和專號》，在同學中造成較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