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傳第六章：備考“三人行”和報到“四人行”（我的投考大學）

      高中畢業後，我麵臨升學還是就業的抉擇。如果就業，就重走我的哥哥的老路，即經過親友介紹，進入上海的銀行當練習生，以後逐步升遷。我的母親希望我也走這條路。但我希望投考大學。當時招生的有國立大學也有私立大學。私立大學門檻低，容易考取，但學費昂貴，一般的人家都讀不起。國立大學的學費便宜，有些學科還招收“公費生”，但門檻高，考取難，錄取率大概是百分之十。也就是說，十個考生中隻能錄取一人，有九人要落榜，其難可知。我審時度勢，決心投考國立大學。國立大學一般都是秋季招生，我高中是春季班畢業，還有半年時間可以複習備考。當時我與母親約定：考取國立大學就升學，考不取便到上海的銀行界去找工作。

      這時，與我同時高中畢業的二十多個同班同學中，大部分人不再升學，有幾個家境較好的投考私立大學。準備投考國立大學的隻有二位同學，一位是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陳宜張，他的父親陳伯瀛是大學教師、曆史學家，曾寫過《國史舊聞》等著作，叔父陳叔陶當時在餘姚中學擔任數學教員，帶他來插入餘姚中學高中畢業班；另一位是後來成為總工程師的邵淇泉，他是在姐姐邵曼軒來餘姚中學任教時，插入餘姚中學高中班的。我們三人誌同道合，便結成互助組共同複習迎考。

      複習迎考首先要確定自己準備報考的院校和科係。陳宜張和邵淇泉都準備投考理工院校的電機係。我因父親辛辛苦苦讀到醫學博士最後還是成為瘋子，懷疑自己也有神經病的遺傳，因此不想辛辛苦苦攻讀理工科或醫科，以免重走父親走過的老路。於是決定讀輕鬆一點的文科院校。文科中我決定報考法律係，因為將來的就業較有保障，進可當法官，退可自己開業做律師，也可以到學校兼點課。我的堂叔父王傳記就是大學法律係畢業後，在餘姚開業做律師，又在中學兼課，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都還不錯。他成為我學習和效法的榜樣。

      投考的目標既定，就開始進行複習，主要的複習方法是“答考題”。那時各個大學是分頭招生的，或者幾所大學聯合招生。書店便將曆屆的大學招生試題和標準答案匯編在一起，名之曰《升學指導》。我們三人便買了不少的這類書籍，收集曆年來各個大學的招生試題，自己進行答題，再與標準答案對照，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重點進行補習。有了疑問，我們三人互助解決，或找老師請教。這種補習方法針對性強，對投考大學時提高自己的考分很有作用。後來我們三人都考取國立大學，雖由於我們在中學讀書時成績優良，基礎較好，但通過半年迎考複習，摸到了應考的路子，也是我們能被“十中取一”的重要原因。

      到了１９４６年的夏天，報紙上陸續登載各大學的招生廣告。我們複習迎考的三人便根據這些招生廣告，具體安排各自的報名和應考曆程。當時浙江大學與南京的中央大學聯合招生，陳宜張和邵淇泉報考浙江大學電機係，我則報考中央大學法律係。兩校聯合招生的“杭州考場”，設在杭州市大學路的浙大老校舍。我們三人就同赴杭州在那裏應試。那時學校放暑假，學生宿舍都空著，正好用來供考生臨時借住。膳食則由學生食堂供應。後來陳、邵都被浙大錄取，我則被錄取中央大學先修班，就是說我的考試成績離中央大學正式錄取的分數線還差一點，需要在“先修班”預讀一年，才能升入大學一年級。

      我在杭州應試後，緊接著又趕到上海應試。那時我的二舅父和三舅父都在上海的錢莊裏工作。二舅父有六個孩子，家中住得很擠。三舅父沒有孩子，夫妻二人除了寢室和廚房以外，還有一個亭子間。我便在這個亭子間裏住了二十多天，在上海先後考了五個大學。校址在上海的國立複旦大學和國立暨南大學，各在本校應試。校址在蘇州的國立東吳大學和校址在廈門的國立廈門大學，這時也在上海設立試點，我就到試點應考。廈門大學來上海的招考人員中，有個法律係教授陳文藻，是我的二舅母的親戚，他向我介紹了廈大的情況。廈門大學原是華僑陳嘉庚捐資創辦的私立大學，抗日戰爭時期內遷福建長汀，改為國立大學，抗戰勝利後遷回廈門。我還投考了一所私立的震旦大學，這是法國基督教教會辦的學校。我想萬一所考的五個國立大學都考不取，麵子上太難看，可用考取這個私立大學來“保麵子”，而且教會學校的學費要比普通的私立大學低一點，考取了我可能還讀得起。

      不久，各大學的錄取名單先後在報上公布，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也陸續收到。我投考六個大學，結果錄取三個半。正式錄取的是國立的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和私立的震旦大學。還有半個是指被錄取中央大學“先修班”。我經過反複對比，“先修班”要多讀一年，首先不予考慮。震旦是私立大學，也不該去讀。暨南大學法律係與廈門大學法律係相差不多，就讀各有利弊。暨南大學在上海，離家近，我的哥嫂和兩個舅父都在上海工作，照顧方便。廈門大學遠在南方，但環境優美，有陳文藻這個親戚可以照顧，而且我考取該校法律係的名次是第二名，可以享受全公費待遇。經反複考慮，最後我決定就讀廈大。陳宜張和邵淇泉也都同時考取幾個大學，但他們毫不猶豫地決定就讀浙大。從此我與他們二人分手，直到全國解放後才重逢。陳宜張入學後，由電機係改讀醫科，解放後終因醫學科研方麵的出色成就，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規定：新生必須於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前報到注冊，遲到就取消學籍。這時從杭州到廈門沒有火車可以直達。乘汽車需多次轉車，我初次出門遠行，人地生疏，又帶著鋪蓋行李，轉車極不方便。於是我決定走海路，準備從上海乘招商局的海輪去廈門，據說三天可到達。我在１０月中旬到上海候船。誰知這時是台風多發季節，招商局從上海到廈門的客輪暫時停開。我在招商局買不到船票，便天天去探問開船的消息。在那裏碰到三個和我一樣急於乘船赴廈報到入學的廈大新生。他們都是我的浙江老鄉，一個是奉化縣的馮有聖，也考取廈大法律係；另二個是經濟係的莊賢親和生物係的鄭欽達，都來自慈溪縣。眼看新生報到截止日期一天天迫近，而輪船還無消息，我們四人心急如焚，於是一起商量，采取兩條對策。一是四人聯名向廈門大學發電報，說明我們四個新生目前滯留上海待船，如果１０月２３日不能及時到校，要求允許延期報到；二是設法聯係購買飛機票，如過幾天仍無船，便乘機赴廈。雖然機票難購，又很貴，但為了上大學，也隻得花錢。後來從招商局傳來一個好消息，說是有一艘海軍的軍艦即日從上海駛往廈門，可以允許你們四人搭乘，但沒有鋪位，隻能睡甲板。你們如願乘，就在招商局購買四張統鋪票，憑票上船。我們四人當然願意，立刻照辦。

      我們上了軍艦以後，便把四人所帶的鋪蓋在甲板上打開，合成一個大大的地鋪。艦上除了水兵和我們四個學生之外，沒有攜帶其他乘客。這是一艘三千噸的軍艦，一到了外海，雖然天氣晴朗，船也搖晃得厲害。我們四人頓時頭昏目眩，有的人還想嘔吐，隻得一個個躺在地鋪上，才稍感舒服。水兵們卻行動自如，安慰我們說：“軍艦到了外海，這種搖晃是正常現象。你們沒有乘船到過外海，所以要暈船。象我們這樣習慣了就沒事。”我們四人白天在地鋪上躺躺坐坐，晚上躺在甲板上的被窩裏眼望月亮和星星，耳聽輪機軋軋、海浪呼嘯，覺得非常新鮮和興奮，竟不知何時入夢。次日淩晨，又在海上看日出，但見滿天紅霞中，一輪旭日冉冉在東邊的海上升起，海浪被染得金光閃閃，蔚為奇觀。艦行二天，到了福建的馬尾港口暫停，聽說這裏離福州很近，但我們四人沒有離艦上岸。過了一夜，軍艦繼續駛向廈門。第二天清晨，我們張開眼睛，就看到美麗的廈門島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島上怪石突兀，如獸踞鴟蹲，而又表麵光滑，仿佛經過水洗刀削，襯托著沿岸不斷跳動的噴著白沫的海浪，那景色是美極了。我感到這是一種陽剛之美，與我們浙江杭州西湖的那種“欲將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美女撫媚之美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們四人沒有在廈門的碼頭上岸，而是帶著鋪蓋行李離開軍艦，乘了一隻小船直奔廈門本島對麵的鼓浪嶼小島。那裏的廈門大學新生院，正是我們報到入學的地方。因為這時還在１０月２３日報到截止日期之前，於是沒有遇到任何麻煩，我們四人順利報到入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