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天端的家，歡迎來串門。'
不好意思，家裏有點亂
我在瑤瑚苑村的瑤瑚小學初小畢業後，又留校補習小學五年級的功課，補了半年，就轉入餘姚城中的府前路小學讀高小。這所小學的校舍，原是清朝科舉時代的“試院”，俗稱“考棚”。在清朝末年廢科舉、辦學校時，便將“考棚”改辦成學校，初名“達善學堂”，後又改名為“餘姚高等縣學堂”、“餘姚縣立高等小學校”。民國時期，又先後改名為“餘姚縣立第一完全小學”、“餘姚縣立府前路小學”。該校地處“府前路”，故因路而命校。而“府前路”則因這條路位於餘姚縣政府前麵而得名。我就讀府前路小學時，每次上學都要經過府前路，看到餘姚縣政府威嚴的大門和門前那個圍著石欄的的荷花池。
府前路小學師資優良，校風淳樸，是餘姚最有名的小學。我在這所學校讀了不到兩年的書，卻受益不淺，為今後的學習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校內師生還比較關心政治，那時正是抗日戰爭前夕，印象較深的是蔣介石五十壽辰時的“小學生獻機祝壽”，“西安事變”時的聲討張、楊，學校師生都跟得比較起勁。那時的心目中把蔣介石當作英雄人物來崇拜，把張學良、楊虎城則看成叛逆，可以說政治上是很幼稚可笑的。
小學畢業後，我就讀實獲中學。這所剛創辦不久的私立初中，乃是現在的餘姚中學的前身。餘姚雖號稱“文獻名邦”，但教育事業一直落後。 在１９３５年以前，全縣還沒有一所中學。１９３５年，由旅瀘姚籍人士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的朱公謹與執教於上海滬江大學的朱榮泉發起，邀集熱心教育人士成立學校董事會，籌款創辦了實獲初級中學。校址擇定在餘姚城中醬園街六浦廟北首的同善堂、呂祖閣、藥王殿等一群廟觀內。我是在１９３９年入學該校。當時抗日戰爭已爆發，瀘杭一帶被日軍占領，浙東則尚未淪陷，餘姚城中幾次遭受日機轟炸，所以我家搬到瑤湖苑村老宅居住，我則在實獲中學當寄宿生。當時的校舍簡陋，男生宿舍是位於操場北端的一個大席棚，上蓋稻草作頂，四麵圍蘆席遮風，棚中排放幾十張雙人床睡人。夥食也很差，平常都是青菜、蘿卜幹、豆芽之類，遇到豆腐、黃豆巳算好菜，每隔十天、半月打一次“牙祭”，加碗帶魚或紅燒肉什麽的，往往一開飯就一掄而空。由於肚中缺少油水，我常從家中帶罐豬油來校，每天偷偷地吃一點，以補充營養。當時學校的大禮堂就是原來的藥王殿，把藥王的神象一蒙，就可以在殿中集合全體學生作報告。實獲中學的校舍雖然簡陋，但師資力量極強。當時有些因戰亂還鄉的大學教師、專家學者為助家鄉辦學，應聘來實獲執教，如朱榮泉、黃半坡（黃雲眉）、杜天縻、王文川、韓文藻等等。他們治學嚴謹，各有專長，教學認真，相互配合，形成了良好的教風和學風。
１９４１年４月，日軍大舉侵襲浙東，餘姚淪陷，實獲中學隨之停辦。敵偽時期，在原實獲校舍、師資、學生的基礎上，辦起了餘姚公立舜水中學（仍是初中）。我也成為舜水中學的二年級學生。這時我家已由鄉下搬回城中，所以我由寄宿生改為走讀生。在敵偽統治下，實行親日的奴化教育，使學校師生受到不少屈辱，但也激起了廣大師生的反抗和鬥爭。
舜水中學校舍曾駐紮過日軍，那是一支過境的日軍部隊。從學校辦公室的窗口望進去，可以看到幾個日本軍官在走圍棋。從領章和肩章上可以看出，其軍階是大佐、中佐之類。所幸過了一夜，這支日軍部隊就開拔走了，對學校沒有太多的騷擾。
那時，我每天上學要經過“直神弄”，這條弄堂有一座“蔣泉茂洋房”，聽說房主是上海的富商，但這座洋房被日軍憲兵隊占用，成了拘押、拷問我國愛國人士的魔窟。每次從魔窟旁經過，十幾歲的我總會想到這座高高的洋房裏麵正折磨著那些被酷刑拷打、被狼狗咬齧的血肉模糊的愛國誌士，心中總要升起一股仇日的怒火。
年少的我還挨過日本佬的耳光。那時在餘姚城中虞宦街上，日本人開了一爿“正金銀行”，門口有日本衛兵站崗。有一次我到同學家裏借回一套“福爾摩斯偵探小說”，手裏拿著書興衝衝地走過正金銀行門口，不小心那包書在衛兵橫舉的槍尖上碰了一下。那衛兵伸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我滿眼金星，頭昏腦暈，但又不敢反抗，最後默默地忍著屈辱離開。這種遭遇使我深感做“亡國奴”的悲哀，增強了我的仇日情緒和反日決心。
敵偽統治時期，舜水中學將把原來的公民課改為“修身課”、選讀《論語》、《孟子》之類的經書，教師是一個冬烘老先生。他規定每篇課文必須熟讀背誦，並在課堂上進行抽查。學生們就想出對策，被抽查者把課文貼在前座同學的背上，照本宣讀，結果當然是“背誦”得一字不差。冬烘老先生竟然從未發現此中弊病，屢次誇讚被抽查者的勤學苦練。同學之間還常常套用經書中的話來開玩笑。如套用《孟子》中的“梁惠王章句”，搖頭晃腦地說：“孟子見梁惠王。王曰：‘搜！良民證帶來乎？’”以此發泄對日偽崗哨向過往行人任意搜身和盤查“良民證”的不滿情緒。
１９４２年冬天，發生了我所在的初春三班級日語考試全班交白卷的事件。在敵偽統治時期，為了加強奴化教育，侵略國的語言“日語”成了中學的必修課，每周六教時。本來，日語是一種工具，學好日語未嚐不可為我所用。但當時在日寇的鐵蹄蹂躪和血腥統治下，學生們滿懷仇恨，認為學好日語就是甘心做日本鬼子的“順民”，自願當“亡國奴”。因此，全班二十餘名學生中，認真學習日語的隻有一個吳保慈。吳當時的日語水平已經很高，能夠充當日語翻譯，初春三的日語課對他來說已是太淺的“小兒科”。全班學生除吳保慈之外，都對日語課消極反抗。其表現一是不認真聽課，在日語課中看小說或做其他作業；二是課後從不進行複習，作業照抄吳保慈的，或者幹脆不交；三是在日語考試時翻查課本，交頭接耳，傳抄吳保慈的答案。後來到了初中畢業考試，比一般的考試更加嚴格。初春三學生在考前曾要求不考日語，以平時的作業考核和小考成績作為日語畢業考試成績，但校方不允。於是，全班學生對日語課就由消極反抗升級為積極反抗。按照事先商定，全班學生包括吳保慈在內，一領到考卷，就紛紛交上白卷。這個集體的抗議行動震動全校。校方怕日偽查究，隻好與初春三學生達成默契，形式上舉行一次日語補考。監考老師發下日語試卷後，就拿了一本書在講台旁的椅子上埋頭看書，任憑考生們在下麵各顯神通。結果當然是全班學生個個補考及格，順利畢業。
這時，公立舜水中學已由汪偽的餘姚縣政府接辦，改名為“餘姚縣立中學”，並開始增設高中部。學校高中部沒有另行招生，而是采取循序漸進、逐步擴充的辦法。也就是說，從我們這個班初中畢業開始，全班學生直接升入高中部，成為高春一班級。以後隨著我班逐年升級，高中部也就逐步擴充。等到我班高中畢業，餘姚中學由初中改為完全中學的任務也就全部完成。
在我讀高中三年級的時候，我們班級發生了學生反抗汪偽“升旗”儀式的事件。當時學校每天早晨都要舉行升旗儀式，學生對寫有“和平反共救國”字樣的汪偽國旗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漢奸的旗”，參加這種“升旗儀式”就是“做亡國奴”，因此不願參加。於是，有一天在舉行升旗儀式前，由班長毛士旦代表高春三全班同學向主持升旗儀式的軍訓教官李某提出一條意見，說既然參加升旗儀式是”愛國的表現”（李某的說法），那麽不但學生應“愛國”，教師也應“愛國”，全體教師應和學生一起參加升旗儀式。如果教師不參加，我們學生也不願參加。李某聽後大發雷霆，破口大罵，並動手要打毛士旦。高春三班的一批學生就一擁而上，將李某團團圍住，責備他拒絕學生意見，蠻橫責罵學生代表的惡劣行徑。雙方發生激烈爭論，最後我和毛士旦、史美鐃、史濟濂、葉林蔚、周慕善等七個學生憤然離場，拒不參加升旗儀式以示抗議。李某要求校方嚴懲我們七個學生，並威脅說要報告日本憲兵部隊。結果班長毛士旦被開除學籍，其他六人各記大過兩次。我們七個學生在等待校方處分的幾天時間裏沒有去上課，校內的其他同學也有以不上課來對我們七人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後來到了解放初期，李某到浙江省幹部學校參加中學教師暑期輪訓，這時我正在浙江幹校工作，便向教師輪訓班的幹部反映了李某的兩個問題：一是李某在升旗儀式事件中迫害學生的惡劣行徑，二是李某在講課中曾說自己當過國民黨部隊的連長。這期教師輪訓結束後，那個班幹部對我說：“據李某自己交代，他沒有當過國民黨部隊的連長，而是一個日偽特務。”
在我讀高中畢業班時，抗日戰爭勝利。我們淪陷區的廣大學生當然是歡欣鼓舞，熱烈慶祝勝利，但是學曆卻不被承認。高中畢業班學生要到寧波去參加一次“高中畢業甄別考試”，考試合格者才能得到高中畢業證書。其他班的學生則參加“編級考試”，按照考試成績來確定自己應讀的班級。我們淪陷區的學生雖對國民黨政府的這種做法心懷不滿，但又不得不去努力應考。在餘姚赴寧波的“小火輪”中，我們一批前去應考的高中畢業班學生，許多人捧著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默默記誦，用來應付政治課的考試，因為這是淪陷區學生最薄弱的環節，也是我們最擔心通不過的考試。幸而這次高中畢業甄別考試我們全班同學都通過了，領到了寶貴的高中畢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