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品老照片：蔣夢麟之胞姐蔣佩昭

孤品老照片：蔣夢麟胞姐蔣佩昭夫人的照片，此照片大概攝於19世紀30年代。蔣佩昭夫人卒於1938年或者1939年秋天。蔣佩昭夫人與他弟弟蔣夢麟早年在餘姚創辦女校，是餘姚女子學校第一任校長 。餘姚女子學校是現在餘姚實驗小學的前身。

知餘姚檔案館曾尋找蔣佩昭夫人照片，現幸從我家相冊中發現此照，故發布於此。

蔣夢麟（左一）同 胡適（右二）蔡元培（左二）李大釗（右一）合影




蔣夢麟



中年蔣夢麟

蔣夢麟小傳：

蔣夢麟（ 1886 － 1964 ）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1903 年入浙江高等學堂（ 浙江大學 前身）學習，次年中 秀才 。 1909 年 2 月，赴美進 加州大學 農學院學習，後進 哥倫比亞大學 研究院深造， 1917 年 6 月獲博士學位。當過孫中山先生秘書。回國後，創辦《新教育》月刊。 1923 年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 1927 年 8 月至 1930 年 7 月，任國立第三中山大學（ 1928 年改為 國立浙江大學 ）校長。 自 1919 年至 1945 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 20 餘年。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他長期擔任總務長，三度代理校長， 1930 年冬正式擔任北大校長，先後主持校政 17 年， 還先後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北京大學校長、行政院秘書長、 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等職。 是北大曆屆校長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1964 年病逝於台北。 著有《西潮》，《新潮》等書。

蔣夢麟 - 與陳獨秀的交往

1916 年 陳獨秀 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極力推動文學革命。蔣夢麟與陳獨秀盡管政治主張不同，相處得倒也不錯。他倆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 秀才 ，稱為 八股 秀才；八股廢掉後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好象也沒有八股秀才值錢了。蔣夢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陳獨秀問我： “ 唉！你這個秀才是什麽秀才？ ”“ 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 ” 他說： “ 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 ” 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說： “ 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 在蔣夢麟看來，陳獨秀 “ 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 ” ，這一點很對蔣夢麟的脾氣： “ 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盡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 ‘ 同病相憐 ’ 。 ”

盡管這對 “ 同病相憐 ” 的朋友，後來在政治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但當陳獨秀遇到危險時，蔣夢麟還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蔣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說： “ 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 ” 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於是由 李大釗 陪他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為什麽要李大釗陪去呢？因為李大釗是河北人，會說河北話，路徑又熟。他們逃到山中一個古廟，李大釗寫了一封信給蔣，說： “ 夜寂人靜，青燈如豆。 ”

蔣夢麟 - 與毛澤東的交往

1918 年秋風輕拂著故都的時節， 毛澤東 帶了 23 個湖南青年進京，為的是組織赴法 勤工儉學 的事。到京後，他把他們安排到北京大學、 長辛店 、 保定 等處的留法預備班，他自己卻既不想去法國留學，也不想進大學讀書，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學。但總得找一份工作以資糊口啊。他暫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楊昌濟，即他後來的嶽父家裏。通過楊昌濟，毛澤東得到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引薦，得到了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在第二閱覽室管理 15 種中外報紙，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毛澤東對這份工作十分滿意，後來在延安的窯洞裏尤對斯諾津津樂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閱讀各種新奇的書刊，更可以結識北大的名流和來自各地的有誌青年。陳獨秀、 胡適之 、 張國燾 都是那個時候認識的。工作之餘，他還有機會跑到 天安門廣場 ，聆聽李大釗演講《庶民的勝利》。

盡管這個時期在毛澤東的一生中短暫得如同一道閃電，但這道閃電卻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那麽，是誰把他安排在李大釗手下的呢？這個人便是寧波人蔣夢麟。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 “ 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麽辦？我說，為什麽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麽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 ”

關於這件事，蔣夢麟還說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願意講的故事，就說： “ 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隻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 ” 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了嗎？

蔣夢麟 - 北大校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

自五四運動後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 1946 年正式離開北大，除了中間有幾年短暫的離開外，蔣夢麟在北大前後 2 0 餘年，占北大百年曆史五分之一強，是到目前為止北大校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在當年中國，有兩個 “ 蔣校長 ” ，武的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蔣夢麟也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記得有一條資料說他和朋友打賭，說他的學生遍天下，朋友不信，來到一個軍事基地，相信這裏不應該有文的 “ 蔣校長 ” 的弟子，不料剛進軍營，一名軍官立正行禮，原來這裏也有從軍的北大畢業生。

在長時期主持北大的過程中，蔣夢麟對北大的未來自然有很高的期待，他理想中的北大並不一定像今天這樣的北大規模龐大，無所不有，而恰恰沒有自己的特色。蔣夢麟在主持北大的第二年即 1920 年就提出北大的目標不能滿足於 “ 國內一流 ” ，而是應該在國際上有自己的地位。強調學校要將經費節省下來，把理化的儀器、實驗室加以提升，為師生提供良好的試驗條件。更重要的是，北大不僅要研究西洋已有的發明，且要自己有所創造，有所發明。庶幾根基鞏固，可以在世界一流大學中競爭。

蔣夢麟 - 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

1926 年 4 月，北方政局出現變化， 段祺瑞 下野， 奉係 軍閥及直魯聯軍 張學良 、 張宗昌 等入住北京。張宗昌槍斃《京報》社長 邵飄萍 ，逮捕《世界日報》社長 成舍我 ，一時間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狀態，大學教授們紛紛離京。蔣夢麟也被列入張宗昌的黑名單，不得已躲在 六國飯店 長達三個月。之後悄悄離京出走，奔向南方。 1927 年出任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兼秘書長，稍後任浙江大學校長。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大學院改為教育部，蔣夢麟也就成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

作為研究教育的專家，蔣夢麟素來重視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隨時隨地推行義務教育以促進社會之進化；隨時隨地擴充職業教育、補習教育以增加經濟之能率；推行大學及專門教育，以養成社會進化增加經濟能力的領袖人物。根據這些原則，蔣夢麟當然格外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普及，總是期待更多的年輕人有深造的機會。

1911 年之前，中國人自辦的大學隻有四所， 1916 年全國專科以上的學校 86 所。為了鼓勵國人重視教育， 1922 年頒布的新學製規定單設一科的學校也可稱為某科大學，於是引起專門學校的 “ 升格運動 ” 。此後，國立大學既有增加，私立大學更是大幅度的擴容，一時間大學之發達，有如經濟興旺時期的股份公司。這些學校的設立，對於緩解青年學生的升學壓力固然有好處，然而由於大學增幅太快，合格教師不多，教育質量低下，設備簡陋，內部管理混亂，大學成為一些不良者謀財的工具，貽害無窮。

當蔣夢麟出任教育部長的時候，這種情況非常嚴重，販賣文憑的 “ 野雞大學 ” 充斥各大都市。為了改變這種惡劣的局麵，對青年學子負責。蔣夢麟在教育部長任內最值得稱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製定並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取消單科大學的設置，規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八大學院，凡具備三個以上學院者，始得稱大學。不合這些條件者，為獨立學院。對於那些無良的私立大學，蔣夢麟也以鐵腕手段加以整頓，或取締，或警告。於是從根本上遏製住濫設大學及以教育謀取不義之財的現象。





蔣夢麟書法



蔣夢麟書法

有種有義蔣夢麟
信息來源 : 江蘇公眾科技網

有 種 ”

一次，曹聚仁與幾位好友圍爐夜話，突然有人問他生平所欽佩所敬仰之人是誰，曹聚仁答是蔣夢麟。舉座皆驚。曹聚仁見狀忙申明，他決不做違心之論，也決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學生。友人問為什麽敬佩蔣夢麟，曹聚仁說蔣夢麟 “ 有種 ” 。

種者，膽量、骨氣也。

五四運動後，蔡元培淡出北大，蔣夢麟當代校長。 “ 半年的欠款，六百饑餓教職員，三千惹禍的學生，交到我手裏，叫我怎麽辦？ ” 接收這一 “ 爛攤子 ” ，蔣夢麟當算是臨危受命。他為人低調，謙虛地說是 “ 蔡先生派他來捺印子的。 ” 他一麵 “ 謹守蔡校長餘緒 ” ，一麵矢誌改造北大。他認為： “ 北京大學為新思潮發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組織，猶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壺。 ” 無奈當時北大的經濟 “ 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 ” ，所幸得到胡適、傅斯年的鼎力支持，幫他網羅人才，籌措經費，以 “ 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 ”

蔣夢麟上任後的第一招是靜心觀察，把診問脈：學校 “ 紀律弛，群治弛 ” ，他致力 “ 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 他說他平生做事全憑 “ 三子 ”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事，以鬼子（洋鬼子，指科學務實精神）辦事。他大膽放權，對文、法、理三學院院長說： “ 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 他把辭退舊人這種得罪人的事攬在自己身上，這體現了他的 “ 有魄力，敢擔當 ” 。羅家倫說得中肯： “ 他用人也專，待人也恕，不以察察為明，所以許多人樂為所用。 ” 理學院的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掄；文學院的周作人、湯用彤、徐誌摩；法學院的劉誌揚、趙乃摶等教育界名流遂雲集其麾下。蔣夢麟用人不拘一格，他重用新人吳晗，選用沒有學曆的錢穆，接納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研究《資本論》的千家駒 ……

與蔡元培不同的是，蔣夢麟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教學與研究，不惜重金 “ 武裝 ” 物理係， “ 費了很大的力量發展理學院，希望以基本自然科學為骨幹，進而發展其他有關部門。 ”

為確保學生專心求學，蔣夢麟主持製定《國立北京大學學則》，取消選科單位製，實行學分製；在管理上保持自由、寬容，注重個性發展的北大傳統，師生間達成了 “ 隻有陶冶，而無訓練 ” 的共識。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對教授仍禮遇有加，恢複建立學術團體，營造學術氛圍，開展中外學術交流，期以 “ 教育救國 ” 、 “ 學術救國 ” 。

這一係列的措施，使北大的教學、科研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能平穩有序地發展， “ 蔚成全國最高學術中心 ” 。

最能顯出蔣夢麟 “ 有種 ” 本色的是，他在日本人麵前表現出的骨氣和民族精神。

1935 年 11 月，冀東有人陰謀搞 “ 華北自治會 ” ，蔣夢麟領銜，與北平教育界諸多名流發表聯合宣言，痛斥這一行徑 “ 脫離中央，乃賣國的陰謀 ” 。此舉在全國上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故有人稱蔣夢麟在 30 年代前期是 “ 北平正氣的代表者 ” 。

北大學生運動十分活躍，日本人視北大為反日運動的中心。由於蔣夢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與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攏他，希望與他建立所謂的 “ 友誼 ” 。蔣夢麟多次公開表示日本侵華 “ 不友好 ” 的態度後，日本人開始對他施以威脅、恐嚇等卑鄙手段，企圖迫其就範。

日本人指責蔣夢麟煽動學生反日，要求宋哲元嚴加懲罰並強逼其離開北平。宋哲元將此信息告知蔣夢麟，蔣卻我自巍然，繼續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務。在蔣夢麟領銜表態反對華北自治後，日本軍方十分惱火，於 11 月 29 日請蔣夢麟到日軍司令部 “ 談話 ” 。

蔣夢麟將此事告訴了家人和幾個朋友，於天黑之前單槍匹馬來到日本軍司令部。

蔣夢麟在自傳《西潮》中有生動精彩的描述：

“ 我們司令請你到這裏來，希望知道你為什麽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 ” 他一邊說，一邊遞過一支香煙來。

“ 你說什麽？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 ” 我回答說，同時接過他的煙。

“ 那末，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 ”

“ 是的，我是簽了名的。那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係。 ”

“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

“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

“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

“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

“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阪垣將軍談談？ ” 這時電話鈴聲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我說， “ 已經給你準備好了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

“ 我不去。 ”

“ 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

“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裏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 —— 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要成為笑柄了。 ”

他的臉色變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 你不要怕呀！ ” 他心不在焉地說。

“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絕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 ” 我抽著香煙，很平靜地對他說。

羅家倫評價說： “ 蔣夢麟先生是郭子儀第二，大有單騎回紇的精神。 ”

曹聚仁在盛讚蔣夢麟 “ 臨難不苟免 ” 的骨氣時，還說 “ 這男子漢的氣度，並非胡適、魯迅諸氏所能及的。 ”

蔣夢麟的 “ 有種 ” 還表現在他到台灣後，在 “ 中國農村複興聯合會 ” 主任任上，敢於 “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 他極力主張在台進行農村社會改革，以實現 “ 社會公道 ” 或 “ 公平分配 ” 。上世紀 50 年代初，他先後發表《三七五減租麵麵觀》《土地問題與人口》和《為什麽要限田？限田以後怎麽辦？》等 10 篇闡釋土改政策的文章。時任台灣 “ 行政院內政部長 ” 的黃季陸認為蔣夢麟 “ 對土地改革的決策，是一位忠誠而努力的推行者 ” ，有 “ 首義之功 ” 。

蔣夢麟在台還提倡興修水利，倡導、推動人口節育。尤其是後者，曾使他遭到無端的指責和惡毒的攻擊： “ 基於極端個人快樂主義之邪念 ” ，為 “ 主張性交自由，而以人為的方式或性交技術以遂其快樂 ” 。有人辱罵他比秦檜、汪精衛還可恨，可殺，聲言要 “ 殺蔣夢麟以謝國人 ” 。蔣夢麟直麵以對，依然故我。 1959 年 4 月 13 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 “ 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幹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做得對。國民黨元老王世傑稱讚說這是 “ 一件最不平凡的功業 …… 將來影響一定是很深遠的。 ”

這些都叫 “ 有種 ” 。

顯然，用 “ 有種 ” 來評價蔣夢麟畢生的作為是遠遠不夠的。蔣夢麟有勇有謀，能幹肯幹也善幹。台灣《仙人掌》雜誌評論說： “ 蔣夢麟生在一個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卻慎重地選擇了自己的路，向時代做出了他的貢獻，對後代獻出了他的寶貴經驗，他應死而無憾了。 ”

還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評說的得體、到位且有趣： “ 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 ” 傅又詼諧地說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當時在場，聽後笑著說： “ 孟真，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 ‘ 功狗 ’ 。 ”

蔣夢麟在處理個人婚姻問題上，也表現出了鮮明的個性。

他的第二任太太陶曾穀於 1958 年病逝。時年已七十有五的蔣夢麟動起續弦的念頭，不顧家人的反對、朋友的勸阻，欲與某將軍的前夫人、 49 歲的徐賢樂結婚。老朋友胡適聞訊，抱病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對此表示異議，細述朋友們對徐女士看重錢財、人品不端的種種反映，言辭懇切地說： “ 我是你和曾穀的證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寫這封信。 ”“ 你我五十年的友誼，使我覺得我不需為這封信道歉了。 ” 力勸他謹慎行事。同時，蔣夢麟的老朋友陳誠、張群，以及宋美齡都一致表示反對這樁婚姻。然而，蔣夢麟終不為眾多老友苦口婆心的勸說所動，毅然與徐結婚了。他認為： “ 結婚是我個人的私事，我有我個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 ” 可是，婚後不久，蔣夢麟因不慎跌斷腿骨，住院治療。 “ 徐賢樂對正在住院的蔣夢麟托言回家做年肴，將自己原在蔣家之戶口遷出，行李亦搬離蔣家，置於中央信托局原宿舍中。稍後，蔣夢麟遷出病房，徐賢樂不知去向。 ” 此時，蔣夢麟才幡然醒悟， “ 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 ” 為由提出離婚。他對記者說： “ （從結婚）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 ” 同時，蔣夢麟竟不怕難堪，把胡適 1961 年 6 月 18 日寫給他的那封長信公開發表。

蔣夢麟晚年的婚變，一時成為台灣重大的社會新聞，鬧得滿城風雨。

法院判決他們離婚後，香港《自由報》刊發打油詩調侃蔣夢麟，詩雲：

聞道先生負舊盟，金錢為重美人輕；

徐娘解得夫妻味，從此蕭然抱獨身！

也有人譏諷徐賢樂，把他們的名字嵌入一副對聯：

蔣徑全荒，孟母難鄰之矣！

徐娘半老，賢者亦樂乎此？

麵對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蔣夢麟十分坦然： “ 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發現錯誤便應該改正，所謂 ‘ 人作孽，不可赦 ’ ，我願麵對事實，接受不幸的後果。 ” 解除婚約後，蔣夢麟又精神煥發，專心投入到石門水庫的建設中去。

蔣夢麟敢做敢當，自暴家醜於眾，也算作 “ 有種 ” 。

有 義

“ 九 · 一八 ” 事變發生後，蔣夢麟與清華的梅貽琦等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告同學書》、《第二次告同學書》，提出 “ 赤手空拳的群眾活動隻有荒廢學業，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 ” ，希望同學們 “ 馬上複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 ” 在多次呼籲無效的情況下，蔣夢麟無奈地說： “ 我是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長，我不得不服國家的命令！ ” 這一期間他確實打擊過支持學生運動的進步教授許德珩、馬敘倫，開除過韓天石等一批又一批學生；但我們也應看到蔣夢麟後來親自向馬敘倫道歉並 “ 再三 ” 退回（送去）聘書的悔改表現；也得承認學生被捕了，蔣夢麟親自向北平市長秦德純交涉，保釋了因反日遊行被捕的 28 名學生的事實。也不應忘記： “ 三 · 一八 ” 慘案發生後，蔣夢麟是追悼會的主祭，他悲憤地說： “ 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 ” 說到此， “ 潸然淚下 ” 。接著他猛烈抨擊軍閥暴行： “ 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如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 ”

另一耐人尋味的事情是， 1933 年蔣夢麟以 “ 不交學費 ” 為由，開除了９名 “ 左 ” 傾學生。奇怪的是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後來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還附有一張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駒後來回憶說， “ 我至今不明白這錢是誰送的。 ” 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學生們分析，共產黨想送，沒錢；社會上好義之人想送，也不知被開除學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駒說： “ 我判斷這是蔣夢麟校長耍的兩麵派手法。蔣一麵開除學生，一麵又怕他們留在北京鋌而走險，對他發生不利行動，幹脆花一筆錢叫他們早早離開。果然，九位同學得了錢後，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國，各奔前程去了。 ”

再說許德珩、侯外廬和馬哲民三位當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對待學生運動問題上與蔣夢麟尖銳對立，有怨在前。但 “ 七 · 七 ” 事變後他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蔣夢麟毅然與胡適聯手，多方奔走，終將他們營救了出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大小漢奸們惶惶不可終日，或出逃或隱匿。 12 月 6 日，周作人被捕，關押在北平。 1946 年 5 月 26 日，周作人被移交南京首都高院，押在老虎橋監獄。

1946 年 7 月 19 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對周作人第一次公審。周作人在辯訴狀中稱： “ 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係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產。 ”

蔣夢麟專門為此事出具了證明。

對周作人這個 “ 巨奸 ” ，當時 “ 國人皆曰殺 ” 。胡適為周作人作證，社會輿論就譴責他為漢奸洗刷罪名；為周作人辯護的律師王龍也一度被控漢奸嫌疑。蔣夢麟在當時敢於挺身為周作人作證，是需要勇氣的。當然，首先蔣夢麟所說的是基於事實，或是他深受北大傳統的 “ 兼容 ” 精神影響，或是眷顧老朋友之情。

8 月 13 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函雲：因蔣夢麟出具證明文書未填年次， “ 是否即為台端手筆，無從懸揣。茲為慎重起見，相應函請查照，即希據實見複，以憑核辦。 ”

次日，蔣夢麟複趙琛函。全文如下：

準貴法院本年八月十三日函刑字第五七四號公函，以審理周作人漢奸案，囑查複有無為該被告出具證明文件等語。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學校長任內，於華北淪陷時，確曾派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現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學校產。該被告所持此項證明文件確係本人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具，準函前由，相應複請查照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趙院長琛

前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蔣夢麟

現任行政院秘書長

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顯然，蔣夢麟出具的證明函對法院的判決是有相當的影響力的。

以上是筆者目前所見到的公之於世的蔣夢麟為周作人作證的材料。

總之，蔣夢麟是不乏人情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