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民國要人（2）

學術與政治由不同的邏輯所組成。政治需要“立場”，決定了從政者的任何話語和行為都必須有立場。學者一旦從政，發自學術與公心的所言所行，則為政治邏輯所解讀，並劃分規類......這就是學者型知識份子遭遇政治的必然結局：誤會，永遠的誤會。這種“曆史的誤會”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自然也決定了張君勱，胡適，瞿秋白，陳獨秀等人的命運。


反袁反蔣反共,反專製獨裁，反武力奪權

民國初期，張君勱是首舉反袁旗幟的第一國人，曾撰寫文章《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譴責袁世凱的失職誤國，其言辭之激烈，文筆之辛辣，曾激怒袁世凱。為避免袁手下的報複，張君勱在梁啟超等人的幫助下，赴德避難求學。

張君勱一生致力於批評國民黨一黨專製。1927年，蔣介石的國民黨在南京建立“黨治”政府後，張又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主張實行民主政治。張針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國庫養黨”“黨國不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一黨專製作法，多次展開了激烈的批判，甚至因此被國民黨綁票。為避免遭受國民黨政治迫害，不得已又再次赴德，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

張君勱始終反對共產黨：反對它的隻注意經濟平等之宗教式的社會主義之意識，反對它的唯物論，唯物史觀。始終反對打天下之意識......(牟宗三) 張君勱還反對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思想行為。

民國時期，亂相叢生，軍閥割據，革命、立憲、共和、複辟諸多人物，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輪番表演。可謂眾神喧嘩、群魔亂舞。而張君勱是民國政治人物中，獨樹一幟，引人注目的一個隻認法理，不畏君權，高呼憲政，蔑視武力，擁抱民主，反對專治，麵對國共兩黨“武力政治”都無所畏懼的“政治異類”。

政治協商會議

1945年抗戰勝利後，蔣中正為領袖的國民黨，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還有由社會賢達，知識分子構成的民盟等第三政治勢力，或合縱連橫，或孤注一擲。形成了角逐中國權力的三大政治力量。此時此刻的中國，破天荒的出現了“文明政治”機遇。國際上美蘇等大國也在為中國多黨政治的誕生而出力奔走。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在重慶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商討政治、軍事、國民大會與憲法四大議題，這個會議通過了五項議案。會議決定，在增選代表、政府改組、憲草修正完成後，召開製憲國民大會。此時的中國，有希望建立多黨政治下的聯合政府，隨後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選出國家領導人並根據憲法建國......中國的憲政民主曙光,開始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

政治協商會議還決定了國民大會的代表分配名額為：國民黨二百二十席，共產黨一百九十名席，另外民主同盟等有一百二十席。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協閉幕。蔣介石以民國政府領袖身份曾出席閉幕和五項協議正式簽字儀式。閉幕式後，蔣還宴請了出席會議的各方麵代表。

有著多年“交情”的蔣委員長，毛委員長，都早已對相互之間的軍事實力，政治底細，全國局勢等，有所了解和估量。中國此時民心思定，渴望和平。此時蔣的聲望亦如日中天，蔣毛二人重慶見麵，毛竟會大庭廣眾下，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國共兩黨也一麵和談，一邊備戰。甚至邊打邊談，大打大談。讓調停的美方人員眼花撩亂，疲於奔命，領教了國共內部政治，軍事鬥爭的“中國特色”。張君勱作為一個當時叱吒政壇的政治明星，中國當時第三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堅決反對“一黨專政”，堅持反對以戰爭的方式解決中國內部問題，主張民族寬容和解。反對分裂，造成全國混亂......

國民大會

1946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宣布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堅持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共也同時宣布不參加。在中共一百九十名與民盟八十席“缺席”的情況下，國大由國民黨二百二十席、曾琦的青年黨一百席與張君勱的民主社會黨四十席的的代表，出席南京並召開。曾琦任“國大”主席團主席。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因此被（史）稱“製憲國大”。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蔣介石）總統和（李宗仁）副總統，被（史）稱“行憲國大”。

在此時的蔣介石國民黨看來，參加國大，靠“選票說話”是“文明政治”的體現，足以給國內外一個“體麵的交代”。既然“國會”的文鬥自己是“多數派”，可以穩操勝券，何樂不為？何況，當時的國民黨不但政治軍事力量上，甚至其他所有的方麵都遠優勝於中共。可以奉陪中共的“武鬥”挑戰，卻低估了毛澤東和中共的政治野心和軍事力量，也低估了蘇俄對中共的支持。

國民黨6大後蔣表示，中共的政黨問題願通過談判解決。7月1日，毛對來訪的民盟左舜生，章伯鈞等人說：“蔣先生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他不僅下決心和蔣一較高低。對（赫爾利的）美國隻支持國民政府，不以武器給中共的態度，尤其憤慨。毛還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先把赫爾利趕走再說。”可見其內鬥意氣之盛，非要拚過魚死網破。

毛澤東不屑於國大的“選票說話”和“文明政治”。在毛的眼裏，從來就隻認拳頭大的是哥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何況在“國會”裏的“文鬥”，自己隻能是個“少數派”。於是文鬥不成，就武鬥。當然，若民盟能夠和自己“同舟共濟”一起抵製，不參與國大，蔣則無法建立多黨政治下的聯合政府，也無法給世人有所交代。所以，此時民盟成員對國大的態度，參與或抵製，便成了日後毛執政時，國內“革命和反革命”的“定性標準”。

1946年的國民大會，成為國共兩大黨再次決裂的標誌，是否參加這個國大，也成為檢驗中國第三政治勢力站在國共兩黨哪一邊的重要“標幟”。作為憲政專家和民盟重要領導人的張君勱自己雖然沒有出席，但他的民社黨卻和青年黨一道參加了這次國大。其責任及後果當然應由民社黨領袖張君勱來承擔。

圖片）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大， 國共合作破裂。圖為民盟領導人到南京美園新村送別中共代表團。左起：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張申府、張伯鈞、沈均儒、董必武、黃炎培、張君勱、王炳南

民盟

蔣介石為了有一個多黨參政的聯合政府和民主氣氛，召開國大的同時，邀請了中共和民盟出席。民盟當時的態度是“停止內戰，召開國大，改組政府，完成憲草”。國民黨施出諢身解數，分化瓦解民盟各黨派成員。也採用了封官許願，金錢收買等各種手段。當然，毛澤東此時也沒有閑著，在張君勱60歲生日時，周恩來曾代表中共親自給張送了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

民盟內部，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單獨參加了南京國民大會，之後的民盟徹底分裂，以致產生了一個沒有青年黨和民社黨參有的民盟，此（新）民盟與國民黨的關係迅速惡化。國民政府便宣布民盟為“非法”並製裁，又直接導致民盟宣布與中共合作，自此民盟與中共結盟。中共建政後，民盟宣布“服從”共產黨領導。

原民盟中，青年黨首先決定參加國大，但有一前提，需民社黨也出席會議。而國民黨也非常重視民社黨的參與“角色”，國民黨因此“聚焦”張君勱。蔣本人親筆寫信和“殷殷勸導” 張君勱，信中說：“先生平素主張早日實施憲政，此次召開國民大會，即在製定憲法，俾本黨結束黨治，還政於民，……”。國民黨承諾以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並且還保證不推翻這個“憲草”的基本原則。

在國大開幕前夕，張君勱態度有所變化，同意民社黨“有條件”地參加國大，條件就是國民黨保證通過由他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但是，他本人依然沒有參加國大。這個決定成為張君勱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中共對他絕望，他也和中共分道揚鑣。也為日後他成為毛澤東欽定的“戰犯”埋下禍根。

民社黨

中國民主社會黨內部十分複雜，不少人希望參加國大分得一杯羹，謀得一官半職。張君勱雖一黨首領，但民社黨的決策必須同大家協商，不可一人獨斷專行。因此民社黨參加國民大會，應該是代表了黨內多數人的意見。作為幕後政治交易，通過參加國民大會可以安排黨內的幹部，謀到利益好處。

張君勱曾無奈地說：“這一夥人跟了我這許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戰勝利了，國民大會要開了，聯合政權就要成立了，我還能夠要他們老餓著肚子跟著我嗎？國民黨是國庫養黨，我有什麼法子養這些黨員？”。當然，民社黨參加國大，重要原因還是國民黨承諾保證通過張君勱起草的憲法草案。張君勱善良地期望通過國大，迫使國民黨通過憲法，從而使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

民社黨內部，因參與國大和參與“民國政府”的問題，也發生了分歧。一開始是張東蓀反對參與國大，甚至不惜與長期的“摯友”張君勱決裂；而後則是孫寶剛孫寶毅等人反對參加政府。國共內戰中，張東蓀雖為中共“和平解放”北平功勳卓著，但卻是在毛政權下，全家都落入悲慘結局的第一個民盟要人。

1946年11月12日，蔣介石國民政府宣布召開國大，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國共內戰大規模爆發。曆經三年，炎黃子孫，數百萬人，同室操戈，屍積如山，血流成河。

曆史無情，造化弄人，世事難料。海內外，包括美國，共產國際斯大林，所有的各方人士都不曾估料到，蔣介石國民黨退守台灣，毛澤東共產黨執掌大陸的國共內戰結局。從此，各自為號，兩黨兩政，兩岸分治，骨肉同胞，一別就是60年！

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

曆史常“驚人相似”！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一次次的暴力奪權，一回回的新皇登基。國人信奉“打天下坐天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成者王敗者寇”為名言至理，習以為常。當理性，文明，非暴力政治即將來臨時，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思想理論卻擁抱了中華大地。民主憲政如曇花一現，同國人無情告別。此一告別又是人間的一個甲子。

張君勱雖然書生，還是知道國民大會沒有中共這個“第二大黨”的參加，中國的和平斷難保證和實現。但是他以為：“我們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希望民主與和平二者均能實現，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時，隻有先爭取民主的實現。得到一點，總比沒有好。” 一個以實現憲政為畢生理想的學者，張君勱絲毫不曾為自己的命運前途所算計。當自己的理想似乎唾手可得時，就淹沒在國共內鬥的無情政治漩渦裏。待中共勝局在望時，張君勱立刻成為毛澤東欽點和通緝的最後一名“頭等戰犯”。

張君勱終於看到了自己憲政夢想的破滅，於是打點行囊，又一次去國避難，開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 1949年，張君勱移居澳門，又轉赴印度講學。周恩來曾派張經武赴印度邀請他回國，為張所拒。1956年，張君勱定居舊金山，1968年二月廿三日在舊金山柏克萊療養院離世。直到去世，他生前再沒有回到祖國故土。

張君勱睿智真誠的憲政思想，於今天的國人依然意味深長，更不會因為他的離世而消失。相反，無論從國家意識形態，還是明智的製度路徑選擇上，張君勱都已經為今天中國的朝野指出了方向。如何消化就看國人的能力和覺悟了。

僅以此文紀念先賢張君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