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心情
世情險惡，人情淡薄。雨送黃昏，花謝易落。曾幾何時，昨非今是。雨後黃昏，博客行樂。
正文
外來文明進入中國後大多變得不倫不類，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內賅。
李教授在國內從事近代史研究，來加拿大探親。趁機向他打聽張君勱目前在國內的“地位”？教授告知，國內學術界已開始對張君勱作“正麵的”評價......張君勱何許人也？為什麽要在“眾星燦爛”的曆史人物中，國人今天對他重新評價?
無可奈何花落去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人才輩出的時代。在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各等人物中，張君勱卻有著自己獨特的一麵，一生充滿著傳奇。他先後經曆過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民國政府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重大曆史事件，又與同期的梁啟超、章太炎、張謇、胡適、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段祺瑞、馮國璋、蔣介石、李宗仁、陳立夫、陳濟棠、張群、曾琦、李璜、梁漱溟、張東蓀、黃炎培、羅隆基以及尼赫魯、杜魯門、李承晚等交往密切。張君勱學貫中西，一生循著一個傳統儒者的德性，主張以傳統中華文明為根基，吸納西方先進文化，力圖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建成一個與本民族傳統相適配的民主憲政國家，並畢生為這一目標而奮鬥。但隨著國共內戰日見分曉，張君勱意識到他無法選擇在國共任一方的庇護下生活，隻有飄零海外，徹底地轉入儒學的探究，他迄今於兩岸國人仍是陌生者。
中西學俱佳
張君勱，名嘉森，字君勱，一字士森，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出生於江蘇嘉定縣一個儒醫兼商人的家庭。6歲私塾啟蒙，從小讀書用功，悟性過人，特用功於朱熹的《近思錄》，這滋養了他溫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12歲時，考入上海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接受教育(當時風氣未開，社會還以科舉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會送孩子上這種學校)。在校每周4天上午讀英文，張君勱的英文技能（童子功）得到了很好的訓練。他大量閱讀了譯書局翻譯的書，對西方典籍的接觸，極大地開闊了他的學術視野。與此同時，該校也極其注重國學教育，每周3天上午則誦習國文，國文的主要訓練是讀“三通”，即研究傳統中國製度之學不能繞開的《通典》、《通誌》和《文獻通考》。不僅如此，還學習策論，也就是政論，張君勱後來擅長寫政論文章，最早也是在這裏發蒙的。課餘時間，張君勱還花了大量精力閱讀《資治通鑒》、《日知錄》和《曾文正(國藩)公全集》，中國傳統士人憂國憂民的道德觀也浸潤到了他的血液裏。張君勱學業優異，在中西學方麵都得到極好的訓練。老師稱讚：“其必為我邑之人傑”。
留學日本和德國
1902年，張君勱在寶山應試策論，對此駕輕就熟的他輕鬆地就中了秀才。1906年，上海寶山選派8人赴日本留學，張君勱和他的弟弟張公權(中國"銀行之父")雙雙入選。同年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經濟科。早稻田當時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張君勱見識了諸多英文政治和法學典籍。在日本，張君勱以立齋的筆名翻譯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反對革命派的“排滿”，而主張民族寬容。提倡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使國民成為真正的公民；1910年，張君勱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啟程回國。不久，他參加了學部考試，取得殿試資格，次年經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中國末代翰林。隨後，在梁啟超的安排下，於1913年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學貫中西的大師
張君勱掌握和精通三門外語，用德文和英文寫有著作。國學尤其是他的長項，他發表和出版的中文論著都用文言文。就學術方麵而言，先後發表《人生觀》、《民族複興之學術基捶、《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論》、《中國專製君主製之評議》、《主國之道》、《明日之中國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論著。他創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當過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觀論戰”的挑起者和1958年現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發起人，被公認是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
憲政先驅
從政治方麵來看，他先後組建或參與組建過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憲政運動，是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舊政協代表，起草過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1945年，7月上,張君勱就中華民國未來憲法發表係列演講。他認為,國家之所以需要憲法,是由國家的“目的 ”和“職能”決定的。第一,它必須保障人民的安全；第二,它必須保障人民的自由；第三,它必須造成一種法律秩序,使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得到切實保障。要保護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就少不了憲法。張君勱特別強調“人權為憲政基本”。他說,所謂人權,包括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思想言論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種種自由。就此而言,“人權運動實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因為沒有人權,就沒有民主政治了”。張君勱認為,要保障人權,就必須:第一,要拿人民當人,不可拿人民當奴隸；第二,要限製政府的權力,“政府權力的限製,即所以抬高人民的地位,為國家百年大計考慮是合算的”；第三,萬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為一黨之工具,去蹂躪其他人民的權利,政府如果自身采取這種卑劣手段,那隻能使國家陷於混亂,而不會實現長治久安。
中華民國的“憲法之父”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國內和國際都要求民主、實現憲政的壓力下，張君勱主張直接起用公民的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大權利；以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限製總統權力......在國共兩大政黨及其他黨派的共同參與下，1946年1月10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通過了中國曆史上，劃時代的第一版憲法！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政治體製亦形成半總統半內閣製，爾後進一步還政於民，成為民主社會。因此，張君勱被稱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於國人言，張君勱之最引入注目的“頭銜”是中共內戰勝局在望時，把他列入通緝的要犯，被毛澤東宣布為第43號“頭等戰犯”......
待述。
李教授在國內從事近代史研究，來加拿大探親。趁機向他打聽張君勱目前在國內的“地位”？教授告知，國內學術界已開始對張君勱作“正麵的”評價......張君勱何許人也？為什麽要在“眾星燦爛”的曆史人物中，國人今天對他重新評價?
無可奈何花落去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人才輩出的時代。在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各等人物中，張君勱卻有著自己獨特的一麵，一生充滿著傳奇。他先後經曆過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民國政府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重大曆史事件，又與同期的梁啟超、章太炎、張謇、胡適、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段祺瑞、馮國璋、蔣介石、李宗仁、陳立夫、陳濟棠、張群、曾琦、李璜、梁漱溟、張東蓀、黃炎培、羅隆基以及尼赫魯、杜魯門、李承晚等交往密切。張君勱學貫中西，一生循著一個傳統儒者的德性，主張以傳統中華文明為根基，吸納西方先進文化，力圖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建成一個與本民族傳統相適配的民主憲政國家，並畢生為這一目標而奮鬥。但隨著國共內戰日見分曉，張君勱意識到他無法選擇在國共任一方的庇護下生活，隻有飄零海外，徹底地轉入儒學的探究，他迄今於兩岸國人仍是陌生者。
中西學俱佳
張君勱，名嘉森，字君勱，一字士森，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出生於江蘇嘉定縣一個儒醫兼商人的家庭。6歲私塾啟蒙，從小讀書用功，悟性過人，特用功於朱熹的《近思錄》，這滋養了他溫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12歲時，考入上海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接受教育(當時風氣未開，社會還以科舉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會送孩子上這種學校)。在校每周4天上午讀英文，張君勱的英文技能（童子功）得到了很好的訓練。他大量閱讀了譯書局翻譯的書，對西方典籍的接觸，極大地開闊了他的學術視野。與此同時，該校也極其注重國學教育，每周3天上午則誦習國文，國文的主要訓練是讀“三通”，即研究傳統中國製度之學不能繞開的《通典》、《通誌》和《文獻通考》。不僅如此，還學習策論，也就是政論，張君勱後來擅長寫政論文章，最早也是在這裏發蒙的。課餘時間，張君勱還花了大量精力閱讀《資治通鑒》、《日知錄》和《曾文正(國藩)公全集》，中國傳統士人憂國憂民的道德觀也浸潤到了他的血液裏。張君勱學業優異，在中西學方麵都得到極好的訓練。老師稱讚：“其必為我邑之人傑”。
留學日本和德國
1902年，張君勱在寶山應試策論，對此駕輕就熟的他輕鬆地就中了秀才。1906年，上海寶山選派8人赴日本留學，張君勱和他的弟弟張公權(中國"銀行之父")雙雙入選。同年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經濟科。早稻田當時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張君勱見識了諸多英文政治和法學典籍。在日本，張君勱以立齋的筆名翻譯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反對革命派的“排滿”，而主張民族寬容。提倡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使國民成為真正的公民；1910年，張君勱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啟程回國。不久，他參加了學部考試，取得殿試資格，次年經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中國末代翰林。隨後，在梁啟超的安排下，於1913年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學貫中西的大師
張君勱掌握和精通三門外語，用德文和英文寫有著作。國學尤其是他的長項，他發表和出版的中文論著都用文言文。就學術方麵而言，先後發表《人生觀》、《民族複興之學術基捶、《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論》、《中國專製君主製之評議》、《主國之道》、《明日之中國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論著。他創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當過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觀論戰”的挑起者和1958年現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發起人，被公認是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
憲政先驅
從政治方麵來看，他先後組建或參與組建過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憲政運動，是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舊政協代表，起草過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1945年，7月上,張君勱就中華民國未來憲法發表係列演講。他認為,國家之所以需要憲法,是由國家的“目的 ”和“職能”決定的。第一,它必須保障人民的安全；第二,它必須保障人民的自由；第三,它必須造成一種法律秩序,使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得到切實保障。要保護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就少不了憲法。張君勱特別強調“人權為憲政基本”。他說,所謂人權,包括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思想言論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種種自由。就此而言,“人權運動實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因為沒有人權,就沒有民主政治了”。張君勱認為,要保障人權,就必須:第一,要拿人民當人,不可拿人民當奴隸；第二,要限製政府的權力,“政府權力的限製,即所以抬高人民的地位,為國家百年大計考慮是合算的”；第三,萬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為一黨之工具,去蹂躪其他人民的權利,政府如果自身采取這種卑劣手段,那隻能使國家陷於混亂,而不會實現長治久安。
中華民國的“憲法之父”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國內和國際都要求民主、實現憲政的壓力下，張君勱主張直接起用公民的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大權利；以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限製總統權力......在國共兩大政黨及其他黨派的共同參與下，1946年1月10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通過了中國曆史上，劃時代的第一版憲法！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政治體製亦形成半總統半內閣製，爾後進一步還政於民，成為民主社會。因此，張君勱被稱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於國人言，張君勱之最引入注目的“頭銜”是中共內戰勝局在望時，把他列入通緝的要犯，被毛澤東宣布為第43號“頭等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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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心情
2009-02-02 04: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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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fangshaoer
2009-01-30 1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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