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前蘇聯

 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人民日報
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後。而其精英落後最顯著的標誌就是他們經常指責人民的落後。


烈華

點開黃章晉的博客《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一路閱讀，驚心動魄；待痛定思痛，思想卻得以升華。
　　黃章晉自稱“魔鬼教官、較資深新聞民工、資深網民、長期不明真相圍觀群眾”，但他的圍觀絕對是高屋建瓴，不但對細節一覽無餘，而且對事物的來龍去脈一目了然，對曆史、現實和未來都有獨特的把握。他所揭示的曆史真相，老朽聞所未聞，故而震撼人心。
　　黃章晉說：“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後。而其精英落後最顯著的標誌就是他們經常指責人民的落後。”
　　我僅僅讀了黃章晉博客中的四篇文章，就初步明白了為什麽俄羅斯民眾是如此地愛戴普京，甚至想修改憲法以便讓他能夠順利擔任第三任總統，盡管普京本人拒絕這樣做。
　　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一個國家的自殘》。
　　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普京是對大清洗曆史正式表態的第一位國家元首，俄羅斯人為此已經等了整整70年。
　　在現場感傷得聲音顫抖的普京說，大清洗導致幾百萬人被迫害致死，“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他們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現在終於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是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永遠銘記這一曆史教訓並使之不再重演，這是所有人的責任。”
　　大清洗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它殘酷到足以在道義上動搖蘇共政權的合法性。正視這段曆史、總結其悲劇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
　　1988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50年後終於開始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曆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讚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大清洗注定要與斯大林劃上等號，但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係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製，一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的國家恐怖體製。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啟動就會自動運行。
　　第二篇文章的題目是《通向大清洗之路》。
　　從1929年實施工業化和集體化開始，蘇聯社會就急劇震蕩。城市因糧食大量出口和大量減產，恢複了定量配給製。迅猛的工業投資導致巨額的財政赤字，為彌補赤字隻好大量印刷鈔票，農村倒退到以貨易貨的時代，全蘇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全國都在騷動。雖然大饑荒並沒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黨的幹部們卻無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成為其他同誌攻擊批評的對象。斯大林希望通過強調階級鬥爭轉移一下令人尷尬的饑荒問題，中央委員會書記波留舍夫嗆聲道：“我們總是喊叫富農、敵對分子、舊官吏、彼得留拉和其它諸如此類的家夥在破壞莊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糧食中搗鬼，但這樣是改變不了現狀的。”
　　17大果然是一次反對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員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對票高達270張，而他的親密戰友基洛夫隻有3票反對。幸好是等額選舉。卡剛諾維奇下令銷毀斯大林的反對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隻有3票反對。
　　人類在20世紀終於發明了一種可以在和平時期大量消滅人口的製度，它在蘇聯一共製造了三次大饑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饑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饑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饑荒。
　　1929年，斯大林已成為黨內絕對領袖，政治局全部換成了他選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反對派已沒有任何翻盤機會。
　　但是，隨著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巨大震蕩，反對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來的少數高層反對派，而是來自全國各地。斯大林對付反對派的隻剩下另外一種武器。
　　在全國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經不斷使用KGB這個武器打擊一切反對力量。
　　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幾個陰謀集團，但是，反對斯大林的聲音越來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點沒有震懾住他們。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隻是一根點燃全國大清洗的導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個民族的前定，隻要它選擇或被選擇，就選擇了通向大饑荒和大清洗的命運。
　　70年後，普京在參加大清洗悼念時總結說：“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曆史上曾反複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第三篇文章的題目是《為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
　　莫斯科大審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場景，而莫斯科審判最令人瞠目的，是這種隻有罪犯口供而無任何物證的審判，居然是公開進行的，而且邀請了西方記者、外交使團和獨立觀察人士前去旁聽。
　　西方人看到了隻有社會主義蘇聯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場景：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辯護，他們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被告們一致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詞匯讚美斯大林同誌。
　　前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最後說：“不管對我做出什麽樣的判決，我都認為判決是公正的。你們不要向後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著斯大林走。”
　　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說：“對於黨和人民的信任，我的報答是像黑夜一樣卑汙的背叛，背叛了黨、祖國、斯大林……我敢說，我因我們惡毒的陰謀被揭露而感到高興”。
　　前政治局委員布哈林說：“我向國家、向黨、向全體人民下跪。”
　　前部長會議主席李可夫說：“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會被解除武裝……”
　　著名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從東京回來時，口袋裏裝著日本特務的委任狀”。
　　等等，等等。
　　所有被告人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內容一模一樣。
　　被邀請的西方旁聽者事後大都認為審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國律師寫道：“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
　　當然，莫斯科審判還不夠完美，出現了本可避免小錯誤：
被告戈爾茨曼供認，他於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對“布利斯托裏”飯店與托洛茨基的兒子接頭，但丹麥報紙聲明，該飯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達科夫供認，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飛機在奧斯陸附近某機場著陸，與托洛茨基策劃借德國軍隊奪取政權，挪威《晚郵報》稱：“奧斯陸附近的機場在整個12月間沒有任何一架外國飛機降落過”。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重述了那個著名笑話：斯大林的煙鬥丟了，貝利亞第二天就抓到了10個小偷，他們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則在自己的沙發下找到了那個煙鬥。
　　早在1920年代，同誌們就強烈批評“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員的“異化”：他們已經完全和我們常人不同，他們冰冷無情，好像隻對一件事有樂趣，就是欣賞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到一點布爾什維克的痕跡。
　　那個時候，他們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經驗，毒打雖是一種最簡單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離目標就不遠了。對犯人精力、精神的無情踐踏和摧毀，令犯人自尊、信心喪失殆盡，便可如願。譬如烏克蘭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很能扛打，但當麵強奸他16歲的女兒，他就老實了。
　　今天的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采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手段，很多人是因為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歲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會立即沒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審訊記錄上簽字，他的妻子和女兒就會被槍斃。
布哈林的妻兒很幸運。1956年，在孤兒院長大的兒子尤裏打聽到自己還有個剛出獄的媽媽，千裏跋涉到了西伯利亞。在牢中當了20年“人民公敵妻子”的母親告訴兒子，你的父親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認罪後，沒能保住妻子、兩個兒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圖哈切斯基元帥一家更不幸，他的母親在西伯利亞為圖哈切夫斯基夫婦被槍決而痛哭時，還不知道另外兩個兒子、三個女婿也遭槍決。老太太和一個女兒、一個外孫女和圖哈切斯基的獨生女被送進“古拉格”，她們沒有一個活下來。
　　為什麽這麽多被冤屈的共產黨人會配合審判者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有罪？毫無疑問，秘密警察很殘暴，但要他們在法庭上像排演話劇一樣爭先要求嚴懲自己，刑訊並不能完全做到這點。
　　也許莫洛托夫對季諾維也夫的話是另外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黨撒過多少次謊？您的謊言給黨造成了多少次傷害？現在，為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運動和德國人準備進攻我們的時候，您的謊言無疑能夠幫助黨。這一點不容拒絕。要討論什麽呢？如果黨的利益要求這樣做，我們不僅應該獻出我們微不足道的名譽，還應該獻出生命。不過，客觀上並沒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謊。”
　　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越是堅定的布爾什維克越難抗拒黨的要求。當求生已無希望、精神已經崩潰，能全心配合審判，是惟一一次向黨懺悔的機會。
　　托洛茨基說過：“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曆史工具”。
　　第三篇文章的題目是《紅色絞肉機是怎樣鍛成的》。
　　它在不同時期有過不同的名字，人們更習慣它在1954至1991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名稱的縮寫：KGB，它是蘇維埃政權獨特製度的獨特產物，由於其扮演特殊的角色，某種程度上，它的曆史就是蘇聯的曆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時代，它像一架紅色的絞肉機，不但粉碎了千百萬普通人，更粉碎了這架機器中的重要零件。
　　當年它成立時，列寧選定的13人組成領導班子，除最早的兩位領導人捷爾任斯基和緬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全部死於斯大林時代，並且，他們多數是以邪惡的罪人進入曆史的。這11個被紅色絞肉機粉碎的零件是：雅戈達、科爾涅夫、克德羅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謝諾豐托夫、曼采夫、梅德韋季、拉齊斯、濟明、梅辛格。
　　他們的命運，就是紅色絞肉機的鍛造曆史。
　　1917年10月20日，捷爾任斯基領到一項任務——創建並領導全俄肅反委員會。當年12月，“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號誕生，人稱“契卡”，它就是後來令世人聞之膽寒的KGB前身。
　　蘇維埃成立後，布爾什維克與其惟一的政治盟友——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很快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產生激烈衝突。
　　雙方最嚴重的對立，著名電影《列寧在1918》中的一幕即可清晰反映：一位穿著破爛的富農想和列寧辯論，說到一半，列寧激動地打斷道：“你們富農存在一天，就得給我們糧食。如果你們用武力對付，我們就消滅你們。這就是我們工人和農民的真理！”
　　而社會革命黨人放話：“我們要把你們派去的征糧隊和貧農委員會揪著後脖領子從農村扔出去！”
　　1918年8月30日，列寧在莫斯科米海爾鬆工廠演講遇刺，著名的女凶手卡普蘭被擒，與電影中卡普蘭的形象不同，此人實際上是個半瞎，在黑暗中連開四槍，列寧身中三發子彈，槍響人散，隻有她在原地不動。
　　捷爾任斯基的反擊雷厲風行。三天後，卡普蘭被槍斃，屍體塞進一個鐵桶裏澆上汽油燒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個反動分子，一半被槍決，一半被扣為人質。
　　《紅色報》登出了這500人質的名單，並以《對白色恐怖的回答》為題，發出蘇維埃的嚴厲警告：“要是我們的領袖們哪怕掉一根頭發，我們就會把那些在我們手中的反動分子一個不留地都殺掉！”
　　1926年7月20日，49歲的捷爾任斯基及時地累死在工作崗位上。避免了與布哈林一起成為“右派”被打倒——他的觀點遠比布哈林反動：因為他甚至說過，要想把糧食收上來，就需要回到舊時代，要把地主請回來。
　　1937年，捷爾任斯基的全部親屬都因“波蘭間諜”案被捕，並且，“他們全都招供了”，他的秘書則被槍決——“波蘭間諜”案共有18000人被捕。
　　明仁斯基接過捷爾任斯基的班。
　　明仁斯基和他的同誌們以超人的精力、智慧，在群眾互相舉報的配合下，不但破獲了暗藏在各個戰線中的無數個反動集團，還粉碎了這些行業中的若幹個並不存在的反革命政黨。
　　明仁斯基開創了一個先例：秘密警察維持生產秩序，此傳統被一直保持，勃列日涅夫時代，上班時間跑出去喝酒、閑逛、排隊的工人不再是階級敵人，但還得靠KGB把他們趕回工廠。
　　1934年5月10日，60歲的明仁斯基因心髒病死在崗位上，他沒有見到一份證明他有同性戀犯罪行為的檔案。8年時間，明仁斯基在國內建起了上自政治局下到遙遠鄉村，隻為斯大林負責的國安網絡，在國外，建起了一個強大的情報網。
　　蘇聯人曾說：有種公民權利隻有蘇聯人才擁有，那就是每個公民享有不可剝奪的死後被平反昭雪的權利。而雅戈達、葉若夫是少數例外，因為正是他們的作惡造就了無數冤魂。
　　雅戈達以勤奮，善於敏銳地抓住案件的本質而獲不斷提升，30歲時進入列寧選定的肅反委員會13人領導班子，幾年後就成為捷爾任斯基最重要的助手。
　　他最傑出的工作才能，是利用勞改營數百萬無償人力開發邊疆。40歲時他成為中央委員，接下來，他成為明仁斯基的接班人——內務人民委員。一年後，他獲得相當於元帥的國家安全總委員官銜。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最親密的兄弟基洛夫在列寧格勒遇刺身亡，悲傷的斯大林聽到消息當晚即直奔列寧格勒。此案比蘇聯任何大案都更離奇，所有知情者很快蹊蹺地死去。
　　斯大林要為基洛夫報仇。兩周後，斯大林的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因“謀殺基洛夫”而被捕。但雅戈達居然把這個案子辦成了刑事案，被迅速槍斃、驅逐、流放、判刑的人不少，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要人一個都沒槍決。
　　這個後果很嚴重。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給政治局的同誌們一封電報：“我們認為，任命葉若夫同誌為內務人民委員是完全必要和緊急的事情。雅戈達顯然在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務。”
　　政治局委員卡岡諾維奇說：“我們的父親的這一決定毫無疑問是卓越的、英明的。”
　　一天後，雅戈達的職務變成郵電人民委員，四個月後，他變成了預備役人員，再過兩個月，雅戈達的繼任者葉若夫宣布：“雅戈達是沙皇暗探局的偵探、騙子和盜用公款者。”
　　最後，雅戈達供認了如下罪行：參與托洛茨基集團、德國間諜，殺害高爾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謀害葉若夫、謀殺基洛夫，隨即被槍決。
　　雅戈達一家在內戰期間為革命貢獻了2個孩子，最後，雅戈達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親屬均因他而死，他身邊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
　　比雅戈達小4歲的葉若夫有個綽號“血腥的侏儒”。年輕時，一位對他非常器重欣賞的上司經常請他做客吃飯，一直關心照顧他的主婦喜歡憐愛地稱葉若夫為“小麻雀”。這對善良的夫婦大概想不到，不出10年，老上司的案卷到了“小麻雀”手裏，他簽上“執行逮捕”後，又添上“他的妻子也要逮捕”。這對夫婦均被槍決，主婦的供詞是，受英國情報機關指派，妄圖毒死葉若夫。
　　雅戈達辦砸了基洛夫遇刺案，葉若夫沒有辜負斯大林的期望，半年內，他清除了國安機關25000人中的5000人，現在，這個機構已經沒有捷爾任斯基時代留下的骨幹了。
　　葉若夫掌舵後，大清洗才真正開始。從1936年底到1937年，葉若夫和同誌們一口氣逮捕了150萬人，槍斃了其中的一半。在葉若夫努力下，斯大林成為有史以來有最多人想暗殺的領導人。
隻要斯大林同誌微笑著心裏將某個同誌打上紅叉，葉若夫就能很快要此人招供一係列駭人聽聞的死罪。斯大林的威望空前高漲，黨和軍隊的領導們每次被召集開會都會發現新空出許多座位。
　　葉若夫因出色表現，獲得了“蘇聯人民最喜愛的人”的稱號，有座小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米高揚同誌開始這樣祝酒：“要向葉若夫同誌學習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風，就像他過去和現在向斯大林同誌學習那樣。”
　　現在，葉若夫的名字被斯大林打了紅叉。
　　大搜捕轉到了內務部係統，葉若夫剛換上的人被統統清洗。
　　11月，葉若夫向斯大林寫了長長的懺悔信，半年後，葉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國間諜、托洛茨基陰謀集團成員、謀殺斯大林。
　　葉若夫有個獨特的收藏品：槍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兩個當年大人物的子彈。1940年2月4日，世界又多了顆槍斃葉若夫的子彈。
第四篇文章的題目是《貝利亞隻差一步》。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襲，在場的貝利亞奮不顧身地用身體掩護了斯大林，殺手當場被打成蜂窩。
　　貝利亞繼承葉若夫的遺產時，內務部已是一支擁有幾個師和數十萬保衛工作者的龐大軍隊，這個遺產的不完美之處，是葉若夫愚蠢地槍決了大批優秀的駐外特工，對外情報網絡破壞殆盡。而貝利亞重建了它。
　　葉若夫基本上消滅了與斯大林同輩的老黨員，但托洛茨基流亡在外一直使斯大林夜不能寐，這個任務被貝利亞漂亮地完成了。
　　貝利亞戰爭爆發後任國家最高權利機關——國防委員會成員，其任務涉及情報收集、外交秘密溝通、組織勞改營的龐大人力修造防禦工事、前線監督官兵、工廠後撤組織、武器生產和安全保衛等。莫斯科保衛戰期間，貝利亞寸步不離斯大林。
　　戰爭結束後，搶奪德國專家和科研成果、研發核武器等首要任務，均由貝利亞負責。貝利亞這個外行，因傑出的組織能力和情報搜集成就而被人稱為“原子彈之父”。
　　很長一段時間，斯大林對能幹的貝利亞器重喜歡的不得了，他私下稱之為“我的蓋世太保頭子”。
　　幾年的時間，貝利亞就成了政治局委員、元帥。成為僅次於斯大林的人物，而且，他的同誌們像害怕斯大林一樣害怕他。
　　貝利亞身後有個空前龐大無所不管的機器，那架紅色絞肉機已經碾碎了無數黨的高級幹部和他們的家人，黨的幹部已經成為全蘇聯最有生命危險的職業。
　　斯大林也恐懼貝利亞，一如貝利亞恐懼斯大林。1941年開始，斯大林就不再讓貝利亞插手國安事務。貝利亞竊聽全部領導人的電話，也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竊聽。
　　1952年10月的蘇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評了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按慣例，斯大林小圈子會客廳牆壁上，這些人的畫像將很快被摘去，換上一批新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貝利亞鬆了口氣。他要大幹一場：釋放數百萬政治犯、立即停止全蘇的反猶行動、為莫斯科醫生集團案平反、改變對南斯拉夫政策、終止朝鮮戰爭、對內亂中的東德不采取武力幹涉政策、社會主義市場化，等等，看上去很多是赫魯曉夫甚至是戈爾巴喬夫將來要做的事。
　　貝利亞失算了，他忘記了自己給人留下的印象，不知道同誌們正在萬分恐懼他。
　　1953年6月26日，這位黨內第二號人物在受政治局譴責後被捕，《真理報》發表了《黨、政府、蘇聯人民牢不可破的團結》的社論。
　　12月24日，貝利亞經審訊後被槍決，罪名是：“被告人貝利亞背叛祖國，為外國資本家賣力，糾集仇視蘇維埃國家的叛徒陰謀團夥，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製度，複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
　　貝利亞一家包括年邁的母親、嶽母、妻子、妹妹、兒子在內的20餘人被逮捕流放。比起他前任的家人，實在是幸運多了。
　　以上隻是對黃章晉的博客《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所作的一個簡要介紹，未免掛一漏萬。欲知其詳，請讀者自己搜索。

[海外流浪者99]

好 文。 至今還有不少中國人中崇拜中國的暴君。

[翎翅]

觸目驚心，令人深省。

[神在阿堵中]

好文！深刻，大頂。謝謝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