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起手這篇稿子,入中旬,去東柵看他停了十年的骨灰盒。木盒在書架上,書架遙對他的床。床褥早已撤了,床沿有排櫃子,在他夠得著的位置釘了手帕似的布條,以便伸臂抓一把,借力起身。烏鎮,其始是我的故鄉,其終是我的養老之地,但,很奇怪,在我原始的心理上,我十六歲一別故鄉,從未有“歸思”,每一念及,情同隔世。“回烏鎮定居”,我拾不起這個概念。“浪子回家”是古人的倫常,我是屬於“飛散型”一類的……這樣強橫的一個浪子就這樣“回家”了麽?2000年烏鎮子弟隔空呼喚這位“強橫的浪子”,佇候整六年。我知道老頭子心思,就對他凶:“儂要白相世界主義?世界主義也不過是概念啦。”他偏過臉,不看我,默默強著。所以我的思想至今還別不過來。誓不回而回了頭,豈非是失信了麽。To be ornot to be,我希望有新的說法、新的角度來說服自己。或許我把這種“浪子不願回家”的心聲寫出來,成為一篇奇異的散文,這樣就疲乏而平服了。像一個年邁的瞎子,由人牽著我的手,在微雨濛濛中走回陌生的家,在家中等著我的是潮濕的空氣。將自己一變而成盲叟(由人牽著手),他趁勢軟化了:他的解藥,還是文學。七十歲前他尚有豪情,寫下“嘹唳在四海,誌若無神州。”我特意衝他念了,平聲勸他:“寫過就可以啦,介好的句子!”滬語“介好”,即“這麽好”。不久,稿本總算出現寫給烏鎮的信:陳向宏先生鈞鑒:今接大劄,多蒙垂懷,欣愧奚如,所詢關於孫家舊宅事,我意如下:一,殘剩之跡,宜即拆除,此已屬危險房屋,不宜近人。二,我暌離烏鎮已有五十餘年,於故鄉無功無德,不足有“故居”之類建築……一來二去,後來的信,抬頭換成“向宏弟”。而居停烏鎮,童年的記憶,切近了:方圓、老熊、六十、兆丁、陳媽、春香、蓮香、順英、秋英、海伯伯、管賬先生、教師、阿祥、祖母、母親、姊姊、我、姊夫、劍芬、溶溶,十八人。這樣一個家,我隻經曆了五年。八十多年前,這份人家天天在烏鎮東柵做晚飯。其實,木心在晚晴小築也僅五年光陰。鎮上都知道他,但很少有人見過——2006年秋臨近歸來,他笑吟吟說:“回去麽,上街散步就戴這頂帽子,碰到有人招呼……”他便做出西洋紳士略略抬舉禮帽的動作。其實他不出門。他喜歡想象出門,然後寫下來,自己當真。小代回憶,吃飯間、沙發上、臥榻周邊,隨處攤著稿本。2011年11月送醫不治前,小代說他仍在寫。上一年,老頭子曾要另一位侍護青年小楊在壁爐升火,樂嗬嗬燒了幾摞散稿。小代慌了,夜裏給我電話,我知道老頭子在玩兒焚稿的遊戲,第二天電話撥去吼:趕快停下來!聽到嗎,不可以的!他送醫時我忘了這事,不久,便是餐室桌麵上的大堆稿本。要是他臨去清醒,有個交代,稿本會燒毀還是留存——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我猜,他也不知道。2008年去烏鎮,他遞我《偽所羅門書》謄清手稿帶交理想國。之後,他踐行了不再出書的諾言,關起門來,轉身在紙上自說自話。他說,他帶著告別的心情看這個世界(他在等死),現在,他眷愛的,憎惡的,恐懼的(譬如“宇宙”),兼帶遠近的回憶,都在自言自語中告別過了。但他似乎不想告別書寫。那是度過殘年的方式嗎?我以為不是。多少老作家暮年筆耕不輟,區別可能在於(我是說:“可能”):他們仍有“文學界”意識,仍想寫了傳世。木心存有傳世的一念嗎?不敢說沒有——很多段落、篇章,有針對,有所辯,顯然朝向窗外的人間——但他為什麽斷然寫下“張愛玲是看不起我的”,或者,“一以貫之者,蠢”?我橫豎猜不透。假定他有這意思,他不介意布滿稿本的私房話嗎?怪哉!他好像(我是說:“好像”)不怎麽看重他的稿本。小代說他送醫前頭腦清楚,找煙抽。他並非猝死。就醫期間,我坐他床頭記下他的昏話醒話,一字不提那堆稿本。那不是“作品”?對了。以他的自我專製,他不認為那是“文學”。忽然我想起——此刻才想起:獄中手稿。他早就沉溺於這麽一種寫作,就是:什麽什麽都不管,隻顧自己寫(從未有人像他那樣表白寫作的欲望:僅僅因為筆與白紙)。怎麽我忘了呢(恐怕他也忘了),五十年前在囚禁中他就幹這種事。他向來偷偷寫作,抱著(近乎愉悅的)絕望。固然,囚禁與臨老的絕望,不一樣,但寫作是他活著的跡象,英語更簡單:I am here。我終於明白為什麽他將出書生涯稱作“粉墨登場”。現在他閃身退場了。他早已中斷與對岸出版人的合作。他放棄綠卡,回老家(換到烏鎮居民證嗎)。當理想國出齊他的書(合同概由我代簽),他不再與主編聯絡。他渴望出名,但他是不要歸屬的人(一匹獸的境界)。然而他無法遏製心裏掠過的句子——“骷髏說,那末我沒有臉了”——他無法抵禦筆和紙頁,直到衰竭,昏迷,苟延殘喘。在重症病室叫他不應,我湊近看他,發現隔了一天,他的下巴仍然冒出胡子,就像他的俳句。主啊 我奮鬥了一生 你都看見嗎他不是基督徒(又來借好聽的修辭)。但他的無數稿頁,肯定看見了。陳丹青2021年12月5日—20日寫在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