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國內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作者:
茨岡女神
普通人胡適之在美國的這段教書生活不僅普通，而且清苦。
因為處於戰爭環境下的美國實行了嚴格的計劃供應：首先是糖，1942年4月全美曾經停止銷售糖，一個月後每人每周可以購買半磅糖，是平常消費的一半。本來咖啡不限量，但是德國開始攻擊從巴西來的貨船，沒多久，咖啡也限量了。
到了1943年，限量供應的商品名單越來越長，汽油、打字機、鞋、奶酪、絲綢、黃油、人造奶油、豬油、牛奶、牛肉、幹果、煤、木材、果醬、果凍……
你如果要買一支牙膏，好，先把舊的牙膏皮交上來。
民用的收音機、電冰箱、吸塵器、縫紉機、洗衣機全部停止生產，節餘材料生產軍用品。
各項汽車賽事全部停辦。
政府宣布禁止公民自駕遊。
迄今為止，沒有搞過“特供”的證據出現。
州長級沒有特供，國會議員級也沒有特供，副國級杜魯門沒有特供，正國級羅斯福仍然沒有特供。
肖華上將在長征組歌裏寫道：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
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辦法，胡適之的辦法是“打秋風”。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曾經回憶這段日子：1944年胡適之在紐約講學，離趙元任家不遠，因此幾乎每天都要到他家至少吃一餐飯。胡適之跟普通人一樣愛大塊吃肉，可是計劃供應的牛肉根本不夠他吃，楊步偉就隻好去買馬肉，每天做紅燒馬肉給胡適之吃，還把多買的馬肉做成肉鬆，讓他帶回去吃。
但是沒有告訴胡適之這是馬肉。
胡適之大喊好吃。
直到有一次，趙元任夫婦請胡適之去哈佛大學俱樂部餐廳去吃“馬排”——標明是馬肉做的。胡適之吃過後評論說：還不錯，就是馬肉有點酸。於是楊步偉告訴他，這幾個星期吃的都是馬肉。
胡適之大讚：中國的烹飪好，楊步偉的烹飪更好！
有人指責胡適之，說從他的日記裏來看，自1942年卸任駐美大使後，再沒有任何一天的記錄與祖國的政治形勢、軍事狀況、人民生活相關。全部都是記錄自己的學術感想、飯局飲宴，甚至就是看戲看電影。
怪誰呢？
我說他是個普通人，你非要拿他比英雄漢。
他還有一則被後人詬病的1943年的日記——
“到元任家小坐，同去與兩個中國學生會的職員吃飯。飯後，兩會的會員到了一百多人，我對他們說了一點鍾的話：1，我自己的象牙塔；2，向塔外偷看來的感想；3，盼你們大家都有一個或多個象牙塔。做學問不光是為了救國、建國等等，學問是要給我們一生一點無上的愉快享受。”
罵他的人認為你胡適之不是不知道1943年的祖國是什麽樣子了，你居然……
但是，你要把他當一個普通人看，這話也無可挑剔。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說發生了一係列大事：首先是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背景下，於雅爾塔舉行會議，決定組建聯合國。
基督徒蔣先生聽到消息非常興奮，當天的日記上，他這樣寫道：“晨起默禱讀經後，即得外交部電話，稱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會議關於國際和平機構問題，已有定議，一如我所期待者。此為新年第一勝利之捷音，感謝上帝。
被列強欺負慫了的基督徒蔣先生最盼望有一個公平講理的國際組織來時時聽他哭訴，時時安撫他那脆弱的小心髒。
毛澤東也聽到消息了，那時正在開六屆七中全會，去美國露臉兒！去組建聯合國！必須要去！一定要去！
2月18日，周恩來先生奉命向負責調停國共關係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提出：在舊金山召開的國際組織會議是為了成立聯合國起草》聯合國憲章》的，中國共產黨和民盟都不能缺席。
蔣介石堅決反對，他說舊金山會議是“各國政府會議”，而不是“各國之黨派會議”，你起什麽哄？
赫爾利沒辦法，隻好矛盾上交到羅斯福那裏。
羅斯福倒簡單，立刻給蔣介石發了一個電報：“如閣下之代表團容納共產黨在內，餘預料不至有任何不利情形。若能容納，在會議中必能產生良好印象。而閣下對於統一中國之努力，勢將因閣下此種民治主義之表示，而獲得實際援助。”
看似婉轉，實則厲害——你要是不讓中共代表參加，我就不給你實際援助。
彼時的羅斯福，就是基督徒蔣先生的上帝。
上帝發話，隻有服從。
董必武於是成了代表團成員。
3月2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發表在美國的胡適之為代表團成員。
毛澤東沒有忘記統戰，他囑咐董必武代表和胡適之代表好好談談，看他能不能把立場轉過來。
4月25日，董必武代表與胡適之代表開始促膝長談。然而，董必武說東，胡適之說西，他不但聽不進董必武的話，反而建議中共放棄武力，從事“和平鬥爭”，作為中國第二大政黨參加選舉。
雞同鴨講，不歡而散。
但胡適之是一個執著的人，於是又發生了第二件事。
這年的7月1日，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六人訪問延安。毛澤東在會見後，托傅斯年代他向胡適之問好。傅斯年回到重慶把延安觀感發表在報紙上，胡適之看到了。
8月24日，胡適之在紐約給毛澤東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
“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傑弗遜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還有見過比胡適之更迂腐的嗎？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29日，毛澤東蒞臨重慶，國共正式開始和平談判。
9月10日，在和平談判進行中，國共軍隊在山西上黨地區正式開打，史稱“上黨戰役”。
一邊談一邊打，談的這邊觥籌交錯，打的那邊炮火連天。
1945年10月10日，雙十節，談判成功，雙方簽字，史稱“雙十協定”。
1945年10月12日，上黨戰役結束，殲滅國軍三萬五千人。
1946年6月26日，自信滿滿的蔣介石徹底撕毀雙十協定，集結20多個師企圖圍殲中原解放區李先念部。
總忘不了電視劇《潛伏》裏餘則成跟大嘴假媳婦收聽延安廣播時播音員說的那句話：中原突圍成就皮旅美名。
內戰序幕在這一天拉開。
胡適之在內戰的炮聲中回到祖國，就任北大校長。
他在憂心忡忡中度過了兩年，現在，抉擇的時刻到了。
蔣介石派來了飛機，而中共的說客也屢屢登門，甚至新華社的廣播專門為他來了一段，勸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
他選擇了離開。
既不留下，也不去台灣，而是乘桴浮於海——1949年4月6日，他在上海搭乘克裏夫總統號郵輪前往美國。
1949年4月21日，胡適之抵達舊金山。這一天，也正好是解放軍強渡長江的日子。郵輪抵岸，新聞記者蜂擁而上，他們手裏拿著早報，告訴胡適國共和談破裂，共產黨的軍隊已渡過長江，希望胡適對大陸時局發表看法。胡適在船上多日未看到報紙，信息全無，乍聽到這一消息，著實吃驚不小。他匆匆看一眼報紙，對記者們說：“我願用我道義的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
很快，胡適之從舊金山遷往紐約。長安居，大不易。紐約居，亦大不易。
1950年6月，江冬秀也來了。胡適之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租了一套簡陋的小公寓。有一天，胡適之外出，江冬秀正在廚房做飯，忽然發現一個彪形黑大漢從防火通道破窗而入。也虧是遇到了咱中國來的江冬秀，啥世麵沒見過？她一不淒厲尖叫，二不抓撓撕打，而是從容不迫的打開公寓大門，對那黑漢喊一聲：“Go！”
這大概是她第一次成功的使用英語單詞。
黑漢居然乖乖“Go”了！
漂泊了一年後，胡適之終於有了一份看似長久，也算體麵的固定工作——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聘期兩年。
不知道胡適之在領表填表的時候，在接受考核的時候，在等待評審結果的時候，後悔不後悔沒留在北京做國家圖書館館長。肯定用不著領表填表，肯定用不著接受考核，肯定用不著等待評審，也肯定不會是隻有區區兩年聘期。
當然，他要是成了右派另當別論。
他大概會想：普林斯頓大學聘請到我也不容易吧？
於是，他較為寬心的過了兩年日子，雖不富裕，但絕不窘迫。
可惜普林斯頓大學跟他想的不一樣：1951年12月12日，普林斯頓大學總圖書館開會討論葛斯德圖書館的館長人選問題，做了兩項決定：1，胡適之館長聘期結束後不再續約；2，聘請胡適之前館長的助理童世剛為館長。
原因很簡單：胡適之館長的年薪是5200美元，而童世剛的年薪是3480美元。
節省1720美元。
可惡的美國葛朗台！
校方對如何通知胡適之還是費了一番考慮的，畢竟是中國非常著名的學者，而且是前駐美大使。要讓他感到有尊嚴，而不是灰溜溜的下崗。
虛偽的美國人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免去胡適之館長職務的同時，送給他一頂“終身榮譽館長”的高帽子戴。
但是，有一位聰明的美國教授提出了疑問：胡適之會不會以為“終身榮譽館長”是有工資的呢？那可就麻煩了。
於是，又有一位聰明的美國教授出了一個主意：在“終身榮譽館長”後麵加一個括號，注明“不支薪”。
還有一位聰明的美國教授立即說不行不行，這樣做會讓胡適之先生感覺很沒有麵子的，你們不懂，中國人認為麵子比生命都要緊。
魂淡美國人真小看人了，胡適之什麽不明白？
他揚長而去。
我經常在文字裏對胡適之不恭，但這並不能掩蓋我對他的尊崇。這種尊崇不是因為學問，不是因為見解，不是因為言論，例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對他的尊崇來自於他的一件個人小事，幾乎沒有人提起。他本來可以在美國衣食無憂的生活下去，可以享受富裕美國的種種福利——
隻要他入籍，或者申請綠卡。
但他不。
他親美，他從不反美，但他絕不入籍，也不要美國綠卡。
他始終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想，僅此一點，就可以讓那些口號喊得震天響的偽君子汗顏。
有人說，胡適之是因為窮的在美國混不下去了才回到台灣。這絕非實事求是的話。其實，胡適之在1950年的生日那天，還收到蔣介石的親筆信，為他祝壽並請他回台灣。
胡適之拒絕了。
要說窮，胡適之的日子確實窮。江冬秀來到美國，任何忙都幫不上，買菜都得胡適之親自去。有朋友來看他，他請不起飯，便煮茶葉蛋招待。
窘迫如此，他收到台灣匯來的六萬美元“宣傳費”後，立即全數退回。
1952年11月19日，胡適之應邀回台灣講學，蔣經國代表他爹前往機場迎接。
回來沒幾天，胡適之就做了一場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的講演，他在講演中說：“我們中國的國家前途，當然是連係在自由世界的前途上。整個自由世界有前途，我們有前途；整個自由世界有力量，我們有力量。”
國民黨軍隊總政戰部主辦的《青年戰士報》卻對胡適之的這段話展開了批判：“胡適的話完全說錯了，應該顛倒過來說，中國有前途，世界才有前途。現在蔣總統複職了，那就表明中國已有了前途，那麽，世界就會有前途的。”
《青年戰士報》是蔣經國辦的，他還把這張報紙寄給胡適之。
胡適之看後對雷震說：“自誇自大，不知世界大勢。讓這班人搞下去，前途不堪設想。”
回美國之前，蔣介石設宴為他餞行。中國老話說吃人家的嘴短，胡適之這個人是吃人家的嘴也不短。
那時蔣介石經常調閱所謂匪諜案，有許多原判很輕的案子被他加刑乃至處決。據說他勾掉人命的那支筆，就是他每天圈點聖經的那支筆。胡適之尖銳地對蔣介石說：“憲法隻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而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他還對蔣介石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嗬嗬，以道抗勢，此之謂也。
緊接著台灣發生了雷震案。
雷震按說也是國民黨的老人了，1917年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便由戴季陶和張繼介紹加入了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黨”。1937年他與胡適之結識，但並不相投。原因是雷震主戰，胡適之主和。
1949年3月，雷震和胡適之、王世傑、杭立武、傅斯年等在上海聚會，商議辦一份雜誌，用自由民主來挽救人心。名字是胡適之取的，《自由中國》。
那時蔣介石已經名義上下野，但他們都知道老大是誰。一行人趕到溪口向老蔣匯報，老蔣表示讚同。
隻是國軍兵敗如山倒，一行人也各自作鳥獸散了。
但這個雷震不死心。他從大陸逃到台灣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2日，便開始投入雜誌創刊。他再次找到教育部長杭立武，取得了支持。
一個月後，創刊號在台北出版。
胡適之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討論民主生活的文章，他說民主生活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民主傳統“是由一班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聯手創造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生命”，而極權則是“根本不允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範圍之內。”
這樣的話，老蔣是真心不喜歡的。
不僅如此，他還接連給蔣介石寫信，勸老蔣辭去國民黨總裁，拿西方那一套蠱惑老蔣，還特別向老蔣推薦了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問題》。
老蔣還能聽他的？他給胡適之麵子，不反駁他，但在日記裏記下了這一筆又一筆賬。他在日記裏寫道：“胡適讓我做的事是數典忘祖，要我做亡國奴，胡適喪心病狂。”
此時，大陸正在舉國批判胡適之，一口咬定他是“蔣介石的禦用文人”。
1956年10月21日，蔣介石70歲了，要祝壽。胡適之、雷震這幫人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於是，便打著祝壽的旗號，大做起文章來。
《自由中國》雜誌專門整了一個“祝壽專號”，胡適之，徐複觀、雷震等一幹人紛紛發表文章，暢談國事。這些人的文章裏，以胡適之的《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最為轟動。
第一個故事是講二戰結束後，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上任伊始，副校長安排他分頭聽取各學院院長和相關學科主任的工作匯報。每天見三位，每位匯報半個鍾頭。聽了十幾位先生的工作匯報後，他有些不耐煩了，問副校長總共要聽多少人的匯報？副校長說一共六十三位。艾森豪威爾大驚失色，說：“歐賣糕的！太多了！知道我做過盟軍統帥嗎？那可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隊，那是在戰爭期間，我隻須接見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將領，我完全信任這三個人。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也不用我親自接見。想不到做一個大學校長，竟要接見六十三位主要首長。他們談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細心聽他們說下去。我問的話，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話，他們對我客氣，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這個糟蹋了他們的寶貴時間，於學校實在沒有多大好處!副校長先生，你看那張匯報日程，是不是可以免了呢？
第二個故事是講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後，一天，他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白宮寄來一個急件要艾森豪威爾批示。總統助理知道艾森豪威爾疏於理事，事先便擬就了“讚成”和“否定”兩種批示，隻待他挑選其中一個簽名即可。誰知道艾森豪威爾看了文件後一時不能決定讚成與否，便在這兩種批示上都簽了名，對助理說：“請副總統尼克鬆替我選一個吧。”然後，又打球去了。
誰都明白胡適之是什麽意思，他就是想勸蔣介石不要攬權，要分權，要無為而治。
當然，蔣家父子也看得清楚：胡適之是打著青天白日旗反青天白日旗！
分權？分權就是要我們父子的命！
很快，蔣經國就在他爹的授意下開始對胡適之進行大批判。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總政戰部印發了一本題名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下發全軍。小冊子說：此書批判的是“一位長居國外的所謂知名學者，他名為自由主義，實際上卻是中共的幫凶。他說這些話，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讓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的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同時他還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包圍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論，為他們搖旗呐喊，助長聲勢。”
胡適之看到了這個小冊子，於是那一年犯了許多次心髒病。
1958年，胡適之全票當選中研院院長，正式回到台灣。
1960年7月，胡適之赴美參加學術合作會議，10月中旬才回到台灣。他萬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不在的兩三個月裏，台灣發生了一件大事——他的好朋友雷震因“涉嫌叛亂”被捕，判處十年徒刑。
回到台灣後，胡適之立即要求見蔣介石。11月15日，蔣介石在官邸會見胡適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事前希望胡適之不要談雷震的事，但沒想到蔣介石自己搶先說出來了，他對胡適之沉著臉說：“我對言論自由，已經放得很寬，但雷震背後有共產黨的間諜，所以政府不能不辦他。這一兩年，胡先生好像隻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政府。”
胡適說：“今天總統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對美國記者說，我願意用我道義的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十一年前的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也許我的道義不值一文。總統沒有出過國，副總統也沒有出過國，你們不會知道雷震案在國外產生的不良影響。軍法審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師隻有一天半的時間可查卷，可以調查事實材料。十月三日開庭，這樣重大的案子，隻開了八個半鍾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八日宣判了！這是什麽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
不歡而散。
兩年後，胡適之因心髒病去世。
蔣介石在胡適之去世當天的日記裏寫道：“聞胡適心髒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然而，他在前往吊唁時的挽聯卻是這樣寫的——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蔣介石這個人其實是受了胡適之一輩子氣，他說不過胡適之，辯不過胡適之，隻能在日記裏照死了罵來解恨，類似於弄個玩偶用針紮。
有一次他倆聊天，那會兒全世界都知道胡適之的兒子在大陸寫文章罵他爸呢，蔣介石關切的問一句你兒子怎麽樣了？胡適之小心眼兒，覺得蔣介石在刻薄他，那嘴，立刻就來了：“我兒子生性愚鈍，不像令郎懂得迷途知返。”
這家夥把蔣介石懟的，你兒子也不咋的，咱誰也別說誰，誰不知道蔣經國在蘇聯痛罵你的事兒啊？
所以，蔣介石的這副挽聯是報仇來了——反正你還不了嘴了！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你胡適之先生很新，家裏有老婆又出去勾搭人家曹誠英。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你再新不是也始亂終棄嗎？不還是守著你的舊道德嗎？
其實，胡適之一生的情人何止一個曹誠英？讀讀他做駐美大使時寫給美國情人韋蓮司的這首臨江仙吧——
隔樹溪聲細碎，迎人鳥唱紛嘩。
共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濱同坐，驕陽有樹同遮。
語深渾不管昏鴉。此時君與我，何處更容他？
等我閑了，把胡適之的女人八卦從頭再說一回。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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