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上海是個大舞池

上海是個大舞池

 

 

 

作者：程乃姍

 

上海是個大舞池:華麗、時尚、亢奮、喧鬧、擁擠……活色生香、風景道道，既前衛現代，又遺世懷舊! 20世紀20年代作家穆時英寫過一部小說《上海狐步舞》，但時代不一樣了，今天上海這個大舞池不再適合繾綣慵懶的狐步曲，也不適合華麗自戀的華爾茲，更不適合雄赳赳氣昂昂碰鼻頭不轉彎的March步(進行曲節奏)，而是節奏越來越急劇抑揚、明快奔放、熾熱又細膩的探戈舞步。

上海這個舞池固然具備海納百川的廣博胸懷，任何人都可以進場起舞，但舞池本身的物理空間是有限的，這注定唯有探戈舞步才合適上海這個大舞池。探戈舞不需要太大空間，方寸之間，進退之中，東方與西方、開放與約束、傳統與現代、保守與出格等互相不住碰擊，隻要配合默契，就能演繹出令人眼花紛亂的舞姿。上海人自信地在一連串看似毫無規律的進退中，在局促的空間裏，互相糾纏又精於配合，從灰姑娘遺失水晶鞋的那一場舞會，到地下工作者穿梭其中傳遞情報，血灑舞池，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戲劇層次，所以有了《上海狐步舞》《子夜》《上海的早晨》《半生緣》等舞出不盡的上海傳奇……

“探戈”源自拉丁文Tangere,原意是“觸摸”，可見探戈舞中作為矛盾體的男女雙方身體的距離。上海城市空間擁擠人所皆知，近年更已從“寸金寸土”到“寸土尺金”了。正如前文所述，上海仄逼的空間就合適探戈舞步:人們常以熱烈、奔放、瘋狂和性感來形容探戈舞步，而探戈舞步又總是會令人離不開對生命、愛情、反叛等的聯想。這種原屬阿根廷及烏拉圭兩個拉丁國家早期勞工階層的街舞，帶有濃厚的鄉土色彩。由於拉丁美洲融會著歐洲、非洲奴隸後裔移民及當地白人原居民，以致形成一種獨特的結合多元的風俗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相融的綜合文化——拉丁文化。探戈舞很生動感性地將其表現出來。從這一角度講，海派文化與拉丁文化十分神似;都是以本色土文化之深厚底蘊海納百川，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獨特的文化。所以說,海派文化與拉丁文化可謂異曲同工。

 

 

上海這個舞池，可謂來者不拒,誰都可入場起舞。

眾所周知，上海人與本地人(上海原居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有許多上海人根本還不是中國人: 如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皇帝金焰，根本是韓國人，但今天我們追溯上海百年電影史，誰還會想到金焰是個外國人? 以一曲《夜來香》成名的李香蘭，是日本人……此外，有東方哈佛之稱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 F.L.Hawks.Pott.)是位美籍猶太人，從1886年出任該校校長至上海淪陷，先後達五十年，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廣東籍上海人黃素娥。娶了個上海太太對卜舫濟在上海的教育事業幫助很大，他還會講一口洋腔上海話。不幸黃素娥女士年紀輕輕就去世了，學生們都很懷念這位足以勝任中西文化橋梁的校長夫人,在社交樓SocialHall的大堂，一直掛著這位首任校長太太的照片。卜舫濟在1941年初告老回美，但他的兒子，學生昵稱他為小LittlePott,仍然留任約大教務長。這位中西混血兒講著一口地道的曹家渡本地上海話(約大地處曹家波)。上海淪陷後，留滬的歐美僑民全部被日偽押進集中背。小卜一口曹家渡上海閑話和一張混血臉救了他，令他順利逃脫至大後方重慶。小卜的兒子小小卜，老約大學生都記得他十分調皮，因長著一頭黃頭發，都稱他“小黃毛”。就是這樣一個小黃毛抗戰期間參加陳納德的中美航空隊，為中日抗成血灑長空!二戰勝利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卜，遠涉重洋重返上海約大校園，在他，上海就是他的家，他死，也要死在家裏。他要求，將他安葬在約大校園內，他要與親愛的學生朝夕相處! 就這樣，一位姓Pott的外國人一家三代，將青春和生命灑在黃浦江邊。

有“中國聲樂之父”美譽的蘇石林，是位俄國人，原是彼得堡歌劇院的首席歌唱家，來上海後，就開了個私人聲樂教授班，同時在當時的上海音專(上海音樂學院前身)兼職任教聲樂。聲樂是西方舶來品，而將聲樂有係統理論地介紹進中國，蘇石林是第一人。我國男低音歌王溫可錚、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高芷蘭等,都是這位白俄音樂家的學生。

白俄與猶太人，都是被自己國家驅逐的國際難民，外交辭令稱為“無國籍者”。上海這個大舞池，毫不吝嗇地向他們敞開懷抱。所謂英雄不問出處，隻要你舞出精彩，上海的史冊就會將你記住。所以我們記住了蘇石林、卜舫濟、建築師鄔達克、地產大王哈同、沙遜、上海電車公司大股東雷士德....

不說外國人，上海開埠以來,全國各地人都湧向上海，蘇州河是實現上海夢的開始。我們這一代小時候特別喜歡看法國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在我年輕時，有一句話: 女孩子沒有讀過《簡愛》的就不算女孩子,男孩子沒有讀過《基督山恩仇記》就不算男孩子。《基督山恩仇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故事的開始: 船到馬賽，如果用武俠小說中的話說，那就是夜黑風高。鄧帝斯就是那個主角，披著一身鬥篷，從小船上,“bong”的一跳，跳上河岸，接下來就是小說的開始。我印象很深，我覺得一條河就是很多故事的發生開始，很多人物命運的改變，也總覺得好像跟一條河有很密切的關係。蘇州河對我意味著什麽?船到上海，一條蘆船，兩三個很壯實的青年背著再簡單不過的包袱往岸上那麽一跳，就跳出很多故事，很多傳奇。可能因為這一跳，他們的家族之樹，有了一個新的上海支脈。

上海一方水土養育天下人。百年世博中國參展第一人，是上海蠶絲商人徐榮村，卻原來根本是廣東人，在曆遊東南亞各國後，決定定居上海發展，在洋行供職，並於1851年倫敦世博會寄出十二包湖絲，勇參世博，打出品牌，為徐氏家族掙得第一桶金。徐氏家族很快成為上海富甲一方的巨商，並建造了私人宅院愚園,其原址就是今天的愚園路。

虞洽卿也是一個人物，上海現在西藏路以前叫虞洽卿路。他本來是寧波的一個農民,3歲父親去世家貧。到十幾歲時，他媽媽實在養不活他就讓他到上海去闖世界。當時村裏經常有船到上海來，水路是最便宜的。虞洽卿拿著一封老鄉的信乘船來到上海，去瑞康顏料行學生意。臨行媽媽給他做了雙鞋，那天下大雨，他怕濕了鞋便兩手各夾著一隻鞋光著腳來到顏料行。天雨路滑，一進店堂就仰天摔了一跤,老板卻哈哈大笑,連呼財神爺來了。原來他隔夜做了一個夢，就是財神一手一個金元寶進門就仰天摔了一跤。後來虞洽卿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讓這個顏料店越來越好，連老板都做不過他了。虞洽卿辦實業辦報紙辦銀行,還在工餘去夜校學英文。他當時講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現在去考上海外國語大學肯定是考不上的,因為他講的是寧波英文，隻要外國人都能聽懂就好啦。就是憑著這口寧波英文他做了很多事業。中國人都說富不過三代，創業的人克勤克儉，然後兒子孫子呢大把花錢。掙錢慢啊花錢快啊，後來這個顏料行老板隻好把大宅賣了。虞洽卿說你是我的恩師，你的房子就賣給我吧,其實他是想幫這個老板。一個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受教育，虞洽卿對此深有體會。於是他把這個大大宅實下來辦了個學校，這幢建築現在還在，是上海一個很有名的飯店即梅隴鎮酒家。

這就是上海，你兩手空空來，但是隻要你努力，隻要你刻苦，你就一定會成功。上海的魅力就在於此，我想你到其他何一個城市，都沒有上海這樣的空間。這就是海派，為了個上海夢，人們從蘇州河上小船跳下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有的成功了，大部分的人都默默無聞，但是他們從農民變成了上海人。這些沿著蘇州河來上海的人可能就是我們的曾祖父、曾曾祖父。

 

 

大都會的舞池，也是個勢利的名利場，盡管大門敞開，沒有相當本錢——學曆、智慧、機會和背景很容易被飛出局。此外，舞會人場券還印著一行小小的卻萬萬不可忽略的小字——正裝出席。故而上海人講究衣著，在全國甚至海外，是有口皆碑的。上海生活程度高，不算計著點還真沒法過。如何以最低的資源創造出最體麵的生活文化，是每個上海人必須研究的課題。

有說，駱駝闖入瓷器店，上海仄逼的空間就像一爿列滿精致藝術品的瓷器店，駱駝闖入就要闖大禍的，唯有小白鼠才可以在其間靈活躥跳，上海人很懂得這個道理: 寧做靈活袖珍的小白鼠，也不要做龐大強壯的駱駝。就在精致的瓷器店裏，上海人打造出獨特的經濟又不失體麵的生活品味。哪怕一碗最廉價的光麵條，上海人也必做得細巧用心:麵條下得軟硬適中，加上一勺火灼篤滾的、細火熬出的高湯(最廉價的豬骨湯)，再灑上一層切得細細的、碧綠生青的蔥花，最後毫不吝嗇甩上一坨豬油，如此一碗大眾化的麵條還有一個十分燦爛的名字:陽春麵。最便宜的蘿卜幹到了上海人手裏，也會切成薄薄的片狀，在熱鍋旺油裏一炒擱上些許食糖，再注上一汪麻油，蘿卜幹頓時華麗變身,成為可口的佐餐佳肴。這就叫生活的精致。

上海的小點心:生煎包、大餅油條、豆腐漿，已成上海民生的一個符號。無論是棚戶區還是花園洋房的上海人早餐桌，真正天天咖啡西點的畢竟少,唱主角的還是大餅油條，價廉且可口。上海人就有這本事，將最廉價的原料做得用心精巧。遺憾的是,現今買大餅油條遠不如從前方便就腳。

所以，上海城市文化和審美的特點，不在闊氣豪華，而在精致典雅。上海少北方那種動輒五六進、七八進，雕龍縷鳳，描金嵌銀的深宅豪院，上海人連洋房都稱小洋房。“小”字在上海不僅是解釋物理空間的小，而是“小可愛”的意思。上海方言稱讚“好”有很多:“小悠悠”、“小趣”、“玲瓏相”……都帶有“小”的意思，卻又含有精致的讚美原意。可見早在百年前，上海的審美已有“迷你”的意識，比世界的“迷你”潮流要超前一大截呢!

亭子間文化，是上海特有的居住文化。亭子間有點類似北方的耳房、偏房，從其在住宅的地位來講，還可能及不上耳房、偏房的部位。一般上海殷實人家的亭子間，隻是用以做箱子間或保姆房。也有中產人家特地將其作為子女獨立房，也有做書房。然對大部分上海市民,哪怕天天西裝筆挺去坐寫字間的小職員、小知識分子,亭子間可是他們得以避風雨的蝸居之所!

從開埠至今,上海房價就一直高企,要在上海置業,從來就必須有相當身家和財力，一百來年都是這樣。最可憐的是那班小職員小白領，索性藍領倒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們不稀罕進入那幢誘人的大舞池;他們是寧可坐等在大舞場門口的拉車開差頭的，舞場晚晚歌舞升平生意紅火他們就開心，他們不用正裝，一身短打，也不用天天翻行頭。至於“住”，蘇州河邊——自己用煤屑磚土坯就可搭成，還是不用付房租的自己物業。小職員小白領就慘了，捧那麽點薪水不一定比藍領高多少，為了要進這舞池，他不得不天天“正裝出席”，將大半收人投人在“正裝”上。上海人熟悉的節約領，俗稱假領頭，其實早在老上海就有了，當時的名牌襯衫Arrow,一件襯衫可同時配買數隻假衣領。衣領底部有數隻紐扣，襯衣頸部有相對紐扣孔便於脫卸。因大公司對衣著有嚴格規定——襯衣需每天燙得筆挺領口要潔淨，因此就有此招。

 “住”，同樣是名利場上一個“關”。上海人隻需一向你住的路名: 如巨鹿路、富民路、愚園路、華山路、南京西路……就能估摸出你的生活層次。若是一句“兆豐別墅”、“沁園村”、“逸園”，根本不必路名門牌號，就現出你身價。這就是名利場上的勢利眼! 難怪今天的樓盤，動不動就是名人坊、太子坊，原來是有曆史劣根性的。

坐寫字間的怎麽也不得不住在法租界英租界，哪怕在亭子間安家,怎麽樣也要是在蒲石路(長樂路)、愚園路等。小白領小知識分子小職員人住亭子間，造就了上海很獨特的一道城市風景——亭子間風景。

小小亭子間，不但飛出了震撼大江南北的文字和旋律，也體現了上海人精於用最經濟的資源締造最精致的生活質量。

小職員的亭子間不會有沙發有銀器櫃，但必有一隻小書架，上是一尊廉價的小花瓶或維納斯石膏像，五鬥櫥鏡前會有太太一盒香粉和一尊夜巴黎花露水……

上海人是連小亭子間，也收拾得窗明幾淨的。

亭子間是一眾在名利場上舞客保持尊嚴的底線，是眾多意氣風發闖蕩大上海的好漢在上海受訓的第一塊基石。許多上海傳奇就是Made in亭子間。上海人都夢想自己隻是亭子間過客,遺憾的是，不少人無奈在這裏度過一生。可以說，小小亭子間，要比上海眾多華廈豪宅，更載得起一部沉甸甸的上海都會史。如果說上海是一部長篇小說，亭子間就是序; 亭子間在滬語中已跳出建築術語而成上海一道特別的文化符號。如果你讀不懂上海這座大舞池這個特別的符號，你一定會被飛出局!

上海人有時會被人誤解為小氣，其實上海人是精於計算，錢都花在刀口上。必要時，上海人海派起來，哪怕賺的是辛苦錢,都可以為保持自尊和顏麵，一擲而出,這就是身在名利場的無奈。

 

 

舞池上從來有條潛規則:禮讓女士。舞池還有條規則:沒有不會跳舞的女人，隻有不會帶舞的男人。所以說，上海是個很合適女人的城市。女人是舞池的靈魂，她們的燦爛笑容和華衫麗服令整個舞池熠熠生輝，但操縱布置整場舞會的掌閥者,還是男人! 畢竟,全世界還是屬於由男性主導的，上海自然也不能例外。再者，中華傳統中，就有“舞必伴”的規矩，上海大舞池再西化，畢竟還是根植在中華大地上! 上海女人很聰明地遵循著這個遊戲規則，不張狂、不強勢，就像太陽靜靜地將自己的光和熱灑向大地，上海女人不露聲色，小鳥依人依偎著男人堅實的臂膀,悠悠地步步生花。

上海女人了不起，從三寸金蓮到在舞池中翩然起舞，中間不過隻有短短的一百來年。今天，女性在教育、就業、從政等諸方麵的空間越來越廣闊，女性與生俱來的天賦如語言、協調能力，進可攻退可守的靈活性和堅韌性，令上海女人的舞姿越來越精彩，難怪有人用“她”來稱呼上海這個大舞池。

男性作為舞池中一員，要想不被飛出局，光靠體能和勤儉刻苦已遠不夠。舞池本是西方傳人的文化，因此他必須學會眾多的西方禮儀和行事方式，包括尊重女性。上海先生怕老婆全國出名，應該就是在這隻大舞池裏熏陶而成。不過與其說怕老婆，不如說疼惜老婆。故而上海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曾見過一張曆史照片，是晚清時期(1910年左右)的上海市電話局在崗女接線生的照片。她們一律梳著大辮子，穿著過膝長襖，她們應是上海灘首批職業女性，甚至可以講是首批女白領。此外，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是率先聘用售貨小姐的，很快，永安公司也跟上了。售貨小姐在上海灘的出現，為女性職業化搭建了平台。據史載,20世紀10年代末，先施的老板馬應彪太太帶著一行八位女售貨員，在先施開閘時正門口迎客，在上海灘還引起一陣小小的轟動和遠遠的圍觀:這些敢於“拋頭露臉”走出家門、服務社會的女性，堪為上海一代新女性的先驅。

上海職業女性最初的活動舞台隻限於服務行業:售貨小姐、電影院帶位小姐、美發廳的美甲小姐……女性天生的細膩溫柔，注定上海的服務行業一早就烙上規範化和體貼周到注意細節的印記。直至今日，服務業仍占上海經濟版塊很大比重，也是上海有口皆碑的強項。

隨著上海日益擴大的職業女性隊伍，女子教育不失時機跟上時代步伐，上海的女校大約在全國是數目最多分布最廣的。光以舊公共租界為例，公立私立教會辦的女子中學，真是幾雙手的手指都數不完:培成女中、培明女中、協進女中、愛國女中、工部局女中、智仁勇女中、華童女校、中西女中、聖瑪麗亞女中、務本女中、中國女中……女子中學就是上海職業女性的搖籃，為上海女子教育的普及立下汗馬之功，決定了上海女性知識化的百分比可能是全國最高的。千百年來，中國的職場因有了女性的介入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就像舞池中因為有了女人，才可以起舞——不論如何，兩個男性相擁而舞總顯得有點惡心。因為職場中有了異性，男士們更要注意自身的禮儀儀容，力盡斯文得體。在女子剛剛加入職場大軍時，可能當時的辦公室叢林戰役如今那般殘酷激烈，也可能因為百多年前上海剛剛從農業經濟社會走出不久，職場上還不那麽硝煙彌漫。回過來說，枯燥死板的寫字間工作因為有了那麽一兩個美好的女性倩影(當時女白領畢竟所占比例極少，物以稀為貴嘛)，而顯得有點生趣。所以說,職業女子的興起,有意無意中,某程度起了潤滑劑的作用。女性以其語言的天賦及委婉陰柔的天性，化解了眾多男人無以解決的問題。故而幼兒教育、小學啟蒙、醫藥護理、職場專職處理文件及與客戶磋談的眾多細微又繁瑣的事務，幾乎都被女子包攪了。漸漸地，看似小鳥依人的女子，羽毛漸豐，不覺間，在今天職場上形成對男人一股極強勢的威脅。

特別當高等教育向女子開放了，令上海職業女性跨上新的層次:宋氏三姐妹，女外交家龔澎，第一代女飛行員陳素任等，女子教育家薛正，女名醫王淑貞，首批中國公費留美女大學生，哈佛大學文學博士，上海國立音專唯一女主任周淑安，中國女子銀行創辦人張幼儀，女科學家謝希德、何建雄等。

盡管職業女性的崛起大大威脅了男士在職場的地位，但廣大男士仍熱衷誠邀女子人場翩然起舞。

女子經濟獨立，自己花自己錢,就可以盡情裝扮自己，大大刺激了社會零售業和製造業。不是有句話:世界上如若沒有女人，所有的百貨業都要關門大吉。

職業女性在家中也有相對發言權。據統計,90%左右家庭買什麽房型，什麽顏色型號的車，包括先生領帶顏色的圖案和色彩,都是由太太決定的。所以講，女人，是社會大賣場最大的客戶,所有商家都得罪不起她們。

職業女性的社會活動肯定繁多——公司年會周年活動，商界同仁、同事間的聯誼交際……這形成上海女人格外關注自己形象和時尚信息，上海女人的衣著從而成為全國乃至亞太區的時尚風向標。

上海很早就有各種女性時尚雜誌:如《玲瓏》雜誌,是銷量頗不俗的。不過一般女大學生卻是不看這種小兒科女性雜誌的，猶如今天時尚白領隻看《Vogue》和《瑪麗嘉兒》《大都會》等，不大看本土的時尚雜誌一樣。早八九十年前的時尚女性也一樣，她們看《Life》《Vogue》好萊塢片中女主角發式是她們的時尚風向標。一如英格麗·堡曼在《戰地鍾聲》中的短發型，一時掃遍上海灘的時尚女大學生。就是在20世紀50年代國門關閉幾乎沒有時尚訊息之時，一出東德電影《柏林情話》女主角俏皮的發式，經南京理發店張學明師傅之手，很快出現在上海街頭，成為當時的時尚。就是在文革期間，中國境內唯一允許上映的白人電影，阿爾巴尼亞電影中女主角一襲黑白人字呢大衣，也成上海女人爭相克隆的時尚……

上海的時尚，因上海女性背景的多元，層次分布是十分細膩的，對“時尚”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的。上海女性時尚一般分三類: 公館派，典型的如宋氏三姐妹。曾與盛宣懷的一位孫媳婦一起做過電視訪談錄，她就談到,像盛家這樣的豪門，不能太時尚。講得白一點，就是穿著的麵料和做工都是一流的，但裁剪和式樣要低調，不能太花哨;另一類是學院派，基本與公館派相吻合，低調和素雅是其主旋律,但普遍要比公館派活潑洋氣得多。以前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猶太人開的專賣店，就是以她們為客戶對象，她們基本上都是職業女性。她們也會模仿好萊塢明星的發式和衣著，但絕不全盤吸收，隻是在細節上攫取一點。第三種時尚就屬於明星派，多為舞女、交際花等所追捧，特點是色澤鮮豔大膽。比如現今影視劇中的旗袍衩都開到胯部，包括濃妝豔抹、細腳伶仃的高跟鞋，都典型是交際花、舞女的審美，不是一般大家閨秀所能接受的……不過，百花中百客,選擇哪一種時尚流派，隻要過得了自己和家人的關,盡可自由選擇。

今時今日，肌肉和力度體能，已不足為男性的強項。隨著時代的進步，上海這個大舞池許多遊戲規則也在不斷整新，在起舞中不但隻是男人做領舞，因此上海男人必須學會必要時改變由男性領舞的規則。因此，越來越多的上海企業機構的管理層中，女性占的比例已越來越多。上海這個大舞池，女人從來沒有這樣精彩過。上海男人的舞技和能量，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如何不失風度又不失主動地帶好這曲上海探戈，是一門十分費工夫的功課。

 

 

與小提琴、豎琴等西洋樂器相比，手風琴是最最平民化的，甚至似不大上台麵的:一般交響樂或鋼琴協奏曲演出，根本看不到手風琴的身影。連今日望子成龍的家長，都熱衷忙於讓子女學鋼琴或小提琴甚至薩克斯風,罕見學手風琴的。

盡管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不大見得到手風琴，但平民對它並不陌生。因為便於攜帶，老百姓在街頭巷尾、小公園及馬路上的三角花園等，經常看得到它。手風琴不如吉他那樣瀟灑倜儻,手風琴甚至有點老土相。吉他一背很有種遊吟詩人的酷味。手風琴一提,就有點風塵仆仆浪跡天下的蒼涼感。

其實手風琴一直被視為探戈樂的靈魂，其音色層次十分豐富多變恰如探戈的肢體語言一樣:既能像單簧管或管風琴一樣密實深沉，又能像大提琴那樣充滿滄桑，也可以峰回異轉呈長笛豎琴清亮的高音。在探戈音樂中，手風琴是最平民最具本土色彩，充滿張力，具多變的音色，且不受任何場地限製，隻要手風琴一拉，就能進發出激情火花，驅動舞者釋出迷人的肢體語言。

如果說上海是個大舞池，探戈舞是最合適的最上海的肢體語言，而那把手風琴——探戈舞的靈魂，就是上海滿眼滿目的小市民。我們說大都會小市民，沒有市民的“小”，就不會有都會的大。如果說整個上海大都會是一尊精工細雕的藝術品，廣大默默無聞的在滾滾紅塵中掙紮的小市民，就是那尊藝術品下的紅木架座。收藏家都十分清楚，任何珍瑰異寶一旦沒有那個紅木底座的襯托,就會黯然失色，風采大遜!

小市民不同農民，小市民就是城市人。上海小市民，最初也是農民,後因為洋人大肆圈地，失卻了土地，無奈中被轉型成城裏人。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上海的某些特點服務業先驅，如西崽(boy,又叫仆歐，專指為外國人打雜的男孩)，海派西餐大廚，外國阿媽，西式女裝裁縫，建築營造商人(舊稱包作頭)，多為本地人一統天下! 就是因為洋人圈走了他們的土地，並順勢將這些廉價勞動力招進自己企業或幹脆在家裏做侍役，從而歪打正著，令西洋風不僅通過教育，而且直接從社會上，熏陶影響著幾代上海人。

因此我們有了全國獨特的洋涇浜英語“司必靈”“巴士”“發噱”“的士”……這些新上海方言! 從這個角度講，上海人與ABC有種與生俱來的姻緣，小市民階層作用不可漠視。在他們，ABC是一種吃飯家什謀生工具)，然後才是時尚,再就是身份象征……英文講得好不好不要緊，文法對不對也沒關係,隻要外國人能聽懂。

小市民不同於城市貧民，小市民有點小家當，如一爿小店鋪，或大洋行大公司任個小辦事員，政府機關一個小公務員……小市民大多發不了財，但夜飯桌上熱湯熱菜再加二兩老酒的日子還是過得去的。上海小市民多聚居在石庫門弄堂裏，上海弄堂看似擁擠密集，視覺淩亂殘舊，卻因為天生天養，自有一股蓬勃活力。相對今天上海人有困難寧可打素未謀麵的求助熱線，而不肯去敲近在咫尺的鄰居家門，上海舊時弄堂有一份市井的溫馨和守望相助的情懷。一度關於“睡衣出街”的話題討論十分熱烈。其實，“睡衣出街”的多為上海中老年市民。不能說他們不文明，隻是他們大多在弄堂房子裏長大，在他們記憶中，弄堂就是眾家的大客堂，後門一開一身家常服(可能就是睡衣),拖鞋一拖,就可以出去“茄山胡”串門子。小市民生活雖然捉襟見肘，卻過得滋滋潤潤，這就是大都會小市民的風範。

百多年來上海的弄堂生活，不斷受到作為白領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挑戰，上海小市民們背靠石庫門弄堂作後盾，白天西裝筆挺或一身長衫山清水秀上班去，晚上回來，汗背心一件甚至打赤膊，躺在橫弄堂的竹塌上優哉悠哉，聽紹興戲哼評彈，沁涼的井水裏用網線袋吊著隻西瓜湃著……小市民就是會小樂胃，外麵百樂門舞場霓虹燈再耀眼美國電影中女主角衣服再越穿越少，他們眼睛都不斜溜一下，不過在老酒吃飽後，會講講大話，裝出一副資深白相人樣。上海小市民自有一套生活路子，代代相傳。盡管煩惱事一大籮，蝸居在石庫門的他們仍過得津津有味。因為他們在弄堂裏生活，生於此，甚至逝於此。石庫門是上海文化的圖騰，是解不清、摸不透的海派繁榮的密碼庫! 今天說到不動產，人們首先聯想到地產，其實地產在今天是分分鍾可成轉瞬即逝的流動產，要說到令一個城市安身立命的不動產，恰巧就是城市小市民而絕不是城市精英。

當石庫門成片被推倒，小市民賴以生長的溫床沒有了，不能不說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個遺憾。

當上海人幾乎都住進一門關煞的有房有廳的格局劃一的大樓式住宅，上海人好像一下子白領化了，小區裏再也見不到小孩在玩官兵抓強盜、女孩子在跳橡皮筋。家長們寧可驅著他們學鋼琴、補習英文、學美術...

上海人一麵倒地白領化，令生活模式也是統一白領化，小市民群體在迅速消失，並成為弱勢群體的代名詞。探戈樂的靈魂樂器手風琴的聲音越來越微弱了，因為缺少碰擊，探戈音樂特有的連續切分音的節奏不再分明，那原始生命與城市繁華相承的糾纏也越來越平淡……現今社會上十分吹捧白領文化，從生活方式到美學價值，都有意無意地納人白領文化的規章，因而我有點擔心，我們的海派文化會否因此迷失?

恰如西方有“後街文化”，上海有弄堂文化。說起城市文化，我們立時會聯想到商業文化、金融文化、娛樂文化……往往容易忽略後街文化。眾所周知，街舞、爵士樂、探戈等,都誕生在城市的後街。上海的弄堂文化，大約也可歸為後街文化一類。曾經我們的後街文化是多麽的豐富:耳熟能詳的上海兒歌、各家窗戶飛出的地方戲曲、白俄磨刀匠的吆喝聲、賣馬奶的鈴鐺聲、“光明”棒冰的拍打聲,還有賣花女“梔子花白蘭花”悠悠的曼吟聲,這些市聲盡管不入流，卻猶如探戈樂中的響板,洋溢著生命力。曾幾何時，上海後街滿是私人影樓、私人社交舞班、個人畫室等種種廣告招貼畫;上海後街，不時蝸居著曾經顯赫一世現已隱名埋姓的傳奇人物: 名妓、名交際花、名伶、沒落的名公子一如地產大王程麻皮(麗都花園及德義大樓等的舊業主)的後人程貽澤，就蝸居老死在北京西路一條小弄堂的三層閣裏。這些傳奇人物，隻要時機相宜，偶爾也會露一下崢嶸。隻要壽命長一點，君不見，今天他們又成為了搶手貨，被一幫熱衷老上海的寫作人像出土文物一樣發掘出來，不時在電視鏡前侃侃而談。可見，後街文化的生命力有多頑強，這是我們的城市人文的營養。

 

本文選自程乃姍《上海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