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加拿大華裔學者，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四川師範大學外語係77級，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研究興趣廣泛，現為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並受聘為客座教授。原題
揭開塵封的曆史
——陳獨秀客死四川江津的民間記憶
作者：桑宜川
近年來，隨著國內學術研究的許多禁區開始解凍，氛圍逐漸寬鬆，在中國現代史領域相繼出現了不少正麵評述國共兩黨人物的文章與書籍，陳獨秀就是其中的例子，但多著墨於其在上世紀初期主編《新青年》的紅色風光，並以引用毛氏語錄“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作為文本語意的烘托，展示正統話語結構，較少從理性的層麵，梳理曆史碎片，還原真相，反思陳獨秀一生為何大起大落的曆史原因，以及對當代中國的觀照。其實，陳獨秀一生最有亮點的階段，人性最為美麗的一麵，恰恰是抗戰時期落難四川江津的歲月。因此，拙文將試圖從人文曆史的角度，探討陳獨秀晚年的人格光輝，以及折射出的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家國情懷與人性美。2012年暑假，筆者借回國問學的機會，專程前往原川東地區的江津，去到鄉間，走村串寨，尋訪陳獨秀晚年落難他鄉的曆史遺韻，走近陳獨秀曾經輾轉生活過的幾個村莊。當年與陳公有過交道的幾位老鄉親均已作古，但與他們的後人座談，代代相傳，口述曆史，仍然十分樸實真切，猶如翻開了一部業已泛黃的史冊，始得以讀到不少那年那月陳獨秀的個人生活場景，如今早已凐沒在民間記憶的深處，鮮為人知，因此打撈出的這些曆史碎片，就顯得十分珍貴。回望曆史，四川江津這地方真是鍾靈毓秀，人文薈萃，近代以降曾出過不少文俠武膽，官吏豪紳。上世紀抗戰時期，陳獨秀入川後不久便來這裏避難，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歲月。在江津，東門郭家公館閃現過他的身影；黃荊街延年醫院留下過他的足跡；鶴山坪石牆院回蕩過他的話語。可以說，他生在安慶，浪跡中國，終老江津，後者應是他的第二個故鄉。鶴山坪的石牆院即是他故居，距離縣城約15公裏。這裏原是清光緒進士楊魯丞的故宅，具有典型的清代民居風格。石牆院以四周砌有二丈高的條石圍牆而得名。陳獨秀攜家眷於1939年由附近的施家大院遷來此處，一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客居時間長達四個年頭，現今石牆院是唯一幸存下來的一處未受人為破壞的陳公原始居所，如今已成為名人陳列館。據史料記載，獨秀先生病故後，因貧窮無法入殮，少夫人潘蘭珍也無能為力，幸得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及同鄉、同學、朋友的慷慨捐助，才置了一口楠木棺材，為他辦理喪事，給予厚葬，厝於西門外鼎山鄧燮康私人園地。下葬儀式雖不十分排場，但也頗為莊重肅穆。民國政府代表、文化名流與地方賢達如段錫鵬、歐陽竟吾、高語罕、包惠僧、許德珩、台靜農、周光午、鄧仲純、鄧蟾夥、鄧縭仙、鄧燮康等人一時雲集鄉間，佇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靈柩徐徐落入墓穴，頓時，墓前驟發一片悲泣聲，感歎守望人格尊嚴的一代人傑在曆盡寂寞之後有如一顆劃破天際的慧星嘎然隕落。此照片由胡適1949年攜至台灣珍藏，“文革”結束後由其長子托人輾轉捎回大陸，複製品現陳列於江津陳獨秀舊居紀念館筆者有幸在江津市檔案館查閱到了有關獨秀先生葬殤的日誌記載，其實是由當時江津縣政府出麵操辦了陳獨秀的葬禮，因為時任教育部次長、國民黨中委段錫鵬駕到，代表民國政府參加葬禮，帶來了蔣介石、陳立夫等黨國大佬的葬喪費和撫恤金。《陳獨秀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記述：“蔣介石贈一萬元，朱家驊五千元、段錫鵬、王星拱、陳立夫各兩千元，許靜仁一萬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歐陽竟吾、高語罕等學界名流也表示捐款。結果是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鄧氏叔侄承擔。”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讀到的原始文獻，似有生命不可承受輕重之唏噓！為了拜謁獨秀先生的墓塚，從鶴山坪出發，我一路打聽，朝城西走去，約五裏地外就是“康莊”，尋訪到了住在村裏的一戶鄉民。這家的老人指著門前一大片長滿夏季瓜菜的田地告訴筆者說："陳獨秀的墳過去就在這裏，多年莫得人管，文革期間早就被人挖了。”隨後又很驚奇地說，“這幾年不曉得咋個搞起的？來給陳獨秀上墳的人還硬是不少，從前都說陳獨秀是個壞人呀，既是壞人，為啥又有那麽多人來看他？我就沒懂這個道理。” 聽到這樣隻將世人以好人壞人區分，樸實得近乎天真的話語，不知者不為罪，我不禁啞然失語, 楞了半晌才回複老伯道: “大爺, 陳獨秀可是個受冤枉的好人咧!” 老伯一聽，顫抖著頭上的白發，眼中顯出驚詫的神情，看得出是被我的解讀弄糊塗了。交談中，他說起家中豬圈裏還藏著一塊有文字的墓碑，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陳獨秀的原始墳塋被掘，墓碑倒在泥土上，其父認為這塊“石板”還有用處，遂用扁擔籮筐抬，雞公車推回家的。為了辨別真偽，在我的請求下，隨即跟他走進了豬圈。我仔細查看，果真是陳獨秀的墓碑！上書“獨秀陳先生之墓（1879~1942）”，隨西洋表達方式，姓氏在後，幾個隸體大字蒼勁雋秀，出自民國文化名流，亦是摯友的台靜農先生手筆。歲月的磨損，墓碑上端已缺了左角，“獨”字沒有了“犭”，變成了一個“蜀”字。可歎紅色年代，曆盡劫波，一代人傑的原始墓碑竟被當作一塊墊腳石，混在雜亂的青石板中，鋪在豬圈裏，上麵豬糞狼籍，無人過問，令人唏噓不已。不過原始墓碑也多虧被遺忘在了這旮旯角落裏，這也是不幸之中之大幸，才使這麽珍貴的文物依然基本保存完好，不然逃不過1949年以後曆次運動的清理，早就被砸碎了。實在是悲哉善哉！我不由得默默地注視著鋪在豬圈地上的墓碑，心情久久難以平靜。據筆者實地考察，這裏應該確認為陳獨秀的原始墓地，君不見昔日墳頭的每一掬泥土都曾記載著那一段泣血的曆史滄桑，隻可惜毀於後來的紅色運動，如今墓塚已經蕩然無存，幻化成了人們良知中永不磨滅的民間記憶。由此可見，自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裏，因為這裏成了是非之地，世人惟恐避之不及，遂致無人照管墓塚，更無人添土修剪，一代偉人的墓塚成為了幾近無人問津的野墳，連墓碑也被鄉民當做石板搬走了。曆經大半個世紀的雨水的侵蝕與衝刷，墳頭幾近夷為平地，湮沒在一片荒荊野草之中，真令人慨歎，不知“今夕是何夕”。據說如今江津已為獨秀先生重建了新墓地，也非原址，並廢棄了最有曆史價值的原始墓碑，用一塊現代石刻仿製品做墓碑，不知還有什麽“深遠”意義？按照中國民俗，人死後隻能立碑一次，隨意改寫碑文是犯忌諱的。但令人詭異的是，陳獨秀的墓碑近七十年以來卻伴隨著中國的政治風向，與時俱進，隨時隨地變化，一次又一次地被遷址，碑文被前後五次改寫，稱謂各異，足見獨秀先生身後境遇之多舛！在中國現代墓碑史上，可能無出其右者。過去強加於他的“反黨、反蘇、反革命、反共產國際、漢奸、叛徒、右傾投降主義、托派取消主義等各種罪名，使他幾成十惡不赦的曆史罪人，子女備受牽連，兩個兒子陳延年與陳喬年早年分別慘死在政敵之手，被亂刀砍死，為了主義與理想殉道，唯一剩下的女兒陳子美活到1949年後，在“文革”初期被逼出走，一位天命之年的婦人，趁一個大風黑夜裏，捆上汽油桶，跳入波濤洶湧的大海，飄渡香港，逃命而去，那是何等慘烈的幾幅人生畫麵！回望曆史，1993年出版了《鄧小平文選》，在其第三卷“陳獨秀”條目注釋中，重新確認了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僅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等於九頂帽子摘掉了八頂，新編黨史也緊跟效尤。隨著官媒對陳獨秀的重新正麵評價，如今陳獨秀墓塚也逐步得到各地政府的重視。紛紛投入巨資，墓地越擴越大。檔次越來越高，相互攀比，如同國內各地的名人故裏，建得極盡奢華，尤其是陳公出生地安徽安慶修繕的獨秀園，耗資巨大，園林宏偉，富麗堂皇，五星級裝修，政績工程，紅色旅遊，是為搞活地方經濟，完全背離了陳獨秀一生為人為事，粗茶淡飯，守望儒家文化傳統的人生信仰，倘若陳公在九泉之下有知，今人拿他當搖錢樹，鋪墊仕途之路，不知作何感想？當我們訪問這樣一座座豪華墓園的時候，不知我們是否還能走近真實的獨秀先生，走近當年那位思想者，那位淒涼故去的文人嗎？那豪華的墓園，不過是這個喧囂時代的噱頭，熱鬧城鎮的點綴，如此奢靡、浮躁、虛偽、泛濫著酸氣的偽作，到底與逝者當年的清貧、沉穩、實在、孤寂、悲愴人生有什麽關係？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晚年的反思，這些真正值得我們記憶的、懷念的、思考的豐厚遺產，卻早已被刻意遺忘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那豪華的墓園，不過是再次演繹了曆史是怎樣被任意解構和被曲解的。難怪古希臘的先哲早就說過，“曆史分為兩部分，一是曆史本身，二是被承認的曆史”。實在是至理名言。其實，墓地本是供人瞻仰和懷念的。對逝者的緬懷作為一種內心活動，原本是不需要用物化的形式來證明的。麵對死神，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古往今來，帝王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思想者墓地之陳獨秀，身後的輝煌不過是被人不斷為我所用的結果，與亡者無關。墓地的命運也同人的得誌失落一樣，可以任意推倒重來，變幻莫測。誰又能說得明白，今後還會不會象“文革”時期京城八寶山的瞿秋白陵墓再次遭遇掘墳之虞呢？獨秀先生死於貧病交困之中，其悲劇與對現代中國曆史的影響程度極不相稱。等待他的是身後的各種非議、寂寞與悲涼。上世紀的幾十年裏，及至“文革”時期，獨秀先生在故鄉安慶的墓穴同樣多桀，被遺落在雜草叢生的荒野之中。墓碑上所刻的名字是他參加科舉時所用的字號“陳乾生”。昔日叱吒風雲的“五四運動總司令”居然在墓地裏連一個真實的名字都不敢保留! 回歸墓地，回到了原始的土壤之中，一切都好像從來都沒有發生過。墓地隻能見證一個生命的消失，它隻與墓中人的死亡事件相關。它疏離了複雜的現實，隔絕了難測的人心。死亡是上帝的複製作品。每個生命都是哲學上一種“個”的存在，而死亡卻有一種不可改變的相似性。無論今日墓園的豪華氣派，還是昔日土墳的寒酸蒼涼，對於故去的人已沒有實質意義。墓地像是一雙平靜的、徹悟的眼睛，不動聲色地注視著人間的種種怪狀。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墓地變遷折射出來的世態炎涼本身就是曆史的一部分。曆史就是這麽冷酷無情，將種種驕人的文治武功迅速冷卻在墓地之中，其戲劇化程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範圍。墓地是對死亡的一種修辭，思想者墓地是對“我思故我在”的一種延伸敘事。北大人為蔡元培先生的墓地在北大校園的缺席而遺憾不已，有人甚至撰文慨歎：“北大雖大，卻無先生葬身之地!”這種對墓地的過度崇拜其實大可不必，因為思想墓地本質上就是孤獨的，相對於庸碌的群氓，思想者是倔強的他者; 而相對於生命的呼吸，墓地又是地道的他者。在絕望中奮戰的魯迅對思想者墓地是情有獨鍾的。他用“墳”字來為自己的雜文集子命名，在散文詩集《野草》中，墓地是一個反複出現的意象。墓地審美是嚴峻而又超然的。思想者墓地是人類記憶中的一個結扣，生與死、愛與恨、短暫與永恒、教條與靈感、欲望與理性、勢利與浪漫在這裏交匯。墓地打破了現實的生存經驗，將人們提升到一種向死而生的境界中，從而獲得一份坦然，一份寬容。在抗戰時期偏安一隅的江津鄉下，獨秀先生不憚辛苦、鈞稽沉隱，幾近完成了《小學識字教本》，從字麵上看似乎容易誤解，以為這是一本淺顯的兒童識字課本，其實不然，它是獨秀先生晚年最後一本語言學力作，反映了陳獨秀的漢字觀及漢字教學思想。他認為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漢字是由字根組成的具有係統性的文字。書名中的“小學”是指文字學，類似《說文解字》的內容。我國曆來所謂“小學”，就是研究文字的學問。此書名為“教本”而非“課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它是有意為中小學教師普及國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學藍本，學術性雖高，但目的還是在於實用。關於《小學識字教本》，獨秀先生始作於1932年10月，其時蒙難於國民政府南京第一模範監獄，成稿於 1942年5月13日上午，同年5月27日逝世，遂成絕筆，未竟其稿。先生用意在改良識字方法，提供識字課本，以提高中小學學習語文水平。上篇釋字根及半字根545個，下篇釋字根所孳乳之字434個，每字必釋其形與義，使受學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獨使受學者感興趣助記憶，且於科學思想之訓練亦有莫大裨益。從學理的層麵看，《小學識字教本》是一本語言學方麵的學術專著，解釋三千多個常用漢字的形音義及其孳乳衍生的規律，突破了《說文解字》和段玉裁注的束縛，除了征引古代文獻，還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古璽、貨幣、陶瓦等古文字材料，並聯係現代方言口語，以探求文字之本義，及詞匯中的同源關係，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這本約20萬字的書中，作者科學而又係統地在上篇“字根及半字根”之下，分為象數、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鳥獸蟲魚、象人身體、象人動作、象宮室城郊、象服飾、象器用等十類；在下篇“字根孽乳之字”之下，分為字根並合者（複體字、合體字、象聲字）、字根或字根並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未寫完）等兩大類。作者對本書所載1009個字中的每個字，由形、音、義三個要素互相聯係、製約、協調，置於合乎規律、不可分割的整體之中，從原始的象形、圖解、八卦，到現今可以辨識的甲骨文、金文，乃至籀文（大篆、石鼓文）、大小篆文、隸書和楷書，以及曆來的文字、音韻著作，都探其淵源、闡明演變、釋其引申、窮其義理；對我國文字由繁及簡，流傳至今，都指明其出處，闡釋其根孽，推論其變通，剔除其訛偽，莫不有根有據，來龍去脈一清二楚，令人信服。研究文字語言學是獨秀先生的一項終身事業。從1910年起他就在《國粹學報》上連續發表《說文引申義考》，1913年完稿、1925年才出版《字義類例》。由於複雜的內外原因，大革命失敗後他離開了中共領袖崗位，他在苦思和自責同時，並未計較個人的得失，而埋頭繼續為民族社稷撰寫出大量短文政論，並於1928年寫成《中國拚音文字草案》，惜因限於條件未能出版。他在南京監獄五年內又實踐他的格言：把監獄當作“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於1937年又發表《實庵字說》《荀子韻表及考釋》，並於1942年幾近完成《小學識字教本》。令人遺憾的是，獨秀先生身前未能看到自己的嘔心文稿成書。值得一提的是，獨秀先生的這部語言學遺作《小學識字教本》近年已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與成都巴蜀書社分別出版，依據的都是原民國時期國立編譯館的油印稿，係從梁實秋珍藏的專家手描版整理而來，並影印了他有關文字學音韻學方麵的部分信劄，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冊又增添了一部力作。從學術上考量，獨秀先生對《小學識字教本》的功力之深，可與現代語言學大家趙元任、傅斯年、梁實秋、黎錦熙、羅常培、王力、呂叔湘、李方桂、方光燾、丁聲樹、朱德熙等諸位前輩學者比美，無愧是北京大學名教授出道。革命是一種特殊的流浪，選擇了革命就是選擇了永遠“在路上”的人生狀態。對此獨秀先生義無返顧，無比的堅執與豪邁。為國投身革命常常意味著要拋鄉卻家，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獨秀先生將自己的精力和激情幾乎全部投入到了充滿艱險的政治鬥爭中。對於國家，他是一個功勳卓著的思想明星，但對於家庭，他卻是一個失職的“一家之主”。在經濟上，他常常陷入困頓，生計艱難，早年他一家人常常受亞東圖書館的周濟。即使他在做中共黨總書記的時候，也依然是赤貧如洗。1922年8月9日，在他做第二屆總書記被捕後，陳獨秀幾乎一無所有，連訴訟費都拿不出，李大釗等14人在9月24日的《晨報》上聯合署名發表《為陳獨秀君募集訟費啟事》：
啟者：陳獨秀君為社會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了結，而關於訟費及銷毀書籍版費損失在二千元以上。陳君清貧，同人深悉，遭此厄運，其何以堪，凡表同情於社會教育思想自由及與陳君有舊，願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環龍路銘德裏二號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收轉為荷。
蔡元培、李石曾、蔣夢麟、胡適、鄧中夏、劉仁靜、張國燾、高尚德、李大釗、林素園、範鴻勃、黃日葵、蔡和森、繆伯英同啟。
我將這一啟事粘貼於此，讀者或可善意地理解到，赤貧如洗的中共總書記，“大革命”的領軍人，竟然公開地被人憐憫到如此地步。對於婚姻、家庭、兒女，他又能做些什麽呢？抗戰時避難於江津山村，獨秀先生偏安一隅，其實他並未置身世外，仍關注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憂國憂民，夜以繼日，筆耕不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一排左2）、文科院長陳獨秀（一排左3）、教授梁漱溟（一排左4）、同學馮友蘭（二排左1）等合影正如他入川後一首詩中所說：“除卻文章無嗜好”，他在不停地撰寫政論的同時，沒有舍棄研究文字語言學。為了讓後代子孫打下良好的文字知識基礎，可以說用心良苦，《小學識字教本》就是見證，一個獨秀先生晚年沒有忽視的主題。除此之外，獨秀先生在江津還多次舉辦演講會，宣傳抗戰的意義，激發民眾的愛國之心。這正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中國書生意氣與情操，隻可惜如今已經式微，成為了空穀足音。在實地尋訪中，我了解到了一則軼聞，迄今尚未見諸公開發表的文字。據村裏的老鄉親後人口述，當年因為生活困頓，少妻潘蘭珍還在居所的院子邊上開墾了一塊地，種上各類時鮮蔬菜，以解囊中羞澀之虞。獨秀先生本是個書生，從未種過地，看著妻子潘蘭珍如此勞累，翻地鬆土、播種下肥，裏裏外外操持家務，他便要去幫點小忙。因此，村民們常常看到獨秀先生一大清早就走出了石牆院大門，身挎竹籃, 手拿竹夾子在鄉間羊腸小道上踽踽獨行, 拾撿牛糞, 用於家中肥田種地。聽之聞之，讓我頓生敬意，感到了一位飽經風霜的讀書人，晚年走麥城，歸隱鄉間，在大徹大悟之後，是用怎樣的一種淡泊心態，呼吸自由空氣，調劑心中塊壘，寄情山水，默默地表達他對時局的關切與感慨！晚年避難江津，陳獨秀沒有了生活來源，靠賣文為生。他是知名的語言文字研究學者，又寫得一手好字。但是，時值抗戰時期，物價飛漲。這種潤筆之費顯然難以為繼。於是，各色人等都向陳獨秀伸出援助之手。當時，適逢陳獨秀南京出獄不久，中共理論刊物《解放》曾發表時評《陳獨秀到何處去》，歡迎他回到“革命行伍”中來。其實，陳獨秀本想回到共產黨內，但在延安的王明、康生罵他是“漢奸”，並誣蔑他拿人“津貼”，個性耿介的獨秀先生感到徹底失望，遂最終沒有回到黨內。1938年3月他致信《新華日報》，以公開信作答，表明其清白心誌。此後，董必武、周恩來曾多次請陳獨秀去延安，陳獨秀說出了一番心裏話的：“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中央裏沒有可靠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至此，一代人傑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永遠畫上了句號。1922年，陳獨秀 (前排左一) 和瞿秋白 (後排左一) 等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合影其實，那年那月，蔣介石和國民黨政要均對知識分子頗為禮讓與敬重，已成民國傳統，對陳獨秀也是多加關照。比如，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朱家驊先生代表民國政府曾資助陳獨秀5000元大洋，被其拒之。此後，朱家驊又托張國燾將錢匯去，陳亦原款奉還。不得已，又托付學生張國燾，學者鄭學稼等人轉寄，陳獨秀再次照退不誤，他還曾致函鄭學稼先生說：“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他還在信中特地囑咐：“請國燾以後不要多事。”張國燾對此亦悻悻然：“仲甫先生總是如此。”由此可見，當時陳獨秀盡管墮入社會底層，卻依然堅守傳統讀書人的士者氣節，這種政府饋贈，雖說是雪中送炭，他是最受不了的，有違他一生的信仰及為人為事原則。陳獨秀晚年的固定收入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好友薜農山讓他兼了《時事新報》主筆的虛銜，月入 160元。二是北大每月匯來的 300元。關於是北大還是北大同學會，學界曾有不同說法。不過，一般的定論，則是北大出錢，而由北大同學會操辦。畢竟，陳獨秀曾是北大教授，他的人事關係，按現在的說法，似乎一直掛在北大，直到其入獄。陳獨秀曾有書信致當年的同事、也是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催問匯款之事。蔣夢麟先生也曾在陳獨秀逝世後，在《新潮》撰文說：“陳獨秀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學維持，政府也要我們維持他 ……” 事實上，當時的北大確實不僅對陳獨秀多所資助，還指派當年的學生何之瑜就近照顧。陳獨秀去世之時，他亦守候在身邊為先生送終，實在不枉師生一場。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陳獨秀(前排右二)參加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合影陳獨秀是有個性的，胡適曾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絕，他表示隻接受北大同事和學生的幫助；《小學識字教本》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親自寫信給陳獨秀，希望能更名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出版，誰知陳獨秀不僅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5000元稿費也退回去了；在貧困交加的最後日子裏，他寧可讓妻子潘蘭珍典當掉珍貴的皮袍度日，也決不接受蔣介石3000元的救助，原因是“那樣就毀了他一生的節氣”。頗有意味的是，獨秀先生臨終之前，正在著述《小學識字教本》，到5月13日，寫到“拋”字時就沒有再寫，直至撒手人寰。那時，獨秀先生的去世無聲無息，生前沒有接受過國民黨的一文一毫的資助。筆者以為這正是儒家風骨中的人性美。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縣一個靜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後4年的時光。這4年是他最為苦悶、孤獨、痛苦、絕望的4年。盡管他“看破紅塵”，國民黨仍然時時派出要員請他出山為民國政府效力。“七七事變”後，陳獨秀被國民政府作為政治犯提前從南京監獄釋放。當時蔣介石就欲委任他為勞動部長， 他曾說過一番話：“蔣介石殺了我那麽多同誌，還殺了我的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陳獨秀雖然拒絕任何政治饋贈，但是朋友的資助，他還是以感激之心收納的。比如，章士釗、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羅家倫、薜農山、包惠僧、趙元任、段錫鵬、楊鵬升、鄧仲純等眾多新老朋友。其實獨秀先生並不孤獨，客居江津時期，北大學生張國燾就曾三顧茅廬，無數的文化名流，學者朋友都曾絡繹不絕地前往探望，黨國大佬胡宗南、戴笠等人也曾代表民國政府前往邀請其出山，可見那年那月的小山村裏是何等熱鬧。這是目前已公開的評述文章所忽略的內容，都異口同聲，眾口一詞地用紅色話語評述獨秀先生晚年是如何的落寞，其實未必竟然。陳獨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對於他的個人曆史評價，半個多世紀來，海峽兩岸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對於他一生的數次婚姻，世俗偏見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則備嚐個中酸辛、苦澀和甘甜。其實，人生的路都是自己去走出來的，何須在乎旁人的說詞與掣肘呢？潘蘭珍是陳獨秀的第三位夫人，出身貧民家庭，以其忠貞的情誼與陳獨秀牽手，十年相伴，在極其艱難困厄之中，同陳獨秀度過了最後一段坎坷的風雨人生之路，無怨無悔，可歌可泣，曠世絕代，他們之間這段情緣何以至深？鮮為人知，一直是當代人頭腦裏存在著的疑問。1929年11月，陳獨秀因為“大革命”失敗，作為替罪羊，承擔了全部責任，被自己親手創建的黨開除後，仍堅守自己的信仰，繼續著書立說，宣傳革命思想。民國政府對此十分惱火，蔣介石曾懸賞３萬元大洋通緝他。在此險惡處境之下，陳獨秀不得不隱姓埋名，東躲西藏，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30年，他潛伏到上海，在熙華德路石庫門一座樓房裏租了一間簡陋房子隱居下來，整日深居簡出，不是讀書就是寫文章。他居住的弄堂時稱貧民窟，生活在這些貧民之間，對曾任中共總書記的他來說，現實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他真切地感受到革命者的責任，就是要把這些無產者從黑暗社會的桎梏中拯救出來，然而他已被國共兩黨拋棄，內心感到無比沉重。與和他相鄰而居的是一位年輕女性，年齡在22歲上下，身材嬌小，圓臉大眼，衣著幹淨，舉止拘謹，一看便知是個憨厚老實的女人。這位女子叫潘蘭珍，江蘇南通縣人，幼時隨父母逃荒到上海，13歲便在紡織廠當童工。曾受流氓哄騙，同居後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後就被拋棄，在一家英美煙草公司做工。說來也巧，或者說是一種緣分吧，相鄰就有相遇相知的機會。潘蘭珍苦難深重的身世引起了陳獨秀的關注和同情。一個是鰥居男子，一個是獨身少婦，雖然年齡相差近30歲，但是久而久之，不同遭遇，巧為鄰裏成知己，幾天不見，彼此心裏就老是牽扯著。老夫少婦，惺惺相惜。潘蘭珍知道陳獨秀有知識，能寫文章，是個做大事的人，因此她很懂事，從不打聽先生的身世和行蹤。隨著彼此逐步加深了解，陳獨秀對潘蘭珍從同情到關愛，潘蘭珍則認為老夫子心地善良，靠著他有一種安全感。久而久之，兩人產生了感情，以至情投意合地結合在一起了。那一年陳獨秀51歲，比潘蘭珍大29歲，他像一個長者一樣嗬護著她。兩人結合後，陳獨秀教潘蘭珍識字明理，背誦和默寫唐詩。她聰明伶俐，往往是一教就會，一點就通，進步很快，陳獨秀從心底裏感到歡喜。潘蘭珍無微不至地料理陳獨秀的飲食起居。兩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對方作為知音和依靠，相親相愛，相依為命，日子雖然過得平平淡淡，但也覺得挺舒暢。1932年10月，陳獨秀因再次被叛徒出賣，第四次被捕。當時這是舉國上下的頭號新聞，報紙均采用大字標題，有的還配有社論，許多文化名流呼籲，要求南京政府寬大處理，刀下留人。《申報》刊出蔡元培、柳亞子、楊杏佛、林語堂、潘光旦、董仁堅、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郵代電》；傅斯年發表了《陳獨秀案》一文，說政府決無在今日“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之理！”蔣夢麟、劉複、周作人、陶履恭、錢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電張靜江、陳果夫說情；胡適、翁文灝、羅文幹、柏烈武等或致電蔣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從寬處理。考慮到來自全國知識階層與社會名流的期盼，國民黨遂將陳獨秀移交司法審判，拘押在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監獄那樣嚴格。因此，陳獨秀被囚後仍有機會與外麵保持聯係，他致信學生高語罕說，“我真對她不起，務請先生再探望一次…”表達了他對少妻潘蘭珍的關愛。在高語罕的幫助下，潘蘭珍來到了南京，在監獄附近租了間舊房子住了下來，每天到監獄照料陳獨秀。潘蘭珍的這一決定，既反映了她對陳獨秀的樸實的忠貞愛情，又反映了當時一般女子所沒有的豪俠氣質。潘蘭珍的這一舉措，更出乎陳獨秀所料，遂使他感激不已。陳獨秀在漫長的牢獄生活中，潘蘭珍一直相隨左右，照顧陳的生活，有時也在監獄同宿，噓寒問暖，關心備至。她是個自由人，陳不能辦的事，都由她去跑腿與聯絡。陳在獄中著書立說，理論上不斷發展，還有大量詩作，人們稱他“人在獄中，思想飛向遼闊的空間”。潘蘭珍相隨服侍，為其收拾材料，整理書籍，生活上百般照料。當然，有時也有使潘蘭珍感到頭痛的。陳獨秀研讀重要專著或撰寫理論文章，經常通宵達旦。為了他的身體，潘蘭珍耐著性子加以勸阻，有時非要等到陳真正睡下了，還要守護一陣子，她才離開，回到自己的住處。所以好發脾氣的陳獨秀，從未對潘蘭珍發過脾氣，可以說是珍愛有加。陳獨秀在南京獄中五年，在潘蘭珍的協助下，他的文章不斷問世。陳獨秀體弱多病，可他讀書不倦，筆耕不輟，碩果累累，這與夫人潘蘭珍生死相依、陪伴左右、精心照料，給了他精神和物質上甚多安慰是分不開的。1937年8月日寇兵臨南京城下，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曾答應共產黨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迫於形勢，不得不宣布將政治犯統統釋放，陳獨秀也就重新獲得了自由，他和潘蘭珍遷居武昌，並向世人宣布結為夫妻。隨後於1938年6月乘船入川到達重慶，後又溯江而上到了江津，幾經周折，在友人幫助下，居住在江津縣的一個山村鶴山坪楊氏山莊。這裏是一個四周高山林立、人跡罕至的地方。誰知陳獨秀到了那裏，那裏不久就成了國人注目之處。在接待絡繹不絕的客人中，最忙的要算是潘蘭珍了。她要招呼前招呼後，還要燒水倒茶，忙得不可開交。她應付靈活，熱情周到，深得來訪者的讚賞，也為陳獨秀減輕了不少不必要的應酬。潘蘭珍與當地山民百姓交往中，相處得很好，噓寒問暖，扯談家常，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也得到鄉親的很多幫助，至今仍然留下了極好的口碑。江津鶴山坪這方熱土上鄉民沒有忘記他們。陳獨秀晚年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著實淒涼，常常是無米下鍋。他和夫人潘蘭珍的生活，有時不得不靠北京大學的同學會和朋友的饋贈。他還擔任《時事新報》的特約編輯，可以得到一些微薄的稿酬，以聊補生活之急需。他日子過得雖然十分艱難，但他卻是個硬骨頭。許多北大校友前來看望老師，表示要資助一些生活費，陳獨秀很是硬氣，對所有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校友，一概謝絕，分文不收。盡管他們說這是學生對恩師的一點心意，陳獨秀卻說：“你們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後，話就說不清楚了。”在這困厄境遇之中，夫人潘蘭珍無怨無悔，相隨左右，體貼入微。有一次他們實在揭不開鍋了，潘蘭珍隻得把陳獨秀的一件皮袍托人進城送去當鋪，當了幾個錢給陳獨秀抓藥治病，買點米以度日。潘蘭珍寧願自己吃苦受累，隻要他出來轉轉，散散心，放鬆一下，心裏就已感到最大的滿足了。陳獨秀曆盡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惟一值得慶幸的是比他小29歲的年輕妻子潘蘭珍伴隨著他，因此，潘蘭珍也被陳獨秀的子女尊之為母。許多年後，陳獨秀的三子陳鬆年深情地回憶說：“她（指潘蘭珍）待我父親很好，父親晚年全靠她。她平時少言語，做事勤快利落。我們對她很尊重，尊之為母，我的兒輩喊她奶奶。她和父親相伴終身。”這般聲情並茂的話語，源於最為樸素的人間真情，不是禪悟修道可以修出來的。陳獨秀留給夫人潘蘭珍的遺言是：“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潘蘭珍遵照夫君的遺言，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在一個學校的食堂工作。她把養女潘鳳仙從南通接回上海團聚，過著自食其力的平安生活。1949年11月，潘蘭珍因不幸身患子宮癌，病死於上海醫院，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41歲。這讓我想起了中國唐朝女詩人李冶有句“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論及夫妻的情分，千年來已成中國經典，其實也有消極的成分。陳獨秀與潘蘭珍這對老夫少妻，在貧困潦倒中相識，患難與共，琴瑟同音，相濡以沫，相伴終身，不改初衷，他們之間的這段情緣，將永遠傳為後人的佳話，正應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因此，筆者要豎起大拇指道一聲，潘蘭珍，你才是現代中國的好女人！眾所周知。陳獨秀原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中共主要創始人，前五任中共總書記，一九二九年因其在政治上傾向托派被自己親手創立的黨開除。至今，黨史正編仍然隻承認他在創黨初期的作用，對其人生中後期的經曆則從略。回望曆史，當年中共成立之初，由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演變而來，書生當家，力量弱小，尤其是還未組建較強的軍事武裝，隻能受到共產國際及聯共的擺布，先後把陳獨秀當猴耍；當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陣營，他們卻強迫他率黨集體加入；再是加入後又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一相情願，談何容易！當陳遵照執行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非難他左傾，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遂使他無可奈何，無所適從。從史學的角度看，在那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共產國際以鮑羅廷為代表，發出的指令瞬息萬變，忽左忽右，在那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如同軍令，都是必須執行的，向左轉或向右轉，對錯誰又能說得清楚？因此在中國需要有一個責任擔當人，陳獨秀就是必然的替罪羊。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羅列了四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與蘇聯托派靠近的緣故。隨後於1932年10月，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國民黨各界致電中央政府要求嚴懲，共產黨也與時俱進，發表聲明，非難他為托派走狗、反共先鋒。一時成為了國內媒體的頭號新聞，舉國嘩然。作為黨國要犯，陳獨秀隨即被押赴南京接受審判。那年那月，國共兩黨都同時容不下這麽一介狷狂的書生與學者，真是現代中國曆史中一個匪夷所思的謎團。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叛徒‘反革命”的十字架上。所以，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清中國托派是不是漢奸反革命。曆來中共的文件都沿用毛氏語錄，籠統地說陳獨秀“走向托派反革命方麵去了”，一旦被戴上了這頂帽子，定了調子，就幾乎成了鐵案，永遠不得翻身。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用了稱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和“建黨有功”等不少褒義詞語。是矣非矣，都已如煙雲散去，當中國現代曆史的許多粉飾剝落以後，多少偉人們身上的光環開始黯然失色，然而陳獨秀的身影卻如巨石一樣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曆史隧洞的火炬，直抵當下。對於今天的學人，有著太多的思想遺產值得繼承。晚年的陳獨秀痛定思痛，反思“五四”，並進一步認同民主的價值。他在深入研究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社會發展後說：“任何專製獨裁，都是領袖個人獨裁，沒有階級的獨裁，隻有個人獨裁”。反思現代中國曆史，陳獨秀對世態的見解言之鑿鑿，誠如斯言。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指出：“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如今新編黨史也已確認，陳獨秀不是漢奸，不是叛徒，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不是投降主義等等，換言之，什麽罪名都沒有，但出於黨權的威嚴，隻保留了“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語，舍不得扔掉，其實這也是莫須有的指鹿為馬，因此可以公允地說，獨秀先生被開除黨籍的九大罪名無一成立，又一曆史冤案遲早將得以明白天下。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江津舊居圖片的結束語，引用了毛澤東、鄧小平著述中對陳獨秀較為中肯的評價。按現在的考證，陳獨秀當時被戴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也是共產國際的斯大林與托洛斯基鬥法，象兩隻瘋牛決鬥，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由於經過幾十年、幾代人的紅色教育和灌輸，被誤導和自動誤讀所接受的觀念深入人心，似沉痾頑瘤，根深蒂固，所以，如要走出禁區，如實還原現代中國曆史的許多真相，恢複獨秀先生的人格尊嚴，以治學的嚴謹態度對其作出公正的評價，似還任重道遠。獨秀先生是一位有著高尚人格的學者，以學問立身，從不阿世媚俗，趨炎附勢。文如其人，讀他書，即可知其人，高山仰止，令我輩後學感佩。近年來，《獨秀文存》在中國內地再版發行，表明了中國社會在言論自由方麵的式微得以疏緩，其本身的文字內容，正如“自序”中所言，“原沒有什麽文學的價值，也沒有古人所謂著書傳世的價值”。但當代中國的浮華現實，使《文存》的出版意義超越了單純的曆史變遷記錄，似可看作是對當代學人的精神勉勵。重讀獨秀先生七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對著當下的中國說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假如獨秀先生還活著，他是否會學得“聰明”些呢？不會的，因為他早就宣布：“我隻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這話讓我想起了今日幽靜的清華園裏矗立著的王國維碑銘，上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題寫，我每經此地，總會懷著崇敬與惋惜的心情，並為前輩學者所倡導的治學精神所感動與激勵。獨秀先生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地位之確立，首要是他立誌適應了時代的要求。身處知識分子的職業，獨秀先生痛感沒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的墮落，“中國急需學者，但同時必須學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學者才能夠造成社會上真正多數人的幸福”。這不僅僅是在論及今日中國之教育，更是在呼喚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良知以及對民主自由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在經曆了人生的數次大坎坷之後，獨秀先生以一介書生特有的冷靜和清醒，看清了共產國際以及國共兩黨爭鬥的虛幻無常，因此他拒絕了來自各方的感召與誘惑，最終，中國社會的各派政治勢力也把他拋棄了，這就注定了陳獨秀晚年偏安一隅，歸隱江津鶴山坪這一“山高皇帝遠”之地，過著清貧淡泊日子，最後駕鶴西去。其實，這也是一種人生境界，古往今來的士者，出局後解甲歸田，何其多也。回望曆史，在中共黨史上凡是被貶為“反黨分子，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漢奸、叛徒”的對象，絕大多數是擁有過人智慧見識、對民族進步懷有俠肝義膽的士者。從辛亥革命時安徽省都督府的秘書長，到風行天下的《新青年》雜誌創辦人；從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到“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再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到第五任總書記，這位從皖南名城安慶走出來的讀書人曾經叱吒風雲，人生晚年卻落魄川東江邊，令人唏噓不已。其實也在情理之中，一個人隻有在大悲與大難中，才能彰顯人性的真實與光輝。如今整整七十年過去了，被歪曲的中國現代史漸漸恢複了本來麵目。如同瞿秋白因在汀州獄中寫下的《多餘的話》而受到大半個世紀的非難，連八寶山的墓穴也被掘，《獨秀文存》中真實的人生故事也開始進入讀者的視野。多年來對獨秀先生的種種不實非難與指責已被推翻，九頂帽子已摘去八頂，還剩下獨秀先生“右傾機會主義”一頂。其實這一頂帽子也是莫須有的，雖說這是現代中國政治的自虐，卻是獨秀先生在天之靈的榮光。
寫完拙文之後，總還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這是因為獨秀先生是上世紀的曆史人物：他守望“民主與科學”的信念，竭盡一生不移其誌，後因擔當“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被他自己親手創建的黨無情開除。革命抱負化為泡影之後，他並沒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放棄對理想的求索。獨秀先生在晚年歸隱生活中始終信守了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與節操，不苟且偷生，更加憂國憂民，即使在他自身難以維持生計的時候，也不言懈怠：“我們鬧革命，最終目的就是要居有其屋、食能飽腹、身有衣穿。”他的言論至今沒有過時，更如暮鼓晨鍾，彰顯了儒家文化傳統中士者應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是為引起當代學人反思的楷模。曆史長河，鬥轉星移，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學者扣問胡耀邦，將來中國的出路在哪裏？胡耀邦說：“中國的出路就在於民主與科學！”言之鑿鑿，誠如斯言！事實上，當年身處“大革命”動蕩時局，獨秀先生背負了太多的曆史責任，作為一介書生，壓得他緩不過氣來。遂使他在不斷地掙紮中尋找出路。這種掙紮或許使他看到了無論作為個人還是民族，當有某種恒定不變的東西。或許他相信，這種東西沉澱下來，才是個人和民族立足的堅實基礎。這正應了古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你的馬兒跑死，全因道旁歡呼喝彩的人太多。這或許是獨秀先生在嘲諷時局，或是自嘲，至今都沒有曆史結論。我想，獨秀先生的心中其實是早有答案的。民國時期，雖然處於新舊文化強烈碰撞的時代，但是幾千年的華夏文明，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之影響下，形成的讀書人“立德、立功、立言” 的價值觀體係根深蒂固，自然也就成為了幾乎所有“文化人”的精神目標。獨秀先生雖可說是政治家，但是骨子裏卻是書生和學者。
陳獨秀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葬墓碑，陳公後人於1979年10月9日立他一生最有亮點的階段，人性最為真實的一麵，不是他的《新青年》時期，恰恰相反，而是抗戰時期他落難四川江津以書為伴，以筆為文的歲月，無論遭遇何種逆境，獨秀先生不改其誌，依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大有儒家士者之風範。他晚年有一首詩可以表明心跡，這就是 1941年秋為台靜農先生所作的《對月憶金陵舊遊》：“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表達了一位先學對世態炎涼，對淩雲壯誌未酬的大徹大悟，偉哉壯哉，何其發人深省！縱觀獨秀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他那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政治生涯，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艱巨性與曲折性的一種真實寫照。他的晚年境況，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先驅的坎坷命運提供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文腳注。獨秀先生有語“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詮釋了一個有血性的中國男兒的一生。獨秀先生的人生軌跡，晚年避亂世於四川江津山林草莽之中，為民眾開啟心智瀝盡心血，著書立說，教化人心，無怨無悔，終了他鄉，永留青史。為此, 我謹以現代中國文革後七七級晚輩學子的敬意, 寫下這些文字，緬懷先學《獨秀文存》中的道德文章與人格光輝。並獻上一束心祭的無名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