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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英是張聞天夫人,中央黨史的親曆者,她生於1905年,逝世於2002年,享年97歲。90年代,她曾應何方之邀,回憶黨史。何方保存了她口述的錄音帶。當時何方已90高齡,便請一同參加采訪的夫人宋以敏著手整理。為此,宋以敏下了很大功夫,整理出《劉英談黨史》,正文加附錄有九萬多字。在《炎黃春秋》分批選登,後由城市大學出版社印成專冊。以下是節選現選。
左一劉英,右一宋以敏,右二何方,右三張聞天
長征走到保安,我又回到中央了。那時秘書長是吳亮平,我沒有名義,但做的還是那些工作。那時開會也沒有那麽嚴格,中央開會,我要參加就參加了。在吳起鎮開會,我是參加了的。
長征後期,許多人生了病。我從莫斯科學無線電回來後到福建省委工作時,郭滴人是省委宣傳部長。郭滴人就是到陝北後發高燒,沒有藥治死掉的。我也是差一點死掉。過草地時我就拉肚子,後來就落下了腸胃不好的毛病。我到了保安後也發起高燒,三十九度四十度,瘦得皮包骨。傅連暲來給我看病,說我得的是肺病。他給聞天寫了一封信,說劉英再不治就完了,沒有藥嘛!因為怕傳染給聞天,聞天來看我的時候就站在窗戶外麵,問我好些了嗎,臉怎麽那麽紅?那時政治局委員每人每月津貼五元。任弼時回來,洛甫就批給他五元,他不要,最後還是給了他兩元。我們少共中央一個錢也沒有。聞天從他那五元裏拿出三元交給我,我不要。他就叫他的警衛員彭健把這三元錢買了雞蛋給我吃。我說給首長吃,他說首長叫給你吃。
盧溝橋事變後,同國際聯係的路線已經打通,人員可以經過蘭州、迪化(烏魯木齊)、阿拉木圖到莫斯科去。那時盛世才還支持我們。對要去莫斯科的人,共產國際提出的條件是老紅軍和高級幹部子弟;被捕過、坐過牢的不要。第一批選出我、賀子珍、蔡樹藩、鍾赤兵四個人。以後又有張子意、蔡大姐等好多人去。1937年11月,我們到了蘭州辦事處。蘭州辦事處主任是謝覺哉謝老。謝老之後是伍修權。蘇聯公開是和國民黨政府打交道,暗地裏同我們黨聯係。我們到莫斯科就是搭乘他們的軍用運輸機去的。飛機上沒有座位,條件很差。
我去蘇聯是治肺病,養了一年多。我們到莫斯科後,王稼祥代表國際接待我們。那時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開始我們幾個住在共產國際的康佐夫“ДАЧА”(別墅)區,住進王明原先住的“ЛЮКС”(華舍)裏。這個房子原來是曼努伊爾斯基住的,和季米特洛夫住的別墅並排。這是一棟樓,中間有一間很大的房間。我和賀子珍一人住一間房。吃飯在餐廳,裏麵有一個長桌子,吃西餐。王稼祥一個星期來看我們一次,蠻辛苦的。他說,你們在這裏長期住不方便,你們要看病,天下起雪來,這裏路都走不通,要先把雪鏟掉才能走車;我把你們弄到東方大學去住吧,那裏有中國人。所以我們後來又搬了。看病是去皇宮醫院,由共產國際派人帶我們去。這個醫院是沙皇留下來的,重要中央人物都到那裏去看病。共產國際看我們是毛澤東夫人、張聞天夫人,還有兩個將軍,就讓我們到那裏去看病了。王稼祥還是常來看我們。
王明1937年11月回國以後,王稼祥在莫斯科沒有什麽地位。他是中共的代表,不是國際的書記,在那裏隻起點聯絡的作用。我們這批看病的走了,第二批看病的又來了。給這些人跑腿,沒意思。他搞這些事不安心,想回去。他當時又沒有老婆。過去在蘇聯的好多人都娶了蘇聯工人老婆。他有個蘇聯老婆,也是個工人。他這次到莫斯科後,這個老婆想來看他,他不敢見。他一個人住在“留克斯”,一個星期來國際一兩次。後來到(1938年)5月,任弼時來了。他也是利用機會來治病,就接替王稼祥當了中共駐國際的代表。但是,季米特洛夫很尊重弼時。
我去莫斯科之前,毛主席專門托付我幫助賀子珍。
賀子珍是井岡山一個商人的女兒。毛主席住在她家裏的時候,住房隔壁就是她的臥室。兩間房子之間有花格子窗,可以隔著格子親嘴。
我了解賀子珍的情況。毛主席和賀子珍經常打架,大家都曉得。有時就是為一些小事。毛主席愛吃炒雞肉。他牙齒好,就願意吃炒的。賀子珍是按老規矩,雞要煮湯喝。就為這事,兩人吵架。有時吵吵就動手打起來。他們打架,警衛員也不敢去拉架。彭德懷很會諷刺人的,他和我們又熟。他看到賀子珍的眼睛腫了,臉上也是青一塊黑一塊的,就說:哎呀,賀子珍,你臉上怎麽又長包了?
我生病躺在床上時,有一次毛主席來了。他不是來看我,是找張聞天。聞天不在,我就叫警衛員去找。毛主席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談這個談那個,我也是天南地北地同他聊。毛主席這個人有個好處,很隨和的。不像聞天,不會談閑話,隻談工作、談學習,很清高的。我講:昨晚的戲,是江青演的“打漁殺家”,我很想去看,可是發燒了,沒有辦法去;戲演得怎麽樣啊?毛主席講:不錯,不錯,演得好。我心裏動了一下:老兄動心了。當時我也沒有想得那麽多,賀子珍還在嘛!
賀子珍準備去蘇聯的時候,毛主席又來了。當時林老(林伯渠)是西安辦事處主任,賀子珍住在那裏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林老打電話來說:劉英,你們幾個人第一批去莫斯科,賀子珍也想去,林老的意見是同意她去,毛主席同意就回個電報給莫斯科。當時電報什麽都是聞天管的,毛主席就來請示聞天。聞天講:可以,你同意她去,就讓她去。
毛主席和人不大講心裏話,同我可以講心裏話。他覺得我是支持他、體貼他的。毛主席說:賀子珍在西安辦事處老不回來,影響不好,我同意讓她去蘇聯。賀子珍同你一起去蘇聯,我放心。希望你多幫助她。如果她能學習,就在那裏學兩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後。在井岡山,她光是走路了,沒做什麽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責任。我要她工作,讓她學習蔡(暢)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誌不能老靠男人嘛,她很反感。她沒有革命熱情。在井岡山時,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傷,傷得不太厲害,那時也沒有醫藥,我讓她給他洗一洗傷口。她嫌髒,扭頭就走。想讓她進步,送她去抗大學習,去聽聽課,她不安心學習,三天兩頭回來。為什麽回來,不放心嘛!她是不放心我。我這裏來了人,她總要追問我是幹什麽來的,我也不能什麽都對她講呀。她總是和我吵架,其實我和她吵的都不是原則問題。史沫特萊有個翻譯,很年輕很漂亮的,有次送我一束花。我是領袖,人家來找我,她都看作男女關係。我說送花是禮貌,她認為送花是愛情。我說不是愛情,是尊重我。
洛甫懂英文,可以同外國人講話。毛主席不能,必須有翻譯。這個翻譯崇拜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是愛領袖嘛!她把毛主席的相片包了一層又一層,還拿給我看過。賀子珍不相信毛主席說的這些。認為叫她提高政治,要她工作和學習,就是要甩掉她,不行!結果吵了一架。賀子珍還和史沫特萊打了一架。有一次史沫特萊派翻譯送東西來了,賀子珍一見到,氣得很,說:“你又來了!”啪的一聲打了她一個耳光。翻譯回去後,史沫特萊也很生氣,跑過來也打了賀子珍一個耳光。
我也跟賀子珍講,這個翻譯就是崇拜領袖嘛!賀子珍還是那農村意識,不知道獻花是外國人的習慣,很普通的事。當時史沫特萊給斯諾寫過信,告訴他毛主席的夫人不講理,打了她的翻譯吳光偉一個耳光。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來中國時提出要找女紅軍談話,楊尚昆就推薦我和李伯釗同他談。索爾斯伯裏想了解毛主席和賀子珍的關係,就問到這件事。我不好回答。我是黨員,談話要有分寸。我就說,這件事我不知道。他又問毛主席和江青的事,我就講是江青鑽了空子;那時賀子珍去蘇聯養病,毛主席身邊沒有女人。江青是在馬列學院學習,她就以講課後有問題去請教為名,經常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和賀子珍的感情也不太好,江青就鑽了空子。索爾茲伯裏說我講江青鑽空子,講得好。
所以毛主席叫我幫賀子珍,我就同意了,說可以幫幫忙。毛主席說,勸勸她,要她學習,提高一點。
賀子珍人已經在西安辦事處。我到西安辦事處就見到了她。在去蘭州辦事處的路上,我一直給她做工作,勸她以後不要再為一些小事吵架。
到了莫斯科,我們幫她找了個人,教她俄文,讓她參加一點學習,學點政治經濟學。可是她早上喊都喊不起來。我說,老師來了,有鍾點的,你不起來,時間就過去了。她講,晚上睡不著,早上起不來。我說,你晚上又不熬夜,又不看電報,為什麽不早點睡?她生活散漫,18歲結婚,學習沒興趣,文化又低,後來又生了個孩子,就帶孩子,更不學習了。俄文學了半天學不懂一句普通的話,連吃飯這些很簡單的話都不會說。她在蘇聯不肯學俄文,我在的時候還有我給她當翻譯;我一走,她又不會說俄文,也夠苦的。
1939年初,任弼時交給我一份電報:是洛甫打來的,叫劉英和蔡樹藩回延安,賀子珍、鍾赤兵留在蘇聯學習。這時任弼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我那時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事,就勸賀子珍和我一起回去。我說一年多了,該回去了,毛主席身邊需要人照顧。她說:我才不回去呢!在井岡山,我吃苦吃夠了,我要在這兒享受享受,五年不回去。在莫斯科吃得好嘛!是吃西餐嘛!我分析,賀子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她到蘇聯前已經懷孕,到了以後生下一個男孩,隻活到六個月大就死了。當時她把孩子抱在懷裏不肯下葬。我離開莫斯科的時候又問她,帶個信給毛主席吧!她說:你看洛甫給你寫信,一寫那麽長;老毛寫,就是幾句話,就是要我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老一套;現在還不來信了,我不給他寫信。到蘇聯後,賀子珍是給毛主席寫過信,把照的相片寄給他看,也收到過毛主席的回信。賀子珍嫌信寫得太簡單,給我看了信,信上寫:“賀子珍同誌,寄的相片收到。身體尚好。望好好學習。勿念。”賀子珍從此不再給毛主席寫信了。後來蘇德戰爭一打起來,她也回不來了。所以毛主席不要她,賀子珍是有責任的。毛主席還是想挽救她的。
任弼時後來告訴她,毛主席和江青結婚了。為了照顧她的情緒,把姣姣(李敏)送到她那裏陪伴她。解放沈陽後,賀子珍帶著姣姣,想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怕和她見麵吵架,沒有見她,賀子珍就帶姣姣去上海了。
我頭天剛從莫斯科回來,不了解情況,第二天就去找毛主席。去看毛主席的時候,我是同情他的。我跟毛主席講:你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賀子珍扶不起來了,她也不想回來:你身邊應該有個人,好照顧你。我不了解江青,隻覺得她是文化人,演戲演得不錯,又年輕又有文化,由她照顧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聽好高興,說: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誌都反對我,說不應該同江青結婚;你要替我宣傳宣傳。他也不講是洛甫反對。我說,為什麽要反對?江青聽我講了這些,也竭力巴結我,拿東西來請我吃。我回家告訴洛甫我和毛主席談的這些。他講:這個事你不要管,王世英來信,反映江青在外麵名聲不好,浪漫,還拿來白區的出版物;好多老同誌也反對。他又講,我有這個責任告訴毛主席。洛甫給毛主席寫了信,寫得很簡單:建議如果同賀子珍不和,可以另找個老黨員,把你照顧好;同江青結婚不合適,老同誌有意見,她的桃色新聞比較多,《大公報》都登了,為了黨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結婚。毛主席見了信,當著江青的麵拍桌子說,老子就要結婚,明天就結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這是通訊員回來告訴洛甫的。過了幾天,毛主席同江青果然結婚了。他請了兩桌客,就是不清洛甫。洛甫說,就是接到通知,他也不去。
陳雲當時是組織部長,找江青談過話,說毛主席已經有老婆,要江青注意點。毛主席知道後生了氣,說你這個組織部長怎麽還管起我的家事來了。後來有人說,毛主席和江青結婚時中央對江青有個約法三章。這是無稽之談。那時毛主席已經大權在握,誰能攔得住他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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