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壯：窯洞裏的史鐵生和他的兩個情結

延川縣裏有個清平川，川中部有個關家莊，離公社所在地關莊鎮有十裏地。在莊東頭崖畔上有兩眼窯洞，西麵住的是房東，一個婆姨帶著三個娃。男人在西藏是個“公家人”（幹部），而東麵那個窯洞，1969年住進了五位北京知青，五十年後回首一望，這個窯洞裏出了兩位名人，一個是孫立哲，一個是史鐵生。這兩位名人的共同點是：一是成名雖有早晚，但聞名全國的時候，都隻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曆，二是都是既不可學習，又不可複製的“怪傑”。

於是可以成就一個對聯：此窯走出兩名人，走遍神州也難尋。橫批：洞中歲月。

有記錄為證：1969年元月16日從延安出發，中午到達延川縣馮家坪公社下車吃飯，下午步行到關莊公社。晚上重新分組。交通工具檔次一路下滑，已經探底。從此進入了“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原生態。

“重新分組”成為對孫立哲進入社會的“當頭一棒”。我和立哲本來被安排在關莊大隊第三小隊，但和立哲同班的五名女生一致表示絕不和立哲在同一小隊，原因是立哲太“不安分”。立哲找到過去相熟的同學史鐵生和曹博，出於“哥們兒義氣”，立哲被他們“接收“到關家莊。順便也就捎上了我。

如果不是這一次成了“棄子”帶來的強刺激，孫立喆絕對不會成為“赤腳醫生“而名動天下，而他可能隻是一個“不太能受苦”的“哈慫”，等1977年恢複高考時考上大學走人了事。

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同隊女生對立喆印象不佳，怎會讓他“行醫”？關莊是公社所在地，又哪裏容得他造次？再說，那裏有一批清華附中高一的老兵（1966年8月18日之前即參加了紅衛兵組織的中學生的“統稱”。清華附中紅衛兵由於該年8月1日毛主席給其寫過信而‘獨占鼇頭’ ），也輪不到立哲出頭。

“困苦才乃見”。這兩位名人的“大有作為“是由鐵生的病痛為“基礎”的。插隊不到100天，鐵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發作了，疼得死去活來，走遍延川延安，均是無法。隻好由立哲陪著鐵生回北京就醫。

這次回北京，立哲“走後門“在酒仙橋職工醫院學習了三個月。當時孫立哲的姐姐在酒仙橋職工醫院當婦科主任。各醫院辦“紅醫班”成為一時風氣，當時有不少知青采取這種方式學習醫療技術。

而鐵生在京看病期間，也結識了許多過去不認識的知青同學，開闊了眼界。等他們返回關家莊後，隊裏照顧鐵生，讓他去喂牛。而立哲靠三個月的學醫經曆墊底，信心滿滿地開始了他的赤腳醫生事業。

立哲是當時赤腳醫生中技術最好的，這是毫無爭議的。但是鐵生也有個“第一”，卻不為人所知。就在他們1969年七月回延川之前，鐵生母親拿到了醫院開具的證明。靠著這個證明，就可以病退回京，可是被鐵生撕掉了。這在全體知青中是唯一的。我們當時覺得，他比那些高喊“紮根一輩子”的同齡人都偉大。而後來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喊一輩子的，大都先走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鐵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鐵生不是第一個寫劇本寫小說的，那時還輪不到他。寫劇本或長詩的是校友陶正。後來曹穀溪搞《山花》時鐵生已經病退回家了，並未參與其中。鐵生是知青中第一個給老百姓畫箱子的，可他沒有成為一個畫家，沒畫箱子的校友邢儀倒成了一個畫家。這就是說，在延川插隊的校友裏，鐵生在哪方麵都談不上‘最突出’。是高位截癱後無路可走，生生把他‘逼’到這條路上來的。

從曆史上看，孫立哲和史鐵生是“共生”相伴的。缺一不可。成名雖有早晚，但奮鬥不分先後。二人的不同點在於，立哲是絕對的主動並極度自信被鐵生戲稱為“不要臉”精神；而鐵生的極度自尊，使他顯得相對被動。立哲老想走在曆史的前麵，爭做命運的主人；而鐵生則是麵對命運的挑戰，永遠不屈。立哲的大有作為確實得益於“廣闊天地”，鐵生的成功則是由於在自己的心魂和頭腦之間深入思考。他倆是“雙子星”，卻又互相獨立。

同村插隊的男生。一排左二李子壯，左三孫立哲，二排左二史鐵生

史鐵生的《清平灣》獲獎並成為名篇，並非一日之功。這是和他的飼養員身份分不開的。喂牛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觀察，也可以和老漢扯閑篇。關於“破”老漢的經曆和他當時的感想，鐵生早就記在他的筆記本上了。而關於兩隻牛的爭鬥，鐵生也和我講過多次，陝北的各種風俗，鐵生更知道了不少，對此樂而不疲，為他那篇《清平灣》積累了深厚的生活素材。

從1969年1月13日到1971年9月17日離開延川，史鐵生在延川也就不到1000天的時間。但就這一千天，成就了一個不同凡俗的著名作家。習近平講到延川的知青作家時，提了三個人的名字和作品，路遙、陶正和史鐵生。但隻是在史鐵生這裏，提到了他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寫的就是他插隊的那個村子關家莊。

為什麽？我推測：因為路遙、陶正的小說主角都是知青自己，而史鐵生寫的是陝北老鄉，是自己眼中的那山、那水、那些事兒。隻要把同時期的“傷痕文學”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史鐵生的小說主角和其他‘知青作家’的不同。

夫子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焉”，在那個時代，則正好相反。最易受女生青睞的往往是“才高望重”的先進典型。

1970年，立哲因在窯洞裏動手術而出名後不久，有一我同班的女生不遠十裏，來到我村，要和孫立哲“學醫”。這也算是另類的“司馬昭之心”之心吧！好在孫立哲把清華附高三大哥陳小悅的三句話：“家者枷也，婚者昏也，愛者礙也”宣告於眾，並且反複吟詠，在花叢中倒還把持得定。

後來，在本村女知青的強力勸阻下（主要說：這對立哲不好，會耽誤他的前途等等），她終於退卻了，回到了她原來的村莊。但此例一開，眾雌仿效。雖然可以拒絕知青，卻擋不住本地女子。有各類‘好學者’接踵而至，流言蜚語隨即而來。好在當時立哲有條不成文的底線：‘好學上進’不妨接待，結婚成家肯定免談。這類不走心的“愛情”（如今叫八卦），對十七八歲的少男少女來屬於“不可抗力”。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是那時一道永恒的辯題。鐵生有篇《黃土地情歌》，就是專門描述那段時光的。

1971年的夏天，立哲被駐延安的北京幹部發現（1970年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北京市派出1200名幹部支援延安，參與管理北京赴延知青的學習勞動生活。）並定為“大有作為”的典型。選入延安赴京匯報團，名聲大振的同時也使上麵對此事的真實性疑竇叢生，各種調查團紛至遝來，於是我們在村的知青，就成了接待員。

其實，這個夏天，在村的知青剩下沒幾個了。記得當時男生也就剩下我和史鐵生、鍾興華、陳繩祖幾個人，女生就剩下了小閔和小楊。由於在1969年我村的知青鬧了一場後，按性別分灶吃飯。雖然第二年經過談判，又合了起來，雇了一個老鄉給我們做飯。但裂痕尚存，基本上屬於說話聲相聞，但從無往來。

1971年夏日的一天，小閔突然對我發出邀請，要求男生出兩個人，今天晚上到女生窯裏去打“升級”。我受寵若驚，回去和同窯的史鐵生、鍾興華說了此事，鍾興華那時是基建隊隊長，帶著一幫女子在打壩，整天累的要死，馬上拒絕了。於是鐵生和我就一起去了女生的窯洞。打了一晚上“升級”，也記不得誰輸誰贏了。在打牌時看見炕上有一本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集，於是要借回去看看。小閔很痛快地答應了。從這時開始，一來二去，男女生之間的壁壘打破了，關係‘正常化’了。當時我們還附庸風雅，借助中美之間的“解凍”，把這次活動命名為“撲克外交”。

也在這前後，北京幹部老傅找到我，要我給孫立哲寫發言稿。原因是我和孫立哲最熟，他為了使我接受這個差事。還誇我年紀雖小，但看書不少。同時，讓在張家河插隊的解明明到我們村來幫助我。因為他已經完成了同隊的女同學阮中健的材料寫作，老傅很滿意。該文的題目是《樂在槽頭幹革命》。具體事跡是當好飼養員，精心喂驢。我看了這篇“範本”，馬上就心生反感，覺得要講“槽頭”，史鐵生無論如何也比阮中健強。但老傅本身還兼著張家河大隊的駐隊幹部，而我們村又不好同時出兩個“典型“，隻好算了。

當時我不滿十七，不知深淺，但隻要不出工又有工分掙，這等好事是絕對不能放過的。雖說上了中學以後作文就沒得到過什麽好評。但在窯裏“筆耕”，不僅免稅，而且還能少受苦呢！

應該說，鐵生這時候還是比較封閉的。一是身體狀態，不能遠遊，二是交友不多，隻限於本班男生。這就是他的生活，除了喂牛，就是讀書。當時鐵生已經開始讀《資本論》第一卷，雖然看得慢，但是很入迷。也看了一些馬恩的著作（當時毛主席提出高級幹部要看六本書），他甚至還可以大段背誦馬克思的那段名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可以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隻能由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這種拮據聱牙的話也背的精熟，可見喜愛程度。而一旦接觸了馬克思的文筆，立刻就會對“整理材料”這種“雕蟲小技”喪失了熱情。

我曾試探地問過鐵生，是否可以參與整理立哲的材料，鐵生回答了兩個字：沒空！

事非經過不知難，真動手碼字，才知道這點工分也不好掙。寫得像小說吧，良心通不過；寫的像大字報吧，文體不合適；如實寫吧，“政治不正確”，加點語錄吧，又找不到合適的。解明明不定期地來幫助我，還把小閔拉了進來，初稿剛成，鐵生又老病複發，行動日漸艱難，隻好回京看病，於是我送他到延川乘車回京治病。當時他拄著棍還可以上坡，時間是1971年9月17日。當晚，我寫下了一篇小文：

當我從縣中學往下走的時候，我發現你正在吃力地向上走著。看見了我，你便停下了。一隻手扶著那條背叛了你的腿，從你那毫無表情的臉上，我從心裏感到了深深的內疚。這內疚把我帶回了三年來的每一幕……

雪地上，你喊著“參謀長”滾下永坪山的情景；夕陽中，你吆著一群吃的滾瓜溜圓的牛上“坷峒”的情形；油燈下，你孜孜不倦地讀著《資本論》；窯洞裏，咱們為一個問題爭得不可開交……這一切，都深深地留在你我的腦海裏。但他們都像流水一樣逝去了。

隨著這些愉快回憶而來的，是你第一次痛的徹夜難眠，在炕上翻來覆去；是你茫然若失的雙眼；是你踉蹌欲跌的步伐；是你那半夜突然發出的呻吟……這一切，擠走了愉快，使我回到了冷酷的現實。

是的，朋友：你具有一個背叛了你的肉體和一顆戰士的心和意誌，世上沒有一種悲劇比一個人兼有這兩者更悲慘了。我深深體會到你的痛苦，便想用無盡的恥笑怒罵來衝淡它，但這一切又使你陷入了更大的煩惱；於是我隻好閉口不語了。我為你那不聽話的肉體難過，但使我更悲哀的是你那心靈的創傷。肉體的缺憾或可能彌補，但巨大的心靈創傷又誰能治得好呢！

你蹣跚地走著，步履踉蹌。但我從那不聽話的肉體中，看到你那顆戰士的心仍在燃燒。永遠保持那顆心吧，朋友！隻要有了它，你就永遠不會落伍，在勇猛精進的隊伍裏，你的刺刀，仍和我們在一起。拋棄煩惱，打碎枷鎖，未來是屬於那些戰鬥著的人們的，是屬於我們的！

現在看此文，雖是真情實感，後兩段基本上都是“口號堆積”，多是空話大話。這也算時代烙印吧。

這篇日記寫完後，“心潮澎湃、忐忑不安”，什麽事也幹不成。不幾日，就把寫材料的事情“甩鍋”給小閔，由她和解明明、楊聖敏（後來的）共同操持，自己回京了。

回京之前，我和小閔交代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把立哲的事跡材料交給她，讓她接著“攢”；第二件就是讓她給史鐵生寫信，鼓勵他“和病魔作鬥爭”。

回京後不久，就接到了小閔的第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和我探討“理論問題”，什麽“共產主義能不能在一國實現？”“怎麽理解列寧的‘土地、和平、麵包’反戰的口號贏得了政權”等等，當時的感覺很像是一次 “盤道”，雖然我對這些問題也似懂非懂，但是家在清華，有不少師兄可詢，所以抱著有問必答的態度，給她回了信。同時，信中還問她是否給鐵生寫了信。當時想的很簡單，就是動員一切力量，轉移鐵生的注意力，免得鐵生想得太多。

鐵生當時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家，拄著拐換尚可行走。處於求醫問藥幻想著“可以恢複原狀”，鐵生的父親從麗江幹校回來，照顧鐵生的生活，把鐵生的妹妹史嵐也帶回北京就學。在鐵生還未住院的時候，同學朋友經常去看他，不好說是門庭若市，但用史嵐的話來說，那時我家的門口，“就像一個存車處。”。因為房間實在太小，所以我們一去，鐵生的父親、妹妹和奶奶隻能出來，在那個大雜院裏溜達。

那個年頭，人的情緒不穩，攻擊性都強。小閔不知道給鐵生寫信說了些什麽，引起鐵生的詰問，於是小閔給我一信，信中還附了十元錢。稱鐵生太難伺候，寄上十元，可購月票，鐵生處請你代勞吧！我很不以為然，回信說：鐵生是個病號，你作為同學，不必如此計較。寄錢給我，是覺得我很窮嗎？當時也的確窮，父親隻發38元的“生活費”。

看鐵生的隊伍逐漸擴大。除了清華附的‘同班’和關莊的‘同插’，有些同學的好友也加入進來。不僅有男的，而且還有女生；為了轉移鐵生的注意力，插友兼插友的文津江拿了普列漢諾夫《沒有地址的信》（大字本）和一篇對其的質疑的文章來給鐵生看。鐵生看完很感興趣，認為此文“很有見地”並推測是男生寫的，當發現作者是個女生後，不知在什麽時候，H就成鐵生家的常客，七弄八弄，後來就成了鐵生的“紅顏知己”。

這是也許是那個時代副產品，有些戀愛是從探討國家大事開始的，能不能探討國家大事和‘理論問題’，成為一種“格”。

那時知青的手抄詩，也往往帶有“世界革命”的氛圍。曾經有一首現在我還記得幾句：“……正襟危坐南窗下，攻讀馬列正專心，……待到革命驚雷響，再聽公社萬歲聲！”

鐵生在《插隊的故事》很多章節寫了這種成長中的怪現象，裏麵幾乎有我們所有人的影子。尤其是這段‘心理分析’：“有一本心理學的書中說，少男少女在互相吸引之前，會有一段互相憎惡的過程，按我的經驗看，相憎絕不在相吸之前，保險在其中，那熾熱的相吸一時難於表達，便隻好找茬打幾回架。”這個判斷分明是源於我們頭年的分灶。

鐵生的病情每況愈下，不得不住進了友誼醫院，住院部探視有時間限製，並且僅限兩人。這當然不能滿足探視的需要。後來我們發現了從門診到住院部的地下通道，於是就大搖大擺地直插大廳。友誼醫院是蘇聯人設計的，有一個很大的大廳，擺著一長溜皮沙發，其條件比前永康好多了。我們下午接踵而至，動輒就超過十人。所以，在外人看來，很像一場病房裏的‘校友會’。那年頭，插隊的誰都不敢惹，醫護人員也同情鐵生，所以也就視而不見了。

小閔這時也回北京探家了，出乎意料的是，到京第二天，她就直接到家裏來找我，說請我幫助她去打掃衛生。第二天我便去了她家，其實隻有一間屋子，並沒有多少可幹的活。另外的屋子是別家在住，門是鎖著的。我一看就明白了。因為文革前我家有四居室，文革開始後，搬進來兩家人，把兩間大房子住了。過了不久，又把我們家6口人趕到了一個工棚裏。史稱西院附1號附2號，一共不足二十平米。這就是當年“走資派”的待遇。看來，小閔家隻會比我差，不會好。

由於我和小閔在談論時經常提到史鐵生，小閔的母親也來幫我們參謀，說：可以給鐵生買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解決一下胡思亂想的問題。而史鐵生字寫得好，所以可以為別人謄寫稿子，她們中科院生物所就有這種需求，隻是不知道鐵生的數理外的基礎如何？後來，小閔把這個意向和鐵生說了，換來一首詩：“我已半倒體，無須君相贈……”最後一句是“無非是蛋白質換了方式！”——這句話的出處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1971年的冬季，我和小閔收獲了初戀，並告訴了鐵生。而鐵生的初戀也許正在發芽（鐵生後來在文中稱之為絕對不可成功的愛情）……雖然我們那時都是些“未癌直男”，也不知道愛情和婚姻分別由兩個器官管轄。但還是幸福得一塌糊塗。

冬去春來，我又回到了關家莊，而鐵生則在友誼醫院‘每況愈下’。回村以後，書記高鳳劉找我的談一件事，就是讓我去村裏的小學任教。我自認學問不夠，推辭再三，但是高書記說，因為開學在即，小閔沒回來，急切間找不到人，讓我先頂替一下，等小閔回來了就交班。於是我就答應了。

學校已經有兩位外村來的老師，一位姓王，初中畢業，是負責人，一位叫做張揚，高中肄業。王老師進行了分工，因為我是新手，所以把人最少的班級給我。而他承擔人數最多的班級。張揚居中。我覺得這也合理，於是就接了下來。誰知接手後發現，我任教的班級，。是四五年級（複式班）。到了年底，有一半人麵臨升學考試。（當時陝西是五、二、二的學製）而王老師所謂的人數最多的班，則是一年級，教好教壞隻有天知道。

開學之初，時間比較富裕，我就開始了“兩地書”，一是給鐵生，二是給小閔，三是給家裏。給家裏的主要是提要求，比如要錢、要書、要教輔材料。給小閔的信不再涉及‘重大理論問題’開始向文學作品探討；給鐵生的信，保持了“論戰”風格，終極目的是要證明自己的正確。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因為什麽發生爭論已經不記得了。但是那種“大批判”的風格卻跟了我們很久，原因也很簡單，文革中大字報的風格就是這樣的，就是戴“帽子”，挑毛病，好話偏不好好說。現在看來，這種’風格’用於談婚論嫁，失敗是必然的。

到了4月份，小閔回莊了。我想把學校的事“還”給她，她卻不接。此時大隊書記才跟我說了實話：公社教育專幹對小閔的印象很差，認為小閔瞧不起他，所以放下狠話，沒人教也不用她！後來我問小閔是何緣故，她說是公社民辦教師暑期培訓班，小閔一看水平太低，就不辭而別了，不知後果竟如此嚴重。有了小閔的教訓，我參加培訓班就比較老實了，程序全部走到，但考試總是第一，結果那位‘教育專幹’對我印象極好。在公社的民辦老師統一評工分的時候，我是知青裏麵的第一名（2700工分），隻比學校負責人王老師低100工分。和張揚處於同一檔位。

1972年對於我來說，是‘意外’頻發的一年。5月份，我入團了，同月，我又當上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主管”科教文衛，實際上一切照舊，還是在學校當老師。到了12月20日，我又應征入伍了。入伍前和公社教育專幹結算，才知道民辦老師每月還有8塊錢津貼。比當兵的津貼還高。

我當時答應支書“願意當兵”隻是敷衍，誰知北京幹部以把知青送出去為己任，將我列為‘一號’種子。當公社通過以後，老傅心裏沒底，就過來找我，說：你是“一號”，別一不高興就跑了。我借此和他談判，要他把小閔也送出去。後來到縣裏報到時他見到我，告訴說：放心吧，信箱廠！

和鐵生的通信在部隊仍然延續著，和小閔的通信也延續著。和鐵生的通信延續到1975年，和小閔的通信延續到1976年。寫了些什麽不記得了，但隻記得當年自己寫的詩隻是口號的堆砌，連自己都看不下去。於是寫信請鐵生代筆寫了一篇詩歌，是信天遊體的，發給《解放軍文藝》，想投一機，但無果。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情，是因為自己後來“碼字”的興趣，和鐵生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到部隊以後，和村裏的老鄉的通信，和老插們的通信，和我在村裏教過學生的通信，堅持了數月到兩年不等，即停止了。一來是部隊上時間緊，二來是處境不同，逐漸變得無話可說。

1976年四月底，我當兵四年第一次回京。下火車就被曹博鐵生鐵良等人迎到天壇公園裏“宰”了一刀，讓我掏錢請客，因為那時我已提幹，月工資530大毛，是同學中最高。“當仁”該我掏錢。

這時鐵生已經坐上了手搖輪椅，是清華的孩子集資買的，共計367元。其實那時同學插友病退在京，哪裏有錢？‘善款’都是問家裏老太太要的。當年牽頭的張鐵良回憶說：“那時節我見人就要錢，結果到了330元就打住了。後來文津江知道了這件事，找到我，問我還差多少錢？我說還差40元。文津江爽快地說，這錢我出了！隨即我和文津江到醫藥商店，買了車，給鐵生送去。”之所以買完了才給鐵生送去。是怕傷了鐵生的自尊。鐵生一直記得此事，念念不忘。所以當他成了作家以後，聚會吃飯，一定是他做東。鐵生在《扶輪問路》裏專門有一段寫了這個輪椅，稱這輪椅“其實是二十位母親的心”。

我的探親假是一個月，去鐵生那裏前後大概有十次。這時候，鐵生正在街道廠的彩蛋上畫侍女，或把箱子做舊後賣給老外。我發現到鐵生家裏看望鐵生的人已經起了變化。一個是同廠的工人李“長跑”，他體格強健，當時負責背著鐵生在上班時活動活動。一個是由同學劉瑞虎引薦的電影學院畢業的柳青（女，名門之後，61屆電影學院畢業生。）在長影當導演，是她鼓動鐵生寫電影劇本並自告奮勇找老作家來看。

還有一位就是H。那篇對《信》提出質疑的女作者。記得那時她那時已經不在京郊插隊，到某藥店當了售貨員。長得漂亮不說，而且談吐不凡，可以看出家教很好。就我們而言，那年頭“鐵姑娘”遍地，從沒有見過如此裝扮得體又很有文藝範的“知心姐姐”。後來才知道，H的父親是僑聯的副主席，而她的姐夫是個音樂家。鐵生的此種“豔遇”，使我們這些禿小子很是羨慕。

總的說來，陰陽調和是人間至理。女性（包括所有比鐵生年齡大的女性）給鐵生的關心和幫助，比男生要細致得體得多，因此也更有效。在那個時代，知心姐姐式的戀愛不少，大約是困苦激發了母性吧。

這時候鐵生在自學英語，也幫助人抄稿子。後來就因為幫人抄稿子（手抄本）出了事了，被公安局盯上了，而把稿子給他抄的那位女士，恰恰是我的同學五一，一個不甘寂寞的女生。當時她在北師大上學。後來這件事被鐵生寫了一篇文章，編入了《我們懺悔·文革記愧》，成為那個集子裏最“無可挑剔”的一篇。

再見到鐵生是1978年的暑假了。很多同學插友，此時大都通過那次77年的高考，正在大學裏攻讀呢，我也以連級幹部的身份上了南京炮兵學院。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但這個時段，正是鐵生和立哲的‘黑暗’期。立哲被一位高級領導定為“四人幫”的黑爪牙，可以說從天上摔到地上。而鐵生被柳青請葉楠看後認為基本達到發表水平的劇本，也因風向改變引來的‘問題’而告吹。

立哲那時經常“躲”在鐵生家裏，據史嵐說，那時兩人天天在罵人，罵天罵地，情緒極不好。立哲因“得罪人”而被帶回延安“關禁閉受審查”。這時鐵生不再進行創作，而轉為給立哲代筆寫申訴信了。眾人都來幫忙，最後真正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是年長的柳青通過關係把信轉到中央領導處，才把立哲“放出來”了，讓他回京看病。立哲“日暮途窮”，憑初中二年級的學曆報考了首醫大的研究生，並以總成績第一名被錄取。可見，為老百姓做過好事的人是打不倒的，有真本事的人是壓不住的。這在過去樹立的“知青典型”中，立喆是“蠍子拉屎——獨一份”。

1978年鐵生的家已經從前永康搬到了雍和宮，而鐵生的母親則已經離世。鐵生第一篇在正式刊物（《當代》）上發表的作品是《法學教授和他的夫人》，這其實是一個標誌，史鐵生開始以身邊的人為對象來演繹他的“心結”了。那位夫人的形象就源自孫立哲的母親。但其中的“思想主題”卻來自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1980年，鐵生毅然辭去街道工廠的工作，走上了靠稿費維持生計的道路。（根據文壇曆史來看，此路根本不通。中國作家中僅有巴金一人，而作家趙樹理在曾“大躍進”時試了一下，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就作罷了。）這也和鐵生當年扯碎病退證明如出一轍，叫做“人到絕處須放膽”。

自此以後，到鐵生家來的人，就增加了“準作家”“真編輯”那批人了。不少是77、78兩屆有過插隊經曆的在校生，這些人不少後來都成了“大家”，鐵生應接不暇，隻得在門上貼條，談話不得超過20分鍾。而我們這些同學老友，就知趣地“退居二線”了。

在這前後，H考上了暨南大學，對於“戀人”來說，異地實在是發生變化的“根據”，遠比海誓山盟要厲害得多。我們這些老同學都感到了這種變化。但又不好說破。有一天，鐵生跟我說起了這件事，講的是前文提到的五一，來和鐵生談“如何處理好和H的關係”。五一和H的父母都是僑委的。從小就熟，自認為有權管“這事兒”。鐵生很憤怒，對她說：“我會處理，不用你來教我！”實際上言外之意是：你懂什麽！因為鐵生早就認為“這是不可能有結果”的了。

後來，五一和H先後都去了澳大利亞，並且都和澳大利亞人結了婚。而兩人有一點是重合的，就是畢業論文寫的都是關於史鐵生的作品，凡是那個年代在”雍和宮”逗留過的，不論走到哪裏，談論的話題總少不了”鐵生”。

這期間在鐵生家的訪客很雜，三教九流都有。值得寫一筆的是見到了《醜小鴨》的主編胡石英，西裝革履，很正式的樣子，和其他的訪客不大一樣。還送了鐵生一輛新輪椅。這使我很意外。後來鐵生和我說，這位主編的父親很有名，叫胡喬木。後來有知情者告訴我，胡石英和鐵生相識，也是柳青引薦的。關於輪椅的具體細節，鐵生在《扶輪問路》中有一段就是專門描寫這件事的，別有一番味道。

1982年我在京結了婚，對方當然不是小閔。那時我還在廊坊炮兵導彈學院任教，一個星期回來一次，和鐵生的接觸少了。此時鐵生的客人又換了一批，文藝青年為主。也有一些約稿的，比如在宜川插隊的王子冀，1992年就曾向鐵生約稿，想編一本《回首黃土地》，記述延安插隊。鐵生動員我也寫一篇，我寫了一篇《關家莊瑣事》，被采用了，並成為那本書裏最囉嗦的一篇。鐵生卻大加稱讚，說“就是應該想到哪兒寫到哪兒”。還說這叫“文散神聚”，是散文的本義。

1984年我有了兒子，名字是和鐵生翻著辭海共同起的。最後一致同意叫做“夢澤”，取自孟浩然的詩句“天寒夢澤生”，因為我兒子出生那天正好是“三九”第一天。這個名字，後來被許多人稱之為很有“文化範”。

新朋友紛至遝來，但“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能讓鐵生高興的，還是我們這些老友。，因為鐵生有兩個情結，一個是知青情節，一個是母校情節。此情況在《插隊的故事》中還專門提及，大意是大家天南海北，各就各位，各有各事，共同的話題少了，但是隻要一提到關家莊，就像回到了當年。可以為了一個具體的細節而爭論不已。

史鐵生是我們莊插友裏始終和村裏保持著聯係的人，而村裏的老鄉進京，第一個要看的是也是鐵生。因為他最好找——他走不了多遠，出門時間不長。最重要的是《我那遙遠的清平灣》獲了獎，是關家莊成了“清平灣”，是那年頭唯一不見“傷痕“的”知青文學“。老鄉到他家裏就像串門。凡有老鄉來，他的陝北話就會脫口而出，而老鄉也口無遮攔，有甚說甚。在《插隊的故事》裏，每句老鄉說的話都是原話，隻不過把姓或名字改一下，比如書記姓樊，他改成了姓張。省得對號入座，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鐵生一如既往，始終在操心“清平灣”的未來。但是，有的時候，由於離莊太久，不免“雞同鴨講”。比如他寫信給大隊書記說，現在能吃飽飯了，還是要抓緊計劃生育。該書記回信曰：“現在政策好了，生多少都養得起”。

隨著經濟的發展，“村二代”的眼光也有了飛速的進步。走到金台路鐵生的新家中，居然感歎道：你這麽大的作家，怎麽住那麽小的房子？其實，鐵生的新居是個“舊房”，是為了落實政策給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蓋的（其中有一家住戶，和我掛點親戚關係，曾任水利部的總工程師）的住房，規格不低。當然，鐵生在說這件事的時候，他是欣喜的，因為第二代的眼光和上一輩的觀感已經大不相同了。

1984年，在作協的幫助下，鐵生終於回到了關家莊，那真是百味雜陳，其感想在《相逢何必重相識》一文中作了敘述，雖然隻是冰山一角，但我們讀後，知道文外之意很多，也很複雜。回京後，我問他為什麽不在村裏多呆幾天？他說，同行者身上發現了虱子，所以就“落荒而逃”了。他還說每天宴請，雞鴨魚肉，實在浪費。於是就提出是不是少幾個人陪，少幾個菜，結果被同行者勸阻了，說：“當地的陪吃，是上麵有人來了才有得吃，你以為是招待你？君子不斷人財路。”鐵生感慨，世道真的變了。最能說明鐵生這種“關家莊情結”的，是“來訪不得超過二十分鍾”這條禁令對關家莊的人無效。哪怕是“煲電話粥”，他也一直興趣盎然，不知疲勞。

還有一個情結，就是“母校情結”，或者叫做“校友情結”。

對於老三屆來說，母校（中學）情結是很特殊的。因為他們在這裏經過了文革的全過程，然後就各奔東西了。進入社會以後，他們又深深感到了失學的痛苦和老師的不易。也後悔過當年的極端和荒唐。

在插隊的時候，隻要校友見麵，不用多久就會談到當年清華附中那蒸蒸日上日子，那一個接著一個的超越，感歎如果再有幾年時間，清華附中肯定獨占鼇頭，萬校長肯定大有作為。有次在談論時，一位資深“老兵”好像突然明白了，說：“如果萬校長壯誌未酬，那豈不是說紅衛兵罪該萬死？”全場靜默五秒，突然爆發出一場大笑。

清華附中的‘老三屆’對萬校長感情很深，因為在文革中他受的苦最多，但來外調時，從來不說學生的不是，隻是說“他們還是孩子”就一語帶過。更讓人佩服的是，萬校長是北京市唯一在曆經磨難後還在本校任教的校長。當年教育局征求他意見時，他表示“我從哪裏跌倒，就從哪裏爬起來！”他的學識人品和意誌，一直是鐵生和老三屆的所有學生特別敬仰的。

鐵生的母校情結我是深有體會的。每逢校慶，都要讓我借車（嶽父的甲A專車）接他去清華附中和同班校友聚會。都要問候萬校長和班主任老師，以顯得“正式”。鐵生平常不是一個講究的人，但是在校慶這件事上決不湊合。除校慶外，還有兩次用我的車，一次是那場老三屆組織的《共和國兒女》的演出，一次就是萬校長的告別儀式。

老校友見麵，清華附中的特點立刻顯露出來，這就是“自負”，誰也不服誰。鐵生很享受這種“校風”。作為作家的他，一般隻是在看在聽，隻是對往事的真偽進行考證，隻是從老友的爭論中觀察人性的變化，而絕不進入辯論。因為“事實有真假，觀點無對錯”是作家奉行的原則之一。

鐵生的這兩個“情結”，是鐵生成長的“原點”（出發基地），在這兩個地方，都既有“天天向上”，也不乏“走向深淵”。

不忘本心，“挖山不止”這也許是立哲和鐵生的“最大公約數”。

鐵生在精神上變化，很長時間是我們這些老友的一個疑問。他變得越來越“淡定和從容”，少了許多過去那種突如其來的“戾氣”。後來我們這些“未癌直男”逐漸明白了，最重要的分界，是在1989年和陳希米結婚以後。鐵生此時當上了北京作協的合同製作家，每月固定收入已超百元。在此之前，成就鐵生的標誌物是地壇，（因為隻有在地壇，鐵生才能不被“打斷”）而之後，則是“金台路”那個鐵生的新居。

關於鐵生和陳希米結合的過程，現在傳聞不少，多是“想當然”，不實。他們倆沒有誰追誰的問題，隻是由於機緣巧合，談得比較投契，走到“在隔離中相互敞開”的境界，……然後發現對方正是自己“那一半”，於是就結婚相守。

陳希米進入鐵生的生活，據鐵生在《扶輪問路》裏說，1988年他“又一次搖進了愛情，就再也沒搖出來”。但是結婚頭幾年，我們這些老同學的確感到“不適”。希米比鐵生小十歲，跟我們不是一代人，又沒有插過隊，“資格不夠”，和鐵生有多少共同語言？最直接的“不適”，就是希米結婚後立刻擔負起鐵生的“守護者”的角色。直來直去，毫不妥協。有時搞得我們很沒麵子。比如，鐵生得了尿毒症後，鐵生同班（初643）同學湊了一點錢，想捐給鐵生，被希米嚴詞拒絕，那些大姐們在背後說希米是“小辣椒”，（鬥犬）很難對付。像我這種老交情，後來要見鐵生也要先向她“請示”。得到批準才能造訪。

不久，我明白了，“有恒產者有恒心”，陪伴者才最有發言權。史鐵生的“主權”歸屬是陳希米的，隻有她才真正地知道鐵生最需要什麽。並且默默地幫他“創造”。而我們這些老朋友，隻能敲敲邊鼓，合在一處，也不過是個“偏師”。

使我感悟的，是鐵生的老妹史嵐跟我說的一句話：“希米來了以後，我們家的氣氛起了很大的變化。”

那麽以前是什麽樣的呢？史鐵生在《秋天的記憶》裏已經有詳細的記述，在此不再贅述。大約是訪客麵前，強打精神，客人走後，喜怒無常。父母從不敢‘招惹’鐵生，史嵐就成了父母的“出氣筒”，整個家庭處在一個緊張的氣氛中。

由此我推論：鐵生從作家到哲人的轉變，有那麽多對與生命、愛情、原罪等等人的本原問題的思考，大都源於這種“生態”之轉變。因為，始終處在激情狀態的人可能成為作家，但絕不會變身哲人。鐵生從描寫社會百態而變成自己在那裏“悟道參禪”，向人的本原發出詰問，代表作就是《務虛筆記》，他是如何想的，在《給柳青的信》中已經進行了“答疑”：

這其實就是鐵生走上形而上的宣言，也是和過去的思維模式和寫作方式的告別。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結婚以後。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地壇”鐵生開始了他的思考，而在金台路的新家中，他把思考變成了文字，是又一次的“鳳凰涅槃”。有了陳希米的“家”，就是鐵生的第二個地壇。（也許相當於王陽明的龍場）

鐵生在給李建鳴的信中也說過：“在我看來，愛情大於性的，主要是兩點，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離中的互相敞開。”在默然相守的論述中，講的就是他和陳希米從發現尿毒症到找到錢可以透析的那段日子。而和H的那一段（也許還包括我和小閔，）大概屬於“隔離中的相互敞開”。

當然，這些困苦終結於2007年，鐵生被北京作協確認為駐會作家。每月固定收入過了千。更重要的是，從此有了製度保證，透析所需的款項再不用由某公司讚助了。

鐵生和希米既有“默然相守”，也有“相互敞開”。而鐵生和H，則因為隻有第二，沒有第一，（鐵生自己形容：是搖進去了，後來又搖出來了）所以，隻能止於愛情，而不能成就婚姻。婚姻的和諧，是需要長期陪伴的。也許可以這樣說，沒有隔離中的相互敞開，也就不大會有“大於性”的愛情的發生，而沒有困苦中的默默相守，也就沒有“大於性”的愛情的永恒。或者換一種說法，兩個“大於”之和，才是人走了，愛情還活著，這就是陳希米所著的書名：《讓死活下去》。

總之，作為作家，鐵生隻是把你帶入一個特定的場景，他和你一起在觀察和體驗；而作為哲人，鐵生則請你進入他的心魂。就像他在《病隙碎筆》一文中所寫的：“史鐵生是別人眼中的我，我並非全是史鐵生”

這，才是史鐵生在作家圈裏鶴立雞群並受到普遍尊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