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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她是亂世的佳人，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
(2023-11-12 16: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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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亂世的佳人，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亂的，隻不過她獨鍾她那時候的那種亂，例如“孤島”的上海，縱有千般不是，於她親，便樣樣入眼。她的文學生命的過早結束，原先是有征兆可循的，她對藝術上的“正”和“巨”的一麵，本能地嫌棄，而以“偏”和“細”的一麵作為她精神的泉源，水是活的，實在清淺，容易幹涸了。喜歡塞尚的畫，無奈全然看錯，其不祥早現如此。正偏巨細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兩邊都難有落腳處。我初次讀到張愛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幾本雜誌間，十五歲的讀者快心的反應是：魯迅之後感覺敏銳表呈精準的是她了。 當年日寇占領大江南北，通稱“非常時期”，將來自會作為國難國恥而詳見於中國近代史，然則此八年中淪陷區的文化動態，就不可能列入中國近代文學史，因為事關“敵偽宣傳”、“奴化教育”——明明是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卻是夜夜燈紅酒綠輕歌曼舞，好一番粉飾太平的親善伎倆，文學雜誌如雨後春筍，男女“作家”，眉來眼去，這廂錦江春色來“天地”，那邊玉壘浮雲變“古今”（“天地”、“古今”皆雜誌名），知堂老人遊江南，海上女作家大型座談會，《結婚十年》暢銷再版，還有吃板煙的魚、拿手杖的魚招搖過市……興興轟轟直到日本一宣布投降，這些夕陽中的文學蜉蝣霎時影跡無蹤。四十年後，我到得海外，才不期然而然地逐一知悉，彼等皆有恙無恙地健在，都易名改姓久矣，唯張愛玲仍然姓張名愛玲，足見其明智、果敢。一九四九年後，似乎她還不想離上海，出席過滬地作家的一次集會，似乎處在漸悟狀態中，似乎後來有了頓悟，你說呢。張愛玲這一聲叫簾，當然是憨孌逗人的，將謔無謔的詩經裏的作風，她自己分明年紀輕輕已經成名，這一叫，使老大而無名者，青年而嗷嗷待名者，聞聲相顧以太息。眼看《流言》出版（病黃封麵，畫了個三姑六婆狀的木偶，藍的），《傳奇》又出版（暗綠封麵，湧起大朵青雲，即所謂“如意頭”的吉祥圖案），書店裏、報攤上，張愛玲，張愛玲，電影院門口，今日上映“不了情”，主演：陳燕燕、劉瓊，編劇：張愛玲，就是這個張愛玲真會穿了前清的緞襖，三滾七鑲盤花紐攀，大袖翩翩地走在華燈初上的霞飛路上，買東西、吃點心，見者無不嘩然，可樂壞了小報記者。故曰張愛玲的成名特別像成名，故曰她之所以成為“佳人”正巧生逢“亂世”，試想她的作品如果發表在“五四”時期，星多月不明，未必會如此受注目受歡迎，再假設她到一九四九年後才寫出她那樣的散文和小說來，徹底埋沒算是上帝保佑，一旦在政治運動中被檢舉或搜查出大批原稿，則批鬥個沒完沒了，此生也就廢矣。 話說“上海”這塊地方，民國後向來是中國文學的中心，二次大戰期間，老的、名的作家都到重慶或昆明，搞抗日的救國文學去了，另有一部分則投奔延安，或赤區，結集意識形態，以文藝為武器誌在必得天下了，上海一成“孤島”，文藝園地為國共兩黨都管不著的空檔，自然兩黨都有地下工作者在夾縫中活動，但社會性的公開性的文化麵積，總歸是個大空檔，而文藝是什麽東西呢，文藝是哪裏沒有人管哪裏就有文藝，如果既沒有人管又有天才降生，那就是“文藝複興”，如果雖然沒有人管卻實在也不出半個天才，那就江南草長群鶯亂飛一陣子，完。“孤島”的上海文藝界本來是屬於“草長亂飛”型的一個短時期，唯獨張愛玲寫了可圈可點的散文和小說，連連登在報章期刊上，引得幾位留守在黃浦江濱的“五四”遺老遺少起而喝采，固然不乏捧“角兒”的心態，但也有一位翻譯家在讚賞之餘認為張愛玲的危機正在於才氣太盛，要防止過頭而濫，此話允推為語重心長，然則張愛玲之轟動一時，以及後來在港台海外之所以獲得芸芸“張迷”，恰好是她的行文中枝枝節節的華彩雋趣，眩了讀者的目，虜了讀者的心，那麽這位翻譯家的話說錯了麽，沒錯，張愛玲在小說的進程中時常要“才氣”發作，一路地成了瑕疵，好像在做彌撒時忽然嗑起西瓜子來。藝術，完美是難，似乎也不必要，而完整呢，藝術又似乎無所謂完整——藝術應得完成，藝術家竭盡所能。張愛玲的不少傑作，好像都還沒有完成，也不知怎麽辦才好。張愛玲陪蘇青上服裝店試大衣樣，燈下鏡裏，她覺得蘇青宛然亂世佳人。其實時值國難，身處淪陷區，成功成名多少帶有僥幸性，乃至負麵性，在享譽獲利的風光年月中，心裏明白“好景不常”。那流行的日本歌曲“春天的夢”，大街小巷錚錚鏦鏦地唱，“太陽高高在碧空，玫瑰依舊火般紅，我們又在堤邊重逢……”最後一句是“醒來時可憐隻是一場春天的夢”，唱者弗知此乃是一歌成讖。張愛玲和蘇青不致忠厚到相信“大東亞共榮圈”會圈得下去，何況有胡蘭成在旁，香囊兼智囊，她們知道戰後的將來，不是國民黨的天下，而是共產黨的世界，朝代的更替，有一種集體潛意識的預感，從她們的閑聊中就可知女秀才也頗有行將落空的“遠見”，“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隻要我們勤勤懇懇去做切實有用的事，總還可以活得下去的”——幼稚，不，當年羅曼羅蘭、紀德一度也隻有這點理解水準，各秉虔誠，矢言放棄舊信仰而皈心低首於新的人類福音。是故，以哲學的角度切入政治紛爭的嚴酷性，那末張愛玲與蘇青隻是兩個風塵弱女子，她們想保持的是她們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個人主義。有人將張愛玲比作這比作那，她笑道：“隻有把我和蘇青並提，我倒是情願的。”此話可以說是言出由衷，也可以釋為語帶反諷，意思是“五四”以來，論女作家，阿誰可比，候在機鋒上，便用蘇青這個“老實人”來壓壓她們。蘇青自有一股戇氣，論文字功夫、性情境界，哪裏抵得上張愛玲，然而這種恣肆無忌的傻勁，張愛玲要發也發不出，所以她喜歡蘇青，與之交往安全實惠，後來呢，一個出國，一個入牢，人生如夢倒好了，人生不如夢，是醒不過來的現實。這個比喻我很有同感，無奈世界的構成和進行，正是交響樂式的，音樂會中途退席是不禮貌，從世界中抽身而出也是情狀險惡，難全首領，參至此，逼到角尖上了，不得不套用禪家“看山”公案的三段論： 張愛玲在第二段上退席，停筆不寫，當然也不失為是“懸崖撒手”之一式，天鵝並非個個都絕唱到死的，何況還有一個憊賴的宿命論，足以使人心平氣和，文學家各有其寫作的黃金期，火候未到下筆無神，期限一過語無倫次，都是“文昌”、“魁星”的賬目，江淹郭璞毋須任其咎。 與世相遺，絕不遷就，無疑是高貴的，有耿介，就有青春在，隻是怎麽就忘了策略，“物物而不物於物”大可引申為“隱隱而不隱於隱”，張愛玲隱於隱，就中了世界陰謀的計，從前的人倒知道“高明之家，鬼瞰其戶”而巧加防止，後現代人已經滯鈍得不會做隱士，又不知道怎樣對待隱士。藝術家，第一動作是“選擇”，藝術家是個選擇家，張愛玲不與曹雪芹、普魯斯特同起迄，總也能獨力擋住“若是曉珠明又定”，甘於“一生長對水精盤”。已涼天氣未寒時，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八尺龍須方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一九九五年初秋，張愛玲逝世後，海外中文報章刊物湧現了不少悼文。我因《中國時報》編者催得緊，倉猝成稿即付，實在是大不敬的。第一，不諳張愛玲出國後的遭遇景況，單是以為她才氣盡了才不出新作，這是不愷切的，不公平的。我以負咎之心續寫此篇，冀贖前愆，以謝張愛玲女士在天之靈。第二，知悉了她來了美國的坎坷遭遇。中國素有相書，分麵相、骨相、走相、坐相，不一而足。實則字相、文相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情、才能、誌趣、造詣。鬱達夫的字相預示著一生顛倒，結局慘烈。張愛玲沒有書法訓練，抄稿隨手而寫，隻求認得清，像中學生的作文簿上所見者。
後現代人已經滯鈍得不會做隱士，又不知道怎樣對待隱士： 最近的某大國“現代人”，已經“高級”得不會做人了。 如上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