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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曉芳
74歲這一年,馮慶華用畫筆在網上“連載”自己的人生。
故事該從哪裏講起呢?馮慶華想了想,沒有太多猶豫,就從人生的開端說起吧。那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她跟隨父母從出生地,一個寧夏小縣城遷徙到省會銀川,雇了一頭毛驢走了一天,夜裏借宿在郊外人家,第二天天亮才進了城門。一家人在城裏能擁有更好的生活。
後來,她畫童年時的惡作劇,在公園爬牆翻樹的日常,還有第一次吃冰棒,看著冰棒越化越小流出的傷心淚。在馮慶華的記憶裏,那是她最歡喜的時期,“總覺得世界是美好的。”
故事按年份一點點講下去,畫作裏的苦澀滋味也泛上來。18歲,她下鄉當了知青。一個放農具雜物的庫房,地上鋪一層稻草,就算安置了住處,冬天漏風,夏天悶熱,天黑沒有燈,姑娘們就借著月光唱歌解悶。偶爾也會閑聊,問兩句《複活》裏的女主人公卡秋霞,“最後咋判決了?”有看過結局的人說,“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
冬天往田地裏一趟一趟送糞,她想起油畫《伏爾加河上的纖夫》。和油畫裏的人們一樣,她拉著繩索,背脊彎得幾乎與地麵平行。她在畫上寫道,“幾趟下來兩腿無力,汗水浸濕了棉襖,大腦一片空白,隻希望繩子一下斷裂,撲倒在地上永遠別再醒過來。”
有時畫到過往一些傷心事,她忍不住流淚,但畫筆從沒停下過。然而畫來畫去,她隻畫自己人生的前30年,充滿遺憾和錯過的30年。
過去,畫畫對她來說,似乎更像是瑣碎生活裏一個普通的愛好。直到60歲那年,兒子給她在電腦上下載了一套《我在伊朗長大》的漫畫書,那是女插畫家瑪讚·莎塔碧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曆畫下的回憶錄。她感覺書裏“充滿了對自由的渴望”,幾乎在一瞬間被擊中,萌發了用畫作記錄自己人生的念頭。
兒子查理記得,馮慶華看完漫畫,一直特別激動地和他討論主人公的遭遇和種種故事。他回想母親當時的表情,試圖找到最恰當的那個形容詞,“像一個人身處黑暗久了,突然看到一扇窗的感覺。”
查理也支持母親將故事都畫下來,“我說不管別人能不能看見,我們自己留著,也是對自己的一個記錄,留下自己的痕跡。”更重要的是,查理覺得,對母親來說,記錄是非常重要的宣泄情緒的出口,“有人用文字,有人可能會拍成電影,我媽媽就是畫畫。”
馮慶華的繪畫工具是家裏淘汰下來的一台舊電腦。查理不會畫畫,隻是教她點開電腦桌麵的“畫圖”工具,還有關閉和保存這些最基本的操作。畫圖軟件裏有一些英文單詞,她看不懂,“我上初中時學的是俄語,沒學過英語”。她一個個摸索猜測,點錯了就關掉軟件,重啟。在電腦上使用畫筆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她往東畫線,線條卻不知怎麽的往西拐去,“筆觸不聽話”。還有更心痛的情況,她曾不小心刪掉過好幾幅作品,找也找不回來,隻能從頭再來。
她花了好幾天狠狠練習,總算畫順了線條,但畫麵細看,一些地方還是有些粗糙。兒子安慰她,這也是一種風格。她開始把腦海裏那些畫麵一點點畫下來。她沒有嚴格的作畫計劃,記憶碎片隨機出現,想到什麽就畫什麽。腦袋裏像裝了一台老式放映機,“不斷出現一生記憶中最忘不掉的東西。”
她畫小孩去打醬油,弄丟了一毛錢,站在商店門前不停地哭泣,天都黑了,也不敢回家。那時馮慶華也隻是個孩子,如今再把這場景畫下來,她才更深刻地明白,“在那個物質貧乏的歲月裏,處處是瑣碎的辛酸。”
她也畫下一個“難捱的長夜”,一位同學的外婆夜裏去世了,家人正準備後事,偏巧唯一的電燈泡壞了,他們想借一顆燈泡。可同學一家因為“思想問題”,從上海到了甘肅接受勞動改造,沒有人願意搭理他們。那個晚上,同學一家隻能邊哭邊熬著等天亮。
還有在外打工的王大伯,春節前夕用一年的辛苦錢為家裏添置了一頭山羊,搭上順風車深夜就往家趕。到了回家的路口,山羊卻死活不願走了,最後掙脫繩索跑了。王大伯在黑暗的曠野裏,拚命追趕,“深夜在廣袤鹽堿地上一望無邊,羊的逃跑速度是五十歲大伯追不上的,”馮慶華說,那幅畫沒畫出來的結局是,“全家過年吃肉的希望落空了。一年的工白打了。”
她在那台舊電腦上斷斷續續地畫,從不給自己定下規律的作畫時間,全憑自己的心情和精力,找不到感覺時,也會好幾天不動筆。
花了13年時間,一直畫到去年年底,她才將自己想畫的,不得不畫的30年人生經曆和故事都畫下來了。
兒子查理是位聲樂老師,一位學生偶然看到母親的畫,很受觸動,推薦他們可以將畫發到社交網站上。今年3月底,查理嚐試著為她開了一個賬號,從童年開始,連載畫作,取名“老太婆的回憶錄”。
讓馮慶華有些驚訝的是,畫作發布,竟得到不少關注和支持。有95後年輕人說,“謝謝您的畫讓我這一代能感受到您的年代。”有中年女性評論,“謝謝阿姨的記錄,我們本來就不了解過去,現在更是快忘記了。”當然也有不善的言論,有人質疑她是“年輕人裝老家夥”,有人懷疑畫中情節的真實性。
馮慶華平靜地回複對方,“都是我本人的親身經曆。編故事需要費腦子,體驗過的事情無需費腦子,自己就會流淌出來。”
在一些時刻,馮慶華會想起自己青年時期的理想和追求,那時她一心想上美院,成為一名專業的美術工作者。從小,她就喜歡畫畫,每天在各種廢紙本子和課本上亂畫小人,老師批評她,但同學們都誇她畫得好。上了初中,老師主動找她出板報,畫教學圖片,還被找去畫過大字報專欄插圖。
當知青時,為了早日擺脫繁重的農業勞動,她曾主動聯係省裏的文化館,毛遂自薦,試圖創作可供展覽用的繪畫作品。1972年,她畫了一幅“代表歸來”的作品,最後被寧夏回族自治區展覽館選中展出。馮慶華還記得展覽的第一天,許多人在畫前駐足欣賞、讚美,那是她74年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時刻。但第二天,她的畫就被摘掉了,沒人知道原因。
後來高考恢複,馮慶華也試過考美術學院,可那個時候上學的名額不多,她過了初試,複試卻沒消息了。最終,她當了小學代課老師,教一到三年級學生的語文課,偶爾也會兼職上上其他科目。年輕時的理想最終沒有實現。
她的社交賬號上寫著一句簡單的簡介,“畫筆記錄自己的一生。”她說,“現在作畫,都是在總結我對人生最後的理解。”她這樣解釋,“人抵抗不過自己的命運,”有時追求理想,“除了自己的奮鬥,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她始終沒有放棄畫畫。現在人生已經走到後半程,她還在不斷學習新的繪畫技巧。她社交賬號裏關注的幾乎都是繪畫博主,風格多種多樣,有國畫,水彩畫,手繪博主,甚至還有這兩年才出現的AI繪畫。她甚至會上B站搜索觀看繪畫教程。
查理時常感歎母親的自學能力,“她是一個上網上得挺溜的老人家。像B站這些,都是我跟她說上麵有這些東西,她就會去百度,自己慢慢摸索。”
過去她在紙上作畫,60歲才開始學習用電腦繪畫,查理給她買了手繪板,今年又買了iPad,“全是她自己學習怎麽用這些工具畫畫。”在網上看到優秀的畫作,她也常常和查理交流,“覺得人家這樣畫真的很好,她就學不會之類的。”
馮慶華讚歎如今多種多樣的學習渠道,隻是有點遺憾,她人生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年輕時把最好的精力奉獻給了黃土地,現在有條件可以幹自己的事了,已是日落西山,風燭殘年。”
兒子查理覺得,母親是一個“錯位”的人。“除了她過去的經曆,還有她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是格格不入的,然後她就會遭遇很多現實的障礙。所以她的人生就是不斷地在做妥協,艱難地自我修複,然後繼續妥協。她想做的事情在年輕的時候都沒有做成,這就是她的人生。”
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後,當一名美術工作者更是一個不可及的夢想。馮慶華說,當知青時,她白天勞動,晚上還能抽時間畫一陣,打打基礎,“雖然生活艱苦但沒有瑣碎的家務壓力。”成家以後,沒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她卻“立馬變成一個免費保姆,單位忙,家裏忙,像陀螺不停地轉。”
查理從小就看過母親伏在書桌前畫畫,偶爾有相對充裕的時間,母親會畫工筆精細的國畫山水圖。更多時候,母親就是隨意扯一片廢紙,畫一畫這天遭遇的事,看到的人,“有點像我們記日記。”
他也知道,母親從來不耐煩幹家務活,不喜歡下廚房,查理說得笑起來,“我母親說過,如果我每天能夠隻畫畫,不需要下廚房多好。或者說一個女人整天把自己放在家務瑣事裏,人就荒廢了,本來可以幹好多事,都幹不了。”
但在母親的年代,“他們不會離婚,隻會為了家庭為小孩,硬撐著走下去。她自己的立場,內心真正想做的事都可以妥協。”查理說,“雖然她不喜歡,可是母親該盡的義務她都完成了。”小時候他覺得母親脾氣有些暴躁,也常常會和父親爭吵,長大後他明白,那是母親妥協後,“藏在心裏的隱痛”。
一直到60歲之後,她才終於真正擁有了自己的時間,可以做一點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畫過去30年的人生時,老伴有點擔心,他們都是經曆過風浪的人。馮慶華最終選擇畫下來,有些故事她不打算發出來,但也不想限製自己的畫筆。
去年年底放開疫情管控措施後,她和老伴相繼染上新冠,老伴沒扛過去,去世了。她熬過來了,但感覺記憶力似乎也不如從前,好多事情都記不住了。今年春節後,兒子將她從寧夏接到杭州生活,還給她買了一台iPad,她開始天天抱著iPad研究繪畫工具。
她有兩個計劃,一個是將自己過往的人生經曆都畫下來,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完成了。還有一個新的想法,她想要記錄當下生活裏的人情百態,或者隻是一些無聊小事。最近,她用iPad畫了幾幅新作,五月時畫了在街道看見的一幕,槐花開了,人們在樹下摘花。也畫日常生活裏的雞毛蒜皮,比如鄰近的兩戶人家因為垃圾占道問題,吵個不停。還有令人唏噓的場景,有對小夫妻結婚半年就離了,她看到光鮮的婚紗照被扔進垃圾堆裏。
很多時候,馮慶華明顯覺得自己精力不足,但至少,能畫一點就是一點。她說,“隻要我身體好,我就一直畫下去。”沒有什麽能阻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