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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在大惡與大善兩端

(2023-10-06 08:39:09) 下一個

文|童明

弗裏茨 · 哈伯(Fritz Haber) 是猶太裔德國人,1868 年12月9日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現波蘭弗羅茨瓦夫) 。眾所周知,他的故事離不開他在物理、化學領域的幾項改變了人類曆史的發明。 但他與妻子克拉拉 · 伊梅瓦爾(Clara Immerwahr)的情感糾葛情節曲折,起伏跌宕,在科學界、知識界有不少人知道,大眾傳播卻不廣泛。
曆史的動蕩不可避免撞擊並考驗人性。身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複雜境況的哈伯,內心的糾結必定錯綜複雜,令人遷思回慮。新世紀以來,又有回憶錄、小說、電影在追問:大善大惡為什麽會集於哈伯一身?

化學武器之父

1915年4月22日,這是個星期四的早上,駐守在比利時小城伊普爾(Ypres) 的法國士兵醒來,發現黃中帶綠的煙霧在 空曠大地上緩緩移動過來,大約兩人高,從一端到另一端有5公裏(3英裏)之長;所到之處,飛鳥從天空跌落,樹葉立刻枯黃,草木變成死亡的金屬色,風中混雜著菠蘿和漂白粉的氣味,先襲擊喉嚨,然後與肺黏膜發生鹽酸反應,士兵口中吐出黃色的黏痰,皮膚因為缺氧立刻變成藍色。這是曆史上首次在戰爭中大規模 使用化學武器,也是首次使用致命毒氣。
德軍士兵威利· 西伯特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法國人的步槍、機關槍、火炮突然發起最猛烈的射擊,子彈呼嘯著飛過德軍頭頂,但風不斷把毒氣推向法軍防線,牛的哀鳴、馬的嘶叫亂成一片,15分鍾後,一切平息,一片死寂。毒氣散開後,抵達對方防線的德軍,見到“徹徹底底的死亡”,死了的兔子、鼴鼠和鼠隨處可見,法軍的戰壕幾乎空了,一堆一堆的屍體在半英裏之外,還活著的人張開大口呼吸,有些人拔槍自殺。西伯特寫道:“什麽都死了,連蟲子都死了。
哈伯發明了這次戰役中使用的毒氣,還參與了毒氣戰的策劃和實施,並親臨現場督戰。當天,他指揮德軍從6000個氣瓶裏釋放了大約168 噸氯氣(chlorine)。 氯氣比空氣重,在風的推助下貼地麵移動,進入戰壕,造成傷亡。伊普爾戰役從 1915年4月22日延續到5月25日,哈伯一直指導德軍使用氯氣和其他毒氣。在這次戰役中,法軍死亡5000至6000人,傷殘人數更多。因毒氣致殘的人,器官嚴重受損,生存極為痛苦。伊普爾戰役是一次大屠殺。
戰爭中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是公然蔑視1907年的《海牙公約》和國際間關於戰時人道的準則。從1915年的伊普爾戰役到“一戰”結束,化學武器沒有停止使用,英法同盟軍也使用了化學武器。哈伯繼續“改進”毒氣,使之具有更大的殺傷力。
1917 年,以德國為一方,以英國及聯盟為另一方,又在伊普爾打了一仗。 這次戰役中使用了最為致命的芥子氣  (mustard gas),依舊是哈伯博士的傑作。芥子氣嚴重損害呼吸係統,還會造成皮膚嚴重燒傷。第二次伊普爾戰役的死亡人數達到了幾十萬人,化學武器仍是元凶首惡。
研製並部署如此致命的化學武器,當時也隻有哈伯的能力可以做到,隻有他能解釋毒氣致死的過程、死者的皮膚為什麽是黑的,等等。他也因此被稱為“化學武器之父”。但是,斷言哈伯就是犯下戰爭罪行的魔鬼,還不能讓我們了解哈伯內心的邪惡是什麽,他心裏究竟是怎麽想的。
著手做毒氣這件事之前,哈伯並非沒有有思考。他堅信自己是愛國者,效忠德國是他做科學研究的驅動力。因為他的四周反猶偏見時隱時現,哈伯摒棄了猶太教,改信基督教,以此證明他是“真正的” 德國人。他說,自己首先是德國人,然後才是猶太人。“一戰”之初,哈伯的科 研從民用轉向軍事,完全是自願主動的。哈伯說:“和平時期科學家屬於全世界。 戰爭時期,科學家屬於他的國家。”
曾在哈伯家裏住過的愛因斯坦,與哈伯的選擇截然相反。愛因斯坦堅決反戰,絕不向反猶的偏見屈服,他也因此主動出走美國,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做出研製致命毒氣的決定之前,哈伯聽取了將軍們的意見。得知德軍武器彈藥不足,傷亡慘重,於是萌生了製造毒氣為德國解憂的想法。哈伯很清楚自己的發明對人體的傷害。試驗過程中,他和團隊仔細觀察了猴子吸入氯氣之後,從皮毛到內髒潰爛的痛苦過程;哈伯也清楚,大規模使用毒氣會有多麽可怕的後果。但是他認為,“毒氣就是死亡,擴大使用無非還是死亡”;使用化學武器不僅可 以彌補德軍的彈藥不足,減少德軍傷亡,還可以早點兒結束戰爭。這種邏輯的冷酷與他愛國的熱情,扭曲地和諧一致。

哈伯的妻子克拉拉 ·伊梅瓦爾也是科學家,而且是德國第一位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的女性。

 
妻子為夫承擔罪責
伊普爾戰役之後,哈伯獲得帝國的嘉獎;他成為戰爭部化學處負責人,作為文職人員獲得了上尉軍銜,還得到了與德皇共進晚餐的榮譽。他興高采烈回到柏林家裏,迎接他的卻是悲傷和憤怒的妻子:“弗裏茨,你製造了屠殺,敗壞了科學!”
哈伯的妻子克拉拉·伊梅瓦爾也是科學家,而且是德國第一位獲得化學博士學 位的女性。克拉拉也出生在猶太人家庭,後來也改信基督教。他們1901年結婚,1902年,克拉拉生下了他們的兒子赫爾曼 ·哈伯(Hermann Haber)。
20 世紀初,歐洲的社會觀念要求已婚女性以家庭為主。克拉拉婚後無法全力參與科學研究,轉而全力支持丈夫。除 了無償的家務,她的工作是把丈夫的論文翻譯成英文。克拉拉對一個朋友傾訴: “我從生活得到的很少……主要原因是弗裏茨很強勢,把自己放在家庭和婚姻的 首要地位,  我這個性格不張揚的人就這樣 毀了。”婚後八年,克拉拉又說: “弗裏茨八年裏贏得的,是我八年失去的。”
克拉拉美麗善良,她的良知是一麵鏡子,映照出哈伯內心的邪念。
克拉拉始終反對丈夫研製化學武器。她曾親眼目睹毒氣在動物身上產生的可怕效果。有一次在野外實驗時,風向改變,毒氣衝上山丘,是她救了哈伯的性命。
哈伯在走向懸崖,克拉拉必須拉住野馬的韁繩。伊普爾戰役之前,  她明確對哈伯說,使用毒氣違反人道,以工業規模使 用化學武器更是反人類。哈伯不為所動。 夫妻在家裏爭吵,後來兩人的分歧就公開了。懷著愛國激情的哈伯,以激烈言辭公開指責克拉拉的言論是叛國的邏輯。
奔赴伊普爾前線之前,不知道什麽原因,哈伯走進久違的猶太人教堂。星星點點的蠟燭,照亮了幽暗的空間和信眾的麵孔,哈伯若有所思。一個柔和的聲音讓他坐下,和大家一起禱告。哈伯回頭,看到身後和藹的拉比,猶豫了一會兒,說:“我不是猶太人,我是德國人。”
這是哈伯很早就作出的抉擇,在他猶豫的那一刻,心裏起了波瀾,  或許他對自己的選擇產生了懷疑。然而,懷疑隻是瞬間,猶豫隻是片刻,  他回到自己堅守的立場。
從伊普爾戰役回來,哈伯淡定自如: “戰爭就是戰爭,死亡就是死亡,無論是什麽方式造成死亡。”
軍隊給了他兩天假期。哈伯請了許多朋友來家裏聚會,徹夜歡慶他取得的成就。因為喝多了,哈伯先上樓睡了。拂曉時分,人群散去,克拉拉取出丈夫的軍用左輪手槍,脫了鞋,赤腳走到花園草坪上,對著自己胸口開了一槍。12 歲的兒子赫爾曼從樓上衝下來,抱住血泊中的母親。
第二天一早,哈伯以軍務在身為由,頭也不回奔赴前線,火車票是早就訂好的。他把克拉拉的後事留給了別人,留給了12 歲的赫爾曼。
戰犯何以獲諾獎
“一戰”的性質比較模糊。歐洲列強的交戰,出自地緣政治、經濟利益、 現代和前現代體製的衝突等複雜的因素。戰場和參戰的成員國多次發生變化,劇情混亂。盡管如此,國際的共識是: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是戰爭罪行。“一戰”沒有紐倫堡那樣的審判,但協約國於 1918 年公布了戰犯名單,哈伯的大名赫然在上。
哈伯聞風逃離德國,來到瑞士。1920 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一戰”期間積累了幾年的獲獎名單。哈伯獲得1918 年諾貝爾化學獎。消息傳來,一片嘩然,英法科學家集體抵製,還有兩名獲獎的科學家拒絕領獎,以表抗議。戰犯怎麽可以獲獎!
哈伯獲諾貝爾化學獎,是因為他戰前的另一項發明。1905 年,哈伯與卡爾 ·博施(Carl Bosch) 研製了一套工藝  (Haber-Bosch Process)。1907 年,哈伯根據這個工藝成功從空氣中提取了氮,以後工廠就大批量生產。
人體離不開氨基酸,而氮是氨基酸的組成部分。人從植物和動物獲得氮, 動物吃植物獲得氮,植物從土地獲得氮。 但常年耕作的土地,氮的含量下降,土地貧瘠,產量就會大幅下降。
空氣中有78% 的氮氣(nitrogen),隻是無法以便宜的方式提取。哈伯 - 博施 工藝用高溫高壓從空氣中提取氮氣,再將氮和氫(oxygen)結合產出氨(ammonia),可以便宜的工藝為農業提供大量肥料。
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 1798 年的《人口原理》 中指出,人口增長是指數級,而食物生產的增長則是線性的;如果人口的增長超過土地的極限,會出現饑荒、疾病和其他災難。這就是“馬爾薩斯陷阱”。
在哈伯的發明之前,人類從哪裏獲取氮氣?主要是鳥糞(guano),無人居住的海島上鳥糞資源最為豐富。各國為爭奪鳥糞豐富的海島,不惜交戰,鳥糞貿易十分活躍。19 世紀中葉,鳥糞的價格曾飆升到 76 美元一磅,4 磅重的鳥糞,可以換取 1 磅重的黃金。這是因為鳥糞等於氮肥,氮肥等於大量的糧食,哈伯的發明使世界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沒有哈伯的發明,人類可能還在使用缺乏氮氣的自然肥料,如硝石、動物糞便等。
20 世紀之前的幾個世紀裏,歐洲人成群結隊遠赴埃及,掠奪法老的墳墓,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黃金和珠寶,而是為了從陪葬奴隸的屍骨裏獲取氮氣。英國人還曾耗費大量資金,收集了幾百萬具屍骨,包括歐洲戰役的幾十萬具戰亡士兵和馬匹的屍骨,運到英國北部的赫爾港,磨成粉末肥料。在北美,印第安人和農夫把北美大草原屠殺的 3000 萬野牛骨頭一塊一塊撿回來,賣給北達科他的骨頭公會,磨成粉做肥料。
哈伯 - 博施工藝使氮肥成倍增長並得以普及,為解決嚴重饑荒功不可沒。 世界人口百年間從 16 億增長到今天的 77 億,人們把哈伯的工藝稱為“空氣中的 麵包”,一點也不誇張。還有一種說法不無道理:每個人身上有 50% 的氮歸功於哈伯的發明。

 

1914 年,哈伯(左)與愛因斯坦在柏林合影。

 

“一場單戀的悲劇”
毒氣的大規模使用造成數以百萬人死亡,氮肥的普及挽救了數以億萬計生命,兩項發明都出自哈伯。功過可否相抵?世界上多數人因為“空氣中的麵包” 得以生存,這一功德是否可以讓我們饒恕或原諒哈伯造成的毒氣大屠殺?這是一道難以選擇的選擇題,擺在所有人麵前。
善惡不是數學,是非不可交易,良知不能稱斤論兩。不難想象,這道難題也在哈伯的內心翻騰不已。
故事還在發展。“一戰”後,哈伯的愛國激情絲毫沒有消退,他熱心於重建魏瑪共和國。為了幫德國早些還清戰爭賠款,重振德國經濟,哈伯又產生了一個奇特的想法:為什麽不從海浪中提取黃金?他跑遍全球,收集了各地的水樣品做實驗,辛苦工作了幾年,終於承認這是個不可實現的設想。
與哈伯一樣愛國激情滿滿的,還有一個德國士兵阿迪(希特勒) 。阿迪瘦弱多病,看起來很溫順,喜歡畫水彩畫、養小動物,閑餘時間就給寵物和軍營生活畫一些素描。1918 年10月15日,英國人投放的芥子氣使他突然失明,住進了醫院。沒過多久,阿迪聽到德國戰敗、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再次失明。阿迪後來還坐過牢,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二戰” 之前,阿迪當上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首領。憑著內心的激情,借助種族主義 和反猶主義的豪言壯語,他上升到德國元首的權力巔峰。
哈伯繼續擔任威廉皇帝物理—化學 和電化學研究所的所長。反猶主義在他周圍愈演愈烈,他和他的團隊在學術的綠洲裏繼續研製新物質,其中之一是含氰化物的氣體殺蟲劑 Zyklon(德語“旋風”)。ZyklonA用熏蒸的方法滅蟲,用於消滅海軍潛艇的臭蟲和跳蚤、陸軍軍營的老鼠和蟑螂、糧倉裏的飛蛾,效果強大。
就在此時,阿迪蠱惑的反猶主義熱情,逼著哈伯記起自己的祖先和文化。當時,能離開德國的猶太人紛紛離去,1933 年,納粹政府下令解雇所有猶太人,也要求哈伯解雇研究所裏除了他以外的所有猶太人雇員。哈伯作為所長斷然拒絕,然後離開德國去了英國。哈伯被他所深愛的德國拋棄,同為出生於德國的科學家愛 因斯坦表示:“這是德國猶太人的悲劇, 一場單戀的悲劇。”
英國人也不歡迎這位“化學武器之父”。於是,哈伯從一個國家走到另一個 國家,顛沛流離;胸背的壓迫感讓他疼痛難忍,血管無法為他的心髒提供足夠的血液。1934 年1月,哈伯因心髒病在巴塞爾去世。
在人生的最後時光,哈伯要去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他要回歸猶太人的故鄉。這段艱難的旅程中,哈伯肯定反思過自己的一生——他想到了什麽?
哈伯去世幾年後,從 1941 年起,納粹把哈伯及其團隊研製的氰化物殺蟲劑略為修改,冠名ZyklonB,用於臭名昭著的“ 終極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在奧斯維辛(Auschwitz)、馬伊達內克(Majdanek) 等地的滅絕營,納粹把瘦骨嶙峋、傷痕遍身的男女老幼趕進空曠房間,ZyklonB從房頂的開口灌下來,風扇把氰化物吹散,大人和孩子相擁著痛苦死去,屍體被拖進巨大的焚燒爐。納粹以這種方式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其中有哈伯同父異母的妹妹、妹夫和外甥。
沒有結束的故事
在哈伯留下的幾件遺物中,發現他寫給克拉拉的一封信。哈伯在信中坦言, 他對妻子感到難以承受的內疚。
信的內容耐人尋味。哈伯表達的內疚,不是針對因他製作毒氣而死去的冤魂,沒有懺悔,他用詩一般的修辭轉移開話題,表示了另一種內疚。哈伯在信中說: 他從空氣中提取氮氣的發明已經改變了地球的自然平衡;設想有朝一日世界人口急劇減少,減少到前現代的水平(大約16 億)  ,那麽幾十年下來,植物利用 土地裏的剩餘營養就會瘋長,覆蓋整個地球,  把一切生命形式淹沒在一片可怕的綠色中。嗚呼哀哉,地球將不屬於人類,而屬於植物。
聽懂了嗎?哈伯這封信不僅是寫給妻子,也是寫給全人類,寫給將對他的一生做出評判的全人類。毫無疑問,哈伯的智商極高。但是,他和有些高智商的人有一個共同點:不認錯,死也不。他對自己研製的化學武器,一字未提,卻對他提取氮氣的發明表示“懺悔”,很巧妙地表揚了自己。
哈伯的一生充滿反諷:他解決了糧荒,也製造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他研製的Zyklon既是強效殺蟲劑,又成了屠殺親人和同胞的武器;他拋棄猶太文化去效忠德國,最終不得不離開納粹德國去投奔猶太人的故鄉;他的愛國激情和理想,驅使他違背人道倫理,犯下反人類的罪行,也間接殺死自己的妻子。
哈伯這封信也有一個潛在的反諷: 他向妻子懺悔的方式,正是他當初和妻子爭辯的方式:巧舌如簧,欲蓋彌彰, 聰明有餘,良心不足。
通行的看法是:作惡之人必是惡人,內心必藏有惡意,因此,惡都是絕對的。
的確,許多人作惡出自人性的弱點和缺陷,比如缺少愛;沒有同情和共情的能力;太多的仇恨和怨恨;愚蠢無知;無能卻自視甚高,等等。
但是,“絕對之惡”的理論忽略了一 點:有些人作惡,可能出自善意,或者說自以為出自善意。紐約大學宗教曆史係教授卡斯(James P Carse)看到了這一點,他的話耐人尋味:“惡從來不想以惡出現。事實上,一切惡有個內在矛盾,那就是,惡出自想要消滅惡的願望……惡生發於一個自為尊貴的信念,即可以把曆史拾掇幹淨,使之抵達一個合理的結局。”
哈姆雷特說:“事物本無好與壞,(好或壞)都是思想使然。”
是非善惡產生於意識,看似一念之間,而這一念其實是長期養成的思維方式,俗稱“執念”。王陽明說得通透:“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克拉拉去世後,哈伯再婚,兒子赫爾曼與父親和父親新家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二戰”中,在愛因斯坦的幫助下,赫爾曼逃離歐洲來到美國。1946 年,赫爾曼在美國自殺;1949年,赫爾曼的長女也自殺身亡。哈伯的妻子、兒子、孫女三代人,都未能逃過哈伯的孽障。
當年,無論克拉拉作為首位女性化學博士,還是她抗議丈夫製造化學武器而飲彈自殺,都沒有引起很大反響。直到上世紀90年代,她的名字不再隻是注腳,而是從科學倫理、和平主義的視角,以及女性科學家、猶太科學家的身份,被反複提及。2012 年,設立了克拉拉 ·伊梅瓦爾化學獎,每年頒發給在不同化學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女性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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