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2013 (88)
201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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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701)
2021 (540)
2022 (880)
2023 (542)
唐詩與宋詞,中國古典文學殿堂最顯赫的兩扇門麵,對襟環扣,中國人多緣此徑登堂入室窺寶。馬茂元的《唐詩選》,胡雲翼的《宋詞選》,解放後發行量最大,鄉人獻曝,“自以為”也是最好的選本。《宋詞選》初版於上海古籍出版社,七九年再版,已經是11版了,至今這兩部選本還一版再版。說來慚愧,等我進了上師大,才知道他們都執教於上海師院,才知道上海師院還有幾位奠基石的人物。
胡雲翼文革前就下世,留下橘黃封麵的《宋詞選》,好像也沒有嫡傳子弟,幸虧互聯網,還能獲知一二先生的傳奇經曆。
胡雲翼先生
原來他與曆史係的程應繆先生一樣:血性書生奇男兒!抗戰軍興,投筆從戎。抗戰結束,回歸書齋。程應繆先生西南聯大畢業後,間關千裏到洛陽,受聘為第一戰區上校秘書,軍旅倥傯,揮筆寫下:“蕭條山市堪沽酒,寥落軍書好醉眠”,不脫陸遊的“落拓”、辛棄疾的豪邁。胡雲翼則轉戰於浙東紹興,有文人的智慧,還有軍人的膽識,率領婦女營夜襲日軍在滬杭線上的重要駐點王店,左右盤旋幹敵人的夾縫間,舉辦浙西青年訓練班,創辦《浙西時報》 《浙西導報》;1941年,紹興淪陷,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雄任命胡雲翼為紹興縣縣長。
這種敵占區縣政府很難幹,基層的保甲長白天應付日偽縣政府,晚上應付國民縣政府,派糧派工很難。他拉起一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武工隊,開展遊擊戰爭。讀了他的簡曆,才知道抗戰期間國民黨軍也有武工隊啊。抗日勝利後,胡雲翼出任嘉興縣縣長。內戰爆發,他辭職以示不滿,返回上海,做他的窮教師:混口糧,坐他的冷板凳:做學問,也許在險惡環境下從政從軍的履曆,終日一臉肅穆,有傳奇,無逸聞,自然傳之不遠,付之闕如了。不過毛主席還不時想起他,文革期間,問道:“上海的胡雲翼現在怎麽樣了”?毛記不住上海師院,但記住胡雲翼,有大師才有大學。他與程先生是那個時代文人的精彩,以天下為己任,置得失於度外,令人肅然不語。屬於辛棄疾一流的人物“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們當之無愧: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擔當!不似當下知識分子,隻有知識。
我進大學的時候,馬茂元先生還在,已患了嚴重的肺氣腫,隻能坐而論道,在家裏給研究生上課。他住在師院的紅磚小樓裏,兩層,前後院,但師院遠僻漕河涇,不通煤氣,課後都是他的研究生給他搬煤餅、疊煤餅,還要給他去配藥,“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那時的研究生與導師,情同父子。
馬茂元教授
桐城派的殿軍馬其昶,清史館總纂,馬茂元是他的長房長孫,6歲開蒙,馬其昶親自托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清史館纂修的姚永樸挑選蒙師,幾經挑選,姚永樸推薦了李誠。李誠隻有一個要求:請馬其昶收他為入室弟子。
說起李誠,寂沒無聞,說起他的高足,嚇你一跳,他先後收了4個學生,馬茂源表兄舒蕪,文革前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文革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文革前,封建遺老遺少,能做到國家級的刊物編審,就因為專長出眾。又收了馬家的姻親吳孟複,後來安徽合肥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
李誠先生
最後一位學生,緣起文革期間,李誠是省文史館館員,在一大雜院裏看管供省文史館館員查資料的兩間圖書室,常有大雜院裏的孩子跑進來嬉鬧,唯一孩子進來後,不吵不鬧,在書櫃前徜徉,文革開始後,一位父親拉著一個十歲出頭的小朋友,來到李誠的家,希望教點什麽,李誠一看就是那個書櫃前孩子,欣然收為弟子,規定每天晚上9點,學生翻開書,先生邊燙腳、搓腳(一種養生方法),口授開始,前後如此者五年。期間先生很關注該學生所讀的書,他反對開卷有益:“以他的觀點,初學者寧可少讀書,或者等書讀,也不能讀類似三家村中的書。這是因為沾了村夫俗子之氣後,再脫胎換骨便難了,所謂璞玉可以雕琢”這位學生就是後來的總理李克強。
時年13歲的李克強(前排右)
與李誠之子李皋蘭合影(後排左)
1997年,李誠去世20年,身為中央大員的李克強深情地寫下《追憶李誠先生》),發表在《安徽日報》,其中寫下以上這一段讀書之道,高屋建瓴,高人之識!李克強當上總理後第一次的施政報告,就有“自釀”名言:“為官經商,自古兩道”,文字幹淨,一語中的,一聽就知道舊學底子深厚。
我的前輩校友馬兆忠,文革前畢業於上海師院,馬茂元高足,一次在去東一教室前的路上碰見馬先生,問:“先生今天上什麽課?”,馬報出篇目,馬兆忠不感興趣,馬茂元反問:“你喜歡聽那一篇?”“《長恨歌》”,“格麽就上《長恨歌》”,這是馬兆忠的轉述,安徽話就變成了上海話,“格麽”就出來了。
馬茂元上課沒有教案,隻有提綱,據說寫在火柴盒上,於是收到批評,馬私下裏對弟子說:“實際上火柴盒上也沒有提綱”,那一代先生,都是童子功,典籍爛熟於心,信口拈來,上課上著上著就有外插花,然後越走越遠,一首詩可以講一個學期,因為外插花太多,也是最活潑的,教材上沒有的,就是名師的學問,如今考試的都忘了,外插花的卻銘記在心。學問軌跡都在外插花的意識流裏。
馬兆忠也是奇人,過目不忘,唐詩據說可以背出一萬首,十多年前拜訪他,已經七十歲的人了,他說:隨口背三千首沒問題,溫習一個月六千首,巔峰時期八千首,“一萬首?瞎講八講”,他是馬先生的活字典,有些資料查閱不到,派馬兆忠去圖書館兜一圈,不一會兒就找到出處,這一點馬茂元的研究生做不到。馬先生將他視他為嫡傳弟子,特許他本科的課程可以缺席,直接參與研究生的研究,同時接出版社的活兒,充當寫手,為此介紹他去聽同事姚篷子為研究生開設的寫作課。
姚篷子:魯迅的朋友、姚文元的父親,解放前辦過報紙、編過副刊、開過書店、與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往來密切,徐恩曾第三任美女妻子費俠喜歡姚文元,認作幹兒子,費俠是共產黨早期潛伏在中統高層的機要員,美貌多才,愛好文學,顧順章叛變後,徐恩曾獲知費俠的身份,大喜,以此要挾,將費俠娶過來。
姚蓬子夫婦
解放後,姚篷子轉入師院後,據說終日雙臂套著袖套,寬大的走廊,沿著牆角,低著頭走,目不斜視,謹小慎微。他在上海師院的身份也很奇特,編製不在上海師院,隻在師院兼課,每月以車馬費代月薪高達160元,講師最高一級的薪水,十三級高幹的級別,當年熟練工人工資才60元左右。如同周作人待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預領稿酬三百元。
為了打好學術底子,馬茂元還介紹他去文字學家羅君惕的家受教。羅君惕的字、畫、劍無一不精,一部《說文解字探源》寫了四十年,直到臨終才付梓。淡迫名利,不求聞達。每次到他家,先從床底下拿出一疊精美的蟋蟀盆,玩一會兒蟋蟀才開講。
羅君惕教授和晚輩在一起
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胡山源,家住市中心,在上海師院任教,凡有學生去看他,不談學問,隻問:會下圍棋嗎?不會!皺眉;會養花蒔草嗎?不會!皺眉;會遛鳥嗎?還是不會,就泄了氣,長歎:嗨!沒有愛好,活著有什麽意思?
胡山源教授和晚輩在一起
還有一位研究元曲的章荑蓀,我們進大學他還健在,帶研究生。他喜歡就著油條咪白酒,寫論文,無一本參考書、一張卡片,書桌上:一疊稿紙,一隻酒杯,半杯白酒,擱著半截油條,寫一段、哼一段、喝一口、啃一截,文字未過半,稿紙已油漬斑駁,浸潤處半透明,如鹵菜裹紙。啃完最後一口油條,圈上句號,微醺中,完成論文,出處難免有錯,他也不在乎。解放前他就是金陵女子大學的教授,剛解放,高校規定,解放前凡有教授聘書,直接評教授,他聘書找不到了,文革前甘心情願做了十七年講師。文革後,落實高級知識分子政策,凡可以證明解放前有過教授經曆,就可以恢複教授職銜,他一躍而為正教授,沒有副教授的履曆,從六級直達三級,也是奇葩獨秀。
餘生也晚,還算有幸,讀大學的時候,還能遇見這樣有趣味的老先生,雖然易服換上中山裝,但言談舉止,仍不脫舊文人的名士態度,雙袂飄逸,魏晉人物,一部《世說新語》的未刊稿,我也耳聞目染,深受其害,至今不拘細節,偏愛陸放翁的零頭布:“落拓江湖載酒行”。
古人有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呼下,無所得矣。”我是浮躁人,讀書讀個皮兒,文章看個題兒,自然僅得乎皮毛,酒水糊塗半輩子,沒有浸染先生們的半滴墨漬,但永遠很開心,一生東翻翻西翻翻,學問沒有,專業也沒有,職稱也沒有,但段子很多,酒桌上聽眾不少,不時嗨起來,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