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會見江青前夫唐納 瞪大眼睛說了三個字

　 20世紀30年代，以“藍蘋”為藝名走紅上海灘影劇界的江青，曾經和多才多藝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評人唐納（原名馬驥良），發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戀糾葛。這場“唐藍婚變”曾經轟動一時，並廣為人知，但唐納婚變之後的人生際遇，詳知內情的人卻並不多。

　　江青在上海時，與唐納（右一）、金山合影

　　困頓時江青接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身處絕望之中的藍蘋決定離開上海，奔赴陝北。

       進入延安時，藍蘋即把名字改為江青。她是個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她曾向別人說過這樣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層板。”她的每一次愛情，幾乎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特定目的。

　　當她在上海鬧得沸沸揚揚、聲名狼藉而不得不遠走延安時，恰逢賀子珍與毛澤東鬧誤會，並離開延安赴蘇聯治病。這使江青有了一個難得的趁虛而入的機會，不到一年的時間，她便和毛澤東相戀，並於1938年11月結婚。

　　在江青離開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時，唐納成了《大公報》的戰地記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際，沿滬杭線進行了艱苦的采訪，並以筆名“羅平”發表了許多戰地通訊。

　　1936年江青等人舉行集體婚禮時在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別為葉露茜、趙丹、藍蘋（江青）、唐納、杜小鵑、顧而已，後排鄭君裏、沈鈞儒、李清。

　　1937年12月，南京陷於日軍之手，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唐納也隨著內遷的人流到達武漢。看到當時上海影劇界群星紛紛匯集於武漢的場麵，他提議組織一個附屬於《大公報》的“大公劇團”。由於唐納在影劇界幹過多年，人頭熟，又有組織才能，因而他的倡議很快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大公劇團”迅速得以成立。導演鄭君裏、應雲衛和演員趙丹、白楊、金山、顧而已等人，都成為劇團的成員。

　　1938年夏，唐納寫出了抗日話劇《中國萬歲》，由應雲衛導演，演出後獲得了各界好評。就在此時，他愛上了話劇女演員陳璐。同年10月，他們經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個兒子。

　　唐納雖和陳璐結合，但對藍蘋卻仍然念念不忘。他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說是為了和“藍蘋”相對；他還寫了一首名為《千裏吻伊人》的歌詞，據說也是為藍蘋而寫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唐納離開上海赴重慶。陳璐和他們的兒子則留在了上海，後來陳璐改嫁給了一個鹽商。

　　唐納到重慶後，曾在應雲衛的中華劇藝社工作過，勉強有碗飯吃。但不久因劇社解散，唐納一度失業陷於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極其苦悶，再次企圖自殺而未遂。

　　此時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過什麽途徑打聽到了唐納正處於潦倒窮困之中，於是每月從延安托人捎送10元錢接濟他。每當收到這筆錢，唐納必先從中抽出1元，和其它貧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權當在困難中相濡以沫，苦中作樂。

　　1944年，唐納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業餘劇社”，自任社長，馮亦代任副社長。劇社成立後，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納又陷於困頓之中。直到抗戰勝利前夕，唐納才憑借他流利的英語找到了稱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國駐華大使館聘用，進入該館新聞處工作，由此得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赴重慶談判。沒過幾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慶治病。

　　毛澤東對江青此行，最初並不讚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雖然勉強同意了，但說好了一個條件，即不允許江青在重慶公開露麵。

　　拒見江青卻晤毛澤東

　　不允許江青公開露麵參與政治活動，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當年7月初，中國民主同盟和國民黨的6位參政員到延安參觀訪問時，其中的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澤東提出想見見江青的要求，當即被毛澤東婉拒。左舜生對此頗感“遺憾”，他在從延安歸來所寫的《記民主政團同盟延安之遊》一文中，這樣寫道：“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7月5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來送我們，兩隻活潑美秀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個七八歲的女兒”，確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其實當時隻有5歲。毛澤東帶著女兒為客人送行而不讓江青公開露麵，大概是不願左舜生回重慶後張揚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慶後並未和毛澤東在一起，而是和女兒李訥共同住在張治中的桂園內。此時的江青，心情很激動，特別是當她聽到張治中手下的一名內勤說了一句“她比宋美齡漂亮”的讚語後，更是興奮了好幾天。但遺憾的是，她卻不能像宋美齡那樣在各種公眾場合出頭露麵，無法在記者們的照相機鏡頭前展現風姿。

　　江青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麽不許她公開露麵，但她畢竟是一個有強烈好勝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難以公開露麵的情況下，她竟然悄悄地背著毛澤東，打電話秘密約見唐納。不料，江青卻未得如願。也許她還不知道，此時唐納不僅已從生活的困境中解脫出來，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愛。據唐納事後對人說，江青秘密約見他時，他對江青的舊情“已經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經今非昔比，見她會惹事生非。

　　不過，唐納雖然拒見江青，卻出人意料地見到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還對他說了一句話。這是唐納一生中跟毛澤東惟一的一次短短的會麵，對於當時的情景，他在數十年後仍然念念不忘、記憶猶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納與從台灣來訪的一位老朋友談話時，曾經說到：“毛澤東到重慶的那一年，我仍在重慶。有一天，我接到張治中（當時是政治部部長）一張請帖，是在他家裏開酒會，說明是歡迎毛澤東。當時我很奇怪，何以有我？雖可能酒會後看戲，但看的是‘平劇’又非話劇，無論如何輪不到有我！但我抱著一種好奇心理也去了。當主人介紹我與毛澤東相見時，說：‘這位就是當年的唐納！’毛澤東一麵顯得驚訝，一麵緊握我的手瞪大兩隻眼，說道：‘和為貴！’因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過。”

　　邀請唐納參加歡迎毛澤東的酒會，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們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對於當事人唐納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見毛澤東，是因為“抱一種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請帖，名正言順。而毛澤東短短一句話，則不僅使他略顯慌亂和尷尬，也給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難琢磨的“好奇”。

　　實際上，毛澤東的一句“和為貴”，可謂將家事、國事一語雙關，既道出了他和唐納猝遇時的機智和幽默，也說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陳璐分手後，唐納在數年中一直獨身，忙於寫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藍蘋、陳璐之後，愛上了女演員康健。他們一度在重慶打得火熱，但在抗戰勝利後，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終有歸宿

　　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唐納又回到了上海。在《文匯報》總編、友人徐鑄成的邀請下，他辭去了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的工作，轉而出任《文匯報》的副總編。

　　1947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唐納應邀出席。當時，《自由論壇報》的一位女記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頓生愛慕之情。這位女記者是國民政府前駐法大使陳菉的三女兒陳潤瓊，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很純正，談吐非凡，舉止端莊，堪稱才貌雙全。

　　唐納對陳潤瓊一見傾心，而陳潤瓊卻沒有很快響應。於是，唐納開始了一番苦心孤詣的瘋狂追求。1949年，陳潤瓊赴香港工作，唐納也調往出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49年2月，陳潤瓊去美國到聯合國工作，唐納也隨著到了美國。他先在《紐約日報》供職，後又到聯合國的一家中文印刷廠工作；1951年，陳潤瓊前往巴黎，唐納照樣跟蹤而去。

　　1952年12月23日，唐納與陳潤瓊結婚

　　唐納如影隨形，緊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給陳潤瓊獻上一束花，同時送上一封用蠅頭小楷端端正正寫成的情書。

　　這一份癡情，使陳潤瓊深受感動。漸漸地，她發覺唐納不僅富有才華，而且為人善良，極重感情。1951年，陳潤瓊終於答應了唐納的求愛要求，兩人在巴黎舉行了婚禮。從此，唐納的感情才最終有了真正的歸宿。

　　在巴黎，這兩位記者棄文從商，開起了飯店。從最初的“明明飯店”，到後來的“京華飯店”，再到“天橋飯店”，生意日益興隆，越做越紅火。

　　唐納和陳潤瓊結婚後，生有一女，取名為馬憶華，其含義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國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納，不僅對所戀之人一片癡情，而且對生養自己的祖國同樣是赤子情深。他後來之所以會離開上海遠赴海外，一方麵和他對陳潤瓊女士的愛戀之情有關，另一方麵還有一層難言的隱衷。

　　這層隱衷，在唐納於1949年2月初從香港寫給上海的鄭君裏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大陸眼看就要解放，實現了我們的願望，《文匯報》的同仁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戰時，阿蘋曾秘密到重慶治牙，還打過電話約我在‘凱歌歸’酒家見麵，我斷然拒絕了。在我這個方麵，已經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鴛夢重溫，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過阿蘋，我曾經為她的出走幾乎自殺；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麽都下得了手。別了祖國，別了上海，別了青春，別了朋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一封和著淚水寫成的信，傾吐的無疑是唐納的肺腑之言。事實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榮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寶座之後，唐納的知交好友鄭君裏、趙丹等人紛紛受到無情迫害。而唐納幸虧遠在海外，“旗手”鞭長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羅青長（右一）、葉選寧（左二）、葉選基（左一）陪同會見。

　　直到“文革”結束後，唐納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國大陸，幾度重遊上海，撫今思昔，感慨萬端。不過，他每次回來都行蹤秘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麵，僅限於走訪幾個當年的親密朋友而已。

　　緣於唐納和藍蘋曾經有過的那段關係，身居巴黎的唐納經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訪。就連一位曾被江青視為她自己的“斯諾”、在江青授意下為其立傳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得知唐納隱姓埋名於巴黎的消息後，也難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專門兩次前去登門拜訪，並提出願以20萬至30萬美金為酬，與他合作寫江青。但維特克的這一要求，被唐納堅決拒絕了。

　　曾有海外報紙刊登消息說，唐納為招徠顧客，在自家開設的飯店二樓舉辦過江青照片展覽。唐納對此斷然否認。他坦誠地說：“我這個人，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一旦絕交，也是不出惡聲的！”

　　唐納晚年曾計劃寫一部自傳，為此他曾托人尋找自己當年在濟南寫給江青的那封長信，以及江青當時寫給他的兩封信，尋找當年各報的報道。但是他雖然幾度提筆，卻在未能寫出這部自傳時便被病魔纏身了。1988年，唐納因肺癌病逝於巴黎，享年74歲。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06期，作者：高峰，原題：著名文人唐納的悲歡離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