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九評”必須徹底否定——談談《閻明複回憶錄》對“九評”的評價

Original 陳劍觀察 常態發展 2023-08-21 02:25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原部長，好人閻明複去世，引發廣泛反響。包括黨的高層領導在內的社會各界紛紛表達敬意和緬懷。同時也讓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閻明複回憶錄》再次受到關注。特別是《閻明複回憶錄》對“九評”的評價，意義重大。本文就此作一些闡釋。

一、如何評價“九評”

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報在頭版上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署名形式發表總稱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文章（通常簡稱為“九評”），同步發表在紅旗雜誌上。“九評蘇共”也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九篇文章是：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1963年9月6日）；

《關於斯大林問題》（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1963年10月22日）；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1963年12月12日）；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1964年2月4日）；
《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1964年3月31日）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

曆史幾乎過去了60年，今天如何評價“九評”？

1、鄧小平的回答

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外長錢其琛，他在1988年1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主要就柬埔寨問題與蘇聯外長進行交流，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克裏姆林宮會見了錢外長。會見中，戈爾巴喬夫居然破天荒地提到：“在中蘇之間發生了一些事情，蘇聯方麵也有過錯。”聽到這番話的時候，錢外長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在確認對方的回答後，錢意識到，這是中蘇關係破裂以來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公開承認自己有錯誤。

1983年11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席希爾的談話時說：“大論戰我們發表了九篇文章，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從現在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戈爾巴喬夫，提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大論戰，鄧小平說：“雙方都說了很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

中蘇兩國領導人都承認自己有錯，這在中蘇關係史上十分罕見。

2、《閻明複回憶錄》的披露

1998年4月6～8日，由閻明複同誌牽頭，在河北召開了“關於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問題的討論會”。重新研究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的中蘇大論戰，是當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來。參加者會議的有來自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是當年大論戰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

《閻明複回憶錄》對此次會議內容作了披露：會議認為，中蘇大論戰是曆史悲劇，從總體上應該否定。大論戰實際上是一場“空對空”、“左對左”的論戰。在共產國際早已解散、各國黨走獨立自主道路的情況下，討論什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就是“空對空”；而以中國的“極左”，反對赫魯曉夫的“左”，就是“左對左”。

會議形成兩個紀要。紀要認為，在國家關係方麵，蘇聯責任更大；在意識形態方麵，中國責任更大。《閻明複回憶錄》第912頁）說到，“中國反對蘇聯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為維護國家主權進行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這是對的。在意識形態爭論方麵，中國在大論戰中堅持的觀點基本上都站不住，因此中國方麵的錯誤更多，責任更大。”能夠坦率承認自身錯誤，實屬不易，這樣的結論更是振聾發聵。

二、“九評”的危害

大論戰的消極後果非常嚴重。《閻明複回憶錄》指出：“從中國方麵來說，大論戰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國內，一是發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準備戰爭，搞大三線建設，把原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完全打亂。在國際上導致’三鬥一多’，四麵樹敵，處境孤立，為了同蘇聯爭奪影響，對第三世界進行超過國力的援助。”

與會者一致認為，大論戰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為之做了“理論、輿論和政治準備”。書中這段話，講得十分透徹。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支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形成和係統化因素，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九評”。特別是九評中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紀曆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提出的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十五條，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等內容，實際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最終成為文革爆發的主要理論支撐。並使左傾教條主義更加強化和泛濫，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災難性損失。

“九評”作為發動文革的理論利器，從內容上看，除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嚴重的教條主義理解之外，還給馬克思主義附加很多極“左”的東西。從文風上說，“九評”那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盛氣淩人”的文風，那種“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思維方式，至今影響並沒有絕跡。

當年參與“九評”寫作的王力等人，在三年後也都進入了“中央文革小組”，繼續充當文革的筆杆子。

三、“九評”主要錯誤

依筆者看來，九評不僅為“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形成提供了理論支撐，還在於意識形態一係列左的觀念，這些觀念影響深遠，很多已浸入骨髓，至今並沒有得到認真清理。

“九評”涉及內容很多，筆者這篇短文，僅就以下三方麵內容作一分析：

（一）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

“九評”對斯大林的熱情讚揚和高度評價，特別是九評中的第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麵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九評”的這一評價經不起曆史檢驗。

筆者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四點：

1、對社會主義民主破壞

在斯大林時代，稍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的人就有可能消失。列寧創建的民主集中製，在斯大林時代，隻有高度集中，民主蕩然無存。

2、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治

鄧小平同誌就曾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說明斯大林破壞法製問題，已經嚴重敗壞社會主義名聲。

3、大規模屠殺平民

大規模對平民的屠殺，是斯大林執政期間的特點。在斯大林統治下，被蓄意殺害的平民總數約為600萬人。人們熟知的1940年春天卡廷大屠殺，2萬多波蘭人死於蘇軍槍下。與中國相聯係的是，1938年，斯大林有計劃地對海參崴、雙城子、伯力，海蘭泡等地的中國30萬原住民進行大屠殺。這些累累罪行，直至2009年12月，在海參崴近郊附近，築路工人發現了萬人以及大量屍骸才暴露。根據俄羅斯方麵的調查，這些死難者都是中國人。與日本法西斯南京大屠殺相比，斯大林毫不遜色。

4、以蘇聯利益為全人類利益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斯大林時期，無論是蘇聯，還是蘇聯人操縱的第三國際，都把蘇聯的利益作為最高利益。在中國，在黨初創的一個很長時間內，如果不遵從這一原則，都會受到嚴厲製裁，例如陳獨秀。斯大林對中國的傷害還包括，除了日本以外，蘇聯是第一個承認偽滿州國的國家；直接操縱了外蒙古獨立，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等等。

對斯大林模式的評價：國家權力高度集中，領導人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這是斯大林模式特點。

經濟上，斯大林模式將國家的經濟完全操控在指令計劃之下，片麵發展國家的重工業，限製和剝奪農民的生產生活資料，農業長期得不到發展，全社會生產積極性嚴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

政治上，斯大林模式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管理國家的大小事務，嚴重偏離了民主與法治軌道，領導人實行終身製，群眾無法監督領導人的決策，最後導致了個人崇拜等問題出現。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出現停滯和僵化是從斯大林時期開始的。曆史已經證明，斯大林模式沒有生命力。90年代初，蘇東解體，實際宣告了這種模式徹底破產。社會主義要煥發生機與活力，必須擺脫斯大林模式，蘇聯的失敗與中國的成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二）對赫魯曉夫評價

“九評”對赫魯曉夫的評價十分負麵。但實踐證明，很多評價都是錯誤的。例如，對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議會道路）和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批判，“九評”認為，赫魯曉夫這種修正主義觀點，是向帝國主義投降，是和資本主義同流合汙，是在麻痹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人民的鬥爭意誌。今天看來，這些批判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報告，《閻明複回憶錄》表達了重要見解：“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產生的消極影響是次要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過了四十年再回過頭來看，當時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動蕩已經過去，而所產生的解放思想的意義是深遠的。”(P906)

筆者以為，上述評價客觀，經得起曆史檢驗。

斯大林去世後的蘇聯：千百萬人還關在勞改營和監獄裏；農村農民過著赤貧生活，戰後完全荒蕪，技術上落後的工業，居民生活的低水平，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隔絕。

蘇聯要向前發展，必須對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魯曉夫上台後的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一個重要標誌。

釋放政治犯。據估計，在斯大林時代被關進集中營的有1200—1300萬人。赫魯曉夫從集中營釋放“政治犯”，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為了使蘇聯社會有安全感，赫魯曉夫對國家安全機構進行改組，並健全了司法製度，檢察機關的職權逐步得到恢複，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並采取了一係列加強法製的措施。

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的模式。1955年6月赫魯曉夫率蘇聯政府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赫魯曉夫認為，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並承認南斯拉夫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他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的做法好，那我們祝你們成功”。

正是因為上述一係列改革舉措，筆者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是，赫魯曉夫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改革家，當然有缺陷。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改革一直是其主旋律。盡管他的改革主題不明，有時表現得反複無常，改革也沒有形成廣泛共識，但一直到他下台前，改革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個人的曆史地位，意義重大。正是由於他的努力，人們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給蘇東集團乃至給全人類帶來的危害，對加強社會主義法製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才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但赫魯曉夫並沒有完全跳出斯大林模式，沒有完全告別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赫魯曉夫在內政和外交上做出一些新探索，也出現了一些失誤。曆史地看，他是國際共運中思想解放的開啟者，開拓者，是一個有著一些缺陷的改革者。

（三）個人崇拜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所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嚴重破壞法製和集體領導原則等問題上，持嚴厲批判態度。

在赫魯曉夫看來，把一個人吹捧到具有神那樣超人地步，這種做法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的。這種做法就是認為這樣的人物什麽都懂得，什麽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麽都能做，他的行動絕對沒有錯誤。

對於蘇共20大批判個人崇拜，中國黨一開始是肯定的，後來認為違背了列寧的領袖理論。毛主席把個人崇拜分為正確的和錯誤的兩種。並認為，還是要一些個人崇拜。最終，文革期間，把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極，至今影響仍沒有完全消除。

個人崇拜更深刻的根源，與斯大林模式高度相關。在蘇聯出現對斯大林嚴重的個人崇拜，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由最高領導人個人品性決定的，重要的根源在於過度集權的政治與經濟體製。這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製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