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我和姐姐先後去插隊

最左：王安諾；中：王安憶

 

風箏或許是永遠掙不斷線的，天下的母親都愛操心，我媽媽是天下母親中最愛操心的母親。在她眼裏，我們兒女全是還沒孵出蛋殼的雞，她必須永遠孵著我們。

小時候，姐姐上小學了。她最懼怕的是毛毛蟲和圖畫課。她畫出的人全有著一副極可怕的嘴臉，圖畫老師隻能搖頭，歎息也歎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點不舒服，可是有一項回家作業卻沒有完成。那是一幅畫，要畫一隻蘋果。她為難得哭了。媽媽說：“我來幫你畫。”吃過晚飯，媽媽拿來姐姐的蠟筆和鉛畫紙，在燈下鋪張開來。她決心要好好地畫一隻蘋果，為姐姐雪恥。媽媽畫得很仔細，很認真，運用了多種顏色。記得那是一隻色彩極其複雜的蘋果，一半紅，一半綠，然後，紅和綠漸漸接近，相交，匯合，融入。姐姐則躺在床上哭：“老師要一隻紅的。”

後來，搞“文化大革命”了，姐姐參加了紅衛兵，後來，紅衛兵分裂了，姐姐參加了某一派。這一派的觀點大約是要把她們學校黨的書記拉下馬。媽媽和姐姐作了嚴肅的談話，大意總之是，怎麽能反對黨的書記呢？黨的書記是黨的代表啊！等等。最後，姐姐在學校大操場赫赫然貼出了聲明，聲明退出這一派，而參加那一派。不久以後，真相大白了，姐姐退出的那一派是“革命派”，而重新參加的那派是“保皇派”。又過了不久，媽媽自己也靠了邊。緊接著，爸爸也靠了邊。這時，姐姐再弄不懂誰是“革命派”，於是就當了“逍遙派”。

媽媽時常輔導我們功課，尤其是算術。她不希望我們去搞文科，而要我們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礎，在小學裏便是算術了。有一次，臨近大考，她輔導我“換算”。她一定要問我：“一丈等於多少米。”我說：“老師隻要我們知道一米等於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媽媽說，“萬一有一道題目是一丈等於多少米，你怎麽辦呢？”她的邏輯是對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來反駁，於是便隻能跳腳了。

其實，她輔導我語文恐怕更合適一些，可她並不輔導，隻管製我讀書。第一次看《紅樓夢》是在我小學四年級，媽媽把那些不適於我讀的地方全部用膠布貼了起來，反弄得我好奇得難熬，千方百計想要知道那膠布後麵寫的是什麽。

後來，我和姐姐先後去插隊，終於離開了家。可我們卻像風箏，飛得再高，線還牢牢地牽在媽媽手裏，她時刻注意我們的動向。後來，我到了一個地區級文工團拉大提琴，媽媽凡是路過那裏，總要下車住幾天。有一次，我告訴她，我們去了一個水利工地演出，那裏有一座大理山，有許多大理石等等。媽媽便說；“這是個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寫一個散文。”這時候，我已年過二十，大局已定，身無所長，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終不成器。在我們身上寄托的理工之夢早已破滅。又見我一人在外，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反倒生出許多無事煩惱，便這麽勸我了。之後，閑來無事，寫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鉛字的作品，給了我一個當作家的妄想。

然後，我便開始舞文弄墨，每一篇東西必須媽媽過目，然後根據她的意見修正，才能寄往各編輯部，再次聆聽編輯的意見，再次修正。她比編輯嚴格得多，意見提得極其具體、細微。我常有不同意之處，可是總不如她合乎邏輯，講不清楚，於是又隻好跳腳了。

然後，我去了北京講習所，風箏的線仍然牽在媽媽手裏，每一篇東西總是先寄給她看。不過，與先前不同的是，媽媽同意讓我聽了編輯部的意見以後，再考慮她的意見。這時，我如同閘門打開，寫得飛快，一篇連一篇，她實在有些應接不暇了。終於有一天，她緊接一封談意見的信後又來了一封信，表示撤銷前封信，隨我去了。風箏斷了線，沒頭沒腦地飛了起來，抑或能飛上天，抑或一頭栽了下來，不過，風箏自己也無須有什麽怨言了。

這後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勸說下寫的，爸爸勸媽媽不要管我，隨我自己寫去。這是爸爸對我們一貫的政策，他對我們所有的擔心隻有一點，就是過馬路。出門必須說一句：“過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隻有過馬路這一危機，隻要安全地穿過馬路，人平安無事地在，做什麽都行，什麽希望都有。倒也簡練得可以。長大以後，說話行事，人家誇，總誇：“你爸爸媽媽教養得好。”有所不滿，總說：“給你爸爸媽媽寵壞了。”似乎，對於我們，自己是一點功績也沒有的。或許也對。小時候，我喜歡畫畫，畫的畫也頗說得過去，老師總說：“和你姐姐一點不像。”可無奈大人要我學外語，請來教師，一周三次上英語課。我隻能敷衍應付。到了末了，連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隻得停了課。

如今，我每周兩次，心甘情願地擠半小時汽車，前往文化宮學習英語，苦不堪言地與衰退的記憶力作著搏鬥，不由想，假如當年，父母對我拳棒相加，也許這會兒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當年，大人聽順我的誌趣，或許現在也能畫幾筆了。倒是這樣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個做小說的夢。想來想去，兒女總是父母的作品。他們管也罷，不管也罷，都是他們的作品。風箏或許是永遠掙不斷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