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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 | 《黃土地的兒子》

(2023-08-22 09:41:00) 下一個

 
 
 
 

去陝北是我難忘的經曆。我手裏捏著一捆路遙給我的“路條”,然後乘上風塵仆仆的班車,就這麽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陝西電視台正在播放根據路遙長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我們走到哪裏都能聽見人們在議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過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這時候,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裏的事情,坐到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去陝北的路線,是路遙為我們策劃,他說你們先乘班車到黃陵,找到縣委書記,然後他會送你們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學找到校長,他將安排你們去安塞、綏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寫好一封一封的信,讓我收好,意思是有了這些信就不必發愁了。後來的事情證明果然如此。我們到了任何地方,隻要出示路遙的信,便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情的接待。除去從西安到黃陵這一段路程,我們再沒有乘過班車,全是由路遙的朋友們用小車一站送一站,接力賽似的。他們說,我們不管你是誰,隻知道是路遙的朋友,以後你們倘若寫信來,隻要寫上路遙的朋友。他們中間大多是一些基層的幹部,與文學無關,對於他們來說,全世界的作家隻有一個,那就是路遙。他們是以那種驕傲又摯愛的口吻說:我們的路遙。

我去陝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雜誌社的記者林華同行。像我們這些城市裏生、城市裏長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再造的世界,我們與自然已經很隔膜,書本是我們的好夥伴。我們特別善於從理論上去了解生活和對待生活,我們把生活也看成是書本那樣的再造的自然。這其實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這損失主要在於和自然的情感。我們總是通過媒介去和自然發生關係,城市裏到處是這一類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媒介。我們的情感漸漸地變成一種形式,它來源於我們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感受。我們的頭腦還不錯,心卻漸漸麻木。當我們聞說陝北的貧困閉塞之時,就對路遙提出這樣一個科學大膽的建議:為什麽不把人們從黃土高坡遷徙出去?這話其實是刺傷了路遙的心,他呈現短暫的一怔,然後臉上露出溫和寬容的微笑,他說:這怎麽可以?我們對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時候,走在山裏,滿目黃土,忽然峰回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色的桃花,這時候,眼淚就流了下來。

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總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條疏朗,那點點粉紅幾乎要被洶湧澎湃的黃土顏色淹沒。黃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藍,似乎專為了照耀這黃土,使這荒涼更加觸目驚心。我不明白在這樣荒涼蒼茫的土地上,為何能迸發出如此姣嫩的粉紅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純潔如處子的情感,用盡全力,開放了花朵。如果沒有路遙的提示,我們不會注意到它,它從黃土與藍天的濃鬱背景上隻是輕描淡寫的一筆,而它是路遙眼中永遠傷及心肺的景色。

我們去到陝西的日子,還是作協裏興起“算命”熱潮的日子。這一種熱鬧景象之下總有那麽一股頹唐之氣,這是一個令人深感茫然的年頭。新時期文學走過最初的蓬勃的道路,來到前不見去路、後不見來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們以真摯單純的情感為動力的文學的童年時期已經過去,我們有一種感情抽空、精疲力盡的感覺。這又是一個八方來風的時期,世界文學藝術的各種潮流與思想撲麵而來,幹擾著我們的判斷力,平添一股懷疑的空氣。陝西作協的“算命”熱潮,其實是這個時期整個文學的一個心靈景象。如陝西這樣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種種,連“易經”這種高深的玄學,都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們目不暇接。不得已我們也隻得亮出兩招,來與他們抵擋一陣。我們的算命方式帶有洋務派的麵目。據稱來自弗洛依德,其實是一種心理測驗。我們讓被測算的對方迅速報出一隻動物,然後報出由此動物所想起的形容詞,報完一隻動物,再報一隻,一直報三隻為止。我們說第一隻動物的形容詞是你對自己的描繪;第二隻動物的則是別人對你的描繪;第三隻卻是實際上的你自己。我們看出路遙接受這測試是出於不使我們掃興、帶有捧場的意思。他臉上帶著溫和寬容的微笑,像一個聽話的好學生,一一回答我們的提問,然後耐心地等待我們破譯。當我們說到第三個動物的形容詞其實意味著實際上的自己的時候,路遙不由“哦”了一聲,臉上的笑容消失,眼神變得嚴肅了。我記得路遙第三個想到的動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勞一類的字眼。這遊戲中還有一個問題,涉及到對死亡的態度,我已經忘了路遙的回答。這時候,我們誰也不曾想到,這個問題會真的降臨到我們麵前。

有一日,我們在當時的《延河》主編白描家,做著另一種算命的玩意兒。推門進來一個人,瘦長的個子,背著手,背微駝,他說:喲,來客人了?就走到我們跟前。他就是鄒誌安,他是作協院裏眾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見他來,便謙恭地讓出位置,讓他來解釋我們的命。我們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譯密碼一樣從一本書上抄寫下來。鄒誌安是一副當然權威的樣子,一字一句地描繪著我們的前程。算罷,他對我說:你的額頭長得好,你的好運全在這額角上了。他又詳細分析了一下這額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裏。鄒誌安給我一個鄉間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種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裏一切明白如鏡,麵上卻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鄒誌安到招待所來敲我的門,說要請我們去吃羊肉泡饃。坐在小吃鋪裏,我們瞎聊天,問他:“您幾歲了?”我們上海人問人歲數,無論對方長幼都問“幾歲”,顯得很不嚴格,也不規矩。聽了我們的問題,鄒誌安並不作糾正,很懇切地說:“我三歲”。緊接著,我們又一次出語驚人,我們說:“您五十了吧?”他謙和地微笑道:“快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其實是六六屆高中生,這年四十三歲。他說他當年去上海串連的情景,一下火車就生病送進醫院,他至今還記得護士為他量體溫時的那句上海話,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對上海的又一個深刻印象是麵包。串連站發麵包時,他用褲子紮了褲口去裝,裝了整整一褲子。他以調侃的口吻說這些,這場麵有一種叫人難過的地方,即便是輕浮如我們也笑不出來。他的超過實際年齡的蒼老也叫我們沉重,可那時候我們並沒想到死亡會來臨。吃完羊肉泡饃,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協院子。他背著手,就像一個老農。這時太陽升起了,照進院子,照在他的瞼上,他微微眯縫起雙眼。這一個場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種無聲無息的哀傷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牆隔成的陽光的格子裏,有一點茫然似的。他與我道了別,又原地站了一會兒,才向他住的那幢樓走去。後來,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陽光方格裏的情景,這給我一種竭盡全力的印象。是的,竭盡全力。

我們臨走的那天晚上,路遙發火了。那是在西影廠食堂裏,莫伸請客,也算為我們辭行的意思。飯桌上,不知怎麽說起某些前輩經曆一生沉浮,到末了卻還放不下名與利這兩件東西,為他們深表遺憾。說到此時,桌上有一位朋友,指著路遙、莫伸和我這些所謂青年作家說道,你們先別說這些話,到時候你們也會變成這樣,這是自然規律,誰也過不去。我和莫伸聽了這話,雖有異議卻還能保持沉著應對的態度,不料路遙卻陡地站了起來,說道:不,你說的不對,人和人不一樣!那位朋友卻堅執不移,連聲說:就是這樣的!路遙再一次對他說:人和人不一樣。可他不聽路遙說,路遙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聽,他說:人和人不一樣,我小時候沒穿過褲子,這怎麽一樣?那朋友就是不聽路遙的,隻是說:走著瞧吧!這一回路遙是真的動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證明自己,可是語言顯得那麽乏力。這是我唯一一次聽路遙大聲說話,我不能理解的是,這一句類似戲言的假設為什麽會傷了路遙的心,他竟會如此激動,而他那句“我小時候沒穿過褲子”的似乎有些辭不達意的辯白卻叫我一直痛心著。在後來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遙無法向人們證明這一點了。路遙無法從容走完人生,向人們證明這一點了。他還來不及老,便走了。

據說路遙和鄒誌安在病重時節都流過淚,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這真是叫人痛斷腸了。他們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裏辭世,遠沒抵達知天命的年歲。不惑其實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麽都騙不了他們。是他們智慧最清明的時候,是他們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時候,他們正走向通達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過去,便是真諦。而他們卻中途夭折,這帶有一種強奪的意味,一種生剝活扯的意味。

我永遠忘不了我們行走在黃土溝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縫,崖上的桃花在遙遠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遙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蕩了。我想他其實從來不是在稿紙的格子裏寫字,而是在黃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學這兩個字去命名他的勞動是太過輕佻了,那其實是如同“人生”一樣艱辛的跋涉。據說,鄒誌安在臨終的日子裏,曾經說過,文學這東西對於我,已經是個怪物了。我想他這話實在說得對極了,也傷心極了,這句話其實道出了文學的虛假的真諦。人生是這樣沉重壓頂,白紙黑字算得上什麽?路遙和鄒誌安相繼去世,給文學染上一層哀絕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場阻擊戰,先是祖一輩的倒下,然後是父一輩倒下,現在兄長一輩的也開始倒下了。我們越來越失去掩護,麵對著自然殘酷的真相,有人已經嘔盡心血,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做遊戲?其實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黃土凝成,綠地隻是表麵的裝飾。這個世界上裝飾是越來越多,將真相深深掩蓋。其實,破開綠地,底下是黃土;風刮起黃土,底下還是黃土,路遙,我們都是黃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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