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Nov. 5，2017
1979年卡拉揚在北京的軼事
Karajanin Beijing
1979年10月下旬，聯邦德國柏林愛樂樂團在赫伯特·馮·卡拉揚的率領下首次訪華，這也是卡拉揚唯一的一次訪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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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據當時的國家總理與當時聯邦德國總理簽訂的文化交流協定，由卡拉揚率領著名的柏林愛樂樂團訪問中國，在北京舉行三場音樂會。其中二場由柏林愛樂樂團演奏，最後一場由柏林愛樂樂團和中央樂團聯合演奏。這三場音樂會的票子不對外公開發售，由文化部統一安排全國各地藝術學院、演出團體專業人士來京觀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樂團訪華來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費），當時震驚了全國音樂界！因為這是“文化大革命”後，不多見的一次外國團體來華演出。這麽一件大事，當然是由文化部報請國務院批準，在接待計劃中也寫得很清楚：團長卡拉揚、行政經理吉爾特及其他8名獨奏演員入住北京飯店（每人或每對夫婦給單間）；其餘220餘人一律住前門飯店，均給雙人間。如演奏員中帶家眷者，則需自掏腰包付一張床位費。後者沒問題，全部落實。而北京飯店則遲遲不肯給10間標準間。
那時，黨允武是接待組組長（時任中國對外演出公司副經理），他三番五次親自跑到北京飯店去“求爺爺，告奶奶”，並強調說：卡拉揚先生不僅僅是柏林愛樂樂團的終身首席指揮，而且是歐洲音樂界的總指導、世界著名指揮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個普通國家的總統或總理還要高。鑒於此，政府還特意為他配了一輛紅旗轎車！（當時配給此車者絕對是部長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飯店就是不買賬！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們說的話——一個樂團指揮怎麽能與一國元首相提並論呢！？好說歹說，北京飯店總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點半，答應給10間房。樂團是晚7點半到的，真夠懸的！接待組心中的最後一塊石頭總算落下，於是老黨同誌發出命令：除個別接待組成員留在兩個飯店，準備大隊人馬到飯店後的登記、分房工作外，其餘人馬立即開赴首都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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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愛樂樂團是從東京飛過來的，他們乘坐的飛機是美國麥道DC-10型客機。這種機型估計現在隻能在博物館裏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難倒了首都機場。因為沒有這麽高的舷梯！也就是說，這麽高大的客機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機場。咋辦？總不能讓客人從飛機上往下跳吧！於是，機場有關部門讓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兩塊木條，再釘上幾塊木板，總算勉強夠得著機艙口了。卡拉揚第一個走下飛機，接著是行政經理吉爾特……
卡拉揚等人被引領到機場貴賓室，在那裏迎候他們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長姚仲明等領導。雙方坐定後，姚部長正式致歡迎詞，說：“請允許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文化部和中國音樂界同仁向尊敬的、遠道而來的卡拉揚先生及其率領下的柏林愛樂樂團表示熱烈的歡迎！”作為翻譯，我正想張口翻譯這句話時，抬頭看見進來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國人，他徑直向卡拉揚走去並與他“咬耳朵”，卡拉揚聽完立即起身，隻擲下一句話：“我的樂手從飛機上掉下來了！”他沒跟任何人打招呼，頭也不回地快步朝門外走去。
出事了！當時中方接待班子短暫商議數分鍾後，決定部領導也應立即驅車駛向市內反帝醫院（即現在的協和醫院），去看望兩位受傷的音樂家。原來，臨時加長的舷梯不結實，沒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兩位樂手沒能止住腳步，從5米多高的機窗口掉了下來，每人兩處以上骨折！另一位音樂家因在東京喝過酒，正走到舷梯中間，忽聽到背後兩個同伴重重落地，嚇得他從舷梯上滾下來，犯了心髒病！故當晚共有3名柏林樂師被救護車急送到反帝醫院去搶救。
經雙方商定，受傷樂師隻在北京做緊急處理，不動手術。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專機護送兩位重傷音樂家直飛瑞士蘇黎世，去那邊手術治療。那天我也被派往機場，看到波音飛機頭等艙地方被改造成兩張“空中吊床”，傷員送到機場後，先用鏟車將躺在行軍床上的傷員緩緩鏟起，再穩穩地放到機內“病床”上，然後放下頭等艙的機罩。飛機飛走了，總算劃上了一個“分號”——不是“句號”。
此後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聯局一直在處理、協商受傷柏林音樂家與中國民航之間的賠償問題。不知雙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筆墨官司，最後又是怎麽結案的，終因筆者於1980年被派往駐瑞士使館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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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愛樂樂團在首都體育館排練。早在半年前，樂團就派人在北京各場館測試，看哪家音響效果好，最後選中了首都體育館。排練當天，現場有百餘名中國音樂愛好者觀看。排練開始後，國人咳聲不斷，起立、坐下此起彼伏，這讓卡拉揚很不爽，於是他轉過身來，麵朝旁聽者，不動聲色地將拿著指揮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這一招很靈，聽眾終於安靜下來。可是當他轉過身去指揮排練，在樂章間停頓那片刻，他又聽到從背後觀眾席傳來的一陣陣咳嗽聲，他高舉著指揮棒，不肯將它揮下去！
排練中間休息時，卡拉揚對排練場地有這麽多聽眾相當不滿，問道：“誰讓這些人來看排練的？有的人還來回走動，這裏又不是咖啡廳！”中演公司隻好向他解釋：“卡拉揚先生，這是按照雙方簽署的協議執行的。”之後他才沒再吭聲。
三場音樂會正式演出時，他自然也受不了觀眾來回走動、坐下起立，於是隻好舉著指揮棒，耐心等待觀眾安靜下來。這種場麵令熟悉音樂會禮儀的聽眾很著急，也很感沒麵子。
卡拉揚在北京一共舉行了三場演奏會。地點在紅道口的工人體育館。第一場的曲目是：莫紮特的降E大調第三十九交響曲，勃拉姆斯《c小調第一交響曲》。第二場的曲目是：貝多芬《降B大調第四交響曲》、德沃夏克《G大調第八交響曲》。最後一場與中央樂團聯合演奏，曲目為：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貝多芬《A大調第七交響曲》。
原來聽李德倫講他從廣播裏聽過卡拉揚指揮的曲目覺得不錯，但有很多是吹出來來，言下之意卡拉揚的實際水平和柏林愛樂樂團的演奏技藝比他留蘇時的蘇聯國家交響樂團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當時的蘇聯實際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揮的列寧格勒愛樂樂團。列寧格勒的搞音樂的認為莫斯科那幫人全是鄉巴子，而莫斯科人認為列寧格勒搞音樂的全是假洋鬼子。兩派人老死不相往來。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寧格勒愛樂樂團出訪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藝征服了莫斯科，人們這才相信這幫假洋鬼子還真不真吹的呢！首演當晚氣氛剛開始不怎麽好，現場老是靜不下來，老有人走進走出。當卡拉揚舉起指揮棒準備下拍時，一個不知好歹的家夥腳步聲很響的走進來，卡拉揚怒不可遏的轉過身來，用指揮棒狠狠的指著那人，那家夥嚇的就地蹲下，卡拉揚這才轉過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愛樂樂團那特有的美聲立即響徹了整個場館，那要比在磁帶裏聽的的聲音強太多的。莫紮特的第三十九交響曲向來是大樂隊大氣派，加上他的華麗燦爛的音響效果很容易征服聽眾的。不過當晚可能熱身不夠，或是北京烤鴨吃多了的緣故，離卡拉揚的高標準還差那麽一點。那樣白發蒼蒼的樂師隻有半個屁股坐在椅子上，身體前傾，拱衛著他們的統帥卡拉揚。就像警衛旗隊的那些日爾曼戰士擁簇著他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態。而不像現在的西蒙.拉特爾指揮下的柏林愛樂樂團的樂師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場的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真是讓人開了眼，此生中聽過的最好的現場也不過如此了。卡拉揚對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的演繹是那種抒情性與戲劇性兼備的綜合體，演奏自始至終煥發著熾熱如火的熱情和美侖美煥的色彩光輝。柏林愛樂的重奏組技藝高超，獨步天下。特別末樂章園號吹出的阿爾卑斯牧牛調更是震人心魄，與清徹如水、音響清朗的弦樂、木管交織映輝。最後在卡拉揚的指揮棒下把樂曲推向高潮。最後全場掌聲雷動，鼓掌長達二十分鍾之久。無奈大師晚年有規矩，隻謝幕，不加演。謝了一次幕後大師還沒等送花籃的禮儀小姐上台，就徑直回北京飯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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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爺好意，我們還觀摩了柏林愛樂和中央樂團聯合演奏的排練。前二場柏林愛樂的排練，除了少數陪同接待的中國人，卡拉揚不讓其他中國人進排練場地。末場應是聯合演奏就無理由不讓人進。卡拉揚似乎不像小澤征爾那樣友好，小澤征爾來聯演一向是一半對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揚則把中國樂師趕到末座，並不時的扯著公鴨嗓子在訓斥他們。說他們發出的聲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輕。然後讓柏林愛樂的樂師站起來示範，並說八個中國樂師的音量抵不上一個德國樂師。
整個排練氣氛是很緊張的，估計有些話翻譯也不敢直話。全怪中國樂師也不公平，他們用的樂器也太爛了，後來小澤再次來華實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進口貨給樂團。當晚《圖畫展覽會》的銅管樂領奏全是柏林愛樂的樂手，讓中國樂手吹非吹爆不可。盡管如此當晚的演奏異常出色，特別是貝多芬的那個第七交響曲。可以看出卡拉揚還是滿意的，並露出難得的笑容。過了很多年後我才意識到這是我一生中聽到的最好的現場音樂會，此生不會再有了。
這場改革開放後最重要的西方音樂家在北京的音樂會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慶祝宴會。我又被安排在宴會上為嘉賓們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後，卡拉揚緊緊地抱住了我，他說：“你的每一個樂句都是真正用心來演奏的。”當時，著名的指揮韓中傑把這一幕拍了下來，我一下子覺得卡拉揚原來沒那麽可怕。
當時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來，拉著我，一定要我改學小提琴，他自稱教過的學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歲，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還許諾，如果我願意跟他去德國，還可以再帶兩個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來也隻是以為他一時激動開玩笑罷了，沒把這話當真。可第二天，學校領導、教育部、文化部都來了人，把我叫到辦公室和我談，問我對這事到底怎麽想？我這才意識到，他們不是鬧著玩的，是動真格的。領導們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選擇，但一定要我親口把我的決定告訴德國的音樂家們。這下有了這件事，我還得去送他們上飛機，我對他們說，非常感謝，但我思想鬥爭了老半天，覺得怎麽也丟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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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倫）知道卡拉揚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開始國際音樂活動後不久。當時我正在莫斯科學習。他從倫敦到維也納和柏林，做了當時柏林愛樂樂團指揮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後，他擔任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和米蘭斯卡拉歌劇院的首席指揮，幾乎壟斷了整個歐洲最頂尖的樂團，因而聞名於世。當時我隻聽過他指揮音樂的廣播，因為條件差，我隻是感覺不錯，而不能準確說出究竟好在什麽地方。回國後，再陸續聽一些唱片，開始感覺到他指揮的理查·施特勞斯、勃拉姆斯、貝多芬、舒曼、馬和諧勒、布魯克納和瓦格納的作品，真可以稱之為無懈可擊。
我非常難忘1979年秋卡拉揚率柏林愛樂樂團來中國演出，我去機場迎接，見到這位才華橫溢的大師的情景。他當時腿已瘸了。記得有個插曲：由於那時我國還沒有波音747型飛機，機場舷梯高度不夠，臨時接了一節。當全體人員快下完時，一位雙簧管演奏員和一位大提琴手由於連接的舷梯斷裂，下來時摔傷了腿。卡拉揚非常著急，馬上站起來，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見他對樂隊隊員的關懷，他像個大指揮家的樣子。
在北京體育館開始第一場演出，卡拉揚一出場便魔力般地使全場的幾千名觀眾立即安靜下來，他的風度、氣質俱佳。第一首樂曲是莫紮特《第三十九交響曲》，可能是樂隊還沒有進入最佳狀態，抑或別的原因，演奏得拘謹、滯澀，令人失望。休息後，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立即就不一樣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頓時就被折服了。因為勃拉姆斯的這部交響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經常指揮演出，而且世界許多著名的指揮家指揮的此曲和唱片我也聽了不少，但他這場演出，給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強烈地將這部作品詮釋給我們。特別是第四樂章，往往許多人因為處理得平淡而顯得冗長；但他的處理是一氣嗬成。
卡拉揚一生中惟一的這次中國之行，無論對於中國的專業音樂工作者還是對於音樂愛好者，都是極為重要的一頁。就在卡拉揚那次訪華之後，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愛樂樂團經理彼得·吉爾特的來信，他說：“經卡拉揚先生建議，我想邀請您在1980-1981年的音樂季期間來指揮柏林愛樂樂團的兩套音樂會，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歡指揮哪些作品，及您指揮過的作品的概況……”我和他通了信，但後來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開放後，我國引進了許多唱片，我覺得卡拉揚錄製的許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為紀念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揮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其中有些處理就是參考了卡拉揚的唱片。他把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種勇往直前、朝氣蓬勃表現得淋漓盡致；抒情的、和緩的、廣闊的一麵也表現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揚並不是對所有作品都是萬能的權威。除上麵提過的莫紮特外，我發現他對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處理得不夠令人滿意，過分地強調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揚晚年時動作已不靈活，頭腦、身體的反應遲鈍了，手勢也常有錯，尤其是他指揮的1987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他晚年遭到柏林愛樂樂團很多人的反對而離開了柏林，這使我想起了布魯諾·瓦爾特。他也是公認的世界偉大的指揮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劇院指揮了十年後，就主動離開了那裏。他說，我得離開慕尼黑了，因為我已經呆了十年；我的優點被他們吸收了，但我也有缺點，這已讓他們厭倦了。布魯諾·瓦爾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揚缺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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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飯店宴會廳舉行大型招待會，柏林愛樂樂團全體藝術家、中國音樂界代表等約500人應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長，主賓是卡拉揚，筆者坐在他倆之間當翻譯。卡拉揚自負地向周巍峙副部長介紹說：“柏林愛樂樂團不經排練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練，則能上演40至50套樂曲。”
他還補充說：“正當我團在北京演出的時候，貴國總理華國鋒也正在西歐訪問。這是命運的安排。”宴會上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賀綠汀老先生（時年76歲，任中國音協副主席）向卡拉揚敬酒，他顫顫悠悠地走到主桌邊，對卡拉揚說：“我謹代表上海音樂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揚先生敬酒！衷心預祝貴團訪華演出成功！”
我譯完這句話，還特別強調一句：“賀先生是中國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揚連屁股都沒抬一下，隻是微微地頷首。對此，我久久不能釋懷，總感到卡拉揚太傲視別人了。不知過了多少年，我終於理解了他。當年的卡拉揚也已經是71歲的老人，何況他已勞累了一天，又不知賀綠汀的底細等等，所以，他表現出了愛理不理的態度。
宴會後，熱情的東道主請中央音樂學院民樂係的學生演奏幾首中國民族樂曲，博得了柏林音樂家的一致好評。他們尤其對年方18歲的薑建華演奏的二胡獨奏《江河水》讚不絕口。卡拉揚第一個鼓掌，為小薑叫好！餘興節目演完後，他甚至與首席施瓦爾貝先生一起找到吳祖強院長說：“薑可以改學小提琴，今後她一定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爾貝先生和我願當她的導師，保證爭取到獎學金。”言之鑿鑿。可是人家小薑已苦學二胡多年，哪肯輕易改弦更張呢！？卡拉揚的美意沒能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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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沒有演出，柏林愛樂樂團的行政經理吉爾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義在北京飯店宴會廳舉行答謝宴會，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國對外演出公司以及音樂界同仁等。顯然，這是樂團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動。可是，與行政經理有隙的卡拉揚沒出席這次大型招待會，而是帶著他的法籍嬌妻出席法國駐華大使為他特意舉辦的小型宴會去了。柏林愛樂樂團相當尷尬，應邀出席的客人也相當別扭。
沒過幾天，與柏林愛樂樂團的音樂家們就相當熟悉了。個別晚上，有的樂師還熱情地邀請我（翻譯人員）到他們房間裏去聊天。記得一個晚上，該團副首席猶太人赫爾穆特-施特恩先生滿腔熱情地請我到他房間閑談。雖然我早已筋疲力盡，可是又感到盛情難卻，於是硬著頭皮到他房間裏去坐了一會。讓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當地數落了一番卡拉揚的不是：“卡拉揚也是人，不是上帝。現在有些報刊、書籍將他捧上了天，其實一部分是言過其實的。
比如，說他如何閉著眼睛指揮，說他的指揮棒一點也不動時，是一種非凡的指揮！這實在是廉價的吹捧。其實，這個時候是卡拉揚忘了譜了！根本不是什麽他在用心靈指揮。對於權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這個思考。”說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腦袋。過了一會他又補充說：“別忘了，他的指揮棒前麵坐著百來號音樂精靈，而不是白癡！”諸如此類的不滿或怨言，我也從其他柏林音樂家那裏聽到過。
由於我在柏林愛樂樂團訪華前讀了不少相關資料，所以對卡拉揚先生的所作所為都見怪不怪，每當柏林樂師向我透露對卡拉揚的這樣那樣不滿時，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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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愛樂樂團訪華首演。當晚，薄一波副總理出席了音樂會，並在演出前接見了卡拉揚等人。可是，心氣頗高的卡拉揚隻與薄副總理對話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準備”為由匆匆告辭了。
10月30日晚，樂團舉辦了第二場音樂會。11月1日晚則是專場演出，柏林愛樂樂團與我中央樂團45名樂師聯合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聽眾幾乎全是我國專業音樂工作者，有很高的鑒賞水平，他們一個個聽得如癡如醉。
總體而言，卡拉揚先生對這次很不尋常的訪華演出是滿意的。離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點希望：希望中國民樂團訪問柏林；中國在1980年能派樂團去參加薩爾茨堡音樂節；選派3至5名中國學生去奧地利音樂學院學習西洋樂器；一到兩年後，由他親自指導，到北京故宮來攝製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
很可惜，那個年代，就連大名鼎鼎的卡拉揚也沒能叩開北京紫禁城的大門。如果上世紀80年代初，在文明古國的紫禁城裏，拍攝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創作的與中國有關的歌劇，由世界著名指揮家作導演兼指揮，中外著名演員加盟演唱……將會給後世留下多少佳話呀！
（全文畢）
卡拉揚版貝多芬第七交響曲
不會喜首體音響吧。。。
冰城百年交響夢——記中國-以色列哈爾濱世紀交響音樂會
作者：卜大煒 發表時間：2017-08-22 17:40:31
摘要：梅塔指揮中國和以色列兩國三團150名音樂家的超級陣容，氣勢如虹地演奏了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不啻是百年前哈爾濱猶太人和中國人交響夢在經典中的匯聚，這場音樂會堪稱哈爾濱曆史上的世紀音樂會，盛況同樣載入了中國交響樂發展史。
如今的冰城哈爾濱不僅是冰燈、雪雕享有盛名，音樂也成為這裏的城市名片，深厚的音樂傳統正在回歸，國際化音樂盛事目不暇接。哈爾濱之夏音樂節、勳菲爾德國際弦樂比賽、哈爾濱中俄文化藝術交流周都是這裏的大型音樂盛會，哈爾濱不久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音樂之城”，與維也納同享殊榮。誕生在1908年的百年“哈響”——哈爾濱交響樂團正在迎接她的110歲生日。進入8月以來，音樂之聲處處可聞，空氣中都飄蕩著音符，2017第二屆哈爾濱中俄文化藝術交流周暨2017哈爾濱中俄合唱節隆重舉行，中俄兩國音樂家們匯聚一堂，更有祖賓·梅塔率領的以色列愛樂樂團和捷傑耶夫率領的馬林斯基劇院交響樂團前來共襄盛會。
中國的交響樂發展史就是一部中西音樂交流史。1908年4月，俄國“外阿穆爾鐵道兵旅團管弦樂團”在哈爾濱的貝殼形露天音樂廳舉行了音樂會，奏響了柴科夫斯基恢弘的《1812序曲》，交響樂進入到哈爾濱的社會生活，交響樂藝術在哈爾濱形成了傳統，而這支樂團後來演變為哈爾濱交響樂團。“哈響”在新中國成立後向國家藝術院團輸送了一大批包括作曲家、演奏家和歌唱家在內的交響樂生力軍。如今百年“哈響”重新煥發了青春，在廳團合一的職業化道路上疾速前行，成為中國交響樂勁旅，在哈爾濱文化生活和國際音樂交流中肩負起重大擔當。
猶太人的音樂天賦有口皆碑。當年乘蒸汽機車來哈爾濱尋夢交響樂的俄羅斯音樂家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猶太裔。今天通江街上坐落著的老教堂音樂廳和格拉祖諾夫音樂藝術學校，就是當年的猶太會堂。著名猶太裔小提琴家海菲茲、埃爾曼和津巴利斯特都在這座城市留下了美好的聲音。哈爾濱這座包容的城市還在二戰中保護了許多猶太難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柏林愛樂樂團中的猶太裔小提琴家赫爾穆特.斯特恩。1928年出生在柏林的赫爾穆特.斯特恩，“水晶之夜”前夕隨父母來到哈爾濱，不僅躲避了法西斯的迫害屠殺，還在這裏學習了小提琴，渡過了美好的青蔥歲月。他於六十年代重返柏林考入了柏林愛樂樂團，成為樂團的首席之一。他的傳奇經曆是許多哈爾濱猶太人的縮影。
2015年，前來觀賞冰雪節的以色列愛樂樂團終身藝術總監祖賓·梅塔，了解到猶太人在哈爾濱生活的曆史後噓唏不已。為回報哈爾濱人對猶太人的情誼，也為提升百年“哈響”的藝術實力，他率15名以色列愛樂樂團各聲部的首席演奏家加入到哈爾濱交響樂團，於2016年7月31日和8月1日舉行兩場交響音樂會。中以兩國音樂家並肩演奏了貝多芬的第六和第七交響曲，這兩場音樂會讓哈爾濱音樂廳沸騰了。
這次盛況又促使梅塔今夏率以色列愛樂樂團全團來到哈爾濱，於8月10日在哈爾濱音樂廳舉行了以色列愛樂樂團交響音樂會。在這台音樂會上，內行的哈爾濱觀眾驚歎，他們演奏的柴科夫斯基第五交響曲，要比幾天前馬林斯基劇院交響樂團演奏的同曲更為精湛。8月12日，梅塔指揮以色列愛樂樂團、哈爾濱交響樂團和深圳交響樂團聯合舉行《2017“氣勢如虹”大型交響音樂盛宴》音樂會。音樂會上，美籍華裔小提琴家、音樂教育家薛蘇裏與梅塔合作，演奏了他父親薛澄潛的小提琴金曲《烏蘇裏船歌》。在梅塔的魔力點撥下，樂隊形成了層次豐富的交響立體架構，薛蘇裏演奏時與梅塔交流互動，即興發揮，雙方均有靈犀閃現，旋律飛揚而出。這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赫哲族古老船歌，經交響化編創凝聚了東西音樂文化的精髓，升華為中國音樂的圖騰向世界展示。薛蘇裏在這台世紀音樂會上與梅塔合作演奏中國小提琴與樂隊作品，並在上半場擔任聯合樂團的首席，象征哈爾濱融入世界交響樂藝術。薛蘇裏走出去了，又將精彩的演奏帶回故鄉。由於父親當年是“哈響”副首席，因此他繼承有“哈響”的血脈。薛蘇裏曾經出任中央樂團史上最年輕的首席，後得到勳菲爾德教授資助赴美深造，現在為洛杉磯愛樂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他擔任了勳菲爾德國際弦樂比賽藝術總監，並將這項被世界國際音樂大賽聯盟認證的頂級賽事引進家鄉落戶。薛蘇裏是哈爾濱的驕傲，他在音樂會上的明星效應承載著幾代哈爾濱音樂人的中國交響夢。
下半場，梅塔指揮兩國三團150名音樂家的超級陣容，氣勢如虹地演奏了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如此規模演奏這部愛情夢幻，在世界交響樂舞台上實屬難得，而這正是柏遼茲生前所追尋的。七十年代末，卡拉揚率柏林愛樂樂團、小澤征爾率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都曾與中央樂團同台並肩演奏貝多芬而傳佳話。這次，中國和以色列的演奏家共奏交響經典，不啻是百年前哈爾濱猶太人和中國人交響夢在經典中的匯聚，這場音樂會堪稱哈爾濱曆史上的世紀音樂會，盛況同樣載入了中國交響樂發展史。
標簽：
【編者按】冰城哈爾濱，不僅冰雕雪雕享有盛名，也是一座音樂城。百年“哈響”，中國第一支交響樂團，曾經繁榮與鼎盛，為中國交響樂事業先行者。培養了以赫爾穆特.斯特恩為代表的猶太人音樂家，為中央樂團輸送優秀的交響樂人才。作者以哈響音樂節起筆，記錄了哈響的前身及曆史沿革，以及近兩年重現繁榮之勢；以梅塔指揮兩國三團的超級演奏，盛況空前，再達鼎盛。堪稱世紀音樂會，載入中國交響樂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