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文革是一場有趣的戲 遺憾的是票價太貴

黃永玉 文史之友

 

不知道是上帝還是魔鬼跟我們開這麽大的玩笑，當年美術學院加上美術家協會托管的牛鬼蛇神總數，“天罡”也好，“地煞”也罷，加起來恰好是梁山水滸好漢的一百單八。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美術學院從黨委書記、副書記、黨委委員，到教授、副教授、講師，以及想象得出來的一些人，再加上一兩個貪汙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術學院版畫係長長的胡同兩頭一堵，裝上木閘子，天生的監獄一所。

 

“頂住啊，老頭！”

 

苦禪先生當是一個好漢，加上練功的底子，什麽侮辱也壓不倒他，什麽擔子他也挑得起。70歲的老人，一舉手，幾百斤一鐵車的垃圾一下子倒進了垃圾坑。若無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從來沒有經曆過那麽大的動蕩，那麽凶惡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著他料理照顧，他的確是個“書生氣十足”的人，也沒招誰惹誰。像苦禪先生和我都愛寫點、說點俏皮話。可染先生可從來沒有，卻也逃不過這個“劫數”。

我有一個學生，他長得像粒臭花生似的，褲子永遠穿不好，掛在兩條瘦腿上老像尿濕了似的丁零當啷，卻是極為凶惡殘暴，動不動就用皮帶抽我們。我們身上挨抽，心裏卻發笑：“這樣的賤種，平常日子，一隻手也能懸他在樹上！”

就是這一類中山狼使未經曆過恐懼和欺詐的可染先生喪魂落魄。他已經高血壓好多年了。他被命令站起來說點什麽的時候，連手臂、嘴皮都在顫抖，更別提要他說得出話。

我心裏向著他，向他呼叫：“頂住啊，老頭！怕不怕都是一樣，一定不要倒下！”但口裏卻不敢出聲。我家裏也有妻兒在等著我啊！

牛棚裏，每天一人輪流值班到大廚房為大家打飯。牛鬼蛇神不準吃好菜，但米飯饅頭倒是一樣。饅頭每個二兩，吃三兩的，就給一個半。那半個饅頭由值班的人將一個二兩的饅頭掰成兩半。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來，他發抖的手總是將一個饅頭掰得一大一小，而且相差懸殊，這當然又挨責罵。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耳聽到學生罵先生達到這樣的高度：“你人話也不會說一句，蠢驢掰饅頭也比你掰得好！你個廢物！”

過了兩三天後，借勞動出勤的機會，可染先生問我，可不可以用斷鋸條給他做一把切饅頭的刀子，因為他知道我有機會參加一個修補破臉盆、破洋鐵壺的工作。那些學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

我一口應允。當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鋸條做成的、帶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後，他還和我笑著提起這件事，我聽了反而傷感起來。

吳作人先生的錢包裏至今還藏著一根當年我給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蒼黃古老之色，這都是當年“同窗”的紀念品。

 

 

到了“文革”末期，李可染、許幸之這幾位老先生被指定為光榮戶，永遠到湖北農村落戶生根。走前校門口還敲鑼打鼓地，這幾位老畫家麵無人色，肩上居然還背著一個革命氣味很濃的包袱，排成一列，肅立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舉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賭咒絕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

離別情緒在那時候等於塵埃。生死尚且如此，離別算個什麽東西？自身命運決戰迫在眉睫，誰又能判斷出更好和更壞的結局呢？

 

“氣得要死，也哭得要死”

 

“文革”時我也不自在。每天從火車站邊罐兒胡同步行到學校大約三裏地。我貪婪地享受大清早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經是秋天了，天這麽藍，長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楊樹下滿是落葉，金黃、焦脆，一步步發著寥落的響聲。來到學院門口，從提包裏取出馬糞紙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掛在脖子上，低著頭，走進牛棚。

“文革”末期，美院全體教職員工都被送到河北磁縣軍墾農場勞動，交給解放軍訓導管理，版畫係是其中的一個班，有連長排長管著。那一場淺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勞動，無可聊賴之外隻能留下幽默的餘響。

我們的勞動地點在16裏外，天剛亮起床吃早飯後，大家就撿拾農具排隊往南走向目的地，黃昏再排隊扛著該扛的東西走回來。麥子、水稻、西紅柿、蘿卜、白菜、大蔥，管種管收，來回每天32裏地。老的有劉開渠、李樺、李苦禪、王曼碩、胡蠻、常任俠……都卷在隊伍裏跟著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都70多了，高一腳低一腳蹣跚地、伸著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著坑坑窪窪的路，這種哀哀欲絕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農閑之餘，我經常與楊先讓一起，交換點對“連”領導或其他班上的新聞趣事。他喜歡的人也是我喜歡的人，比如說研究所組的朱丹、吳甲豐、王樹村和雕塑係組的錢紹武，在生活與勞動的夾縫中，我們找機會聚一聚，交流、分享家裏寄來的糖食點心和好茶葉，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東西。

有一天，聽說錢紹武在班上受了委屈，我和先讓便到他的班上去看望，我至今不明白我倆哪來這份膽而居然又有這個空閑。遠遠見錢紹武，便呼他出來，三個人來到三兩裏外的收割了莊稼的空地上，然後三個人對著蒼穹呼號要跟連指導員、跟排長的娘親做親密的朋友。

到三年中的最後一年，管理鬆了，部隊那些領導首先失去新鮮感，也出了一點兒超乎常規的膽大的事，但還是勉強熬著時日。先讓和我膽子也大了，居然時常爬到屋子平頂上唱歌。原來他唱得那麽多那麽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從愛好者提升到專業水平，他把陝北民歌表達得那麽細膩，那麽通透，是我萬萬想不到的。

我記得“文革”時美院兩派互鬥時，有人找來一張又大又老的八字須的老頭照片，硬說是楊先讓僑居韓國的爹，氣得楊先讓要死，也笑得我要死。

連部派我和先讓去拉蘿卜，大約來回要一天時間，回來的路上，四顧無人，我說，告訴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說好。

我說：這事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現在先說出去，咱倆都玩兒完！他不笑了，他說什麽大事有這麽嚴重？

“你發誓保證，我就告訴你，要不然，隻當我沒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證，你說吧！於是我告訴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他扔下車子，靠著路邊青楊樹，眼看著天，三兩分鍾才說，你什麽也沒說，我什麽也沒聽。一路上他再也沒有說話，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沒有說話。

這件事，我怎麽會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裏來了一封信，寫著：“阿林想走雞，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麽意思。阿林是誰？“走雞”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廣東話寫的這兩句話，那個阿林走雞和我有何相幹？姓林的朋友不能說沒有，倒是熟人中實在想不出是誰。納悶了兩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兒子李庚來探親，偷偷告訴我林彪叛逃的全部過程，那個所謂的阿林原來就是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