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畫手記 (2) – 上樹的女人

上一篇談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一段被稱之為Fin de Siècle的時期西方繪畫中，那些“會飛的女人”，這次想說一說Fin-de-Siècle時期會上樹的女人。

聚焦於女人與樹，首先就會使人想到阿波羅與達芙妮的希臘神話故事。



有關阿波羅與達芙妮藝術作品很多，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十七世紀意大利雕塑家伯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的大理石雕塑《阿波羅與達芙妮》。

阿波羅（Apollo）生性風流，對美麗的仙女達芙妮（Daphne）一見傾心，展開瘋狂追逐。而達芙妮卻守身如玉，不願成為阿波羅的下一個玩物，便開始逃跑。達芙妮在前麵跑啊跑，阿波羅在後麵追啊追。最後達芙妮實在跑不動了，眼看就要被阿波羅追上了，但她寧死也不願被玷汙，於是就呼喚她的河神父親把自己變成了一棵桂樹。從此達芙妮的身軀變為樹幹，雙臂變為樹杈，頭發變為樹葉，雙腳插入地下變為樹根。即便如此，阿波羅還是不放過達芙妮。他把達芙妮頭發變的樹葉作為戰利品編成桂冠帶在頭上。古希臘的長跑冠軍被授予桂冠就是這個來曆。直至今日奧林匹克的優勝者還享有這一榮譽。



《阿波羅與達芙妮》，沃特豪斯作，1908年。

Fin-de-Siècle時期的畫家喜歡使用古典神話或民間傳說故事作為繪畫提材，阿波羅與達芙妮這樣一個集愛情、欲望、浪漫、征服、貞潔、犧牲、魔力於一身的故事更是炙手可熱。英國畫家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1917）就用這個題材創作過至少兩件作品，上麵這幅是其中之一。

沃特豪斯是英國前拉斐爾畫派（Pre-Raphaelites）的一員大將。隻要一提及前拉斐爾畫派，都少不了介紹他的作品。前拉斐爾畫派講究運用傳統題材、精致細節、強烈色彩和複雜構圖。這些正是沃特豪斯本人的特點，即使在前拉斐爾畫派散夥之後，沃特豪斯仍然堅持自己的畫風，使前拉斐爾畫派在他的畫筆之下得到延續，被後人稱為“現代前拉斐爾畫派”（"the modern Pre-Raphaelite“）。



《阿波羅與達芙妮》，貝諾阿作，1908年。

這是俄國畫家貝諾阿（Alexandre Benois，1870-1960）的同年作品。與前一幅沃特豪斯的作品在風格上的明顯不同。可以看到貝諾阿受到後期印象主義和表現主義的影響。沃特豪斯的作品著重於講故事，而後者更感興趣的是用顏色表現光線和風景。



《阿波羅與達芙妮》，龐恩作，1919年。

法國象征主義畫家波恩（Armand Point，1860–1932）同一題材的作品晚了幾年。

在我看來，雖然Fin de Siècle的時期出現了不少以阿波羅與達芙妮為題材的作品，但都不及先人伯尼尼的雕塑有震撼力。女跑男追的動態場景以及達芙妮伸出的雙臂變為桂樹枝葉的立體結構，使三維空間的雕塑比二維空間的繪畫更具表現力的優勢。



《菲麗思與德墨芬》，斯雷作，1894年。

另一位變成樹的女人叫菲麗思（Phyllis）。根據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故事，雅典國王德墨芬(Demophoon)在打完特洛伊戰爭之後，回家時路過一個小國，迷上了國王的女兒菲麗思，於是就地與她結婚。婚後第二天德墨芬就要返回雅典。臨走時新婚妻子交給他一個盒子，告訴他萬一無法返回時才能打開看。後來德墨芬忙於國事私事，把菲麗斯忘得一幹二淨。有一天他忽然見到了菲麗思送給他的小盒子，於是就好奇地打開看。發現裏麵有個字條：”當你打開這個盒子的時候，你的妻子已經死於我們初次相見的杏樹之下。“德莫芬大驚，慌忙日夜兼程返回菲麗思的小城。在那棵杏樹之下再也見不到他的女人，德莫芬抱樹痛哭不已。忽然一樹的杏花綻放。

英國畫家斯雷（Bernard Sleigh，1872–1954）擅長版畫、木刻、壁畫和教堂玻璃畫。他的這幅《菲麗思與德墨芬》據說是未完成的作品。不知畫家是否有意如此。但我覺得作品完成到這個地步恰到好處。已經變為杏樹的菲麗思，麵目不清，再也無法恢複美女的容顏，愛人回歸之後她是欣喜還是悲傷，任由觀眾體會。



《寬恕之樹》，伯恩-瓊斯作，1882年。

英國畫家伯恩-瓊斯（Sir Edward Coley Burne-Jones, 1833–1898）也用了菲麗思與德墨芬的題材，但他把這幅畫命名為《寬恕之樹》（”The Tree of Forgiveness“）。這裏沒有斯雷畫中的悲情，菲麗思從綻開的樹中一躍而出，在漫天的杏花中緊緊抱住愛人，再也不讓他離開。

伯恩-瓊斯在前拉斐爾畫派的後期加入進來。前拉斐爾畫派的畫家喜愛古典題材。這個故事中有愛情、背叛、悔恨、寬恕、複生，可以讓藝術家盡情發揮。這幅畫是伯恩-瓊斯第二次使用菲麗思與德墨芬的題材。畫中表現了伯恩-瓊斯後期的風格 - 無論男女都展現彪悍的體魄和強健的肌肉，明顯是在效法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幅畫的原作是鑲嵌在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的。畫家還在下麵加了奧維德原詩中的一句：“請你告訴我，除了沒頭沒腦地愛上你之外，我還做錯了什麽？” 雖然有了寬恕，但畫中的女人目光逼人，好像在滿懷委屈地質問負心人，而男人則眼神躲閃，一臉慚愧地無言以對。



《公主被綁在樹上》，伯恩-瓊斯作，1866年。

這幅伯恩-瓊斯稍早的作品體現了樹作為屈從受辱、孤立無援的象征。樹靜止無言，聽任擺布，默默忍受，但又寧折不彎。伯恩-瓊斯根據聖喬治屠龍救百姓的民間傳說創作了七幅連貫的作品。這幅是其中之一。一隻惡龍威脅著全城的百姓，大家隻好聽從惡龍的要求，每天奉獻一位少女給惡龍吃掉。畫中的公主薩博拉（Sabra）挺身而出，甘願犧牲自己做下一個祭品，於是被綁縛在樹上等待被處死。幸虧聖喬治及時趕到，殺死了惡龍，救了薩博拉，也救了全城百姓。英雄救美的中世紀騎士精神正是前拉斐爾畫派津津樂道的題材。



《阿瑞爾》，伍卓夫作，1908年。

英國插圖畫家伍卓夫（Paul Vincent Woodroffe，1875–1954）的這幅作品也表現了樹的屈從受辱、孤立無援象征。這是為莎士比亞的劇作《暴風雨》（The Tempest）。《暴風雨》的故事發生在一個海島上，全劇隻有很少的幾個角色，阿瑞爾（Ariel）是一個精靈，一直被海島上的女巫禁錮在一顆樹上。後來由魔術師將其解救。因為感激，阿瑞爾就做了魔術師的助手。在莎士比亞的劇中，阿瑞爾是個男孩，因為莎翁在劇本裏兩次用“his”來指稱。但後來無論是舞台上還是在畫作中，阿瑞爾這個角色以女性居多，大概藝術家們普遍認為這樣一個惹人憐愛的精靈，應該是個女孩才對。迪斯尼的一部動畫片中阿瑞爾就是一個美人魚的名字。



《罪惡的母親》，塞甘蒂尼作，1894年。

意大利畫家塞甘蒂尼（Giovanni Segantini，1858–1899）以壞母親為題材繪製過多幅作品，上一期我們介紹過十分詭異的《欲望的懲罰》，上麵這幅又是其中之一。塞甘蒂尼常年居住在阿爾卑斯山中，作品多以白雪皚皚荒無人煙的高山為背景也算是信手拈來。這兩幅作品都是描繪女人在荒山下的不毛之地受到懲罰。塞甘蒂尼自小成為孤兒，成年後又篤信宗教，這些因素使他堅信做女人就應當受婦道，盡母責。否則應該接受觸犯天條的處罰。《罪惡的母親》描繪失職的母親尋找死去的或丟失的孩子，最後發現在荒野中的孩子的身體已經變成一棵孤苦伶仃的枯樹，隻有一顆小小的頭顱還在。隻見孩子吮吸著母親的乳房，而女人表情痛苦，不知是在自責還是在接受死亡之吻。最終女人也變成枯樹的一部分。畫家本人恐怕是在宣泄從小失去母愛的憤懣。

塞甘蒂尼的雖然怪異，但他在當時卻馳名畫壇，享有極高的聲譽。這也說明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公眾已能接受各種風格的藝術品，也期待更多的標新立異來刺激已經疲倦的視覺。正因為如此，轉到二十世紀初期，社會也很快能夠接受野獸派、抽象派等現代作品。



《樹上的處女》，克裏作，1903年。

如果說塞甘蒂尼搞怪，與瑞士畫家克裏（Paul Klee，1879–1940）相比，還完全不在同一個數量級。

克裏雖然在德國和意大利接受過正統的繪畫訓練，但他是天生的反骨，成為現代抽象主義繪畫的先驅人物。這幅收藏在紐約現代藝術館的“Virgin in the Tree”是他的早期作品，還尚未顯現抽象主義的端倪，但已經把自古以來西方繪畫史中浪漫化的、理想化的、感情化的女人體徹底顛覆。

自從達芙妮寧願變成一棵樹也不甘受辱之後，樹就有了貞潔的象征。克裏在畫中順其意而反用之。在他的畫筆之下，所謂的貞潔無趣、無謂、無助。畫中的兩隻鳥代表凡間的七情六欲，在勸說或在誘惑，而“處女”似乎鐵了心要繼續自我禁錮在樹上。她的肢體已經變得像樹枝一樣幹枯，毫無美感性感可言。畫中現代意味的反諷（parody）是以往的繪畫所沒有的。

Fin de Siècle時期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年代，克裏的出現，開啟了現代繪畫的新世紀。畢加索還是在他身後。



《泰羅的鬆樹林》，威格曼作。

丹麥畫家威格曼（Bertha Wegmann, 1847-1926）的這幅“Pine Forest in the Tyrol”是我個人所喜愛的。樹林的空寂、林間小路的深邃、前方光線的誘人、以及密閉不透風的枝葉與隻身孤影的女子之間的對比，都頗具視覺衝擊力。我不知道畫家的創作是否有宗教意味，但可以明確的是，前麵的光明所在就是希望，就是美好。迎向光明，女子就可以走出孤獨無助。



《樹仙》，奧昆作，1902年。

波蘭畫家奧昆（Edward Okuń，1872–1945）創作過多幅樹仙作品。在希臘神話中樹仙Dryad生於山林，棲息於山林，是與大自然為一體的快樂的精靈。在奧昆的這幅畫中，樹仙的身體好像從樹叢中逐漸生長出來，有好像十分享受地沉浸在樹叢之中。

奧昆屬於講究精美構圖的新藝術畫派。他善於繪製插圖畫。做插圖就需要設計令人愉悅的構圖，才能為書籍錦上添花，增添讀者閱讀的樂趣。他的這一特長與我們上次介紹過的同屬新藝術畫派的捷克畫家穆查可以說是雙壁爭輝。這兩位東歐畫家都在二戰時期死於戰亂。



《樹仙》，奧昆作，1900年。

如果說穆查更擅長捕捉女孩子優美的姿態的話，我覺得奧昆的色彩更勝一籌。



《奇美拉》封麵，奧昆作， 1902。

這是奧昆為文學雜誌繪製的封麵。隻見樹仙的長發如樹藤一樣飄逸，瀟灑自由地穿梭飛翔在浩瀚森林之中。



《奏樂》，奧昆作， 1912年。

樹仙奏樂自娛自樂，想必有樹林的回聲與合唱會非常美妙動聽。



《蘑菇家族》，奧昆作。

這是生活在大森林裏相親相愛的一家人。雖然蘑菇媽媽看上去有點寂寞，可愛的孩子們親密地圍在她的身邊。他們是一群給大森林帶來生氣的仙子。



《蹺蹺板》，斯圖克作，1898年。

德國畫家斯圖克（Franz Stuck，1863–1928）的樹仙是一對快樂的姐妹花。一上一下的鮮紅裙子和白皙裸體互為襯托。



《白日夢》，羅賽蒂作，1880年。

英國畫家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是前拉斐爾畫派的三駕馬車之一，而三位創始人中，他對後繼畫家的影響最大。

羅塞蒂的樹仙畫的是他自己的秘密情人珍·莫裏斯（Jane Morris）。隻見她獨坐在梧桐樹枝上，衣服與樹葉同一顏色，手握一把金銀花，眼神空洞地做著她的“daydream”。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時興用金銀花表達愛情，與玫瑰的作用相同。珍·莫裏斯曾為多位前拉斐爾畫派的畫家作模特，其中包括包括她自己的丈夫威廉·莫裏斯和羅塞蒂。雖然嫁為人婦，但她作為羅塞蒂的小三又是半公開的秘密。畫中她孤單無助地緊抓住樹枝，神情茫然，心事重重。外人會問：她那是做什麽“白日夢”呢？而羅塞蒂有些自鳴得意：那是他的樹仙在想他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戴安娜和她的仙女們》，羅伯特·彭斯作，1926年。

蘇格蘭畫家羅伯特 · 彭斯與十八世紀著名的蘇格蘭詩人同名同姓（Robert Burns，1869-1941）。他這幅壁畫實在是一件令人驚歎的藝術品。畫中的一頭紅發狩獵女神戴安娜帶著兩個黑發仙女和一隻金豹、一隻黑豹在密林中狩獵，還引來小猴、小鳥、小鹿來看熱鬧。隻見她們自由自在地徜徉穿行在叢林間。金樹葉、綠樹葉和紅藤蔓的色彩鮮豔活潑，整個畫麵歡快的動感十足。與其說她們是在狩獵，到不如說是在踏青，一次快樂的郊遊。

彭斯趕上新藝術畫派後期，進而加入二十世紀初期的“美術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這一運動繼承新藝術畫派的特色，強調使用各種材料以最簡單的形式達到最大的裝飾工藝效果，反對工業化，主張回歸自然，因此它比新藝術畫派具有更多的原始因素和東方色彩。在彭斯的這幅作品中，我們就能看到日本漆器畫的影子。

下一期我們談談“水做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