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陳公博留下的中共一大“秘密文獻”

 

 

陳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祖籍福建上杭，生於廣東南海縣（今廣州市），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政治領袖。曾經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中央執委。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後隨汪精衛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長，是汪精衛政權第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代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日本二戰投降後，逃往日本，最後被押解回中國，審訊後被槍決。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13位代表中，廣東代表陳公博的行蹤與眾不同：

 

陳公博7月21日從廣州經香港到達上海。除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劉仁靜等代表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住進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唯有出身豪門的陳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東旅社。尤為與眾不同的是，陳公博攜新婚之妻李勵莊一起來滬。

 

7月23日，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李漢俊家舉行開幕式時，陳公博拿出陳獨秀交給他的親筆信，陳獨秀在信中談了對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四點意見，即“一、黨員的發展與教育；二、黨的民主集中製的運用；三、黨的紀律；四、群眾路線”。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漢俊家舉行閉幕式時，突然闖進一個偵探（現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中國科科長程子卿），說是走錯了門，旋即離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即決定中斷會議，代表們分頭疏散，隻有陳公博及屋主李漢俊留了下來。過了十幾分鍾，大批法國巡捕趕至李公館。陳公博陪同李漢俊應對法國巡捕，直至夜深法國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證據走了，陳公博才回到大東旅社。翌日陳公博沒有去嘉興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而是與李勵莊前往杭州旅遊。

 

陳公博對於中共一大的最大貢獻，在於此人筆頭甚勤，為在秘密狀態下舉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01

解讀陳公博文章中的“暗語”

 

就在中共一大結束之後10多天，陳公博剛剛回到廣州，就寫了一篇關於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說，這是最早的關於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驚訝的是，這篇文章竟然公開發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號上。

 

由於中共一大是嚴格保密的，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不得不設下“障眼法”，在開頭寫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滬……

 

正因為陳公博打了“埋伏”，所以讀者讀了此文，並沒有看出寫的是中共一大。這一“密碼”直到1961年才被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破譯。筆者拜訪李俊臣先生，他說當時他在工作之餘，正在通讀《新青年》，在讀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時，想及1921年7月陳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頓時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學社”會不會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會不會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共一大？

 

這麽一來，就能勢如破竹，清楚解讀此文的種種“暗語”。文中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作者注：即馬克思）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由於文章寫於中共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可以排除種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滬是7月21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麵，即7月22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當然，也有人提出疑義，因為九卷三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1921年7月1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麽可能是記述7月1日之後召開的中共一大呢？不過，核查當時《新青年》的出版情況，誤期是經常的，這期《新青年》實際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這一疑義。

 

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詳細記述了法國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會場的情形：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麽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隻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鍾頭。他們更把我和我朋友隔開，施行他偵查的職務。那個法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我說略懂。他問我從那裏來？我說是由廣州來。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我說了懂。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麽時候來中國……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裏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一直等他走了，然後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別。自此之後便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後跟蹤……

 

陳公博在文章中還寫及：

 

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我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四十一號，那謀殺案就在隔壁四十二號發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女子銳厲悲慘的呼叫……

 

當時，大東、東亞、遠東和一品香是上海設施最好的賓館，人稱“三東一品”。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貨公司在上海南京路開業，之後該公司附設在永安百貨大樓裏的大東旅社開業。在大東旅社發生的這一凶殺案，翌日（1921年8月1日）見諸上海《新聞報》報道《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還有上海《申報》在第14版所載新聞《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

 

陳公博文中提及的大東旅社“謀殺案”，重要的不在案情本身，而在於發生案件的時間——“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因為這一案件是陳公博從李公館遭到法國巡捕搜查之後回到大東旅社發生的，由此可以準確推定中共一大遭到巡捕幹擾的日期是7月30日，而中共一大在第二天轉移到嘉興南湖舉行閉幕式，因此中共一大的閉幕日期是在7月31日。

 

02

美國發現有關中共一大的論文

 

陳公博對於中共一大的記述，不僅僅是寫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還寫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這篇論文是在大洋彼岸——美國發現的。

 

一大代表們都記得，一大曾通過一個綱領和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顯然，這是極其珍貴的曆史文獻。遺憾的是，這兩篇文獻當時隻有手抄稿，並未正式發表過。在那樣動蕩的歲月，這幾份手稿能夠保存下來嗎？滄海橫流，何處尋覓？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開後的第16個年頭，美國女作家尼姆·韋爾斯在訪問陝甘寧邊區時，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問起了一大文獻的下落。在尼姆·韋爾斯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憶：

 

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製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遍尋無著。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後在萬裏之遙的美國發現了。那是1960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名叫韋慕庭的美國人，處於極度興奮和忙碌之中。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史教授，曾和華裔美國學者夏連蔭編過《關於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文件，1918—1927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對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頗有研究。

 

霍華德·林頓先生告訴韋慕庭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哥倫比亞圖書館最近在整理資料時，從塵封已久的故紙堆裏發現一篇1924年1月該校的碩士論文。論文用英文打字機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gpo”，而論文的題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1924年1月，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怎麽會寫出這麽一篇碩士論文？

 

“Chen-Kungpo”這名字，跟“陳公博”同音。稍知一點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大漢奸，在汪偽政府中擔任過“立法院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在汪精衛死後，他起而代之，任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此人怎麽可能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論文？也許是與“陳公博”同音的“陳恭伯”或者“陳功柏”吧？

 

韋慕庭教授趕緊調閱學校的微型膠卷檔案。從《注冊登記簿》第三卷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冊記錄：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冊，他填寫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於廣州”。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冊，他填寫生日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冊，生日隻寫“1892年”。

 

真是個怪人，他的生日怎麽在不斷“變化”著，每一回都不一樣。

 

趕緊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錄，附滿洲國及中國名人》，查到陳公博，生於1890年，廣東南海人。這表明陳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斷“變化”，是因為他大約不會把中國陰曆換算為公曆。他的生日可能是陰曆8月28日，頭一回寫的是陰曆。第二回則換算成公曆而又少算1日——應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許是筆誤，也許又一次算錯，寫成“1892年”。至於把出生地寫成“廣州”，是因為廣東南海的名聲太小，美國人不熟悉，幹脆寫成“廣州”。

 

那麽，陳公博怎麽會寫起《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呢？韋慕庭仔仔細細讀完文章，認為這篇論文倘若不摻雜虛假信息的話，將是一個重大發現：此文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極為難得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曆史文獻——寫於中共一大之後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論文本身，而在於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六篇文獻：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1921年）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1921年）

 

附錄三中國共產黨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附錄四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1922年）

 

附錄五中國共產黨章程（1922年）

 

附錄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1923年）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曆史文獻。

 

03

陳公博留下的“秘密文獻”終於走出“冷宮”

 

作為曆史學家，韋慕庭擱下手頭工作，全力以赴來考證這篇1924年的碩士論文。他把論文交給了多年的合作者夏連蔭女士，請她對論文本身進行初步評價。他自己則集中力量，考證那個陳公博……

 

韋慕庭拜晤了紐約市立大學的唐德剛博士。幾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訪問當時僑居美國的胡適，為胡適錄音，撰寫《胡適的自傳》。唐德剛熟知中國的情況，何況胡適當年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哲學係，1915年至1917年）。唐德剛迅速地向韋慕庭提供了許多關於陳公博的背景材料，並讀了那篇論文，對文中一些疑難之處作出了解釋。

 

從納撒尼爾·B·塞耶先生那裏，韋慕庭得到了日文的關於陳公博的材料。他從中得知，陳公博寫過一本回憶錄《寒風集》，內中談及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

 

韋慕庭千方百計尋覓《寒風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洛氏大樓頂層收藏有許多中文書籍，但沒有《寒風集》。他求助於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也找不到這本書。當他得知堪薩斯大學正與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聯係出版回憶錄時，韋慕庭給張國燾寫了信，問他有沒有《寒風集》。張國燾跟陳公博一樣，最初參加過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動家之一，後來也成了中共的叛徒。（張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棲身。）他給韋慕庭寄去了《寒風集》。

 

韋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趕緊打開1944年10月由上海申報社所印的《寒風集》。此書分為甲篇、乙篇兩部分。甲篇是陳公博寫的自傳性回憶文章：《少年時代的回憶》（寫於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寫於1933年）；《軍中瑣記》（關於1926年北伐的，寫於1936年）；《我與共產黨》（寫於1943年）；《改組派史實》（寫於1944年）；《補記丁未一件事》（寫於1944年）。乙篇則是陳公博的文學作品，收入《我的詩》、《偏見》、《了解》、《貧賤交與富貴交》、《不可為的官》、《上海的市長》、《海異》。

 

韋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的《我與共產黨》一文。這篇文章可以說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Chen-Kungpo”即陳公博。在此文前言中，陳公博寫道：

 

這篇文章我本來決定要寫的，但我同時希望藏之書櫥，待身後才發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參加過共產黨，並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公開的事實，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這樣的記載……

 

文中陳公博詳細記述了他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寫及“一連4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開會”。陳公博還談及，中共一大曾就綱領和決議案進行激烈的爭論。“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作者注：仲甫即陳獨秀，當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選為書記）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是由陳公博帶到廣州去的，他當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頭。另外，陳獨秀“決定不發”，使中共一大文獻沒有發表，於是留存於世的唯有手稿——正因為這樣，此後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的文獻。

 

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還寫及“在民國十二年2月12日隨美國總統號赴美”。他說：

 

抵紐約之後，我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大學院（作者注：似應為文學院），那時我又由哲學而改研究經濟……

 

我抵美之後，接植棠（作者注：即譚植棠，北京大學畢業生，1920年曾與陳公博一起在廣州辦《廣東群報》。1921年初在廣州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後曾任中共粵區委員）一封信，說上海的共產黨決定我留黨察看，因為我不聽黨的命令，黨叫我到上海我不去，黨叫我去蘇俄我又不去。我不覺好笑起來，我既不留黨，他們偏要我留黨察看，反正我已和他們絕緣，不管怎樣，且自由他。但我和共產黨絕緣是一件事，而研究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經濟，應該徹頭徹尾看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氣在芝加哥定了（作者注：即預訂）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資本論》和其他小冊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書籍都買了……

 

陳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從日本橫濱赴美，而哥倫比亞大學檔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冊，完全吻合。他在美國研讀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學算是名義上研究完畢了，碩士學位已考過”，這也與那篇碩士論文的寫作相吻合。

 

韋慕庭越來越意識到那篇在哥倫比亞大學“沉沒”多年的碩士論文的重要性——當然，這也難怪，在1924年那樣的年月，美國的教授們誰會注意一個20多歲的中國學生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文呢？

 

韋慕庭著手詳細考證論文。他的書桌上，堆滿了關於中共黨史的參考書：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合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哈佛大學出版社1952年版）……通過何廉教授的介紹，韋慕庭訪問了陳公博在美國的一位家庭成員，得知關於陳公博更加詳盡的身世。

 

由於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讚助，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收入韋慕庭的緒言和陳公博36年前的論文。韋慕庭在緒言中指出：

 

直到現在，人們還不知道保存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所產生的文件；董必武認為所有的文件都已喪失……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獻終於在大洋彼岸被發現。陳公博沉寂了36年的論文，走出了“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