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勞倫斯(D. H. Lawrence)以長篇小說馳名文壇,如《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兒子與情人》、《彩虹》、《戀愛中的女人》等,不一而足,這些大作多少奪走了讀者對他的短篇小說的視線。
勞倫斯以寫男歡女愛見長,一個個長篇的愛情故事炙手可熱;而他在短篇中所呈現給讀者的,似乎是有一個個不幸婚姻中所構成的灰蒙蒙的悲情世界。士兵、礦工、農夫、商人、主婦、少女等芸芸眾生都在企圖掙脫男女之間的鎖鏈,掙紮於精神與肉體的欲望之中。
在《菊花的香味》中,讀者更多地聞到的是死亡的氣味;《微笑》大概是勞倫斯最短且最恐怖的作品,在女人遺容麵前那強忍不住的“微笑”在讀者看來就是猙獰的冷笑;在《太陽》中,地中海陽光下袒露的是女主人公鬱鬱寡歡的心-雖然這篇故事並未直接描寫夫妻之間的衝突,反正她始終不愉快就是了;《離家出走的女人》也是寫一個不明所以地不愉快的女人,而且是一個連姓名都沒有的女人,她糊裏糊塗地離家出走,又糊裏糊塗地成為土著人刀下的祭品,到死也沒有把自己弄明白。
《報春花的小徑》的篇名美則美矣,英文稱“The Primrose Path”,其含義指“追求享樂之路”,又指“易進入而又易迷失的道路”。在這篇故事中,主人公未能到達極樂世界,卻迷途無返。他係多名女子於一身,卻無人能給他幸福。如果我們設法在勞倫斯短篇小說中尋找一對幸福男女的話,《馬販的女兒》也許如是,然而其灰暗的底色絕不亞於他的其它作品。那從女孩頭發裏揮之不去的死水塘的腐臭味,不但提示著女孩以往的悲情,而且還暗示著隨時將會在她身上再次發生的不幸。
難道勞倫斯真是個厭世作家嗎。誠然,寫個人心靈與社會的衝突是現代作家們之最愛,勞倫斯同時代的作家們寫起人性的黑暗來,一個比一個黑,似乎不黑就夠不上現代小說家的標準。
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寫得悲天憫人;卡夫卡的《城堡》沒有寫完,但可以看出作者根本無意施舍給讀者一條光明的尾巴;康拉德的一部短短的但被評論家奉為經典的《黑暗的心髒深處》更是一黑到底,不但寫現代社會的漆黑一團,而且寫原始社會的黑不見底--一句話,人本身橫豎就不是什麽好東西;深受叔本華和尼采影響的托馬斯•曼不認為平凡的世界可以滿足藝術家內心的需要,在他的《藝術家之死》中藝術的頹廢隻有在死亡中才得以升華;稍後的卡繆寫了令人頭皮發麻的《鼠疫》,盡管當中有一個螳臂當車的裏奧醫生,但那隻不過是襯托世界的無奈而已;雖然喬伊斯成為現代小說的鼻祖主芽歸功於其語言與風格的試驗而非對情節的渲染,但在他的代表作《尤裏西斯》中,一個男人將其整個小臂捅進女人的陰道,你說黑不黑?
看了這些人,再來看勞倫斯,真有點“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感覺。而一般說來,與長篇小說比較,短篇小說更接近於即興之作,與作者當時的心情、環境有直接的話關聯。對作家個人生活的了解與分析,有助於對其短篇小說乃至所有作品的理解。也許這樣人們就不會給勞倫斯簡單地貼上一個“悲觀主義”的標簽了。
勞倫斯生活的年代,1885年至1930年,正是新舊交替時期,由一個自鳴得意、有板有眼、迅速膨脹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轉變為惶恐不安、茫然不知何去何從的新時代。在那個年代,在世界各地,如果沒聽到槍炮齊鳴,也能聽到磨刀霍霍。武器的日益發達使武力征服更具效力與效率,於是人類對權力和財富的紛爭的解決方式變得日趨簡單。勞倫斯和其它同時代的作家的困惑也是整個時代的困惑,他們在作品中表達的緊張情緒,是他們個人的,也是整個社會的。在當時另一位小說大師普魯斯特的長篇巨製《追憶流逝年華》中,那刻意營造的散淡筆調之下所隱藏的正是躁動的血液和緊繃的神經。
十九世紀西方社會的丁尼生式的長夢,沒有在十九世紀日曆的最後一頁被撕去的一刻結束,也沒有隨十九世紀的最高象征維多利亞女皇的下葬而告終,倒是勉強延續到二十世紀初,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進攻比利時的德國士兵的皮靴踏得粉碎。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勞倫斯與其它同時代的作家們一樣,似乎有話要說,他的很多短篇小說都是戰時或戰後時期完成的。翻開這些作品,讀者能嗅到硝煙的味道。
當勞倫斯攜未婚妻佛麗達於1914年6月自意大利返回英國時,他正春風得意,自信滿滿。《兒子與情人》在年前出版,雖銷路平平,卻使他聲譽鵲起。他的第一本詩集已經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普魯士軍官及其它》也在年內發行。另一長篇《彩虹》也已脫稿,有出版商答應出版。佛麗達終於從前一次婚姻中恢複自由之身,迫不及待地剛在英國落腳就與勞倫斯共結連理。新婚伉儷計劃在英國度過夏天,再於10月回意大利。
這正是1913年他們所走過的路線:冬天在意大利,春天在德國,夏天在英國。然而,從天而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破了他們的計劃,使他們一直到1919末硝煙散去時才得以離開英國。
雖然勞倫斯是英國作家,但戰時滯留英國的那幾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時期。1914年在意大利那陽光燦爛的夏天已成為無法重溫的舊夢。他們的婚姻一次次出現危機,一次次地遷居,一次次地與朋友爭吵,一次次無米下鍋,一次次受到戰時英國當局的刁難。佛麗達是德裔,因此他們常被懷疑為德國間諜。勞倫斯的健康也開始惡化。他們曾想遠走美國的計劃,也因勞倫斯的健康以及佛麗達的國籍等麻煩成為泡影。
(勞倫斯因其才華吸引了不少朋友,但又經常與他們鬧翻。很多人覺得他性格古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漫畫家把他畫成帶角的。)
1915年勞倫斯對《彩虹》的出版抱以極大希望,相信以此可以慶祝戰爭的結束和他所期盼的“新世界”的來臨。然而《彩虹》一問世即被當局指控為有傷風化而查禁沒收,與此同時戰雲仍不斷從英吉利海峽彼岸湧來,“新世界”遙遙無期。勞倫斯的個人困境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使他無可逃遁。
(勞倫斯的作品因涉嫌色情屢遭查禁,但他卻樂此不疲。有趣的是,在他本人的繪畫作品中,色情題材也是其最愛。)
1916年曾與勞倫斯近鄰的友人莫裏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房門。勞倫斯走進來,他什麽話也不說,就在壁爐旁坐下來。他前後搖晃著自己的身體,輕聲呻吟著,我以為是他又與佛麗達拌嘴了。我不知如何安慰他,他們倆口子的事我管不了。但後來發現他們當晚並沒有吵架,他隻是心情不好,被沒完沒了的戰爭嚇壞了,才在夜晚走黑路到我家。我注視著他,他穿著棕色的燈芯絨夾克衫,扣子一直係到脖頸。他低著頭,一副頹敗潦倒的樣子。”
體會這番情景,我們發現勞倫斯當時的作品並不那麽完全潦倒,還常說些要把握自己命運的話。他隻是對戰爭的結束等得有些不耐。他想逃脫,想與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遠離塵囂,建立一個他稱為“拉蘭尼姆”的自給自足的理想國,無論它在什麽地方。
在1916年底快要完成《戀愛中的女人》時,勞倫斯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這本書讓我感到害怕,它給人那樣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It is so end-of-world”),然而它也是而且必須是一個新世界的開始。”在他的“彩虹”破滅之後,他又在念叨他的“新世界”。
(《戀愛中的女人》的封麵)
解脫的思維方式是,既然戰爭發生,便非無緣無故,一定是社會病了。在打破舊的平衡的大破壞之後,“新世界”才會在廢墟上創造新的平衡。
在戰爭期間的短篇小說中,勞倫斯的慣用模式是:男女角色先失去自我,然後心靈獲得再生,進而達到情愛生活的平衡,無論這種平衡是多麽勉強或無奈。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因為戰爭一結束,這一平衡在勞倫斯的作品中就不複存在。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在戰爭的惡劣環境中,作家自己也在竭力達到內心的平衡。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是大戰開始後勞倫斯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也是他第一篇直接描寫戰爭的作品。它明確地告訴讀者,作者無法對眼前的戰爭視而不見。其主題是:貧乏的婚姻生活最終會使人感到若有所失,於是刀光劍影的戰場對男人具有吸引力,成為逃避責任和釋放精力的場所。
然而作者隻是虛晃一槍,婚姻在此處隻不過是作者便利的慣用材料而已。作者本意似乎在說:是英國人自己選擇了戰爭,選擇了死。這一選擇傾向貫穿勞倫斯所有的戰爭作品。
盡管如此,作者並不肯給男人借機為祖國而戰的光榮借口。小說的主角埃格伯特恰恰是個胸無大誌無所事事的庸人。他隻是為尋求刺激而打仗,為掙脫家庭束縛而打仗。因此他戰死沙場便順理成章,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一隻螞蟻被路人踩死一樣自然而然,無聲無息,談不上義無反顧的悲壯。這一結局也算一種平衡的方式:“逝者如斯夫”,大家於是都沒有什麽可抱怨的了。
在堂而皇之的篇名下麵,《英格蘭,我的英格蘭》所告訴讀者的,是戰爭的無意義。這應該是勞倫斯第一次展現他的諷刺才華。
勞倫斯有個出名的習慣,就是喜歡將他周圍的人信手拈來化作其小說中的人物。他的朋友、相識、鄰居幾乎無人幸免。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1915年初,勞倫斯夫婦遷居英國東南,租借一友人的農舍。該友人的一家人便成為《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中的人物。其中一個叫帕西•魯卡斯的年輕人正是小說中的男主角埃格伯特。而埃格伯特戰死的結局純粹是作者編造的。然而勞倫斯萬萬沒想到,他竟一語成譫。就在該小說於1915年問世不久,魯卡斯的死訊就從戰場上傳來。
後來勞倫斯在一封信上說,他希望小說在付印前就沉到海底去。他承認他筆下的埃格伯特是個精神懦夫。“但誰又不是呢?”他說。“如果這篇小說果真變成了事實,倒不會對我們有什麽傷害了。”在另一版本的後記中勞倫斯寫道:“是的,我並不希望我沒有寫這篇小說。長期來看,它有益無害。”他的話進一步證明,勞倫斯無意僅僅給讀者說個故事聽,他是別有用心的。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的封麵)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對戰場著墨不多,卻道出戰爭的荒唐;而《盲人》一篇則對戰場未有任何描述,卻寫足了戰爭的恐怖。莫裏斯在戰爭中被炸瞎了雙眼,留下滿麵傷疤。多虧有妻子的憐愛,返鄉後開始黑暗但平靜的生活。但這一平衡被突然到訪的“第三者”伯蒂所打破。對於來者的不善,莫裏斯雖看不到眼裏卻看在心裏,早已想好了退敵方略。在故事結尾,莫裏斯表示希望伯蒂做他的朋友,伯蒂當然樂得順水推舟。但莫裏斯要求伯蒂撫摸他的臉,並突然將伯蒂的手強按在他那空洞的眼窩和深深的傷疤上。這一下讓伯蒂魂飛魄散,落荒而逃。究竟是莫裏斯真正渴望友誼來撫慰受傷的心,還是想以此嚇退情敵,讀者可自有解讀。而作者毫不含糊地傳遞給讀者的是戰爭帶給人們心靈和肉體的創傷。
1918年底停戰協定終於得以簽署,勞倫斯的精神也隨之振奮起來,寫了不少結構精致的短篇小說,並和一些過去吵翻的朋友和好,開始周遊世界,身體力行地去尋找他的“新世界”,足跡遍及意大利、德國、法國、錫蘭(現今的斯裏蘭卡)、澳大利亞、新西蘭、塔希提群島、美國、墨西哥等地。
(勞倫斯一生不斷在旅行之中。這張家庭照片看上去也是人人一身行裝。)
他一路所目睹的,是在他作品中所嘲諷的西方世界受到裁判,但尚未得到救贖,最後審判日從天而降,但似乎又被發了慈悲的上帝改期,留給人們的是陣陣餘驚和惶惑。不少作家在這次靈魂陣痛之後,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是玩世不恭。而勞倫斯戰後的作品所體現的是對新秩序的訴求。
他相信傳統的人文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是由權力統治的新時代。他認為“男人要麽有權力,要麽沒權力”。他們應該積極從事社會活動,否則他們的生活就變得空洞無意義,便會被女人看不起,於是他們就活該像《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中的埃格伯特那樣死去,或像《請出示車票》中不夠資格上戰場的托瑪斯那樣受到一群女同事的鄙視,並被她們臭揍一頓。這樣的作品或許能為我們解釋為何勞倫斯對尼采的超人學說大感興趣。
勞倫斯在給一位女友的信中寫道:“我的確認為男人絕對應該走在他們的女人前麵,而不必回頭征求女人的允許或同意。因此女人也毫無疑問地應在後麵跟從。這我沒辦法。我相信就是這麽一回事。佛麗達不相信,所有我們才吵架。”這也是勞倫斯小說中的男男女女吵個沒完沒了的原因。有一次勞倫斯又與佛麗達幹仗,佛麗達拿起一隻盤子向勞倫斯砸去,然後跑到外麵躲了好幾天。勞倫斯死後,佛麗達在她的回憶錄中提起這件事:“勞倫斯對我說:女人沒有靈魂,不懂得愛。所以我抄家夥叫他的腦袋開花。”
佛麗達的這本回憶錄的書名叫《不是我,是風》(Not I, But the Wind)。恐怕部分暗含的意味是:與勞倫斯的恩恩怨怨錯不在我,是外界造成的。勞倫斯夫婦這對歡喜冤家在文學界是出了名的。佛麗達至少沒有說:不是我,是他。
(勞倫斯與佛麗達的婚姻有聲有色,而且勞倫斯常把佛麗達寫入書中,所以他們之間的生活頗引人注目,有關傳記就有好幾種。圖為其中之一。這些傳記對了解勞倫斯的作品甚有幫助。)
社會的不公平和對女性的歧視,的確是曆史造成的。勞倫斯在他的作品裏,倒是對被踐踏被奴役的婦女表現出極大的同情。他的女性形象總是比他作品裏的男人更鮮活。他的長篇中的女性顯得有些雷同,而短篇中的女性雖無一隻快樂的鳥,卻是神采各異。那一個個因情愛迭宕所產生的感傷故事,正是作者在向讀者展示,男女之間的和諧與平衡對生活、對社會是何等重要。
在《你碰了我的身體》中,行將就木的羅克利先生的女兒瑪蒂尤達是個高不成低不就的老姑娘,為將要到手一筆遺產而沾沾自喜,看不起父親從孤兒院領養來的窮小子哈德利安。一天夜裏,瑪蒂尤達無意間在黑暗中摸到哈德利安的臉。哈德利安由此靈機一閃:娶瑪蒂尤達作老婆豈不是財色兼得?還可以好好報複一下這個勢利眼的老處女。
於是他說服羅克利先生修改遺囑:如果瑪蒂尤達不同意嫁給哈德利安,哈德利安將得到全部遺產,而瑪蒂尤達和妹妹一分錢也得不到。兩姐妹竭力反對也無濟於事,男人們說了算。為了自己和妹妹今後的生活,也為了不能白白便宜了那窮小子,瑪蒂尤達隻好違心地同意了這門親事。故事到此結束,給讀者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間:夫妻二人將麵臨怎樣一場金錢、感情與尊嚴的爭奪戰。在男性與金錢統治的世界中,女性無疑是處於被支配的地位。瑪蒂尤達正是勞倫斯筆下最典型的形象。
(《你碰了我的身體》的封麵)
在《菊花的香味》中,女主人公嫁給酒鬼,庸碌的世界使她感官遲鈍,對享受生活了無興趣。某日她隨意將一束野菊花插在衣服的扣眼裏,女兒眼鏡一亮:“好香啊,媽媽,你沒有聞到嗎?”她幹笑一聲,回答說:“我聞不到。那年我嫁給你父親的時候就有這菊花,生你的時候還是這菊花,當別人第一次把醉成爛泥的他抬回家的時候,他的扣眼裏也插著這樣的棕色菊花。”
故事的結尾工友們把丈夫的屍體從舊館抬進家門,無意間碰翻了花瓶,菊花撒了一地,落在地上的屍體旁。菊花在小說中僅有兩次出現,但卻像在灰暗的底色下亮光一閃,產生強烈的對比,而且作者把菊花作為篇名。有點嘲諷的意味,同時好像在告訴讀者:如果生命中還有這樣一道亮光,就趕快抓住它吧。生活裏一點一滴的美好事物都值得我們珍惜在心,否則就隻有苟活在無盡的昏暗之中。
(《菊花的香味》的插圖)
在《販馬人的女兒》中,走投無路的女孩自己走進深深的水塘,被年輕的醫生救起。麵對女孩渴求依靠的目光和毫無設防的身體,激情衝垮了醫生屈尊俯就的心防,使他逾越職業責任的意識,感覺到更重要的是自己作為一個男人的責任,進而體會到作為一個男人的需要和權利。隻有充分體會到自身的需要,才能更好地體會人與人之間的共同需要。而體會到這種共同需要,人與人才是完全平等的。故事結尾時醫生和女孩緊緊抱在一起,以後會如何留給讀者去想。任憑外麵的世界風雨飄搖,溫馨的場麵哪怕一生中僅有片刻,也彌足珍貴。
(勞倫斯短篇小說集以《販馬人的女兒》中的場景作為封麵)
《參孫和德麗拉》又是一個極為感人的故事。一天傍晚一個陌生男人走進煤礦的小旅店。他就是旅店女主人的丈夫。十五年前他拋妻離家遠渡美國闖世界,音訊全無,沒有寄回一分錢。年輕的女人隻好獨自含辛茹苦,養育女兒成人,還開了這間小旅店。如今男人不聲不響地回來了,要來分一杯羹,打破她已經習慣的平靜生活。
這使女人胸中多年的積怨爆發。她大聲說不認識這個男人,趕他離開,可是他就是賴著不走。於是她叫幾個房客將他從頭到腳捆了個結實,扔出門外。夜裏,男人掙脫了繩索,又溜進門來,任憑女人痛罵、捶打、哭泣,他沒有反抗,隻有盯著妻子的目光在說:走過千條路,見過萬種人,還是愛著一個你!
故事最後,他出其不意地伸出一隻大手,放在她起伏的胸脯上。女人的身體一陣顫抖,但她沒有低頭去看,也不再反抗。一切都在不言中,唯有壁爐的火光在婆娑的淚眼中跳蕩。正是“恨到歸時方始休”,一愛百了。有需要,才有愛;有了愛,才有溫存、理解、寬容;有了溫存、理解和寬容,才心地坦蕩,不再有猥瑣、怯懦、患得患失。
勞倫斯的作品中找不到英雄美人的浪漫傳奇。他筆下隻有普普通通的男人、女人,他們心靈與心靈互相撞擊,肉體與肉體互相接觸。這些心靈和肉體都在呼喚著:我要!我要!勞倫斯的世界是渴求人性光芒普照的世界。
多少人間事,又怎一個“情”字了得。
勞倫斯小檔案:
1985年: 生於英國一礦工之家。母親當過教師,寫過詩歌。母親與礦工生活對其創作有很大影響。
1911年: 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
(《白孔雀》的封麵)
1912年: 結識曾在大學教過他的一位德國教授的太太佛麗達•威克利,與她私奔,遊走歐洲各地。二人親密但動蕩的關係成為貫穿勞倫斯作品的基調。
1913年: 出版代表作《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這部自傳式小說描繪了作者作為一個礦工的兒子的童年與少年時代。
(《兒子與情人》的封麵)
1914年: 回到英國,與佛麗達結婚。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普魯士軍官及其他》。
1915年: 長篇小說《彩虹》(The Rainbow)因被指控為色情作品而遭查禁沒收,版本全部銷毀。
(《彩虹》的封麵)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旅行於世界各地。1912年出版《彩虹》的續篇《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與其妻的戀愛故事在當中多有描述。
(電影《戀愛中的女人》的劇照。因為勞倫斯的作品頗具自傳色彩,所以電影中的男主角也是一副作家本人的模樣。)
1922年至1925年: 多旅居於美國的新墨西哥及墨西哥,有意在此地建立藝術家的烏托邦。寫了不少有關墨西哥的作品,如長篇小說《羽蛇》。
(勞倫斯與佛麗達在新墨西哥)
1925年秋: 返回歐洲,健康逐漸惡化。晚年主要從事繪畫以及創作最後一部也是影響最大的小說《查特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該書很快被查禁。“潔本”於1928年開始出版,未刪節本一直到1959年才得以在紐約問世。
(《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無疑是勞倫斯最具影響的作品。插圖多種多樣。這是一些風格截然不同的封麵,有的古典,有的典雅,有的現代,有的放蕩。可見插圖畫家對小說本身也有不同的解讀。)
(勞倫斯的作品在西方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漫畫家拿其作題材,可謂信手拈來。)
1930年: 因肺結核病故於意大利的威尼斯,享年不足4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