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樹露麵了。
前段時間，在B站的畢業歌會上，樸樹現身。
他變了。
不同於以往清瘦單薄的臉，樸樹胖了，也變得愛笑了，他對將要告別校園的年輕人說：“希望你們頑強而有底線。”
那種笑容，是發自內心的鬆弛狀態。
沒人知道，在沉默的日子裏，樸樹追尋的是什麽，在命運的茫茫旅途，他在變化著，仍羞於談錢，“我很早清楚自己不是個賺大錢的人，錢來了，也留不住”。
他成為了人們心愛的那種人，大家不管自己在名利場怎麽摸爬滾打，怎麽滿身塵土，都想要保護他，當然也有人會將他的痛苦娛樂化：
“樸樹，你是在撒嬌。”
雙方各執一詞，他無需費力解釋。
已經49歲的他，不需要別人的理解了。
痛苦是天生的。
從少年時期的0.5分開始，樸樹的痛苦雛形開始存在。
身為父母皆是北大教授的孩子，他自然地開始被期待著，在小升初的考試中，樸樹以0.5分之差，無緣父親濮祖蔭心儀的北大附中。
後來，他說：“覺得低人一等，你沒考上，你爸媽都沒法做人了。”
從小生活在北大家屬院，沒有考上北大附中這件事，在樸樹的內心埋下最初的痛苦因子。
少年時期，母親帶他去做心理測試，呈現的結果是“差點變態，是青春期憂鬱症”。其中有一道題是：“如果你死了，你覺得身邊的人會怎麽樣？”
樸樹選擇了“無動於衷”。
1993年，樸樹為了讓父母不會在家屬院那麽難堪，考上了首師大英語係，誰成想讀了一年，他就退學了。
他抱著吉他坐在家門口的河邊，一邊彈琴一邊唱歌，從清晨到日暮，也開始自己寫歌。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父母讓樸樹出去找個工作養活自己，朋友給出建議：賣歌。
他找到了高曉鬆，兩人相約在一個小樹林會麵，樸樹彈唱了幾首自己寫的歌，高曉鬆聽得淚流滿麵，渾身亂掉雞皮疙瘩，其中就有《白樺林》。
高曉鬆成為音樂圈第一個見證樸樹的人。
那時的樸樹，有著一張極為憂鬱的臉，發型奇特，前麵留得很長，遮住了半個臉。
在高曉鬆的指引下，1996年，樸樹簽約麥田音樂，每天下了班大家就開小飯桌，樸樹、葉蓓、尹吾都會來，大家一起吃飯，吃完了就彈琴、唱歌。
法國有一部叫做《紅白藍》的係列電影，高曉鬆想到「紅白藍」主題，推出係列唱片，藍是葉蓓，紅是尹吾，白是樸樹。
樸樹覺得葉蓓是個明亮的女孩，不像自己整日裏哭喪著臉。
後來，兩人都開始錄製自己的首張專輯，葉蓓的《純真年代》與樸樹的《我去2000》。
樸樹錄製的整個過程非常痛苦，高曉鬆感慨任何時候跟一個像樸樹這樣擁有完美主義精神的音樂人合作，都會很痛苦。
親自操刀的高曉鬆力所不及，找來了張亞東、竇唯、李延亮和樸樹一起排練，錄製得艱辛，最痛苦的是沒有錢，而像他這樣近乎苛求的人，做音樂就是在燒錢。
張亞東隻好帶著樸樹去蹭王菲的錄音棚。
1999年，26歲的樸樹推出首張個人音樂專輯《我去2000年》，在港台歌手占據歌壇大半個江山的境況下，這張專輯賣出30多萬張。
樸樹，紅了。
“以後的路不再會有痛苦
我們的未來該有多酷
向前走你的路
猜猜未來給你什麽禮物”
當時大家對千禧年充滿了期待，覺得一切都會變得很好。
樸樹，也這麽覺得。
剛成名，一切都是好的，有錢挺好的，不過短暫的喧囂過後，樸樹開始抵抗這種被名利支配的生活。
他被拉著到處做宣傳，有次在重慶巡演，有歌迷往台上扔礦泉水，樸樹索性撿起來扔了回去，有人說樸樹你挺酷的，他懟了回去：“酷就是個屁。”
他上了2000年的央視春晚，樸樹與周邊歡樂的環境格格不入，他背著那個能給自己帶來安全感的背包上了台，滿臉的抗拒與落寞。
春晚後，樸樹更火了，他卻瞧不起自己。
回顧千禧年，樸樹與周傑倫都成為了樂壇不可或缺的音樂人。
周傑倫曾說：“樸樹是一個很脫俗的歌手，他為人低調，更主要的是對自己及作品要求極為嚴格。”
音樂的變化，也是人生狀態的變化。
2003年11月8日，樸樹在自己30歲生日這天，發行了自己的第二張專輯《生如夏花》。
這張專輯橫掃國內各大獎項，火到一發不可收拾。
在這個圈子的裹挾下，樸樹半推半就地往前走，不斷的商演讓他痛苦不堪，終於，他得了嚴重的抑鬱症，完全無法入睡。
他是非常敏感的人。
看了中醫之後，樸樹才得知自己的身體全部亂套。
他不想在這個圈子裏混了，張亞東勸他：“再發一張專輯吧。”
樸樹問：“為什麽要做？”
“可以賺錢啊。”
“為什麽要賺錢”
張亞東沉默，沒有繼續追問。
2011年，樸樹和妻子吳曉敏從北京市區搬到了順義，租了一套清淨的別墅，退圈隱居，潛心創作音樂，認真生活。
有愛人，有做飯好吃的保姆秀梅，還有兩條依賴他的狗。
每天樸樹固定要做的兩件事情是：遛狗，買麵包。
“幾個月前去邀歌，初見樸樹。他站在家門口迎接，穿著運動褲T恤衫，頭發些許泛白，表情平和淡然。十多年，等你太久了。”
2014年，韓寒找到了樸樹，給自己的電影《後會無期》寫主題曲，“我曾經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見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41歲的樸樹開始打開自己，見天地，但還是擰巴。
他仍然厭惡著這個行業，並以之為恥，“明星”這個詞在他看來昂貴而無趣。
之後，樸樹現身某綜藝節目現場，幫唱王子文《那些花兒》，當被主持人問道為什麽願意來時，他說：“說實話，我這段時間，真的需要錢。”
隱退多年，他因為“缺錢”上了熱搜。
遠離人群後，樸樹試圖將自己的內在打開，讓自己擺脫掉長年以來受到的大眾敘述性的影響，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少年”二字。
誤會了。
對此，他早就澄清：“我沒你們說的那麽好，早就不是你們口中的少年。”
衰老不可避免。
樸樹開始對時間變得敏感，父母變老了，他和他身邊的一切都老了，包括自己的狗。
當然，遠離人群不代表隻是在家裏呆著，什麽都不做，樸樹會演出，賺錢，為了讓跟了自己多年的樂手們，能過著體麵的生活。
他重情義，在曾經樂隊吉他手程鑫得了胰腺癌後，樸樹幾乎花光自己多年的收入，為樂手治病，遺憾的是，人還是沒了。
生活就像煉獄一樣，特別難熬。
李叔同的《送別》讓他唱到掩麵痛哭，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2017年，44歲的樸樹出了第三張專輯《獵戶星座》，從作品裏，人們覺察到這個男人變得平靜了。
“世界在霧中，那些人說著，來吧，就不見了。那些死去的人，停留在夜空，為你點起了燈。”
這是時隔14年的發聲，隻有奄奄一息過，那個真正的他，才能夠誕生。
滾滾紅塵，大家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在樸樹的歌聲中，每個人都會被原諒。
他反複對自己說：“放鬆點，你應該學會慶祝。”
或許從這時起，樸樹就已出現了某種變化。
至於是朝什麽方向變化，還有待時間揭開答案。
一年後，樸樹受阿雅的邀請，錄製紀錄片節目《奇遇人生》。
在古巴，他上演了“真香”現場，在坐上摩托車前，樸樹滿臉的不情願，還一度對著鏡訴說不滿、發火，表示自己真的不喜歡騎摩托車，就想一個人呆著。
沒成想，坐上摩托車後的樸樹，直豎大拇指，稱速度可以再快點，開心得像個孩子，還喃喃自語：“今天是最好玩的一天。”
這一刻的快樂，是真實的。
在結束這場旅行時，易碎又驕傲的樸樹說：
“慢慢開始我不想再勉強了，像我這樣，我心裏有很多複雜的感情，有很多悲傷，壓抑，也有快樂，我去表達那些東西，也是好的。隻要是發自內心的，不去迎合別人，去看到自己。就在壓抑和放縱之間，我在找那個平衡。”
他活得越來越具體與誠實，也渴望與外麵的世界產生連結。
在古巴與當地朋友告別時，樸樹非常不舍，執意要給對方留下自己的手機號與名字，相約在中國或者哈瓦那見，"下次你們來了給我打電話"。
那期節目結束後，阿雅說：“樸樹讓人覺得親切又疏遠，他真誠敏感，但似乎又和一切保持著距離。”
從古巴回來之後，也許是吸收到了外麵世界的陽光，在剛回國後的日子裏，樸樹喜歡和朋友聊天，甚至和高曉鬆一聊就是一個通宵。
有次他和朋友到飯店吃飯，有人認出了他，送來一大盤羊肉串，樸樹拉著朋友索性和那桌陌生人坐到了一起，說笑到了傍晚。
離別之際，有人邀請樸樹下次到自己家裏涮火鍋，他也沒有拒絕。
在之前，這樣的樸樹是難以想象的。
他有時疏離沉默，拒人於千裏之外，有時又是親切的，讓人想要靠近了解，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特質，共存於他的身上。
這個圈子對他，格外的寬容。
2019年盛夏，樸樹現身於《樂隊的夏天》總決賽舞台上，當晚節目錄製到一半，他一句“我歲數大了，該回家睡覺了，走了，謝謝”立刻成為焦點，引起歌迷的熱議。
有人略帶犀利地說：
“那麽多樂隊上躥下跳了幾個月，樸樹一出來，全給蓋了。”
當然，這些在樸樹都不在意。
他是幸運的，也是艱難的。
樸樹總是趨向於選擇更難走的那條路，他毫不掩飾地表示自己所有的苦難，也許都來自自我的臆想與造作，不過他仍然願意用自己的人生做實驗。
過去的樸樹站在台上唱歌，總是緊張不自在，他說自己像一根棍，如今的他，會讓自己的身體隨著音樂晃動。
之後的幾年裏，他時常露麵，或以微笑，或以淚流滿麵，但是每次出現，都會給大眾的內心掀起一陣漣漪。
在前段時間B站的畢業歌會上，《在希望的田野上》前奏一響，樸樹唱起“快點仰起你那蒼白的臉吧”，隨後便是同學們的集體打拍。
彼時的樸樹，仍然是不穩定的，有時他感到自己很有力量，有時，他相當沮喪，不過在唱完所有歌後，樸樹對將要畢業的同學們說：
“我希望你們擁有足夠的勇氣，足夠的耐心來麵對現實的生活，我希望你們有一個淋漓盡致的人生。”
麵對一個個年輕鮮活的生命，樸樹也許想到了年輕時的自己，對一切都充滿期待，等待著未來的禮物。
妻子吳曉敏，接納了樸樹最多的痛苦與擰巴。
這樣一個敏感憂鬱的人，需要的是一個內心強大的伴侶，吳曉敏給了樸樹最大的支持，從精神到生活。
“和樸樹在一起，我總是被他的光芒覆蓋！”
吳曉敏是演員，也是商人，算得上是女強人，她甚至表示：“就算樸樹一直不工作，我也不會介意，我養得起。”
樸樹沉浸於自己的音樂創作中，無法顧及到旁人，有次他讓吳曉敏下樓幫自己買一盒煙，等了很久妻子也沒有回來。
三天後，吳曉敏才拿著煙回到了家，樸樹接過煙說了聲謝謝，就回到了錄音室，也沒有關心妻子這三天發生了什麽。
在這段婚姻裏，一直是吳曉敏在主動，樸樹很少對妻子表達愛意。
2006年，樸樹參加《名聲大震》，有一期吳曉敏做他的幫唱嘉賓，有記者問他：“不管是生老病死，疾病或者是健康，你都願意一直愛著曉敏嗎？”
樸樹臉上寫滿了木然：“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誰能預知未來的事情啊。”
場麵異常尷尬，站在一旁的吳曉敏麵露失落。
樸樹把自己最好的能量放在唱片裏，把最差的一麵給了妻子。
幾年前，身心俱疲的吳曉敏提出離婚，樸樹才意識到自己無法給妻子一個完整的生活，他開始慌了，最終紅著眼眶挽留：“會好的。”
夫妻二人結婚17年了，至今不要孩子，這在吳曉敏看來是巨大的遺憾，但是樸樹一直堅持丁克：
“我覺得自己沒有把握把這個孩子教育成一個好人，一個人格健全的人。”
當一個人成為公共人物時，他的痛苦就不再隻是痛苦，甚至還會被旁人誤解為“天才的矯情”，他被迫在四十多歲的年紀還做著少年，其實早就不是。
不過是大眾在用“歸來仍是少年”來粉飾自己糟糕的人生，是他們需要，不是樸樹需要。
從特立獨行到變得平凡，樸樹的變化，也是每個普通人會經曆的人生課題。
樸樹，愛上了瑜伽。
有次他覺察到自己肩膀裏有很大一塊硬邦邦的肌肉，緊繃得如同過去的他。
那種感覺，讓他感到熟悉又陌生。
在瑜伽老師的幫助下，那塊緊繃的肌肉消融了，樸樹開心地笑了，像個孩子那般，他說：“它們來自我人格的深處。”
1999年，第一張專輯《我去2000》大火時，樸樹與高曉鬆一群人到天津做完宣傳往北京開車途中，在高速公路上，樸樹突然說：“停車。”
大家不解，問他停車做什麽。
樸樹說：“夕陽特別好，我要下去看。”
他讓大家先走了，自己抱著吉他、提著大水壺下了車，就靜靜坐在高速公路邊上，一邊彈琴，一邊看夕陽。
沒人知道那天，樸樹是如何抱著吉他與水壺回家的。
沒多久之後，二十幾歲的樸樹和葉蓓，坐在同在一列從南京回北京的綠皮火車上，像是剛剛畢業就要離散的同學。
兩個人在火車上聊了很久，關於初來世界時的模樣，關於她的《純真年代》，關於他的《我去2000》，那時的他們，相信自己會有不凡的人生。
如今樸樹49歲了，與少年毫無關係，平凡得如同街邊的樹木，卻心安理得。
畢竟，擰巴、緊張地生活，對生命是一場巨大的浪費。
對告別少年的樸樹，是這樣。
對留不住歲月的我們，也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