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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煒:我把母語中文視為自己的信仰
(2023-03-01 14: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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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晚20:00(美國東部時間14日早7:00),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純粹讀書會(第159期),特邀《聽大雪落滿耶魯:蘇煒自選集》作者——旅美作家、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係高級講師蘇煒,談他在耶魯教漢語的故事……蘇煒,旅美作家。1953年生於廣州,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係,後獲洛杉磯加州大學文學碩士,1986年回國工作,1990年定居美國,現為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係高級講師,也是耶魯大學理查德·布魯海德最佳教學獎獲得者。許多耶魯學生都說,他們因為選了“蘇老師”的中文課而“愛上了中文”,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學業選擇和生命情調。他的一位美國學生就曾在信中寫道:“我們學生們大概不知道我們有多麽幸運。”蘇煒榮獲耶魯大學理查德·布魯海德最佳教學獎後和孫康宜教授蘇煒:大家好!在美國東部是——早晨好,在中國是——晚上好!我是蘇煒。感謝的話就不說了,我現在就直接開始我今天讀書會的發言。我很高興關於這個讀書會的介紹,用了孫康宜老師那句話——孫康宜老師說:很多耶魯的學生說,修了蘇煒老師的課以後愛上了學中文。這句話聽起來很普通也很平常,比我的書裏邊——比如《學生的三句話》裏的那幾句份量很重的話,要普通得多也常見得多,但這恰恰也是最打動我的一句學生的話,我就從這句話開始我們今天的講座。孔子說了一句話叫:“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這句話用現代語言來詮釋,可以這麽說:從事一個專業,對專業知識的關注不如對有關知識的喜歡;對有關知識的喜歡,則不如對有關知識的欣賞和享受其中。大家可能都熟悉京劇舞台上的一句話,叫“不瘋魔不成活”,其實也可以用最近榮譽退休的普林斯頓教授周質平老師的一句話來說:學好和教好一門外語,需要一點“癡”,需要一點“陶醉”。如何“癡”和如何“陶醉”呢?用我自己的表述,就是把心交給學生,把心交給教學。你對中文的熱愛體現在你對學生的熱愛,而這種熱愛又會在師生間互相環流,學生會把對你的熱愛傾注到對中文學習的熱愛上。更進一步地說,我願意用這三個詞把這個話題具體化。這三個詞很普通,一個就是“孩子王”,一個是“學生緣”,一個是“不見外”。用通俗的說法,我認為一個好的教師其實應該成為一個“孩子王”,帶領一群年輕的孩子們耍玩遊戲,翔泳在知識和學習的風景中、山嶺上和海浪中。這樣,你的“學生緣”,就來自於你的課堂教學和學生中引發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又自然而然地讓學生跟你“不見外”。你跟學生的關係,是一種平等的亦師亦友的關係。有了這三個東西,一個富有魅力的講台和一個具有教師個人獨特風格的教學風格就逐漸形成了——好的教與學的氛圍就形成了。所以,這也就是我在耶魯教了26年中文,我會始終在享受和熱愛我自己這份工作的原因。下麵我從這三個方麵談談我對漢語教學和中文母語的看法,這幾個方麵,用我定的題目來說,第一,我怎麽認識我的中文母語,從救贖到信仰。第二是,我怎麽認識我的漢語教學,從飯碗到使命。第三是我在耶魯的中文教學的教學攻略,怎麽讓學生從“挖井”“織網”到翔遊於中文的“大海汪洋”。下麵我就從這三個方麵來談談我在耶魯的中文教學。先講第一個方麵,怎麽認識我自己的中文母語?前不久我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曾經說:我把中文母語看做我自己的信仰。為什麽用“信仰”這麽重的一句話呢?什麽叫“信仰”?“信仰”用學術的語言,可以叫“終極關懷”。什麽叫“終極關懷”?就是你的人生寄托和精神歸宿。好多好多年前,大概是我在耶魯教書十年的時候,我為《收獲》雜誌寫過一篇長文叫《母語的諸天》,當時那是我《走進耶魯》那本書的長序言。我對漢語母語有這麽一種執念,這種執念就是說:我通過中文母語,可以達到自己最飽滿的生命狀態和實現自己最高的人性追求。而這個話題說來很長,我從小時候開始就是一個偏中文的孩子,小學三年級開始偏科。所以我作為一個廣東人,從小又是普通話比較標準的孩子,這裏不妨炫耀——我大概從小學四年級到五年級這一年半的時間,還曾經擔任過廣東電視台最早的少年兒童節目的小主持人——當然大主持人是一個阿姨了。所以中文母語,從那個時候起就成為了我自己身上須臾不可離的一個東西。後來我當知青,從15歲到25歲在海南島農墾兵團十年。那個時候出身不好,父親、哥哥都關在監獄裏,所以我是一個黑出身、年紀最小個子最小的知青,也因此受到過某些“大佬”的欺淩。但是就是因為中文,成為我在最艱難的人生時刻救贖自己的最有力的工具。耶魯大學理查德·布魯海德最佳教學獎獲獎證書(Richard H. Brodhead 68 Prize for teaching)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的這段經曆:在1977年恢複高考的時候,我跟很多同輩的好友一起參加高考,但是因為我隻讀過初一半學期就被文革中斷了學業,我的高考數學不及格(可能是零分或5分),所以沒有成為77級的正式錄取學生。但是,就是因為我的中文寫作,後來中山大學把我當做一個破格錄取的特招生,這也可以說是中文母語對於我的最大的救贖。所以到了耶魯,中文係的教育背景,和洋風洋水中在耶魯教中文的這種安身立命的方式,就讓我不斷地想到了兩個人,一個是茨威格,一個是托馬斯·曼,這兩個都是德語為母語的作家。茨威格的故事有些朋友可能不熟悉,茨威格在二戰的時候作為一個猶太人逃亡到了巴西,巴西把他當做一個國賓對待,他的生活無憂。但最後他和他的太太一起自殺了,他的遺言裏邊說:我的母語德語已經滅亡,我的母語德語的祖國已經滅亡,我的生命也變得沒有意義,所以母語,對於一個人首先有生命的意義。而另外一個托馬斯·曼,也是二戰時候的猶太人逃亡到美國,他進入美國海關的時候,海關官員問他:你作為母語是德語的德國作家,你離開了你的國家的文化、離開你的土地,你行嗎?茨威格是這樣回答的,他說:母語德文和德國文化就像血液流在我的身上,我走到哪裏,德國就在哪裏。這兩個作家的例子都說明了:母語對於一個人,特別是我作為中國人,母語對於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安身立命的意義。所以我在耶魯的20多年用母語中文的教學,我已經把這個母語教學的認識,變成一種我自己的人生信仰。所以在我的書裏邊寫了這麽一句話:遠離了故鄉卻貼近了原鄉,遠離了中文卻貼近了母語。這就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話題:關於怎麽把母語看做是我人生的救贖和信仰。第二個話題:漢語教學,怎麽樣從“飯碗”變成一種“使命”。大家當然都知道,我在耶魯的中文教學是我在耶魯的一個職業飯碗,也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自己也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中國作家。我從小時候開始熱愛寫作,一直到現在,寫作是我另外一個生命形態。所以到了耶魯教學以後,麵對著這個飯碗,我知道我不能輕易地去對待這個飯碗,我要花很多時間投入到這個職業工作裏邊,這樣一來,寫作的時間就很少了。所以作為一個以寫作為另外一種人生職業的作家,我曾經為這個事情感到猶豫和擔憂。我擔心寫作會影響我自己的教學,或者教學也會影響我自己的寫作。使我對這個問題有一點清晰認識的,反而是我們的一個年輕老師的一句話。大約是十多年以前,那個時候我開始利用自己的時間(不是學校任課的要求),每個星期五下午給耶魯學生開書法課。書法課最動人的地方,是學生通過一個星期讀書的繁忙來到課上,他們拿起毛筆安靜地埋頭寫字的那個場景的刹那,是非常動人的。一位年輕老師走進來看見這個場麵,她說了一句話把我給打動了,她說:“蘇老師,看著這個場麵,讓我覺得你就是一個中文的傳教士。”她隨口說出的這句話,讓我心頭一震。傳教士,英文的稱謂叫missionary。你仔細想想,可不是嗎,無論談論全球化、地球村,或者談論中西文化交流、文明衝突與撞擊,其實都離不開語言,首先就是語言的雙向互動、融合和交流。而我們域外的漢語教師和漢語教學,恰恰就處在這個交流、互動、衝突、撞擊與融合的前沿陣地上。所以我們這個職業本身所擔負的,難道不正是一種與中西文化交流相關的傳道的使命嗎?而“使命”這個中文字,在英文裏可以用兩個詞來翻譯,一個是calling,就是道義的呼喚,一個是mission,就是崇高的使命。英文裏的mission或者是calling常常都與宗教使命有關,所以傳教士的稱謂就叫missionary。我們查閱耶魯和中國關係悠久曆史的資料,晚清留美學童的英文稱謂就叫mission student,可見當年晚清那些年僅12歲的留美學童已經背負上了傳道和使命的意義了。何謂“使命”呢,古人說:“承天道而專者”。當你看清了方向——“天道”,你就去踐行這個“專”,這就是使命。而道者,即信仰也、終極關懷也,所以,我把母語中文視為自己的信仰,把這個——漢語寫作與漢語教學,視作自己人生和精神的歸宿。以耶魯兩年前剛剛舉辦過的一個叫“東學西漸”的展覽為例,展覽展示了東方的文化怎麽進入耶魯的典藏,用了“東學西漸”這個新名詞。而這個詞的直接源頭,則是從耶魯的華人先賢——容閎所寫的英文自傳的中譯書名《西學東漸記》而來。所以,我們在異域傳播母語中文,正是一種“東學西漸”的傳道。這裏的傳道,也就是傳中國文化之道,完成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從一個更大的曆史版圖看,晚清迄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終就貫穿著這麽一個從開始的“西學東漸”而逐漸到“東學西漸”的雙向交流過程。這樣一來,我自己關於寫作和教學哪個重哪個輕,我該怎麽麵對自己猶豫的心態,慢慢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就把“飯碗”變成一種“使命”,我碰到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實這裏麵,還有一個更大的思維角度,就是所謂的“通識教育”的思維向度,也就是英文說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通史教育”或“博雅教育”)。其實,這就是古人說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師說》)。你作為師者的傳道使命,就像孟子說的“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這就是我們漢語中文裏,把教育視為“春風化雨”的由來,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我們的師道,即是人道;我們的教育使命,除了傳授漢語知識,也是育人樹人啊。這樣看語言教學,你不光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你也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傳道者。同時,又因為語言教學密切接觸學生的特點,其實你的言傳身教,也是站在盡可能以最好、最優秀的文明成果來化育世界、陶冶育人的前沿陣地。這個mission,這個使命,可真是“教書比天大”啊!——“教書比天大”,就是我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有了這一點認知,對漢語教學從“飯碗”到“使命”的升華,我就會有一種“愛就是付出”、“學生的需要就是我的職責”這樣一種自覺,所以這些年來,無論是常年堅持為學生開的獨立輔導課,或者是花費自己的時間(即不會計算學校的授課工作量),為耶魯學生每周開的書法課、粵語課和開放性的辦公室時間,這些付出,都是我自己自甘自願並且甘之如飴的。其實也可以這麽看,中文教學和我的文學寫作,已經成為了我自己同樣重要的兩個人生誌業。兩者反而形成了一種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互動關係。寫作和教學,無非都是一種生命表達。我的寫作生涯的積累和感悟,可以成為我的教學課堂隨時迸發的活水源頭;而我自己的教學生涯,同時又滋潤了我自己的寫作筆墨底蘊。在耶魯25年間,我寫作出版的各類文學著作也有十多本之多。這對於中國國內的專業作家們或許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自己也敢不自謙地說:這些著作,同樣也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文學質地和生命份量。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話題:關於漢語教學怎麽樣從“飯碗”到“使命”的提升。我在耶魯的中文教學的教學攻略,怎麽讓學生從“挖井”“織網”到翔遊於中文的“大海汪洋這樣一來,就來到我們需要認真展開的,為什麽我會看重孫康宜老師引用學生說的那句話:“修了蘇煒老師的課以後愛上了學中文”。那麽,我在耶魯教中文,有什麽具體的教學攻略呢?這就是我講的第三個問題:從“挖井”“織網”到最後讓學生翔遊於中文的“大海汪洋”。這個“挖井”和“織網”,“挖井”指的是深度,“織網”則是指的它的廣度;也就是從“時間”持續的深度上,到“空間”的廣闊上,在漢語教學中,怎樣“自精微而致廣大”,從“點”到“線”到“麵”,由簡到繁、由淺入深地,在課堂教學中呈現中國語言文化的魅力和深度,讓學生從怕學厭學到求學愛學,這個過程是怎麽發生的、做到的?我在耶魯任教到今年是26年了。這些年來,我基本在教兩門課,一門是長期以來,從開始一直教到現在的“中國現、當代中國小說選讀”課。秋天學期是當代,春天學期是現代。“當代小說選讀”教的是蘇童、餘華、王安憶、莫言、韓少功等等這些當代作家。“現代小說選讀”,當然就是教的魯迅、茅盾,就是“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再加上我自己加的“沈張蕭”——沈從文、張愛玲和蕭紅。另外一門課,就是華裔中文的中、高級班,我以前一直在教華裔高年級中文班,去年開始在教一個中級的華裔班。我自己在課堂上設了這麽幾個教學的攻略,或者我自己提出的教學方法。第一個,是“往淺裏教,往深裏走”。“淺”,指的是語言教學訓練的基本。因為我任教的基本是一門高級語言課,所以詞匯、語法、句型等等,都是這個語言訓練的最基本的部分。所以,淺的部分,就是學生要把詞匯、語法需要掌握的基本方麵都要掌握。而我每個星期的考試包括聽寫——現在很多美國大學的高年級中文已經沒有聽寫這個部分了,但是我堅持要有聽寫,隻有過“聽寫”這個難坎兒,學生才會對詞匯、語法和理解有真正的掌握,這就是“淺”的部分。“深”的部分,“往深裏走”,就是由語言帶入文化和曆史,包括傳統文化要義、趣味理解和欣賞、思考等等方麵。這樣就來到了我的第二個教學攻略:“品味中文”,就是英文裏說的taste Chinese。這其實是任何一門語言教學的最高階段。對它的領悟,來自我的好多位知名的漢學家朋友的一些感悟。他們常常告訴我:他們做當代小說翻譯時,中國的朋友會這麽說:劉心武的中文不如汪曾祺的好,或者說魯迅、巴金的中文完全不在同一個表達層次上。他說,坦白地說,我們作為外國人,母語不是中文的,很難體味出來和分辨出來。這個其實和我們學習英文的感受是一樣的。英文的行家都會說:在美式英語中,《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的英語是最好的,但它完全屬於不同的風格。坦白說來,我自己到現在已在英語裏摸爬滾打幾十年,這種對英文品味的把握,對於我至今還是一個大的難題。所以,在課堂上怎麽樣帶領耶魯學生去“品味中文”,大家可能已經讀過我書裏邊的那些小故事,比如其中一個故事,一個叫湯凱琳的女同學說,我的“品味中文”救了她的命——“saving my life”,幫助她走出了憂鬱症的迷霧,這個故事我在這裏就不重複了。圍繞這個“品味中文”,其實我有很多這方麵的段子,以往的文字或訪談中,我講過很多故事段子。我今天願意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段子。大概兩年前,我突然接到一個學生給我的微信,說:蘇老師,你能跟我再講一次那兩條魚的故事嗎?“兩條魚的故事”,就是“相濡以沫”這個成語的故事由來。很具體的,就是王安憶的《長恨歌》裏邊用了“相濡以沫”這個詞,我在課堂上仔細跟他們解釋了莊子的“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這個句子。相濡以沫,那兩條魚用嘴裏的微沫互相潤澤對方,在幹涸行將瀕死的情況下,互相支持而生存下來。這個故事,幾乎每次在課堂上講同學們都感動得不得了,好幾次,甚至眼淚汪汪地說:蘇老師,這個故事聽得我直想掉眼淚。但是,更深一步地講“不若相忘於江湖”,一個大浪把它們打到湖裏邊,兩條魚回到了湖裏,不若相忘於江湖,它們揮揮手就告別了,這裏麵,包含了很多深刻的哲理,每每讓學生聽得兩眼放光。每次我仔細講解“相濡以沫”這個成語,我都會發現課堂上都有一種小小的騷動。這個要我重講“兩條魚的故事”的學生叫羅幸,我們很多位中文老師都從低年級開始就教過他,他是一個黑人和亞裔的混血後代,他的媽媽是香港人,與來自非洲的黑人爸爸結婚後生下了他,但很奇特,他長得完全像亞裔的一張臉,不容易讓人猜到他的非洲裔背景。他在我的課上學得很出色。我問他:你為什麽要重新了解這兩條魚的故事呢?他說:蘇老師,不瞞你說,我在申請耶魯法學院,我已經申請了兩次耶魯法學院,他們都沒有要我,我堅持要再申請耶魯法學院,我要把你說的這中文的“兩條魚的故事”,放在我申請法學院的statement(自述)裏麵。大家都知道,申請任何大學,你的那篇statement,就是你那篇自述的作文非常重要。我當然不可能知道,他是怎麽用中文的“相濡以沫”放進他申請法學院的自述裏,他借此究竟講了什麽故事。我現在的猜測,大概是這“兩條魚”可以隱喻他的兩個身份,他的黑人和亞裔的雙重身份。所以我相信他這個statement肯定也打動了法學院。耶魯法學院的門檻高得不得了,我知道我很多優秀的學生申請耶魯法學院,都沒有被錄取,而這個學生兩年前被耶魯錄取了,還在前年疫情中,他回到耶魯校園後還專門約我,和當年一起修中文課還留在學校工作的同學,我們在一起包了一次餃子,慶祝他被法學院錄取。我當然相信,他的申請耶魯法學院被錄取,跟“相濡以沫”這個成語的“兩條魚的故事”有關。我可以用一些進一步的例子,告訴大家我怎麽樣引導學生“品味中文”。可以從“點”說起:“點”,就是詞匯,就是語詞,也就是語言大廈的根基。我常常告訴同學們,我說:中文的優美表述,常常會在一個簡單的詞語裏,包含了形狀、畫麵、動作、故事甚至音色、氣味等等要素。我常舉這幾個詞語為例,比如最簡單的一個詞,中文裏的“丁香”這個花名,我讓同學反複高聲的誦讀它,他們慢慢慢慢地念:丁香,丁香,丁香,我說:你們是不是感覺到它的顆粒狀的花骨朵兒,和飄逸出來的香味?他們都會說:對,“丁香”這個詞,讓我們看到了形狀,也聞到了香味。更生動的中文例子還有好多,比如像“風花雪月”,像“青梅竹馬”,這些詞,日常我們中國人說得很普通平常,但是一個常見的“風花雪月”,每一個字學生都懂,每一個字都是漂亮的畫麵,當他們從英文的romantic這個“浪漫”的意思裏邊,去感覺這個中英文表述的深淺的時候,他們就會驚歎,睜大了他們驚豔的藍綠眼睛。到了像解釋“青梅竹馬”這樣的畫麵故事,你用和英文的“childhood friendship”(童年的友情)做比較的時候,中文成語的生動畫麵和有趣故事,每每引發出課堂上一片歡悅的笑聲。我剛才已經講到了“相濡以沫”這個成語的奇效奇觀,每次講“相濡以沫”,同學們的感受都是非常特別和強烈的。更不用說在文學閱讀課堂上,因為王安憶的《長恨歌》裏邊經常談到女性的美,用了很多“羞花閉月”、“沉魚落雁”這樣的詞來形容女性美。我跟我的學生開玩笑說:你們用英文來表達一下你們怎麽稱讚女孩子的美,英文裏的表達跟中文一比較,顯得要簡單和乏味許多,應該說boring(單調)得多。所以每次講到這些話題,他們都會在課堂上哈哈大笑,這樣一來,他們就發現:中文這種特殊魅力,你隻有進入中文的世界才能體會到、領略到,所以這是為什麽,課堂上中文的那種詩化的語言表達,會讓好奇心好勝心都隨時膨脹的耶魯學生能夠沉浸其中,從此愛上了學中文。這裏說的是“點”,一個一個語詞的“點”。我再說一個“線”。從“點”、“線”到“麵”,我也舉一個課堂教學的例子。在當代小說課裏莫言的《紅高粱》,有一個句子說:“我奶奶在一夜之間悟透了禪機”,怎麽讓這些耶魯孩子懂得“禪機”?怎麽深入淺出讓他們懂得什麽叫禪機,secret of Zen,這可不是三言兩語你打馬虎眼就可以對付過去的,所以我開始自己做功課。各種典籍裏都有很多關於禪機的說法,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六祖惠能“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等等,還有“吃茶去”等等這些說法。我最後選擇了《五燈會元》裏記載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也是現在坊間流行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在課堂上把這個偈語讓大家跟著我念一遍,他們馬上就記住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這麽淺顯的中文,同學跟我複述第一遍就全記住了。當我認真跟他們解釋:“看山是山”這三個層次背後蘊含的深刻哲理,讓他們聯係自己具體生活經驗怎麽去把握“禪機”,怎麽去理解“頓悟”——所謂的suddenly understanding,這個奇跡就發生了。在課堂上,幾乎每一次講“禪機”這個詞,講到了它背後深刻的哲理,都成為我課堂上的一個名段子,所以很多同學還用這個名段子作武器。——因為在他們學期間去做見習生或者畢業找工作的時候的interview,就是麵試的時候,常常都會遇到一個問題:你在耶魯讀了這麽多年的書,你最受教的是哪句話?大概有三四個同學麵試完興奮跑回來跟我說,麵試官一問這個問題,他們馬上就想到了蘇老師課堂上講的“看山是山”,我用你的方法讓他們用英文跟我複述一遍,再講解背後的含義,他們都瞪大了眼睛:果真是這麽簡單,又這麽深刻!說:行!你拿到工作了!已經有三四位同學跟我重複著同樣的“看山是山”故事。所以簡簡單單的一個“禪機”引出來的故事,就讓學生們深刻感受到中文與中國文化的那種特殊的魅力。再來到“麵”,“點線麵”的“麵”。在課堂上,你怎麽結合教材往深裏走,課堂上的這種趣事非常多。我舉一個好玩的例子,我的好學生溫侯廷,就是翻譯出版了我的長篇小說《迷穀》的那個出色學生。他當年告訴我說,“蘇老師,你知道當年我為什麽會選你的課嗎,因為你在課堂上講了一句中國人最難聽的粗話,我才決定選你的課的。”把我嚇了一跳。我說我講了什麽中國人最難聽的粗話?原來是當代文學選讀課的第一節課,是用蘇童的《妻妾成群》,裏邊有一句話叫“他罵我的祖宗八代”。這一句粗話,我就從“罵我的祖宗八代”講到了中國的“祖先崇拜”,和西方的“一神論”宗教的對比,又引申出課文裏的“性別和家庭”這個主題與儒家中心文化思想的關聯,讓他感到這門課的包含廣大,所以他就放棄別的課而選這門課了。與此同時,在這個課文裏我會再進一步,因為提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你就讓學生要懂得什麽叫儒家,什麽叫道家,什麽叫釋家,傳統中國文化的這三個主要的精神之源,因為如此的博大精深,你又必須深入淺出,提綱挈領、舉一反三地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貫穿到整個課堂的教學中,讓同學們從整體上去把握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怎麽深入淺出呢?比如,怎麽跟學生講儒家、道家、釋家或者佛家?我隻用最簡單的語言,讓他們記住最重要的東西,比如儒家道家,讓他們記住儒家的“入世”“有為”,道家則是“出世”“無為”;佛家就是釋家,難講一點,我就用《心經》裏的“色空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普渡”“慈悲”這幾個觀念,雖然是簡單的中文詞,它背後隱含的含義很深。所以我開始隻是讓他們記住淺白明晰的詞組字眼,但是隨著課程的深入,我會進一步拓展,會讓同學從觸摸(touch)到把握(understanding),掌握這些傳統文化的中心思想。如果更深一步的引申,就會到達什麽程度呢?例如我讓學生記住三組詞句,“天地君親師”,是儒家的政治哲學;“仁義禮智信”是儒家的道德哲學;“溫良恭儉讓”是儒家的行為哲學,我讓他們背誦這幾個字眼,在課堂上朗朗上口地誦念。而要讓理解更上一個台階,我會進一步讓學生把儒家思想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經被世界哲學大會定義為人類普世價值的第一要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背後它要涉及的話題就更深了。所以,本來現在正是我們的寒假,我們還沒有開學,我專門跑回學校找到我自己的教案裏邊,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涉及到儒家的“群己觀”的教案,也就是自己和人群的關係,儒家的思想裏邊的立己立人與推己及人,還有再進一步的儒家的“誌向篇”——比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等等,從這幾點一點點地往深裏走,一點點地挖井,一點點地織網,這樣一磚一石的累計,中國文化的高樓大廈就慢慢慢慢地,逐漸在課堂講台上,也在同學們心中修築起來了。在“蘇老師的課堂”上有幾個“標配”段子,剛才我講到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其一。因為每次講“禪機” 都會涉及。結果某次講到這一課,有一個修課的博士學生要求我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這是三個不同的境界,蘇老師你能不能再讓我們學學王國維說的人生三境界呢?我嚇了一跳。我說你怎麽想到,要學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呢?他笑了,他說我在追求一個中國女孩子,這個中國女孩子有次跟他爸爸打電話,我在旁邊,他爸聽說我會說中文,我拿過電話他就問我:你知道什麽是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嗎?我自然是不知道。他說,我要學會“人生三境界”來追求這個中國女孩子。他把大家都說笑了。我隨後就把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說”印出來給大家。聽今天讀書會的朋友自然都知道,王國維指的這三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和“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三首都是詞,都是詩化的漢語,但是它跟“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一聯係起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就是一種詩化的“頓悟”,這樣一來,學生學到了這三個境界,就跟前麵學到的東西都打通了,他們學中文就非常有成就感了!講到成就感,我再講一個好玩的話題。那一年,也是疫情前的2019年,中國文化部和中國書法家協會在美國舉辦了一個在全美國各大城市、各大學的中國當代書法的巡回展覽。當然是為了弘揚中國文化。十幾位著名書法家帶著他們的作品來到了耶魯,展覽在林學院新建的漂亮展廳隆重開幕。那天,學校辦公室大概是校長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聽說你在星期五下午開耶魯的書法課,你能不能把你的耶魯書法課學生帶到中國書法展覽上來,參與這個開幕式。結果我在下午4點鍾上完書法課後,就把書法課的學生,帶到了這個高規格的中國書法巡回展覽上。這確是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的一件盛事,很多名家參與,來了十幾位書法家。結果我的學生到了展覽現場,好幾個同學跑來興奮告訴我說:蘇老師,這些書法條幅上,好幾篇都寫了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呢!大家都很驚喜呀!當然我就很高興,我說:來來,同學們我們大家來show off——炫耀一下。我就讓我們這些同學列起隊來,在這十幾位中國著名書法家麵前大聲背誦朗讀起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這三段詩詞,讓中國來的書法家們又震驚又感動。他們說:我們走了全美國好多有名的大學,第一次發現,隻有耶魯的學生能在我們麵前背誦王國維的“人生三境界”!我和同學們自然為此感到成就感十足,自豪驕傲極啦!從此,這個“段子”,也就成了“蘇老師課上”的一個“標配”。我再講一個我自己的教學方法,用我的說法,叫“兩個因材施教”。“因材施教”這個詞,與剛才我講到的點、線、麵,其實還有一個更隨意即興的延伸教學法有密切關聯。第一個“因材施教”是教材之“材”,就是在課堂上,隨時即興地,根據教材提供的切入口把課堂教學引往深廣度和興趣度上,這是教學上的“驚喜法門”,需要隨時調度自己的知識積累和人生曆練,這也因為隨時可能“溢出”教材本身而讓課堂教學變得精彩,廣受學生歡迎的。第二個“材”,就是人材之“材”。隨時根據教學現場的學生的不同水平,在教學裏邊盡力滿足他們高低深淺的不同需求。我這裏舉一兩個小例子,比如,華裔高級中文班的教材裏有一個詞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馬上引申出來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進一步引申就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獲。”我已經跟學生教授過儒家的“有為”和道家“無為”思想,“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和“隻問耕耘,不問收獲”,分別都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發生了聯係。再進一步聯係到傳統士大夫精神裏邊的“不為五鬥米折腰”,從陶淵明的故事一直講到了耶魯精神裏邊的理想主義色彩,學生的眼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就這樣一點點地被拓寬了。這裏邊還有一個有趣段子,當年——2007年央視舉辦“國際大學生中文辯論賽”,我帶的耶魯中文辯論隊打敗哈佛、普林斯頓、哥大,代表美國出線,最後到中央電視台,又打敗了歐洲和亞洲代表隊得到了世界冠軍。我常常開玩笑說,這個故事背後,耶魯得世界冠軍的有力武器就是“不為五鬥米折腰”,在現場的辯論賽裏,我們一位辯手同學說:我們耶魯的精神,就是“不為五鬥米折腰”!讓全場掌聲轟然而起,而台上其他學校的辯論隊的學生們,還不知道什麽叫“不為五鬥米折腰”呢,因為中文教材裏沒有,他們不懂。每次課堂上我講起這個段子,課堂上的氣氛就可以用熱情鼎沸來形容了。上麵簡單講到的這些“教學攻略”——“點線麵”也好,怎麽樣“從淺裏教,往深裏走”也好,怎麽樣“品味中文”,怎麽樣“因材施教”,這些方法可以有很多,但是說到底,萬變不離其宗,還要回到一個美國中文教學的主流手藝——“明德教學法”。這個“明德教學法”,我們大家都在裏邊受益非淺。從這個“明德教學法”,可以引出了一道很長的文脈,一道海外中華文化傳播的曆史文脈。這裏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所謂的“明德教學法”。美國東北部的佛蒙特州明德鎮的明德大學成立在1800年,它是一個私立的文理學院。美國雖然沒有專門的外語學校,但是明德大學就是美國培養外語專家的搖籃和基地,特別是每年的暑期學校,它設有十幾個語種的高強度的語言學校。而美國明德大學的中文暑校,被稱為美國中文教學的黃埔軍校。明德大學的中文暑校創立於1966年,第一任校長,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陳大端,“明德”的名字也是他根據音譯從《大學》裏邊定下來的,從《大學》裏邊取義。隨後的明德大學的中文暑校校長,就是我前麵提到的周質平教授。“明德教學法”從此成為美國大學中文教學的一些基本的套路。所以,以高強度的重視發音與高強度的反複操練為特征的“明德教學法”,通過它的推廣,也通過普林斯頓在北京跟北師大合辦的中文暑期項目,和哈佛在北京的哈佛北京書院、杜克大學在北京、IUP項目在清華等等這些海外教學項目,讓“明德教學法”聲名鵲起,可以這麽說,我自己是明德教學法的直接受益者。所以追溯起來,從“明德教學法”源遠流長,它來自這麽一道大文脈,它是由一連串的閃光的名字貫穿下來的。我不妨把這些名字念一下:容閎,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耶魯華人先賢的第一人。衛三畏,耶魯第一個設中文教席的美國教授。趙元任,大家都很熟悉,他是現代漢語體係的奠基人。牟複禮,是普林斯敦大學東亞係的創係人,是受很好中文教育的美國人。跟隨其後的陳大端、周質平、林培瑞等等“漢教”領域殿堂級的人物,這等於是一個跨世紀跨時代的大故事。我自己作為在耶魯的一位中文教師,我明確感覺到:自己是站在這個曆史的序列之中。所以,具備這樣一種自覺意識,站在耶魯的講台上,站在這樣一種曆史的序列之中,你自然就會有一種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這種職責和使命。這就來到了我們最後的一個講題:我怎麽讓耶魯學生愛上學中文?你在課堂上講台上的魅力、對學生的吸引力,從哪裏來?前麵已經講到了中文的魅力從哪裏來的教學例證,我這裏隻講一點:具體的課堂魅力的方式有兩三個,一個是它來自課程的遙遠母本,就是中文背後所附麗的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和傳統。第二個,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魅力,當然要跟教材的幹貨有關,也就是與你提供給課堂的貨品質地有關。再一個是,你任教的課程能夠明確地讓學生感受到自己在課程中的收獲和成長,而在同學中形成了相應的積極口碑。因為同學感到自己的收獲和成長,所以他們會愛上學中文,而形成了這種積極的口碑之後,就影響了更多的同學踴躍地學中文。所以我們耶魯的學中文的學生這麽多年來,應該是從2000年以來,一直成為耶魯的外語教學的第二大外語,第一大外語永遠是西班牙語,以往的第二大外語一般都是法文,但現在耶魯中文一直成為了耶魯第二大外語。我知道我的講座時間還有十分鍾左右,我再講幾個具體的例子——我怎麽讓學生感受到他們的成長?怎麽樣在同學中形成一種積極的口碑?比如我的高級中文課程的寫作訓練,一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寫作教學是一切語言教學的珠穆朗瑪峰。怎麽樣讓學生在每一篇中文作文裏頭,看到自己可見的進步?這裏我確有自己的一套教學法,我把它歸納為兩個“反向思維“。第一個反向思維是,一般學中文的學生都會說:中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我則常常在高年級的教學裏告訴他們:中文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學的語言。他們都會大喊“不不不,老師你是在開玩笑!”我會笑著給他們提供具體根據,我說你們受英文教育的孩子,什麽時候可以開始讀莎士比亞,什麽時候可以開始讀《紐約時報》?他們一般都說在高中階段,他們到高中才可以讀莎士比亞,可以讀《紐約時報》。我告訴他們,在中國接受中文教育的孩子,大概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就可以偷偷讀《紅樓夢》、《三國演義》這樣的書了。而我們小學三年級四年級,就開始就要求讀報紙了,到四、五年級,就可以讀《人民日報》了。所以從這裏,我跟他們分析中文單個語詞組詞的廣泛功能特點,哪怕一個中國的專業作家,隻要使用3000到3500個中文字,就可以進入專業寫作了。你們能夠修讀中文到我的五年級課上,說明你們在耶魯學的中文已經超過了2500個中文字,你隻要學會活用2500個到3000個中文字,你們的中文寫作就可以大大改觀。這個道理最後讓他們服氣,也打掉了他們中文寫作中的畏難情緒。這是第一個“反向思維”。第二個“反向思維”,我告訴他們:你們在以往的低年級的中文教學裏,老師會說要扔掉你的英文思維的習慣;可是我現在要求你們,用你們掌握的中文的詞匯量觸類旁通,要用你們在英文寫作中的思維,放入中文寫作中。我要求用你們英文的寫作思維裏所達到的高度,來寫你們的中文作文。所以,你們用你們已經掌握的2500到3000個中文字,按英文的寫作思維達到的高度去運用這些中文字,你們會寫出很不一樣的中文。具體說來,從低年級中文的“我很病”、“我要見麵他”這種錯誤句式,當然是受到英文母語思維的影響;但是到了高年級的中文作文,比如英文寫作裏強調的show and tell這個概念——也就是“場景描述”和“說明展示”,這種思維,你可以把它轉換到中文的寫作中,他們一下子就因此開竅了。我的學生每個學期一般寫四篇到五篇中文作文,每寫一篇作文他們就會上一個很大的寫作台階。過去年間,我都曾先後多次把我們耶魯學生的優秀的中文作文,送到美國的《世界日報》、中國的《南方周末》等等這樣的中文報紙的副刊去發表,它也成為了耶魯學生學習中文的最大收獲和最富有成就感的一種驕傲成果。
好了,我已經到了講題的最後,這裏麵我用兩個英文詞來當做我的結束語。一個是英文說的journey——就是旅程,一個是英文的legend——就是傳奇。我在耶魯26年的教學生涯是我很長的一個journey,在這個旅程裏邊確實發生了很多傳奇性的故事,包括我自己2019年得到了耶魯的最高優秀教學獎,當時我自己都很意外,很吃驚,因為我知道這個獎的分量,它太難拿了。另外,過去的2021-22年度,我的耶魯畢業的學生以我的名字為我設了一個“Su Wei Scholarship”,就是“蘇煒獎學金”。這些話題,確實可以用一種傳奇色彩來形容。今天我已經走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齡。我最大的夢想是,在未來的年間,我希望原來20多年前的學生李逸斌為我設立的 “Su Wei Scholarship”,它隻是一個年度性的獎,我希望在未來年間,它可以成為耶魯大學一個和中文教育相關的永久性的獎學金。這是我希望它變成一個legend(傳奇),是我退休前的最大心願和最高期待。當然還有一個不便與人言的最高的期待,我希望耶魯在我生命中,是一個傳奇,一個legend;我也希望我在耶魯的中文教學和我自己形成的一種教學的風格,可以最後成為另外一種耶魯的legend,這是我誇誇其談的奢望吧,但也是我內心對自己最高、最強烈的期許。且聽風吟:您好,初到耶魯教漢語時,您是否遇到過兩種文化相衝突的情況,您又是如何化解的呢?蘇煒:這個話題說起來很大,兩種文化衝突。其實我是1982年就到美國留學的留學生,我作為當年最早的第一批到美國的自費留學生,兩種文化衝突的情況很突出。其實我到耶魯教學的1997年,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有一定年頭了,我也很了解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差異區別,所以我自己在課堂上,在教學中,反而碰到的文化衝突的情況不是那麽突出。遇到真發生的文化衝突時,當然我也很容易隨時協調。我們現在遇到的最大衝突,反而是大家都知道美國社會有個“政治正確”的問題,我們在課堂上講話,以前我們隨便拿男女朋友這些話題來造句練習,但是現在在課堂上就要小心注意,這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種族、膚色、性向等等這些問題,你就要認真加以注意。其實這幾年涉及到關於性別、種族、膚色這些問題,老師們都會非常小心。同時我們更多的,是在教學中遇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確實有很多區別,我們不能用一種厚此薄彼或者誰好誰不好的方式來教學。我們可以在比較中,找到它們異同的趣味,用這種趣味的方式,再找到它們的求同存異,這是我解決兩種不同文化衝突的一個基本的方法,可以先從趣味著手。
Rose:還未看過您寫的這本書——《聽大雪落滿耶魯》。作為耶魯校友家長,想問您寫此書的初衷是什麽呢?謝謝!蘇煒:這本書是我自己的一本自選集,具體說是一本散文的精選集。我這些年間的寫作,寫過各種文體——但包括文化隨筆、文學批評、學術論文等等文類,都沒有收錄到這本書裏。這本書是我從二三十年的寫作裏邊,精選出來的散文,在我自己看來,當然都是我自己散文的精品。所以它涉及的方麵除了耶魯生活的故事以外,還涉及到我人生的很多方麵的故事,包括我從小成長的故事、我自己在歐洲流浪的故事、我自己的知青故事等等,有很多方麵,還包括我對一些朋友的回憶。要說這本書的初衷或特點,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一場“雅”和“美”的文字旅行吧。賽賽:請問當年是什麽樣的原因,讓您決定在耶魯大學任教呢?您覺得在耶魯任教最大的感觸是什麽?教外國人漢語有趣嗎?您覺得教外國人漢語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麽?蘇煒:從剛才我的講述裏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教外國人漢語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和趣味。但是到耶魯教書,其實不是我個人簡單的選擇可以做到的。耶魯這麽好的名校,我能夠在這裏成為其中的一員,一位站到耶魯講台上的為師者,對我來說,是人生最大的幸運和命運最大的眷顧。我的恩師就是孫康宜教授,她當年當係主任的時候,把我聘到耶魯來教中文,這個我當然由衷的感激、感恩,更感恩命運對我的厚待。這個不是簡單的個人選擇,可以說是一種機遇,很難得的個人的生命機遇。蘇煒: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富挑戰性的話題。我有一個女兒,我和我的太太都在不同的大學裏教中文,我自己的女兒口語很好,但是她的讀寫卻很差。華二代學好中文不容易,像耶魯這麽強的中文項目,能夠進入耶魯的中文項目來學習,這些華二代自然而然地從低級到高級地修到我課上的時候,這些華裔學生一般都已經愛上了學中文。這兩天因為這個讀書講座的原因,很多耶魯的家長給我發私信,或者在耶魯華裔家長群裏發信說,他們很高興他的孩子現在都可以用中文來給他們發微信,用中文來跟他們通話,我當然對此很感安慰。所以我覺得,耶魯的華二代深入學好中文有很多學生,中文最後一定會成為他們最有用的人生利器。
我繼續再展開說一下這個話題。其實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就是讓你的孩子到了大學堅持修中文課,因為我們都有一個placement test,就是學生的中文能力測試,進學校以前有了中文的測試,中文項目就可以把他分到合適他程度的中文班。他們隻要進入像耶魯、哈佛、普林斯頓這樣強的中文班學習,他們一定都會進入狀態,慢慢慢慢愛上學中文。所以要求他們選中文課當作他們選修的方向,我認為這是讓華二代學好中文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這也是我作為一個中文老師,對中文課程的推廣吧。安正輝:請問,您認為其他國的讀者是否真的熱愛華文文學,他們對華文文學的熟悉程度有甚於國內讀者對外國名著嗎?在互聯網時代,華文文學需要從哪些方麵努力,才能確立自身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的重要地位?謝謝。蘇煒:這個話題說大很大,說小也很小,比如從小的方麵來說,我們應該有一種很理性的很客觀的看法。比如說國內常常宣傳說海外的中文熱,其實客觀上說,海外的中文熱已經過了,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這是海外中文熱的高潮,以後熱度就逐漸下降,走到今天,現在海外中文熱基本上處於一種比較冷卻的狀態。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大學,韓文的學生增加了很多,學中文的學生很多學校在減少,在我們耶魯大學,能基本維持原來修讀中文的學生人數已經很不容易,這是一個需要冷靜麵對的話題,就是中文熱已經過了,我們怎麽去解決。但是另外一點,西方包括普通的美國的年輕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對中國文化的熟悉程度,應該說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隨著曾經有過的中文熱,現在對中國的熟悉程度要比以往高得多了。但是談到文學,則是另一回事。你隨便拉一個美國的年輕人問問,他們懂不懂得魯迅、茅盾、紅樓夢,或者他們懂不懂得蘇童、餘華,當然基本都不懂。這些隔膜現狀,就是我們在海外當中文老師的一種責任,我們怎麽樣才能把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的路拓得更寬,吸引更多的學生來學中文?這也是我為什麽會對 “上了蘇老師的課我愛上學中文”這句話,最被打動也最重視的原因。蘇煒,旅美作家。1953年生於廣州,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係,後獲洛杉磯加州大學文學碩士,1986年回國工作,1990年定居美國,現為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係高級講師。出版有長篇小說《迷穀》,學術隨筆集《西洋鏡語》,散文集《獨自麵對》《站在耶魯講台上》《走進耶魯》《耶魯劄記》《聽大雪落滿耶魯》,人物傳記《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