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呼嘯山莊》的楊苡，走了

文｜李菁

一信之緣

 

苦悶，彷徨，憂鬱，外麵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自己卻被母親死死地看管在家裏，不能像其他同學那樣，辦牆報、唱著救亡歌曲在遊行行列中前進，一腔熱情找不到出口。1936年某一天，正在天津“中西女校”高二讀書的楊靜如悄悄給巴金寫了封信，將心中的情緒向從未謀麵的作家一吐為快。

 

 十七歲的楊苡   

那一年，原名楊靜如的楊苡隻有17歲。1919年，楊苡出生在天津，父親曾任天津中國銀行行長，家境優越。楊苡很小時父親去世，長她5歲的哥哥楊憲益便成了她的偶像和心中的英雄。但也正是在那一年，哥哥去了英國牛津大學，姐姐也離家去燕京大學讀書，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的小楊苡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與苦悶。而這一切，她相信巴金是能理解的——那時，巴金的那部《家》已經在她們這群學生中非常流行，“我覺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卻不能像覺慧那樣，衝出那個被我稱作‘金絲籠’的家庭”。楊苡按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曾任該社總編輯)的地址寄出了這封盡情講述自己苦惱的信。

“在我們那時的中學生眼裏，巴金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69年後，在南京大學家屬樓裏接受記者采訪的楊苡，仍以滿是敬意的口吻談起“巴先生”。很多細節，老人也記得清清楚楚，讓人經常忘了眼前的她已是86歲高齡。

我也喜歡魯迅的書，但感覺他太高不可攀；也喜歡徐誌摩的，但他解決不了我們的思想問題。”巴金的書於是自然而然地成了楊苡的最愛。“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楊苡幾乎一字不差地背出“覺慧”在《家》裏說的那句話，“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老人又重複了一遍，“這樣的話對我影響太深了”。

　

　

 

令楊苡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她很快就收到了小密格子的信封裝著的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稱她為“靜如”，落款是“芾甘”。像一個敦厚的兄長那樣，巴金溫和地鼓勵她相信未來，說未來總是美麗的。管教甚嚴的母親對女兒的往來信件都要親自拆開“審查”，但她並不反對女兒與巴金的通信。“因為母親要事先審查我們看的課外書，所以她也早就熟悉了巴金、冰心、廬隱這些作家。”由此開始，楊苡開始了與巴金及巴金一家後來長達69年的交往。

1938年7月，楊苡離開了動蕩不安的天津，來到昆明讀西南聯大。到了昆明後，她與斷斷續續通了十幾封信的巴金有了第一次見麵。有趣的是，在信上彼此敞開心扉地交談，到了現實生活中的碰麵卻有些尷尬。“一見麵之後非常窘”，回憶往事，老人開心地笑起來，老人印象中，四川口音很重的巴先生在生人麵前“非常不會說話”，甚至有些結巴。但告別之後，兩人又開始在紙上世界無拘無束地交流。這在很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循環：再見麵兩人窘迫依然，但一通信，又恢複到了放鬆與暢快。

雖然翻譯了《呼嘯山莊》的楊苡後來也成為受人尊敬的學者，但提起巴金，86歲的楊苡依然滿臉崇敬，仿佛一下子回到小女孩的神情。

 

 

 

我們無從知道，當年的巴金究竟收到了多少與楊苡類似的青年的信，又如何溫暖了這些青年人的心。巴金後來的妻子蕭珊也是當年給他寫信的讀者之一，而很多年後，楊苡才知道自己同班的另一位叫嘉蓁的同學幾乎在同一時期也給巴金寫過信，並且也收到過巴金的回信。這位後來更名為“林寧”的同學隨後去了延安，解放後在新華社對外部工作。她們有一個共同點：家境優越卻又向往那個時代火熱的生活。

70年代林寧給楊苡的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上世紀30年代的巴金是怎樣影響了那些文學青年：“我們當時為什麽不選擇其他作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巴金先生作為可以信賴的、求救的作家？我說‘求救’是用的現代語句，當時還不是求教，而是敬愛他、信賴他，向他傾訴我們的心曲。”“我清楚記得，‘一二九’運動後，心頭像一團火一樣在燃燒，血管裏流淌著血要沸騰了，要爆炸了，一個18歲的年輕人的心承受不了在燃燒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尋求一個支持者，一個承受者，幫助她承受這火、這血，巴金先生是這樣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們當時那些極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動??我的心得到了安撫??”

48年後，在楊苡的鼓勵下，已患重病的林寧借著巴金來北京開會的機會，“終於鼓起勇氣去見我們年輕時心中崇拜的英雄”巴金。臨別時，被帕金森症困擾的巴金用顫抖的手在送給林寧的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並一直站在門口目送她走完長長的走廊，那一幕，深深印在林寧腦海裏。

 

 

 

楊苡說：“現代人好像很難理解那個時候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其實就是那麽單純，也很平等。”像林寧與後來成為巴金妻子的陳蘊珍一樣，老人說自己在不久後隨信寄去了自己的照片，但她急著連連擺手解釋“沒那個意思”。在楊苡眼中，寄照片是流行的一種方式，她和“巴先生”的交流沒有任何世俗的雜念。在天津時在1938年去昆明讀書後，她與巴金的通信仍然繼續著。她給他講她新的大學生活，連同生活中那些瑣屑的細節和感悟，比如“看見了月光想哭”，她也會寫信告訴她的巴先生。那是一段令人留戀的時光，充滿了潔淨與溫暖的氣息。

楊苡與巴金的這些通信，如它所處的那個時代一樣，也曆盡坎坷。在她離開天津去昆明讀書時，母親將巴金寄給她的10多封信，連同其他40多封信一同付之一炬。因為日本人已占領天津，母親隻能那樣“處理”掉。“文革”期間，家人又被迫替她處理掉其與沈從文、黃裳與蕭珊等人的信件，但最後僅存的巴金的23封信一直被楊苡想方設法保存下來，為此，她遭受了此生惟一遭受的、來自造反派的一記耳光。“文革”後，她與巴金的通信漸漸恢複，1987年，楊苡將巴金寫於1939年1月12日至1985年9月28日間的60封信收進《雪泥集·巴金書簡》一書中，由三聯書店結集出版，它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一段非凡的友情。

 

巴金與楊苡

 

那一段若有若無的感情

 

楊苡和巴金建立通信後不久，巴金便寫信告訴她，他的哥哥李堯林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她可以與三哥通信。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依照大家庭習慣，巴金稱二哥李堯林為三哥。久而久之，圈裏人也這樣喊開了。1938年陰曆年三十晚上，“奉命通信”的楊苡收到了李堯林的第一封信，“很客氣的，像一個長輩對晚輩隨便說幾句，淡淡的鼓勵的話”。

與巴金一道離開四川老家到上海求學的三哥李堯林，先是考入東吳大學，後又轉到燕京大學。從燕大外文係畢業後，李堯林在天津南開中學做英語老師，課餘時，又為姓馮的一個富裕人家做家庭教師以補貼家用，而馮家小姐又是與楊苡一起學畫的同學。過了正月十五，馮小姐突然悄悄走過來，笑嘻嘻走到楊苡前麵：“李先生問你什麽時候到我們家玩？”

“我一下子非常窘”，楊苡老人微笑著回憶，在馮家，楊苡與戴著眼鏡、清瘦的李堯林第一次見了麵。在與巴金一家後來長達69年的交往中，被當成家人一般的楊苡結識了巴金龐大家族的絕大多數。這一段特殊的情緣，雖然起於巴金，但李堯林卻是楊苡在實際生活中認識的第一位李家成員。

1925年，巴金與李堯林在南京

我那時習慣稱李堯林為‘李先生’，而稱巴金為‘先生’或‘巴先生’。”與巴金的通信不同，與李堯林的通信卻是避著母親的，連姐姐、哥哥也不知道。寫好了信，按電鈴叫來傭人，說是傳給同學某小姐一封信，而信卻通過同學轉到李先生手裏；李先生回的信，也被偷偷地藏在書裏，成功地逃過母親的檢查。”

母親後來發現女兒每天中午總是趴在窗口看什麽，雖然起了疑心，卻也沒抓到什麽。那時因為南開中學被炸，李堯林又到了耀華中學教書。從耀華中學到李堯林借住的學生家，必然要經過楊苡家樓下。李堯林不知道，不遠處有一雙清澈的眼睛正在緊緊地追隨他的一舉一動。“天很冷了，他穿件很薄的大衣，一聲不吭地跟同事出來”，那時的楊苡並不知道，在李堯林身後，是十幾口人的生計問題。那時的他，已把自己的生活標準降至最低。楊苡印象中，李堯林似乎一直生活在盛名之下的弟弟給他帶來的陰影中，“走到哪都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巴金的哥哥”。每逢此時，李堯林總是有些不快。

聽唱片，是兩個人共同的愛好和秘密。“並不像你們想象的，兩個人坐在一起欣賞唱片，我這個家庭不會給我那種自由。”兩人隻是偷偷分享各自聽音樂的感受，學英文出身的李堯林有時還會把詞寫出來給她。楊苡將李堯林當年抄給她的一份英文歌詞保存至今，隻是現在看起來，這首叫《讓我們相逢在夢之門》的歌曲仿佛早早地就預示了一種不祥的氣息。

自從哥哥楊憲益赴英國留學後，失去嗬護的小妹楊苡總是感到說不出的孤獨，直到遇到李堯林時，她才覺得自己又開心起來。李堯林後來曾給楊苡看過並未謀麵的巴金寫給哥哥信裏的兩句話：“不知靜如去看你沒有？我們在外麵沒有妹妹，我想我們不妨把她當作我們的一個小妹妹看待。”

在楊苡離開天津去昆明上學前，兩人的關係仍定格在“友情”中，但似乎又留下了可以足夠想象的空間。“我跟他說，我們昆明見”，李堯林好像也沒有拒絕。但李堯林最終也沒有到昆明。楊苡後來知道，李堯林曾經定了她曾乘坐的“太古號”船票準備到昆明，但不知為何，後來又將票退掉。這時候的李家三哥，為了那個大家而進行艱難的現實及心理掙紮，作為結果，他放棄了自己的幸福。這一切，無論是那時的楊苡，還是弟弟巴金，都是無從了解的。

 

漫長的等待在一封封長信中消磨殆盡，誤解又使這夾雜了抱怨的失望多了一層。1940年，楊苡與熱烈的追求者、同為西南聯大同學的趙瑞蕻結了婚。她給李堯林寫了一封信：你讓我結婚，我聽你的。於是兩人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聯係。

經曆了日本幾次大轟炸的楊苡後來又提筆給李先生寫信，詳述她經曆的那些恐怖的場景。有一天，楊苡終於收到在轟炸後的第一封遠方來信。“這封信可把我等夠了，現在知道你平安，我這才放心。我隻希望有一天我們又能安安靜靜在一起聽我們共同喜愛的唱片，我這一生也就心滿意足了??”這些話，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依然如雕刻般，深深印在老人的記憶深處，時至今日，86歲的老人依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每一個字，而她在講述這些的時候，分明感覺到她平靜內心波瀾的努力。

 

 

 

“李先生”期望的那一幕卻永遠不會出現了。1945年，正在重慶某學校教師宿舍懷抱嬰兒的楊苡，突然接到蕭珊從重慶城裏寄來的信：“李先生已於11月22日離開了我們。我很難過，希望你別傷心！”楊苡再也沒忍住，失聲痛哭起來。

文革後，楊苡在巴金上海武康路的家裏看到了李堯林保存的那些唱片。已把楊苡當成家裏特殊一員的巴金的後輩想把這些唱片送給楊苡，楊苡隻回答了一句：“什麽時候我聽這些唱片時不會掉眼淚，我再聽。”而那些唱片，她再也沒聽過。

沒人說得清那個18歲女孩心中的故事，即使她自己。“是戀愛嗎？”86歲的老人微微笑著，像是問別人，又像是在問自己。如果是戀愛，那麽為何兩人最近距離的一次接觸，也不過是李先生為她摘去掉在她頭發上的一隻蟲子？如果不是戀愛，那短短40天就彼此傳遞的50多封信又意味著什麽？

 

“巴先生”與他的“小朋友”

 

到昆明西南聯大就讀不久的楊苡，接到巴金給她的一封信，說要介紹一位朋友給她，他相信她們兩個人一定合得來。那時的楊苡一點也不會將她後來看到的這個大眼睛女孩陳蘊珍，與未來的巴金夫人聯係起來。

 

巴金和外孫女在一起   

楊苡說，那時的讀者早早地就從報紙上介紹巴金的文章裏了解到，巴金一直宣稱“不結婚，不照相”。與迫於生活壓力而選擇不婚的三哥不同，那時堅持“不婚”的巴金好像更多地受西方思潮的影響。

性格活潑的陳蘊珍很快和大家成為好朋友——回憶當年，楊苡老人仍習慣地稱蕭珊為“陳蘊珍（兒）”，透著同學加好友的親切。

因在好朋友當中排行“小三”的陳蘊珍，後來用“蕭珊”作筆名，也成為外界熟知的、巴金此生愛過的惟一一位女人。蕭珊與楊苡一樣，都是在1936年以讀者身份寫信與巴金結識。此後的蕭珊追隨巴金，從上海到廣州、桂林、昆明。在桂林期間，巴金決定讓蕭珊上學，於是寫信讓楊苡照顧她。“後來有很多誤傳，說巴金和陳蘊珍（蕭珊）是我介紹認識的，其實是巴金介紹我和她認識的。”

原本要讀外文係的蕭珊後來進了曆史係。後來著名報人劉北汜回憶，那時他們幾個好友在昆明城外金雞巷四號租到樓上的三間房子，蕭珊與王樹藏住在一頭——王樹藏是蕭珊關係甚好的一個女同學，19歲的王樹藏後來結識了蕭乾並嫁給他。但蕭乾後來鍾情於一位鋼琴家而堅持與王離婚——劉北汜等三位男生住在另一頭，中間空著的房間就當成了客廳。

楊苡有時也會跑過來和兩個女孩子同住，一到晚上，三個女孩子各自趴在桌上寫信，蕭珊給巴金寫，楊苡給“李先生”李堯林寫，而王樹藏則給蕭乾寫，各有情趣。楊苡回憶，高度近視的王樹藏經常貼得很近地看蕭乾寫給她的信，大家都開玩笑說她不是看信而是“聞”信。

那時的巴金會來昆明看蕭珊，蕭珊一直到後來都稱巴金為“李先生”，而在朋友眼裏，蕭珊隻是巴金的“小朋友”，不過趁巴金不在時，女孩子有時也“逼”問蕭珊究竟跟“李先生”是什麽關係，楊苡記得，“有一次竟把陳蘊珍逗哭了”。

在好朋友眼中，蕭珊是這段感情的主動者。但沒有人注意到兩人的關係何時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有一天臨時進城的楊苡推開屋子，看見巴金和陳蘊珍很近地坐在一起說話，她也沒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已結婚的楊苡與丈夫趙瑞蕻突然被巴金和蕭珊叫來吃飯，“那一天，我們倆一起在某個飯店吃飯，當時還有巴先生的一個同鄉在。巴金一點就點了豬腦，陳蘊珍就笑，說，李先生一點就點豬腦”。回到家後，楊苡無意間回味了一下今天“突然的奢侈”和席間的氣氛，突然意識到了什麽，對先生說：“我怎麽覺得他倆今天好像是訂婚宴啊！”

1944年，40歲的巴金終於被有雙美麗眼睛的蕭珊征服，兩人在貴陽宣告結婚。

 

 

 

巴金是蕭珊的全部世界。楊苡回憶，每次與巴金夫婦相聚，總是聽蕭珊念叨，“應該給李先生做個這個”，“李先生喜歡那個”。比巴金小13歲的蕭珊婚後努力扮演好巴金夫人的角色。楊苡記得，她和丈夫趙瑞蕻去上海探望巴金夫婦，進了家，巴金接待他們，告之蕭珊正在樓上洗澡。片刻，隻見得蕭珊穿著旗袍，腳踩白色高跟鞋從樓梯上慢慢走了下來。包括巴金在內，大家“撲哧”一下全樂了。“因為大家一直把她當小孩子，看她那個打扮，就好像小孩子在裝新娘子、裝大人一樣，大家就忍不住笑了。”

這個幸福很快隨著“文革”的來臨而結束。楊苡說，蕭珊喜歡漂亮，建國初期，像大哥一樣保護巴金夫婦的靳以曾經為蕭珊買來列寧裝，蕭珊後來還學了俄語，翻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說，努力使自己更符合那個時代的要求，但她還是失敗了。

文革後，恢複政策的巴金又出現在公眾視野。那時，蕭珊已去世幾年。楊苡說，一度有關於巴金再婚的謠言，甚至傳到了巴金的家鄉。但她對這個謠言不屑一顧，因為她知道，那時的巴金，已在用蘸著血的筆，一字一淚地開始寫那篇著名的《懷念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