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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之際,書生何以報國?

(2022-12-08 10:12:39) 下一個

 
來源:知乎
 

1945年7月1日,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大腹便便的傅斯年等六位國民參政員,從重慶飛抵延安,與共產黨商談國共團結。

 

瓦窯堡邊區政府低矮的窯洞裏,毛特意安排一個晚上和傅斯年單獨交談。談話中,毛澤東稱讚傅斯年在“五四”時期的貢獻。

 

傅斯年笑著回答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報以微笑,並未正麵回答。

 

臨行前,毛親筆手書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贈送傅斯年,書為條幅,筆走龍蛇,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用自謙來回應傅斯年,也借此豪邁地表達了自己要繼續完成五四運動先驅們的未竟之事。

 
1.沒落名門之後,意氣風發,振臂高呼
 
傅斯年出身山東聊城名門望族,七世祖傅以漸為清朝開國第一位狀元,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銜,但到祖父一代家道衰微,不複往日輝煌。
 
傅斯年幼時,父親就英年早逝,家境困窘,靠朋友接濟度日。
 
十二歲那年,他被祖父的學生帶到天津讀書,二十歲考入北京大學。
 
因舊有的國學功底及對學術研究的偏好,傅斯年選擇了當時北京大學文科中最具學術影響力的古文經學。
 
他崇信章太炎學說,並得到國學大師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人厚愛,他們欣賞傅斯年,盼望有朝一日他能繼承太炎學派衣缽。
傅斯年也不負厚望,對章氏極其景仰,讀章氏諸書特別勤勉用功。
 

▲章太炎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樸學大師
 
北京大學校園裏,傅斯年常身著大袍褂,手拿一把葵扇,一派儒雅氣,被同學們戲稱為“孔子之後第一人”。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特別是胡適回國擔任北大哲學係教授後,學風改易,學生思想言行亦隨之變化,傅斯年的轉變尤為突出。
 
他大量接觸西方書籍,並最終衝出“章氏的樊籠”,走向文學革命陣營。
 
1918年的冬天,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一批青年學生創辦了《新潮》雜誌,暢銷於進步青年,頗受思想界青睞,成為《新青年》後又一本有影響力的刊物。
 
尤其是傅斯年發出爭做“夜貓”和尋找“超人”的呼喊,促成了他在“五四”時期的聲名。
 
▲ 《新潮》雜誌
 
傅斯年在回複魯迅的信中說:“有人說我們是夜貓,其實當夜貓也是很好的;晚上別的叫聲都沉靜了,樂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況且夜貓可以叫醒了公雞,公雞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
 
他大聲疾呼,“瘋子和狂人”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我們須得提著燈籠沿街尋“超人”。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頓時輿論嘩然,北大學生群情激奮。
 
5月4日下午,三千餘名學生舉著標語,齊集天安門。學生們一番熱烈演講後,遊行大幕拉開。
 
傅斯年擔任遊行示威總指揮,扛著大旗,衝在最前麵。喧囂憤怒的聲浪中,被激情與憤恨充斥著的莘莘學子,如決堤的海水一樣,變得不可收拾,總指揮傅斯年完全無法控製局麵,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的“曹宅”。
 
對傅斯年而言,“五四”遊行示威總指揮,顯然要比創辦《新潮》雜誌,更輝煌顯赫。
 
但傅斯年的彷徨也由此開始。
 
遊行示威的第二天,他就退出了方興未艾的五四運動,表麵原因是與一個學生爭執打架,慪氣發誓今後不再過問學生運動,其實,盡管傅斯年個性極強,但偶發的小事還不致鬧成如此僵局。
 

▲ 五四運動,學生們高舉條幅走在街頭
 
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傅斯年內心並不讚同學生們的激烈形式,這種群體性暴力並不是他想要的方式,他為學生們的魯莽行為痛惜,卻又無能為力,隻好獨自遺憾地離開。
 
1919年冬,傅斯年通過考試,以官費留學生身份赴英倫讀書。
 
出國前,他寫文梳理思想,既眷戀那段衝衝殺殺的日子,但又流露出心中的憂慮,認為發泄太早太猛,或於將來無益有損。
 
他主張厚蓄實力,切實求學,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並表示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一生。
 
帶著這樣的思想,傅斯年離開了祖國,離開了讓他聲威大震的思想革命舞台。
 
2.刻苦仗義,有勇有謀,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到達英後,先入倫敦大學研究院,主修實驗心理學。
 
三年後,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繼續深造。
 
當時的柏林大學是中國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陳寅恪、俞大維、何思源、趙元任、金嶽霖、徐誌摩、周炳林等一批才俊都在同一時期留學於此。
 
這些人中當數傅斯年與陳寅恪學習最刻苦,他倆被留學生戲稱為“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石獅子”。
 
在德國,傅斯年生活拮據,經常上頓不接下頓,他寫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表達了這樣的困境:“五月中旬連吃四日幹麵包,實在不免於夜間流涕。”
 
歐洲留學生涯對傅斯年影響深遠,科學實證主義思想得到強化,並滲透到他的學術研究中來,特別是德國強勢的民族國家意識,成為傅斯年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價值取向。
 
1926年隆冬,傅斯年踏上歸國客輪,整整七年的留學生涯,傅斯年雖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卻未取得任何文憑。
 
好在那個時代,並不唯文憑論,憑借真才實學,他被聘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蔡元培創辦中央研究院後,傅斯年長期擔任史語所所長。
 
二十多年的所長生涯,傅斯年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他堅持史學就是史料學,重視考古材料,鼎力支持“田野考古”,擺脫故紙堆束縛,將語言學等觀點方法用到曆史研究中去。
 
他參與並指導發掘安陽殷墟,整理大量檔案,調查全國方言,取得了一個個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胡適眼中,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 傅斯年與胡適
 
他既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又有最大膽最大刀闊斧的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又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的領袖人物。
 
擔任史語所所長時,傅斯年立下不少規矩,比如:專職研究員不能在外校兼課,專職研究員必須在所裏辦公,新來的年輕人三年內不允許發表文章,等等。
 
為了讓教授們安心研究,他有句名言:“政治你們不要管,我來管,你們隻要專心讀書就好。”
 
傅斯年知道,培養一個專業史學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優秀的史學家既難得,又寶貴,好刀就得用在刀刃上。因此,他總是打破人情、地域觀念,不講背景,唯才是舉,即使是蔣介石介紹的人,如有問題,他照樣隨時開除。
 
他如守財奴守黃金般守住人才,以侍候一群有學問的人在身邊放開手腳工作為己任。
 
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從不求人的傅斯年,為了身處危難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給教育部長朱家驊寫信救助,留下一段佳話。
 
▲ 梁思成與林徽因
 
抗日戰爭期間,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行,跋山涉水搬遷到四川偏僻的鄉村李莊,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守小山村,過著貧病交加的生活。
 
梁思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是民間學術團體,沒正式編製,沒經費來源。
 
他的妻子兼工作助手林徽因身患嚴重肺結核,常年纏綿病榻,缺醫少藥。聞名遐邇的“太太客廳”的女主人,要協助丈夫編寫巨著《中國建築史》,又要照料兩個孩子,處境艱難可想而知。
 
考古學家梁思永也身患肺病,雖度過危險期,但虛弱不堪。身為所長的傅斯年憂心如焚,為替國家保護人才,他破例提筆給教育部長朱家驊寫信,專門談及梁氏兄弟的身體生活狀況,談他們的家世和學問人品,擔心倘無外邊幫助,梁氏兄弟將要出事,請求政府撥款資助。
 
▲ 梁思成與梁思永
 
信是這樣寫的:“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營造學社曆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置,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此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
 
傅斯年的求助信起了作用,時隔不久,他收到了朱家驊寄來的專款,梁氏兄弟得以渡過難關。
 
3.民族危亡之時,大義凜然;剛毅堅卓,士大夫氣節傳承
 
傅斯年平生最欽佩的人是屈原和文天祥。
 
他認為屈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文人”,因他有士大夫氣節。
 
民族存亡時刻,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是知識分子最起碼的氣節。
 
傅斯年視民族氣節如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民族國家意識最為強烈的一個。
 
抗日戰爭時期,傅斯年再次走出書齋,四處奔走,為抗日疾呼呐喊。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學者集會,譴責日軍侵華罪行,傅斯年即席講演,首倡“書生何以報國”的話題。
 
當時,日本為尋找侵華借口,杜撰“滿蒙”曆史。
 
傅斯年遂邀史學界同仁,挑燈夜戰,撰寫《東北史綱》,駁斥日本人指鹿為馬的妄言胡說。
 
當時,國民黨高層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就連胡適也不主張對日宣戰,但傅斯年卻慷慨陳詞:“尋求與日本的和平隻是我們一廂情願,除非我們答應日本的所有要求,才能得到‘和平’——那就隻能是亡國滅種。”
 
當戰火蔓延到平津外圍時,有人發起建立北平文化城運動,想把北平變成“中立區”,以避戰禍。
 
傅斯年帶頭反對,他認為此舉有損國民人格。
 
當他讀完胡適《保衛華北的重要》一文後,大動肝火,絲毫不顧及老師顏麵,認為胡適附和政府的妥協政策,充當“應聲蟲”,他宣稱要退出《獨立評論》,與胡適割袍斷交,後由丁文江調停才作罷。
 
民族社稷大事上,傅斯年眼裏容不得一粒沙子,哪怕是師長。後來連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
 

▲ 日軍在長城上炫耀拍照
 
抗日戰爭期間,傅斯年反複強調,在日本人步步緊逼下,中國除堅決抵抗別無出路:
 
“對倭隻有一條路,即一切都無顧忌,人人當求必死。若是後邊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處,若是前麵不止一條路,也還有選擇之餘地,今則後麵是大海,兩邊有高牆,前麵縱是猛虎,也隻有拚上去。”
 
中國要死裏求生,生路是在死裏求出來的。傅斯年斷言大規模的抵抗可使國民受到嚴格訓練,可借機消除中國的腐敗。
 
小抵抗有小結果,大抵抗有大結果,不抵抗沒有結果。
 
打個落花流水,中國人才有翻身之日。
 
他給自己兒子取名傅仁軌,就是來自唐朝的劉仁軌,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將領。
 
日本天皇下詔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陪都重慶,傅斯年聞訊大喜,攜酒一瓶至街上猛喝起來,又以手杖高舉帽子狂舞,高呼國家出頭了,直至精疲力竭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前往國民參政會開會,他仍難以抑製喜悅之情,他在給夫人的家書中寫道:“大家到秘書處慶祝……皆哈哈大笑,我現在方知舊戲中二人見麵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著、跳著、Kiss著,要想安靜一下,談如何遊行,幾乎辦不到!”
 
4.侵略如火,不動如山:一個鐵骨錚錚自由獨立的人
 
傅斯年其貌不揚,是個肥頭肥腦的大塊頭,一頭蓬鬆的亂發,一副羅克式大眼鏡,常穿著那時最流行的大翻領ABC襯衫,不打領帶,外麵罩上一套嗶嘰西裝。
 
那副容貌,就是不修邊幅的典型,但也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風度。
 
▲左為傅斯年
 
他似乎永遠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句話,便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汗珠。
 
傅斯年的脾氣和他的塊頭成正比,脾氣來了,絕對是一門寬口徑的重型火炮,他是民國知識分子中唯一敢在蔣介石麵前蹺起二郎腿說話的人。
 
傅斯年大膽放言:“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隻有我可以罵,隻有我才有資格罵。”
 
但他罵得最凶的卻是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
 
“傅大炮”的名頭也由此而來。
 
加入國民參政會後,傅斯年更是毫無顧忌地抨擊政府失職不當和官員貪汙腐敗,十足的天不怕地不管的自由知識分子本色。
 
他寫信給蔣介石以反對孔祥熙,從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觀感等方麵,條分縷析地論證孔祥熙不足以擔任行政院長,他的信被胡適稱為“打孔家店妙文”。
 
孔祥熙是民國政壇上著名的“不倒翁”,他的“優點”是以領袖之意誌為意誌,一切唯蔣命是從,深得蔣介石歡心。蔣介石先委托親信向傅斯年說情,但傅斯年不為所動。
 
最後,蔣介石親自出馬,請傅斯年吃飯。席間,他問:“你信任我嗎?”傅回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一聽就按捺不住地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傅斯年多次炮轟孔祥熙,屢敗屢戰。
 
1945年,他抓住“黃金公債案”,要辦貪汙首先從最大的“老虎”開刀。鐵證如山,八年“反孔”,一擊而中,孔祥熙狼狽倒台。
 
繼任者宋子文也栽倒在傅斯年手上。宋子文上台後,打著抗日救國的幌子,利用擁有的官僚企業進口許可證,大肆非法進口倒賣,最後釀成1947年以上海為中心的“黃金風潮”。
 
傅斯年再次炮轟宋子文,發表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雄文,他尖銳地指出:“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上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麵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垮台。‘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
 
在傅斯年的連番炮轟下,宋子文終於黯然下台,成就了傅斯年一生當中的又一個“神話”。
 
傅斯年參政而不從政,他一生都沒加入國民黨,始終同國民黨保持著一種疏而不離、親而不密的關係。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為改善國民政府的公共形象,要求傅斯年出任國府委員,但傅斯年堅辭不就。
 
他不僅自己不入政府,還勸說胡適也不要加入。
 
他怕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自由獨立,他信奉“與其入黨,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他甚至認為蔣介石讓胡適加入國民黨政府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5.麵對不義之事,金剛怒目;尊重個人、注重人性、提倡正義
 
抗日戰爭勝利後,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他要替性格溫順的胡適掃清障礙。
 
他堅決辭退日偽時期北大的教職員工,要求教授必須在“禮義廉恥”四字下給學生做榜樣。
 
1945年11月間,傅斯年乘飛機赴北平任職,訓導長陳雪屏到機場迎接,剛下飛機,傅斯年就劈頭蓋臉地質問:“你和偽北大先生們有無交往?”
 
陳雪屏回答說:“有,隻是在一些必要的場合。”
 
傅斯年立即怒吼:“漢賊勢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
 
弄得陳雪屏萬分尷尬。
 
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偽北大的教員的,複原的北大一律不聘。
 
否則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將成國家的罪人。他要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並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他也要說的。他還拍案大罵容庚是“文化漢奸”,一時成為學界熱點新聞。
 
對前來說情的人,傅斯年更是火冒三丈地說:如果這些人受不到譴責,那就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他們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別子去了大後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嗎?
 
一句話把說情的人封得死死的。
 
他的老師周作人也被他開除。傅斯年一點也不怕得罪人,他知道恨他的人一定很多,但他從不作鄉願。
 
▲周作人
 
他自稱是北京大學的“功狗”。
 
當胡適自美返國後,他立刻辭職,毫不戀棧,也不接受蔣介石慰留,依舊回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1948年12月,國內情勢日益緊張,南京危在旦夕,老友陳布雷突然自戕。
 
這年除夕夜,傅斯年和胡適是在南京過的,這裏已失去了往日過年的喧鬧,零星的鞭炮聲襯托得氣氛分外淒涼,給淩亂的心緒平添了幾分哀婉,他倆借酒消愁,對酒當哭,含淚吟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蔣介石赴台後,決定由傅斯年執掌台灣大學。
 
▲傅斯年與蔣介石
 
在傅斯年帶領下,他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立為台灣大學校訓,尊重個人、注重人性、提倡正義。
 
很快,台灣大學脫穎而出,成為以自由學術精神為原則的一所現代化大學,中國又一方學術重鎮。
 
1950年12月19日,一個寒風瑟瑟的冬夜,傅斯年和夫人俞大彩在書房中生炭火取暖,傅斯年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趕寫文章,夫人坐在對麵縫補舊衣,傅斯年急於拿到這筆稿費做一條過冬棉褲。
 
他擱下筆對夫人說:“稿費到手後,你趕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次日,傅斯年穿著一身單薄的西裝,列席台灣省“參議會”,答複有關台灣大學的問題。他在台上高聲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對有才能有智力的窮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
 
講完後走下台來,倒地猝逝,年僅五十四歲。
 
▲到台灣後的傅斯年
 
傅斯年去世後,蔣介石親自參加公祭,並題寫了挽詞“國失師表”。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台大校園中,墓前立無字碑。園中樹立一座紀念鍾,鐫刻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校訓。
後來此處被稱為“傅園”,此鍾也被稱為“傅鍾”。
 
“傅鍾”特別的二十一響鍾聲,源自傅斯年的一句話:“一個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要留下三小時作為沉思。”
 
傅斯年去世十多年後,在海峽對岸,他的山東老家,傅家祖墳因為他而被一群身著綠軍裝、戴紅袖章的青年人刨了個底朝天,並曝屍骨於荒野。這個善於沉思的人,就算每天給他二十四小時來沉思,大概都想不到這些吧。
 

摧伐一個桀驁不馴、剛直不阿的人的精神,刨祖墳顯得多麽怪誕又多麽徹底,幾千年前的流毒輕而易舉地穿過漫漫時光,潛藏在看不見摸不著的基因裏,僅憑一個陰冷的天氣,便出來作祟。也罷,投石唾罵,總勝於淡漠遺忘,是非功過,原不是誰都可以說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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