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後,陳丹青被清華美院聘為教授,學校大張旗鼓給他設立研究院,可因為學生英語不過線,他整整四年沒招到一個學生。
陳丹青找學院理論無果,憤然辭職,臨走時丟下一句話:“中國這套教育製度若不變,我此生不會參與教育。”
這之後的20年裏,陳丹青不掛靠,不入職,不進體製,成了個社會“邊緣人”。
有次電視台給他做專訪,主持人給他介紹身份:著名畫家、作家、演講家、公共知識分子、文化評論人……陳丹青都不接受。
主持人無奈,隻能請他給自己下個定義,陳丹青說:“我隻是一個暫時還沒學會說假話的人。”
1953年,陳丹青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家庭,父親崇拜文天祥,取了“留取丹心照汗青”裏的兩字給孩子當名字。
陳丹青父母在稅務局工作,父親是工會幹部,會寫文章還會創作劇本,家裏藝術氣息濃厚。
陳丹青從小就喜歡畫畫,沒事就搬下書櫃上的畫冊臨摹,還有模有樣。
因為多說了幾句話,父親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勞動。又因為爺爺曾是黃埔軍校學員,家裏的書籍、藏畫被一掃而空,陳丹青難過得一天都沒講話。
父親安慰他,說沒有畫冊臨摹,可以去公園、馬路上畫,從那以後陳丹青常去公園水泥地上畫畫。有次父親撿到一張撲克牌,背後印著名畫《意大利姑娘》。父親把撲克牌帶回了家,沒想到陳丹青臨摹地栩栩如生。
“從小就想當個畫家,悶著想,但很明確。”
父母不在家,陳丹青跟著外婆長大。他跟著姥姥買菜、生爐子、縫被子、補襪子,明白世道艱辛,懂得體貼家人,吃得起苦。
沒事的時候,陳丹青就跟外婆坐在弄堂裏嘮嗑,老人教他做人的規矩,進門先打招呼,吃飯不要講話等等,還教他一些做壞事會遭報應的道理。
父母幾個月才回一趟上海,回家待不了幾天就走了。陳丹青不記得父母教過自己什麽知識,但他記得在那個人人爭當先進的年代,父親從不要他爭取進步,不入團入黨,也不鼓勵他去當社會要求的好青年。
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討厭那些做事有目的的人。
60年代初,父親因得病被批準休假,待在家裏一天到晚看書,看魯迅、托爾斯泰還有曆史書,陳丹青也蹭著看。他還跟母親在閣樓上學唐詩,母親一字一句講給他聽,就這樣,7歲出頭的陳丹青算是啟了蒙。
60年代中期開始,全國出現畫毛主席像的風潮。陳丹青在社會上晃蕩了一陣後被送到中學讀書,沒有文化課課本,老師水平也不高,但是有機會畫毛主席像。
陳丹青14歲,跟著中學美術老師四處畫畫,灶頭、場院、村口巷頭,兩年下來畫了一百多張,最大的比電影銀幕還大,最小的也有一兩米長。
那時他沒看過一本畫冊,也沒看過一本美術史,正是這次畫畫像的經曆,開啟了陳丹青和油畫最早的接觸。
後來有次在同學家裏,陳丹青翻到了傅雷先生翻譯的《藝術哲學》,在裏麵看到了倫勃朗、提香、拉斐爾的畫,黑白照片,模糊得很,卻是驚為天人。
他回憶那個啟蒙的瞬間:“像一道劈頭蓋臉的光,西方藝術就這樣子在我麵前打開了。”
1970年,陳丹青讀完兩年中學後被注銷上海戶口,流放到贛南農村插隊。
農村環境簡陋,他跟兩個男孩子擠在一張床上,房子漏風漏雨,隻有一盞煤油燈。
剛到鄉下的前幾天他幾乎都是睜著眼睡覺,幾斤重的耗子,夜裏在被子上竄來竄去。
“那是很絕望的一個記憶,我覺得天全部黑下來了。”
第二天醒來下雨,陳丹青聽著雨打在瓦片上的聲音,覺得茫然。他叼著煙卷出門看秧田,整個腦子都是空的。
下鄉插隊的日子非常苦。插秧時一邊插秧手指縫一邊流血,插完了秧還得挑擔子,挑一百斤的擔子走山路,十裏路不換肩。
但陳丹青學著苦中作樂,插完秧回去躺蚊帳裏讀普希金,挑擔子的時候欣賞金黃的穀倉,保持自己的藝術敏銳,“金黃的糧倉非常美,那麽多穀子,我這一百斤倒進去,就不見了”。
為了不丟掉畫畫的手藝,陳丹青閑下來就畫火柴盒,一畫畫了三年,後來他又輾轉到蘇北的農村插隊畫骨灰盒。
一年的時間裏他畫了近千個骨灰盒,鬱悶了就學老木匠就著鹹菜喝酒,也沒同齡人說話。
1975年,陳丹青爭取到了南京商業局的裝卸工名額,可就在他入職的前一天,人事告知他不用來了,名額被頂替了。
隨行好友歎息:咱沒關係也沒錢,認命吧,這本就不是屬於你的。陳丹青回頭豎了個中指。
這次碰壁後,陳丹青發憤要證明自己,他進入省油畫班,又被選中去西藏寫生。
在西藏的幾個月裏,陳丹青另辟蹊徑,找到了“文革”當中一個特殊題材——少數民族題材。那時毛主席逝世,陳丹青打破“文革”中隻能畫工農兵歡笑的傳統,開了畫悲劇的先河,創作出令人震驚的《淚水灑滿豐收田》和《進軍西藏》。
畫作甫一問世,立刻引起轟動,還入選了第二年的《全國美展》和《全軍美展》,陳丹青“知青畫家”的名氣徹底打響了。
1978年國家恢複高考,陳丹青以專業第一,外語0分的成績考入中央美院油畫係,他在英語試卷上寫:“我是知青,沒上過學,不會英語。”
填檔案時,學曆那一欄他也隻填了小學學曆,老師說不可以這樣填,可陳丹青表示自己初中沒畢業就下鄉去了,不知為什麽要造假。
20年後,陳丹青被清華美院聘為教授,又要填學曆,他仍舊堅持:我就是個知青,我小學畢業。
他說:“無論繪畫還是寫作,我盡量不說假話。”
1980年,即將畢業的陳丹青再次進藏。
這次入藏,陳丹青近距離接觸了高原的風土人情,他被藏族男女那強悍粗獷的生命力所震撼,完成了《母與子》《牧羊人》《朝聖》等7幅作品,統稱《西藏組畫》。
“我記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間裏畫那些畫,光線差,黃昏就挪到門口,就著過道的光繼續畫……”
《西藏組畫》麵世後,再次震驚中國油畫界。在這組油畫中,陳丹青摒棄了長時間束縛中國油畫的蘇聯畫法,像米勒和庫爾貝那樣去畫:
“畫得小一點、樸素一點……畫你眼睛看見的東西,就是要無內容、無主題、無情節、無故事的一個小畫麵組成生活形態。”
他的現實主義寫實油畫避免了泛英雄主義的悲壯,作品公開後引起轟動。
自那以後,陳丹青成了中國油畫界轉型開天辟地的人物,聞名海外四方。
▲《西藏組畫》
畢業之後,陳丹青留任中央美院,陳丹青待了兩年,後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辭職赴美學習。
1982年,陳丹青從中央美術學院辭職,去往紐約創作油畫與生活,這一年他29歲。
“從紐約機場走出來,整個人自由了,但關鍵是,接下來,你拿自由做什麽?並且,你失去了與國家的關係......”
在美國,陳丹青不斷接受文化衝擊,不僅看到古希臘、古羅馬的文藝複興,還看到當時正發生的無數後現代新藝術,心靈深受震撼。
陳丹青感覺自己一下子被打翻,覺得此前在大陸積攢的那一丁點學問和手藝變得屁都不是,“無所適從,完全迷失”。
這一迷失就迷失了十年。
十年裏,他沉淪在藝術世界無法自拔,那裏有看不完的美術館和畫廊,有看不完的書,陳丹青開始拚命讀台灣版大陸版的美術史論,還學著寫評論寫文章。他說:
“我沒有讀過高中、大學,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就是我的大學,30多年了,我至今尚未從中畢業。”
1983年6月,陳丹青在紐約辦了自己的畫展,成為中國當代畫家在美國舉辦的第一個個展,他在創作上也漸入佳境。
1983年的這場畫展上,陳丹青結識了大自己近30歲的文人木心,兩人相談甚歡。
木心20年代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從小家境優渥自帶貴族氣質,幼時寫的詩詞就能媲美唐詩,後來又鑽進莫幹山待了六年,讀尼采讀福樓拜,下山時畫了幾百張水墨畫。
30歲那年,木心因為詩人海涅爭辯而入獄,此後的近20年裏,木心數度入獄。
在漏雨積水的防空洞裏,他把鞋子改造成尖口皮鞋樣式,在紙上畫出黑白琴鍵,一個人在夜裏演奏莫紮特和肖邦,還寫下了65萬字米粒大小的小說和散文。
“白天我是一個奴隸,晚上我是一個王子。”
在這65萬手稿中,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涕淚控訴,有的隻是對美和哲學的思考。後來木心被折斷三根手指,又得知母親和姐姐去世,悲痛過後,他也隻是感慨:
“不知原諒什麽,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50歲那年,木心終於得到平反出獄,成了大學教授。可55歲的木心決定出走美國:“我要在我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他在美國修古董,作畫,辦畫展,成為20世紀第一個被大英博物館收藏畫作的中國畫家。他還寫作,散文與海明威、福克納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國文學史教程》,成為台灣、紐約華人圈裏的大師。
陳丹青絲毫不吝對木心的推崇和讚美:“你不遇到木心,就會對這個時代的問題習以為常。可等到這麽一個人出現,你跟他對照,就會發現我們身上的問題太多了。我們沒有自尊,我們沒有潔癖,我們不懂得美,我們不懂得尊敬。”
梁文道看到木心的出獄照後也嘖嘖稱奇:“你不覺得這人像在牢裏呆過的,苦牢回來的很多作家難免身子曲髏,神情有點沮喪、恐懼……但是木心沒有,他整個狀態你覺得精氣神很足一樣,好奇怪,好奇怪的一個人。”
▲ 木心在紐約
在木心身上,陳丹青看到了一個文人的尊嚴和貴氣,開始重新審視自己。
後來木心在紐約講學,陳丹青作為他的學生去聽課,一邊聽一邊記錄。聽課五年,累計筆記八十五講,大概四十萬字,這便是後來的《文學回憶錄》。
他跟木心亦師亦友,兩人談論繪畫、文學,一聊就是一夜。陳丹青常常向木心請教問題,有次他問木心怎麽成為藝術家,木心告訴他:“連生活都要成為藝術。”還有次陳丹青剛從意大利回來,猜出了在餐館坐著的是名意大利人。
木心立馬提醒他:“你剛去過意大利,你想證明你的虛榮,人難免會這樣,但要克製,這是隨口就來的虛榮心。”
陳丹青的臉立馬紅到耳根。“修養是很具體的,就是一件件小事。一句話熬不住,就失了教養。”
在木心的影響下,陳丹青的少年心氣漸漸沉下來,開始著手創作文章。從90年代起,他先後拿出了《紐約瑣記》《陳丹青音樂筆記》《退步集》《多餘的素材》等作品,文章涉獵廣泛,陳丹青的“雜家”形象開始建立。
2000年,陳丹青從美國回來,也把木心闊別祖國20載的作品帶了回來。2001年,《上海文學》刊發木心的《上海賦》。
作家陳村一讀就被驚豔:
“我這輩子讀過無數中文,結識許多作家。毫不誇張地說,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見到的活著的中文作家中,最是優美、深刻、廣博。”
2000年,陳丹青回國,成為清華大學美術係特聘教授。
本以為鳳凰棲於良木,在清華可以大展一番拳腳,可沒想到這次合作卻把陳丹青推向了輿論的漩渦。
任教清華期間,陳丹青整整四年都沒能招到碩士生,原因是文化課不過關。
尤其是2002年專業課排名第一的學生,因為英語不過線沒能錄取,兩年後再考還是不過線,最後陳丹青跟他聯係,要他去英國讀書。
陳丹青公開跟學院叫板,可製度不可改,他氣壞了:
“對於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來說,這樣的考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與羞辱。”
“我四年招不到研究生,就是僅僅因為他的英語差一分,就算他畫的和梵·高、畢加索一樣好也沒用。藝術學院應該招一些瘋子,而不是那些成績優秀的好孩子。”
他還自嘲道,自己的英文水平也不怎樣,還不是在國外好好地活了十幾年。
2004年,陳丹青以“無法接受學術行政化”為由向清華遞上了辭呈,一石激起千層浪,無數媒體為之造勢,也徹底拉開了陳丹青對抗中國應試教育體製的大旗。
記者問他:“你怎麽看待中國現行的教育製度?”陳丹青不無失望地回答說:“就四句話——將小孩當大人管,將大人當小孩管,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在另一次采訪中,陳丹青更是直言不諱:“我最怕看見年輕人自卑,可是我們的教育就是讓你越來越自卑。”
因為陳丹青的潑辣和犀利,也因為他身處體製中卻公然反對體製的勇氣,無數社會問題都找到了他。
古城建設找到了他,希望他能給征建說幾句好話,陳丹青直接拉下臉來,當著官員的麵說道:
“我們正在毀滅這座古城,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建設。”
有房地產商找他題字,陳丹青二話不說,揮筆一蹴而就,對方低頭一看頓時青了臉:房地產=官商勾結。
他還寫文章大談藝術、審美、文學、電影、宗教以及國內外社會文化問題,開闊的視野和激昂的文字吸引了無數讀者。
在他的文字裏,有談論社會症結的就業話題:“文憑隻是為了混飯,單位用人要文憑,因為單位的第一要義是平庸。文憑是平庸的保證,他們決不會要梵高。”
也深挖幽微的民族性話題:“中國人大抵是慣於取巧且敷衍的,我所見的美國藝術家,一個個憨不可及……中國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實,做人不老實。”
他的書一直銷量很好,《退步集》《笑談大先生》等深受年輕人的追捧。陳丹青問過學生,為什麽愛讀自己的文章,學生告訴他:
就倆字,痛快!
離開清華,陳丹青再沒進過體製,成為了獨立藝術家。
他寫書,辦畫展,獲大獎,畫作拍出3200萬天價,可更多的時候還是以一個“公知”的身份活躍於大眾視野中,在鏡頭前輸出新鮮觀點和大尺度言論。
2008年,陳丹青和韓寒做客湖南衛視,語氣輕蔑地點評了老舍、巴金和茅盾等文學大師。
韓寒說:“老舍、茅盾他們的文筆都很差。”陳丹青接著道:“還有巴金,寫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沒有辦法看。”韓寒又表示,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應該放到語文課本裏。
節目一播出,兩人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大家罵韓寒投機取巧,罵陳丹青大不敬,覺得他們把膚淺當賣點,把“語不驚人死不休”當噱頭。
陳丹青回到家,還被文學圈好友打電話罵了半個小時,末了還勸他珍惜羽毛。
針對他的跨界轉型,外界也是議論紛紛。肯定他的人稱讚陳丹青是“這個時代最後一個敢於說真話的文士”,否定他的覺得他隻會打嘴炮,還有不少人把他跟羅振宇、吳曉波、高曉鬆劃為一類。
因為多年未能拿出超越以前成就的作品,甚至在專業圈裏同行也開始對他嗤之以鼻。
央美教授王華祥就公開表示,陳丹青“早就沒了年輕時的才氣”:
“去美國進入不了美國,進學院進入不了學院,學傳統進入不了傳統,吹當代進入不了當代,扮公知但卻是偽知。”
“陳丹青在這個世界裏,最多隻是個很會包裝自己的藝術票友。”
不管外界對他作何評價,陳丹青自己心中都很明白,他坦言自己畫不過年輕的時候,因為“開了眼界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而麵對社會上對自己的輿論,他自嘲道:
“或許在公共領域,我已經成為一個無賴流氓了。”
▲ 《局部》
2015年以來,陳丹青開了一檔叫《局部》的文化類節目,七年做到了第三季,豆瓣均分9.6。
節目中,陳丹青以他獨特的風格為大家介紹、科普中西方文藝,節目不拘格式,時刻透露著不被主流規訓的、異樣清醒的聲音。
他談論“文藝虛假繁榮”,是“文藝很荒涼,瘦的隻剩肱二頭肌”;談“性靈和知識”,是“藝術頂頂要緊的,不是知識,不是熟練,而是直覺,是本能,是騷動,是嶄新的感受力,是可貴的無知。”
作家李靜看後評價:“陳丹青講藝術,是對魯迅談藝方式的延續——既龐雜,又純粹;既辛辣,又優雅;既熱腸,又冷靜;既粗暴,又柔情。”
陳丹青的言論詼諧又犀利,帶著一點惡趣味和玩世不恭,在互聯網上,他是被年輕人推崇的“人間清醒”。
“春天來了,像豬狗一樣,去找自己的配偶”“藝術就是裝逼,我從小就裝逼”“喜歡畫畫,我草,那攔不住”等言論被瘋狂轉發,使他成了大眾認知度最高的國民藝術家之一。
陳丹青也明白自己為什麽招年輕人喜歡,因為“我替他們說話”。
一次談論“無聊”的話題,陳丹青說:“有錢人的核心問題就是無聊,要不他老到會所去幹嗎?真正不無聊的人是他一個人在家裏做他熱愛的事情,非常享受。”
“所有能在公開場合見到的人都很無聊,他想辦法告訴你他們很高興,這句話背後意思就是我太無聊了,有錢有閑的人都是這樣的。”
末了他不忘調侃一句:“年輕人也是這樣的。”
2011年12月,木心在故鄉烏鎮逝世,陳丹青送了他最後一程。
木心去世之後,陳丹青工作的重點就成了宣傳推介老師和他的作品,幫他出書,做活動,創建藝術館,甚至有點畸形地,把木心舉到跟周氏兄弟並重的地位。
不少人對木心不感冒,更覺得陳丹青捧他捧得太高,甚至有了兒子的姿態。陳丹青也不生氣,隻是說:
“隻要大家能讀木心的作品,我咋樣都行。”
張岪是木心為陳丹青起的筆名,但陳丹青從未用過,直到木心逝世之後,陳丹青才開始用這個名字。
2019年,陳丹青寫就《張岪與木心》一書,用來紀念木心重啟寫作35周年。書的結尾他寫:
“自從三十五年前恢複寫作,他(木心)就決定完整地、徹底的,僅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個人’。他最簡單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新書首發式上,陳丹青一改往常姿態,收起自己的散漫和洋洋灑灑,鄭重地拿出了寫好的長長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