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馮小剛與“移民美國”四個字一起,被送上了熱搜。
起因是一張照片——照片中,馮小剛與妻子徐帆在美國宴請好友,並在結束後站在門口與大家告別,之後,關於馮小剛已移民的消息開始不脛而走。
很快,馮小剛親自下場回應,稱去美國隻是送女兒讀書,並表示自己絕不會移民:“在國內又有事業,我拍的又是家國情懷,國家也有恩於我,我移的哪門子民呢?”
在這份回應中,馮小剛提到自己正在準備新作品。
他已經有3年沒有導演過電影,而微博也早已不見任何內容。
他最近一次出現在輿論場,是去年執導的網劇《北轍南轅》,雖然這是他闊別電視劇近20年的一次回歸之作,卻因為劇情“太過懸浮”而接連遭受批評。
麵對這些批評,馮小剛既沒有像早些年一樣悉數接受,也沒有像前幾年一樣奮力反擊,而是選擇了沉默。
似乎那些曾經屬於馮小剛的商業魔法,正在漸漸失效,那些曾屬於他的時代語境,也正飛速被更替。
從某一刻起,馮小剛消失了。
但另一方麵,馮小剛的每次出現又總能讓人想起,21世紀前後,他曾經創造出的那一部部足夠通俗又足夠好笑的“馮氏喜劇”。
以及站在這些喜劇後麵,那個總是弓著背,抽著煙的馮小剛;那個擅長討好、選擇有限的名導演。
“胡同串子”馮小剛出生在北京東冠英胡同,他的父親是一名老師,母親則是一名印刷廠的保健醫生。
在馮小剛的記憶裏,父母的這段婚姻並不算和睦。
在他小時候,每逢周末,工廠總會組織舞會。父親喜歡參加,母親卻十分厭惡,但縱使如此,每次舞會母親都會帶著馮小剛與姐姐一起參加。
多年後馮小剛才明白,母親去舞會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盯著自己的丈夫。
馮小剛六歲那年,他的父母決定離婚,一個家被分成兩半,馮小剛和姐姐開始跟著母親生活。
在那個年代,離婚是一件稀罕事,在父親搬出家不久後,胡同裏的孩子們便開始欺負馮小剛,當麵叫他“沒爹的孩子”。
馮小剛說:“我在那個院子裏的孩子中,就屬於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那一種,誰也沒把你放在眼裏。”
馮小剛聊自己
也正是這些經曆,讓馮小剛在成年後總無法肯定自己:“放在一堆人裏麵,我肯定是最先被淘汰的那個。”
但好在,除去這些經曆,大多數時候,馮小剛的學生時代過得還算輕鬆快樂。
那時,他每年最盼望的隻有兩件事——一件是盼冬天,因為能戴絨帽子、白口罩,還能穿燈芯絨麵塑料底的五眼棉鞋。
另一件則是盼夏天,因為可以敞開了吃西紅柿。
馮小剛喜歡吃西紅柿。
每到夏天,母親總會挑選幾個通紅的西紅柿,放在臉盆裏用自來水拔涼,等馮小剛放學回家吃,多年後,馮小剛依舊記得那些西紅柿的味道:
“挑一個大的,帶著絲絲涼意,咬一口,然後將酸甜的果汁嘬進嘴裏,那種感覺別提有多爽了。”
“在我的學生時代,西紅柿對我的誘惑力,絕不亞於現在的任何一位國際超模。”
成為導演後,他還曾在自己拍攝的電影《唐山大地震》中,埋下了一個與西紅柿有關的故事——徐帆扮演的母親在誤以為女兒因地震離世後的幾十年裏,每天都會在她的遺照前擺上一盤泡在水中的新鮮西紅柿。
對馮小剛而言,那些西紅柿就是母親的掛念。
電影《唐山大地震》中的西紅柿
1978年,馮小剛高中畢業,為了替家裏省錢,他選擇入伍,進入北京軍區戰友京劇團擔任美術組學員,6年後部隊精簡,馮小剛轉業。
當時,許多和馮小剛一批轉業的戰友,都被分配到了公檢法,但因為馮小剛沒有學曆,隻能被分配到北京西直門糧食倉庫宣傳科。
因為這份工作,他還在戰友間收獲了一個綽號——“西糧太守”。
馮小剛覺得這份工作“很沒麵子”,於是拒絕報到,而是選擇進入北京城建開發總公司當幹事。
去報到的前一晚,馮小剛輾轉反側,他突然意識到今夜過後,自己將不再是軍人,想到這裏馮小剛從床上爬起來,將軍裝又套回身上。
他來到母親屋裏,對她說:“你坐好了我給您敬個禮吧,您好好看看,明天兒子就不能再穿軍裝了。”
那一夜馮小剛穿著軍裝坐在床邊,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煙,天亮之後,他將領章和帽子上的五角星摘下來,用一塊布包起來交給母親,請她幫自己保存。
煙滅了,天亮了,馮小剛知道,另一段人生要開始了。
在北京城建當文體幹事的那段日子,是馮小剛青春裏最瀟灑的時光。
那時每天下了班,他便會和公司裏幾個關係好的工友湊幾塊錢,去小店裏用暖壺打回幾斤散裝的燕京啤酒,一喝就是一晚上。
馮小剛喜歡畫畫,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可以去電影院工作,給別人畫電影海報。
一次偶然的機會,馮小剛認識了彼時正在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當副主任的鄭曉龍,鄭曉龍覺得馮小剛會畫畫,說話也機靈,於是問他是否願意來藝術中心當美工。
馮小剛覺得鄭曉龍提供的這份工作聽起來更體麵,便欣然答應。
鄭曉龍
1985年,27歲的馮小剛擔任電視劇《大林莽》的美工,拍攝地位於海南島尖峰嶺的原始森林裏,閑來無事時,馮小剛便會摘兩片棕櫚葉鋪在地上,躺在上麵發呆。
一天鄭曉龍前來探班,午休時,他躺在馮小剛的棕櫚葉上看書,一邊看,鄭曉龍一邊咯咯笑,馮小剛湊上去,發現他在看的小說叫《浮出海麵》。
鄭曉龍對馮小剛說,這本書的作者是自己的發小,名叫王朔。
在此之前,馮小剛從未讀過王朔的小說,那天在讀過之後,他立刻被王朔的才華所折服。
第二年,在鄭曉龍的介紹下,馮小剛與王朔相識,並很快成為好友。
王朔舊照
1989年底,鄭曉龍將王朔與馮小剛叫去友誼賓館開會,彼時他正在監製一部名叫《渴望》的電視劇,他對兩人說:
“《渴望》播出後說不定能火,但這個劇是讓人哭的,咱們再弄一個讓人笑的。”
於是馮小剛與王朔花費幾天時間,寫出了一部長達25集的情景喜劇,這部劇就是《編輯部的故事》。
回頭看,在當時無論是《渴望》還是《編輯部的故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渴望》播出後收視率連破記錄,因為太過火爆,在這部劇播出期間,全國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公安部還為劇組頒發了一個特殊獎項——維持社會治安最佳獎。
《渴望》劇照
而《編輯部的故事》更是一經播出便火遍大江南北,至今30年過去,這部劇都仍被人稱為是中國電影史上最好的情景喜劇。
《編輯部的故事》劇照
1994年,在進入演藝圈的第10年,馮小剛導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永失我愛》,這一年,馮小剛36歲。
對馮小剛而言,那幾年是他人生中的黃金時代:“我們聽崔健的歌,看王朔的小說,電影有更多可能性……”
《永失我愛》中的郭濤與徐帆
他還與王朔、彭曉林共同開了一家影視公司,取名“好夢公司”,一有空他們就會湊在一起喝酒、寫劇本,出去找投資。
但很快,馮小剛就發現,夢想並不好實現。
“好夢公司”成立之後,馮小剛與王朔接連寫出幾個劇本,卻因為內容無一過審。
1996年,王朔寫下劇本《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然而開機不到10天,他們就接到了電影局的停拍通知。
最終,這部已投入了100多萬的電影,隻能在那天下午宣布項目終止,劇組解散。
當晚,備受打擊的馮小剛喝得大醉,第二天醒來,他發現因為壓力太大,自己頭頂出現了鬼剃頭——腦袋右側突然出現了一處斑禿。
之後馮小剛順勢剃了人生中第一個光頭,並讓好友給自己拍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
那一天是1996年4月2日,而前一天,則是西方的愚人節。
馮小剛突然覺得一切都充滿了戲劇效果,也正是在那一刻,他決定從這場“好夢”中醒來。
馮小剛患有白癜風,如果要靠藥物治療,他將不能喝酒、不能抽煙,也不能吃維生素含量過高的食物。
幾乎沒有猶豫,馮小剛決定放棄吃藥治療,他說:“喝酒也罷,抽煙也罷,人這一輩子能自己決定的事情太少了。”
“我本來能拍板的事情已經不多了。”
1996年,在好夢公司接連遭遇失敗後,王朔因為作品風格遭受非議,決定前往美國,臨走前,王朔對馮小剛說:“你有機會活,不要一起死。”
第二年春節前,北影廠廠長韓三平找到馮小剛,希望他能拍攝一部具有觀賞性的賀歲片,要求隻有一條——內容要積極。
見過韓三平之後,馮小剛打電話給王朔,表示希望改寫他的小說《你不是一個俗人》,末了,馮小剛有些為難地說:
“為了便於劇本通過,可不可以不在電影上署你的名字。”
王朔思考片刻,同意了馮小剛的要求。
1997年12月底,馮小剛導演的電影《甲方乙方》上映,在以3000萬元人民幣的成績奪得1998年中國電影票房冠軍的同時,還確立了“賀歲檔”的概念。
《甲方乙方》中的劉蓓
《甲方乙方》大獲成功後,馮小剛又接連拍出了電影《不見不散》《沒完沒了》,並分別取得了當年票房的冠軍與亞軍。
2000年,馮小剛將曾經沒有過審的《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的劇本進行調整,更名為《一聲歎息》,這部電影在那年的開羅電影節上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獎在內的四項大獎。
而此時,距離那個讓馮小剛狼狽不堪的1996年,已過去4年。
新世紀的曙光到來的時候,馮小剛進入了人生的42歲。
《一聲歎息》中的劉蓓與傅彪
也正是在這一階段,馮小剛與王朔開始漸行漸遠,對於兩人的解綁,馮小剛歸結於彼此工作過於忙碌。
而王朔的解釋則是:“馮小剛希望成為主流,而我想演邊緣人,大家的追求不太一樣。”
或許正如《甲方乙方》中,葛優最後那句台詞:“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他”。
屬於馮小剛人生中的某一階段,也正式過去了。
《甲方乙方》劇照
在馮小剛憑借著其“馮氏喜劇”躋身中國著名導演之列的同時,電影界對於他的爭議也開始隨之出現。
爭議大多聚焦於馮小剛的電影太俗、太商業。對此,馮小剛心知肚明。
他從不避諱自己的電影得到“太俗”的評價,相反,如果自己導演的電影得到“特別雅”的評價,他還會害怕:“那意味著我的票房要嘩嘩向下掉”。
馮小剛說:“我給我自己定位就是俗文化,這能讓我保持一個不敗之地。”
馮小剛很清楚,在某種程度上,“俗”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在他眼中,每個人進入電影圈時,便被劃分了等級,有人先天就占了優勢——
有的人,父母就在電影行業裏遙遙領先,他們花三分力,就可以獲得十分的效果。還有人,他們憑借父母所具有的影響力,可以更容易地獲取資源。
“像我和張藝謀,就是靠自己砍殺出來的,沒有什麽人能幫上你”。
馮小剛聊自己
回頭看,雖然同為第五代導演,馮小剛既不像陳凱歌與田壯壯一樣,擁有雄厚的背景與資源;也不像張藝謀一樣,雖然家境普通,但卻是正經科班畢業,且一進入導演行列,便在國際大獎上嶄露頭角。
身處其中,馮小剛既沒讀過大學,也並非專業出身,家中更沒有從事影視行業的人,他所有對於電影的理解,都來自於工作後積攢的經驗。
也正因如此,縱使在憑借幾部賀歲檔商業片取得巨大成功後,他依舊覺得沒底。
所以,縱使自己的作品被定為文學性過低、太過商業與接地氣,馮小剛依然毫不動搖,對他而言,迎合大眾就是他的生存法則。
2003年,葛優的媽媽推薦給馮小剛一本小說,他讀完後非常喜歡,當即找來投資方買下劇本,計劃開拍,這部電影正是《天下無賊》。
《天下無賊》中的王寶強與劉若英
2004年末,《天下無賊》上映,馮小剛劇組花費30多萬包下從北京西站開往香港的T97次列車,並將其命名為“天下無賊”號。
首映當天,馮小剛與劉德華、劉若英、葛優、李冰冰等一眾主演登上列車,一路南下,前往香港時代廣場舉行的《天下無賊》首映禮。
而這部電影也沒有讓馮小剛失望,在當年《天下無賊》大獲全勝,票房過億。
《天下無賊》劇照
從左至右:傅彪、劉德華、劉若英
這一年,馮小剛46歲,在旁人眼中,他早已在中國電影市場上擁有了難以被替換的一席之地,但馮小剛卻漸漸感到有些吃力。
他說:“《甲方乙方》之後,我一路順風順水,一路風景獨好,直到2002年,終於歇菜,淪為因傷缺陣的板凳隊員。”
馮小剛喜歡抽煙喝酒,拍電影時他可以一天抽三包煙,喝酒更是每日的必備項目,也正因這樣的生活規律,馮小剛的身體開始出現了問題。
2001年,在拍攝電影《大腕》時,馮小剛因為情緒波動過大,在拍攝現場突發心髒病,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
醫生將其犯病的原因總結為休息不好、勞累過度與煙酒過多。
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馮小剛不再喝酒,在之後的一年時間裏,他的包裏還時刻放著一小瓶速效救心丸。
那幾年,馮小剛雖然在事業上不斷得到,他的人生卻在接連失去——失去健康,失去好友,失去家人。
2001年,在馮小剛因心髒病出院不久後,他的好朋友梁左卻因突發心梗意外去世。
前去吊唁那天,馮小剛在梁左的靈堂裏蹲了許久,末了,他要來一張紙,給梁左的女兒寫下一封信,信裏他寫:“梁青兒,我是你爸爸的一個朋友,以後如果有事需要,可以來找我。”
在信最後,馮小剛還寫下了家裏的電話與手機號碼,他說:“我和梁老師有約,誰要是先走了,孩子的事兒要幫著點”。
梁左舊照
也是在這一年,馮小剛的母親去世。
馮小剛的母親年輕時最愛養吊蘭,馮小剛在自傳裏寫:“無論生活陷入何等窘境,母親的吊蘭永遠在窗台茂密生長。”
但和吊蘭不同,母親的人生卻是一段日漸枯萎的旅途:
20歲時,她失去了所有的親人,孤身一人來到北京;之後結婚成家,成為母親,又失去了一個兩歲的女兒;
在之後,更多的不幸降臨在她的人生中——35歲離婚,45歲身患癌症,57歲患腦血栓,之後長達16年的時間裏,她隻能癱瘓在床。
後來,馮小剛憑借電影《甲方乙方》走紅,母親還常勸馮小剛不要老來看望自己,害怕耽誤他的工作。
馮小剛與母親
2001年,馮小剛的母親離世,去世前她抓著馮小剛的手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嚐盡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沒有白受。”
母親去世後,馮小剛在挽聯上寫下:“媽媽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屬於馮小剛母親那漫長又坎坷的一生結束了,但屬於她的那些吊蘭,依舊在茂密地生長。
生機與絕望,會共同交織成一個人的生命底色,偶爾五彩斑斕,更多時候,是五味雜陳。
時間飛快地向前走過,在這一年的年末,馮小剛的手機裏塞滿了各種各樣的賀歲短信,但大多數都是群發的客套話,隻有周迅給他發來了簡單兩個字:
“快樂”。
馮小剛覺得唏噓,世界在改變,而且就在一瞬間。
年輕時,每當談及愛情時,馮小剛總不太自信,因為在一堆男生裏,他從來都不會被歸為女孩喜歡的那一類。
而對於自己的伴侶,馮小剛說,“我非常害怕和過於執著的女性打交道的,那樣很容易把我比得無地自容。”
馮小剛聊自己
在與徐帆結婚之前,馮小剛曾有過一段婚姻。
那時他還在北京城建開發總公司當工會幹事,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前來探望親戚的張娣。
馮小剛對這個長相白淨的女孩一見鍾情,當即開展猛烈追求,一來二去間兩人相戀,並很快結婚。
剛結婚那一年,馮小剛買不起電冰箱,家裏更沒有空調,每到盛夏的傍晚,他總會想一些辦法納涼。
最常用的方法是在吃完晚飯後,將兩個西紅柿切片放進冰桶裏,牽著張娣散步到家附近的小賣部,再買上兩個冰激淩與西紅柿攪拌在一起吃。
那幾年,兩人過得甜蜜,每到周末,還會一起背著畫板出去畫畫。
1990年,馮小剛的女兒出生,出生不久便被診斷為嬰兒先天齶裂,在當時,醫生告知馮小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決定放棄嬰兒,醫院可以負責處理,同時他們可以再生一胎。
但馮小剛卻堅定地回答:“我不放棄”。
之後,馮小剛的姐夫給孩子取名“馮思語”,希望孩子有朝一日可以像普通人一樣正常說話。
在女兒出生一年後,馮小剛為她安排了一場矯正手術,手術當天,馮鞏推掉了手頭所有工作,來醫院陪伴馮小剛。他還拉著馮小剛到醫院對麵的百貨商場買下了幾十件玩具。
回憶起來,馮小剛說:“熟悉馮鞏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他的‘大哥大’都響炸了。”
馮鞏
好在手術十分順利,女兒很快就能順利說話,之後,馮小剛又將女兒的名字改為“馮思羽”,意為茁壯成長羽翼豐滿。
他說:“我這就叫得寸進尺。”
雖然女兒恢複了健康,但馮小剛與張娣的婚姻,卻在此時出現了問題。
1992年,馮小剛在給電影《大撒把》當編劇時認識了女主角徐帆。認識沒多久,他便對徐帆展開了猛烈的追求。
電影《大撒把》中的徐帆
後來,《大撒把》劇組去廣州參加金雞獎頒獎典禮,在候機大廳等待登機時,馮小剛決定“先斬後奏”,逢人就指著徐帆介紹“這是我女朋友”。
上了飛機,徐帆問馮小剛:“誰是你女朋友啊,怎麽不問問我願意不願意?”馮小剛回道:
“那我正式通知你,從現在起就是了”。
馮小剛與徐帆戀愛不久,妻子便知道了兩人的事情,麵對岌岌可危的婚姻關係,她沒有哭也沒有鬧,反而如同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一般,繼續著自己的生活。
唯一強硬的時刻,是在麵對馮小剛提出離婚時——她拒絕離婚。
站在兩個女人之間,馮小剛苦惱極了,他說:“張娣沒有離婚的想法,我這邊和徐帆又交往的不錯,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徐帆舊照
1999年,見馮小剛沒有回心轉意的跡象,張娣終於同意離婚,之後馮小剛從家中搬走,結束了兩人近15年的婚姻。
也是在這一年秋天,馮小剛與徐帆正式結為夫妻。
再談起這段過往,馮小剛說:“我覺著特別委屈我前妻,也委屈徐帆,最不是東西的就是我,我肯定是喜新厭舊了。”
馮小剛聊前妻
但無論如何,這段長達7年的三角戀情,在進入新世紀前有了結局,每個人都走向了新開端。
馮小剛從不回避自己性格中善於討好的一麵。
他將此歸結於自己是“老百姓家的孩子”:“老百姓家的孩子從小就說謊,因為他們承擔不起說了真話之後會產生的惡果,所以這就注定了我們隻能謹小慎微的做事。”
所以在剛成為導演的那10年時間裏,馮小剛處處謹慎行事——麵對來自電影行業的批評,他從不反駁;而他所做的每一部電影,從來都是為了迎合大眾,而並未為了自己的個人喜好。
他說:“我做電影主要是用來滿足大眾的欣賞需要,雖然這個被廣大的中國電影工作者,認為是不齒的。”
馮小剛聊自己
而在拍攝完電影《天下無賊》之後,過往的成功讓馮小剛能夠撬動更大的資源,去嚐試與挑戰不同的電影類型。
2006年,年近50的馮小剛嚐試轉型,導演了電影《夜宴》,這部電影投資上千萬,且徹底隱去了過去馮氏喜劇的風格。
然而觀眾並不買賬,在那一年,《夜宴》無論是在口碑與票房上,取得的成績都讓人一聲歎息。
電影《夜宴》
回頭看,以《夜宴》為分割線,馮小剛漸漸從商業片中抽離出來,開始聚焦國家與民族的記憶,接連拍出了《集結號》與《唐山大地震》。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馮小剛也有掙紮與迷茫。
2012年他導演了電影《一九四二》,片子上映前,馮小剛充滿信心,他說:“我為此賭上之前12部影片積累的人氣,我相信我對觀眾的判斷。”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這部投資3億拍攝的電影,最終隻賺回了1億票房。
電影《一九四二》劇照
為了填補《一九四二》所造成的巨大虧損,馮小剛又花費一個月拍攝出電影《私人定製》,並最終獲得了7.13億的票房。
馮小剛覺得有些諷刺:“我隨隨便便拍的電影,一個星期賣4個億。我認認真真拍的電影卻不賣錢,這讓我有了很大的困惑。”
他開始對時代感到困惑,也開始漸漸萌生退意。
電影《私人訂製》
在之後幾年,馮小剛降低了產量,2015年,他還以演員身份出演了管虎導演的《老炮兒》,憑借這部電影,他捧回了一座影帝獎杯。
再拍電影時,馮小剛開始反複提及“誠意”二字:“眼瞅著我也60了,剩餘的有效時間也不多了,我對電影要有誠意,不能再摻雜其他的東西。”
然而,馮小剛的“誠意”似乎遠沒有他的“商業”更能打動人,之後他導演的電影都未能再創造票房奇跡。
時代確實變了,馮小剛一天比一天確信。
回頭看,似乎無論是“小市民”的出身,還是努力在“京圈導演”中的砍殺,抑或是成為商業導演的選擇。
幾乎每一步,留給馮小剛的選項都並不算多。
而在上升通道極為狹窄的電影圈裏,為了抓住機會,為了築起城牆,在很長一段時間馮小剛將“自我”藏了起來,他不怕被嘲笑,也明白在導演圈裏,自己生來就站在低處,所以總是努力迎合。
他說:“過去在這個社會上我總覺得無助,我從小就覺得好事一定不會落在我頭上,因為心裏沒底,所以總是積極爭取。”
馮小剛聊自己
而近幾年,或許是因為年紀,或許是因為經曆,馮小剛突然變得自由起來。
偶爾,馮小剛也在想象自己電影生涯終結的那一天:“如果某一天有人對我說,你不能再拍電影了,對我而言反而是一種解脫。”
他甚至計劃好了退休後的生活——去打打球,寫寫小說,扛著畫板去大自然裏畫畫。
這樣的生活,20多歲的馮小剛也曾經曆過,隻不過和那時比,如今的他早已不再擔心自己將一事無成,畢竟時間已經給出了答案。
事實上,計劃是一方麵,馮小剛似乎並未就此離席,隻不過,他將何時歸來,又將帶著怎樣的電影歸來,答案依舊模糊。
1999年過去很久了,很多事,也變得模糊了。